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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博物馆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内容简介
 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止于爱情。 伊斯坦布尔，1975年，有婚约在身的30岁少爷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可两人的爱情来而复去，凯末尔想找回爱人的心，自此追寻便是八年，但还是迟了 凯末尔爱芙颂的一切，也爱芙颂爱过的，甚至触碰过的一切。痴情、忧伤的男人收集着心上人摸过的所有物品，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甚至是4213个烟头。凯末尔用十五年的时间走完1743个博物馆，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纯真博物馆，那所有的物件被理为这座爱情博物馆的珍藏，纪念他永失的所爱。 依托于凯末尔的激情，帕慕克对时间、欲望及占有进行了一场睿智的沉思，这其中富含作者年轻时代生活城市的细节与意涵：国产品牌，电影明星，街道，阶层间、传统与现代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好像，纯真博物馆不是为了纪念芙颂，更是为了伊斯坦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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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做爱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尔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尽管闷热让街上未能摆脱冬天习惯的人们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里面、椴树和栗子树的下面还是凉爽的。相似的凉爽我们从身下的床垫上也感觉到了，在那张微微散发着霉味的床垫上，我们像幸福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做爱。阳台的窗户敞开着，窗外吹进一阵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风掀起了窗纱，随后又让窗纱慢慢飘落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赤裸的身体为之一颤。从二楼套房的后屋，我们躺着的床上，可以看见在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他们在尽情地互相说着脏话，当发现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做着脏话里那些放肆的事情时，我们停顿了一下，相视一笑。然而我们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只耳坠一样，我们立刻忘记了人生从后花园开来的玩笑。
第二天约会时，芙颂告诉我说，她的一只耳坠丢了。其实在她走后，我在蓝色的床单上看见了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我没把它放到一边，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为了不丢失，把它放进了西服口袋里。“在这里，亲爱的，”我说。我把手伸进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刹那间，我仿佛感到了一种灾难、一种厄运的征兆，但我立刻想起，因为上午觉得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芙颂睁大眼睛说，“它对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岁的芙颂是我的一个远房穷亲戚，就在一个月前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岁，正准备和人人都觉得我俩般配的茜贝尔订婚。

2 香舍丽榭精品店
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当我和茜贝尔享受着春日夜晚的凉爽，漫步在瓦里科纳大街上时，我们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们在尼相塔什新开的高级餐厅福阿耶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我的父母谈了订婚仪式的各种准备。为了能让茜贝尔在法国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间的同学努尔吉汗从巴黎过来参加我们的仪式，订婚仪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贝尔很早就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最受欢迎也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了礼服。我母亲那晚第一次和茜贝尔讨论了如何将珍珠缝在礼服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丈人，想为自己惟一的女儿举办一场像婚礼那样隆重的订婚仪式，而这正合我母亲的心意。我的父亲也很满意，因为他将有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在索邦念过书的儿媳——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那些在巴黎读书的女孩，就会说“在索邦念的”。
晚饭后送茜贝尔回家时，我用手搂着她坚实的肩膀，正当我骄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时，茜贝尔说：“啊，那包真漂亮！”尽管葡萄酒让我的脑袋发晕，但我还是立刻记下了那只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过去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不断给女人买东西，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适理由，天生细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许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男人。那时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富有和无聊的家庭妇女会开“精品店”，而不是“艺术画廊”，她们让裁缝从EllE和VOGUE那样的进口杂志上复制“时装”，从巴黎、米兰成箱地买回一些服装、逃税的小玩意儿和首饰，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几乎荒唐的价格卖给和她们一样富有和无聊的女人。很多年后，当我找到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时，她告诉我说，她和芙颂一样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以后，当谢娜伊女士不问我对它们感兴趣的缘由，把和香舍丽榭精品店以及与芙颂有关的所有旧物，包括门上挂着的招牌送给我时，我感到，不仅是她，比我认为的还要广泛的一群人，也知道发生在我故事里的一些奇怪时刻。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左右，当我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时，一个挂在门上、里面有两个小球的小铜铃，发出了一种现在仍然让我心跳加速的声音。尽管在中午闷热的时候，店里却还是阴暗和凉爽的。一开始我以为店里没人，后来我看见了芙颂。当眼睛在努力适应店里的阴暗时，我的心，却不知为什么，就像一个即将拍打到岸边的巨浪那样膨胀了起来。
“我想要橱窗里那只挂在模特身上的包。”我说。
我想，它太漂亮、太迷人了。
“是那个奶油色、杰尼·科隆的包吗？”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想起了她。
“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我用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道。
“我明白了。”她走到橱窗前，一下脱掉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高跟鞋，露出一只脚趾上精心抹了红色指甲油的脚，她用那只脚踩进橱窗的底座并向模特探过身去。我先看了一眼那只鞋，然后是那双修长、非常漂亮的腿。不到5月份，它们已经被太阳晒黑了。
她那带花边的黄色碎花连衣裙，因为修长的双腿，显得越发短了。她拿了包，走到柜台后面，用她那纤长的手指拉开拉链（里面冒出一团半透明的纸），打开两个隔层（它们是空的）和一个里面装着一张写有杰尼·科隆字样的纸和一本保养手册的小口袋，她的态度很严肃，好像在向我展示一样神秘的物件。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你好，芙颂。一下变成大姑娘了。你大概不认识我了。”
“不，凯末尔大哥，我一眼就认出您了，但您没认出我来，我也就不打扰您了。”
一阵沉默。我又把包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她的美丽，她那条对于那时来说过分短的裙子，抑或是别的一样东西让我感到了不安，我显得有些不自然。
“你在做什么？”
“我在准备考大学。我也每天来这里。我在店里结识很多人。”
“很好。这包多少钱？”
她皱起眉头，看着包底一张手写的标签说道：“1500百里拉。（这个价钱，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但我相信谢娜伊女士会为您打点折。她回家吃午饭了。大概在睡午觉，我没法打电话问她。如果傍晚您再过来一趟的话……”
“没关系。”我说，随后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钱包，数了几张潮湿的纸钞给她。芙颂在后来我们秘密幽会的地方，曾无数次用极为夸张的动作，模仿过我的这个动作。芙颂认真然而生疏地用一张纸把包包好，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她知道我在一边无声地注视着她那蜜色的胳膊和优雅、快捷的动作。当她彬彬有礼地把包递给我时，我道了谢。我说：“向内希贝姑妈，你父亲（塔勒克先生的名字我一时没想起来）问好。”我突然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看见自己的幽灵从身体里走出来，正在天堂的一角抱着芙颂亲吻。我快步走向门口。这是一个荒唐的幻想，再说芙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漂亮。门铃响了，我听到了一只金丝雀的鸣叫。我走到街上，外面的暖阳让我感觉很舒服。我对我的礼物很满意，我很爱茜贝尔。我决定忘掉这家小店，忘掉芙颂。

3 远房亲戚
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4 在办公室做爱
我父亲看的电视上正在播一段广告，那是我的朋友扎伊姆在整个土耳其推出的“首个土耳其果味汽水梅尔泰姆”。我仔细看了一眼那段自负的广告并喜欢上了它。他的大厂主父亲在最近几年像我父亲那样挣了很多钱，于是扎伊姆便用他父亲的资金尝试做一些新潮、前卫的事情。我希望他在这些我也帮他出了主意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在美国读完管理学后，我回了国，服完了兵役。因为父亲希望，我也能和哥哥一样在日益壮大的工厂和新建的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就让年纪轻轻的我担任了萨特沙特的总经理，萨特沙特公司位于哈尔比耶，负责配送和外贸业务。萨特沙特的经费很多，利润额也很高，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会计耍手段把工厂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利润转移到萨特沙特的结果。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才做了他们的总经理，因此，面对比我大二三十岁的老员工和与我母亲同岁、乳房丰满、经验丰富的阿姨女职工们时，我都会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位于哈尔比耶的那栋萨特沙特的老房子，每每有像老员工那样疲惫、憔悴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经过时，都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会和傍晚来看我、不久后打算订婚的茜贝尔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做爱。尽管很现代，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但茜贝尔对于秘书的看法其实和我母亲的如出一辙，她有时会说：“我们别在这里做爱了，我感觉自己像个秘书！”但是在办公室长皮沙发上做爱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那种拘束，自然来自于那些年土耳其姑娘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恐惧。
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做爱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做爱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做爱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半裸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5 福阿耶饭店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笑着说道：“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6 芙颂的眼泪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原来的塑料袋和包去了香舍丽榭精品店。铃铛响后，一开始我还是以为依然让我感觉十分昏暗和阴凉的店里没人。昏暗的小店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寂静中，金丝雀却叽叽喳喳叫了起来。我透过一座屏风和一大盆仙客来的叶子看到了芙颂的影子。她在试衣间陪着一个正在试穿衣服的胖女人。这次，她穿着一件非常适合她、印着风信子、野花和树叶图案的衬衫。看见我，她甜美地笑了一下。
“你大概很忙。”说着我用眼睛瞟了一下试衣间。
“这就完。”她说，仿佛在和一个老顾客分享小店的秘密。
金丝雀在鸟笼里上下跳着，我看见了几样从欧洲进口的小玩意儿和摆在角落里的几本杂志，但是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样东西上。我想要忘却，想用平常心对待的令人瞩目的现实依然在深深地影响我。看着她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这是一种我似乎熟知她的感觉。她很像我。我的头发小时候也是卷曲的，颜色也和她小时候一样是棕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和芙颂的一样变直了。仿佛我能够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仿佛我能够深刻理解她。她身上那件印花衬衫把她那自然的肤色、头发上染上的金色变得更加醒目了。我痛苦地想起朋友们对她的议论，他们说她出没于花花公子之间。她可能已经和他们上床了吗？我对自己说“把包退掉，拿上钱，走人。你马上就要和一个出色的姑娘订婚了。”我看着外面的尼相塔什广场，但没过多久，芙颂那梦幻般的身影，像幽灵那样反射在了雾蒙蒙的橱窗上。试衣服的女人什么也没买，长吁短叹地离开了小店，芙颂开始叠放起裙子来。她张大了那张迷人的嘴说道：“昨天晚上，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你们了。”当她甜美地微笑时，我发现她的嘴唇上抹了一层淡粉色的口红。那时，简单、国产的密斯灵牌口红很流行，但在她的嘴唇上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
我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傍晚。您和茜贝尔女士在一起。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你们是去吃晚饭吗？”
“是的。”
“你们俩很般配！”她说，就像那些喜欢看见年轻人幸福的快乐老人那样。
我没问她是怎么认识茜贝尔的。我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拿出包时，我感到了一种羞愧和慌乱。“我想把这个退掉。”“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东西。我给您换这副时尚的手套，或者这个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帽子。茜贝尔女士不喜欢这个包吗？”
我羞愧地说：“不用换了，我们想退钱。”
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惊讶，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为什么？”她问道。
我轻声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是假的。”
“什么！”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她严肃地说道。“您想马上要回您的钱吗？”
“是的！”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的真主，我想，我为什么没想到把包扔进垃圾桶，然后告诉茜贝尔我把钱要回来了！我努力笑着说道：“这件事和您，或者和谢娜伊女士没任何关系！无论欧洲流行什么，我们土耳其人都可以马上把它们仿造出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包只要派上用场，和一个女人的手般配就足够了。它的牌子、谁造的、是不是真货不重要。”但她也像我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
她严肃地说：“不，我要把钱退给您。”我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低下头不说话了。
尽管羞愧难当，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怪异，因为芙颂没能做她该做的事情。芙颂像看着一个里面装着魔鬼、有魔力的东西那样看着钱柜，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它。看见她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六神无主地向她走近了两步。
她开始慢慢地哭起来。我始终都没能完全明白，怎么会那样的，我搂住了她。她则把头靠在了我的胸上继续哭。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芙颂。”我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头发和额头。“请你把它忘了。不就是一个假包嘛。”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叹了一口气，抽泣了一两声，然后又接着哭起来。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也许是因为要对自己隐藏每次触摸到她时内心里升腾起来的欲望，内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其实我们俩原本就很亲近的错觉。让她高兴起来很难，她是我可爱、忧伤和漂亮的妹妹！有那么一刻，也许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远房亲戚的缘故，我觉得她那长长的胳膊和双腿，纤细的骨架和脆弱的肩膀跟我的很相似。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再年轻十二岁，那么我的身材也会是这样的。我抚摸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说：“没什么可伤心的。”
她解释道：“我没法打开钱柜把钱给您。因为谢娜伊女士中午回家时把钱柜锁上了，钥匙她也带走了。这让我很伤心。”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重又哭起来。我小心、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抽泣地说道：“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认识人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钱。”
我傻乎乎、没心没肺地说：“人也可以为了钱而工作的。”“是的，”她说，像个悲伤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个星期前我刚满十八岁，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对身体里膨胀起来的性欲感到了恐惧，我放下了摸着她头发的手。她也立刻感觉到了这点，振作了起来。我们离开了彼此。
她揉着眼睛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了。”
我说：“好的。我发誓，芙颂，我们是密友。”
看见她笑了，于是我说：“我把包留下，钱以后再来拿。”
她说：“如果您愿意就把包留在这里，但您别过来拿钱。谢娜伊女士会坚持说‘这不是假货’，那会让您难过的。”
“那么我们就换点别的东西吧。”
她用一个高傲、敏感女孩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说：“没关系，一点不重要。”
她态度坚决地说：“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谢娜伊女士回到店里，我会问她要钱的。”
我说：“我不想让那个女人让你更伤心。”
“不会的，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笑着说，“我对她说，茜贝尔女士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包，所以你们来退货。可以吗？”
我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这么跟谢娜伊女士说。”
芙颂坚决地说：“不，您什么也别对她说。因为她马上会来套您的话。您也别再来了。我会把钱交给维吉黑姨妈的。”
“千万别让我母亲插手这件事，她是个很好奇的人。”
“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呆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推我走入的，以及母亲无声地用半责备、半忧伤的眼神暗示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看见我中午回家，母亲既高兴又惊讶。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告诉她水壶是突发奇想买来的，随后我接着说道：“把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钥匙给我。有时办公室里人太多，我没法干活。让我去看看那里是否合适。年轻时我关在那里学得很好。”
“那里满是灰尘。”尽管母亲那么说，但还是马上从卧室里拿来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的楼门和单元房的钥匙。给我钥匙前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屈塔希亚<small>1</small>的红花瓶吗？我在家里没找到，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把它放到那里去了。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你们的爸爸已经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你们享受，让你们幸福。和茜贝尔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春天的乐趣。”把钥匙放到我手上时，她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心点。”在我们儿时，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暗示一种来自于生活、比托付钥匙更深、更不明确的危险。

7 迈哈迈特公寓楼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买下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套房子的，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了有个放松脑子的去处，但没过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变成了一个储藏室，她把一些认为过时的旧物件或是买来不久就厌烦的东西放去那里。儿时，我很喜欢那个后花园，花园里长着巨大的柏树和栗子树，孩子们在里面踢足球。我觉得楼名很有趣，母亲喜欢讲楼名的故事，而我也百听不厌。
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这么做是适宜的，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名字和号码是不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给楼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名字。然而我母亲说，把楼房命名为“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实一生都在践踏这些道德价值。她说，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因为良心发现让人盖了迈哈迈特<small>2</small>公寓楼。老头的两个儿子，（他们其中一个的女儿曾是我的小学同学），明白父亲要把楼卖掉并把全部所得分发给穷人后，就用医生出具的报告证明他们的父亲傻了。哥俩把老头扔进了救济院，随后扣押了房子。但他们并没有更换那个儿时我觉得奇怪的楼名。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等了芙颂，但她没来。我的心碎了，脑子乱了。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接下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里，仿佛是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但是芙颂仍然没有来。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在那些被我母亲放下并遗忘的旧花瓶、衣裙、满是灰尘的旧家具中，许多儿时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在翻看父亲拍的那些老照片时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这种力量仿佛在平息我的不安。
第二天，我在贝伊奥鲁的哈基·阿里夫饭店，请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small>3</small>销售商（同时是我服兵役时的朋友）阿卜杜勒凯利姆吃了午饭，吃饭时，我羞愧地想起，为了等芙颂我已经连着两天去了那套房子。我决定忘记芙颂、那个假名牌包和所有的一切。然而二十分钟后我再次看了看手表，我幻想着，也许芙颂那个时刻为了退还包钱正在往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我对阿卜杜勒凯利姆编了一个谎话，匆忙结束午餐，一路向迈哈迈特公寓楼跑去。
进楼后二十分钟，芙颂敲响了房门。也就是说敲门的人一定是芙颂。走向房门时，我想起昨夜梦见自己给她开门了。
她拿着一把伞，头发是湿的。她穿着一条黄色圆点的裙子。
“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快进来。”
她说：“我就不打扰您了。我把钱给您就走。”她手上拿着一个写有“优异成绩补习学校”字样的旧信封，但我没接。我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拉进门，然后关上了房门。
“雨下得很大。”我随口说道，其实我并没有发现下雨了，“你先坐一会儿，别出去淋雨。我在烧茶，喝了茶你就暖和了。”我走进了厨房。
回到房间时，我看见芙颂正在看我母亲的那些旧家具、古董、摆件、钟表、帽盒和别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了让她放松，我边开玩笑边告诉她，母亲的这些东西，有些是从帕夏们的老宅邸、被火烧毁一半的海边别墅，甚至是人去室空的伊斯兰苦行僧人的寺院里淘来的，有些则是从尼相塔什和贝伊奥鲁最时尚的店家、古玩店和去欧洲旅行时在各种商店里因一时兴起买来，用过一段时间后被遗弃在这里的。我边说，边打开了那些满是樟脑球和灰尘味道的柜子，给她看了里面的一团团布料、儿时我俩都骑过的三轮自行车（我母亲经常把我们用过的一些东西送给穷亲戚们）、一个便壶、一些放在盒子里的帽子，还有我母亲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在那里？”的那个屈塔希亚红花瓶。
一个水晶糖罐，让我们想起了从前过节时吃的一些东西。儿时，节日的上午，当芙颂和她的父母来做客时，我们就会用这个水晶糖罐里的冰糖、杏仁糖、杏仁蛋白软糖、椰子糖和土耳其软糖来招待他们。
“有一年过宰牲节，我和您一起上了街，然后还坐车在外面转了一圈。”芙颂两眼发光地说道。
我想起了那次出游。我说：“那时你还是个小孩。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年轻姑娘。”
“谢谢。我要走了。”
“你还没喝茶呢。再说雨也没停。”我把她拽到阳台的门前，微微掀开了一些窗纱。
就像那些到了一个新地方的孩子，或者是因为还没经受过任何生活的磨难，因此仍然可以对所有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的一切。有那么一刻，我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后脑勺、脖颈、让她的脸颊变得无比迷人的皮肤、皮肤上那些远处无法发现的小雀斑。（母亲脸上的这个地方不也长着一颗大肉痣吗？）我的手，就像是别人的手一样，不由自主地伸过去抓住了夹在她头发上发卡。发卡上有四朵马鞭草花。
“你的头发很湿。”
“我在店里哭的事您跟别人说过吗？”
“没有。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
“我想了你很久。你漂亮、与众不同。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那时你是个可爱、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出落得如此漂亮。”
她很有分寸地笑了笑，还疑惑地皱了一下眉头，就像那些对恭维习以为常的漂亮、有教养的女孩那样。一阵沉默。她后退了一步。
“谢娜伊女士说什么了吗？”我马上换了话题。“她承认那个包是假的了吗？”
“她生气了。但当她明白您要退包后也就不吱声了，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她也要我忘掉这件事。我想她知道那包是假的。她不知道我来这里。我告诉她中午您已经把钱拿走了。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没喝茶不能走！”
我去厨房端来了茶。我怀着一种既仰慕又羞愧、既怜爱又高兴的情感，看着她轻轻吹茶水，然后一口一口小心、着急喝茶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我凑过头去，见她没有退缩便在她的唇边吻了一下。她满脸通红。因为手上拿着热茶杯，她没能对我的这个举动作出反应。她对我生气了，同时她的脑子也乱了，这点我也感觉到了。
她骄傲地说：“我很喜欢接吻。但是现在，和您当然是不行的。”
“你接过很多吻吗？”我笨拙地说道，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我当然接吻过。但不多。”
她用一种让我感觉其实男人全都是一路货色的眼神，朝房间、家具、我不怀好意打开了一半的那张铺着蓝色床单的床上看了最后一眼。我知道她在评估情势，但我想不出任何继续游戏的办法，也许是因为羞愧。
刚才，我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为游客生产的土耳其毡帽，为了显得可爱，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她把那个装满钱的信封放到了毡帽边上。尽管她知道我看见了，但仍然说道：“我把信封放那儿了。”
“没喝完茶你不能走。”
她说：“我要迟到了。”但她并没有走。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起了亲戚、我们的儿时和一些我们共同的记忆。尽管她的母亲对我母亲非常敬重，但其实她们都怕我母亲，然而在她儿时，我母亲比任何人都关心她。当她和母亲来我们家做裁缝时，母亲拿出我们的玩具给她玩，比如说芙颂喜欢，但又怕弄坏的上发条的小狗和小鸡。直到她去参加选美比赛，每逢她的生日，母亲都会让司机切廷给她送礼物，比如那个她仍然珍藏着的万花筒……如果母亲要送她裙子，一般都会买大几号的。因此，她有一条过了一年才能穿的苏格兰裙子，裙子上有个巨大的别针。她非常喜欢那条裙子，后来尽管过时了，她仍然拿它当超短裙来穿。我说，有一次我在尼相塔什看见她时，她正穿着那条裙子。因为话题涉及她纤细的腰肢和漂亮的双腿，我们立刻换了一个话题。我们说起了脑子有点问题的苏雷亚舅舅，每次从德国回来他都会兴师动众地拜访家族里的每户人家，那些原本少有往来的人家也因此重新有了彼此的消息。
芙颂激动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出去玩的那个宰牲节的早上，苏雷亚舅舅就在我们家。”说完她快速穿上雨衣，开始找她的雨伞。她是找不到的，因为刚才进厨房时，我把她的雨伞扔进了门口那个带镜子的柜子里。
“你不记得把伞放在哪里了吗？”我一边帮她找，一边问道。
“刚才我就放在这里的。”她指着带镜子的柜子说。
在我们满屋子找伞时，我问了她一个娱乐杂志上最常出现的问题，那就是空闲时干什么。她说，去年因为没达到报考专业的分数线，她没能考上大学。现在除了去香舍丽榭精品店，剩下的时间就去优异成绩补习学校上课。因为一个半月之后就要高考了，所以她很用功。
“你想上哪个专业？”
她有点害羞地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想进艺术学院，日后当演员。”
我说：“上补习学校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只知道挣钱。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特别是数学，你可以来这里问我。我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教会你的。”
“你也教别的姑娘数学吗？”她皱着眉头用一种嘲讽的语气问道。
“没有别的姑娘。”
“茜贝尔女士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女人。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一个半月后订婚。这把伞可以吗？”
我给她看了一把母亲在纳爱斯店里买来的夏季阳伞。她说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拿着那把伞回到店里去的。再说她想马上离开这里，至于是否可以找到她的伞已经不很重要了。“雨停了。”她高兴地说道。走到门口时，我恐慌地感到自己将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说：“请你下次再来，我们只喝茶。”
“您别生气，凯末尔哥哥，但我不想再来了。您也知道我是不会来的。别担心，您吻我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伞怎么办？”
“伞是谢娜伊女士的，但没关系。”临走前，她用一个略带感情、快速的动作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8 第一个土耳其果味汽水品牌
我在这里展出土耳其第一个果味汽水品牌梅尔泰姆在报上登的公告，广告片，草莓、桃子、橙子和樱桃味的样品，它们让我想起那些日子里幸福、快乐和轻松的氛围以及我们乐观的心态。那天晚上，为了庆祝梅尔泰姆汽水的诞生，扎伊姆要在阿亚斯帕夏的那套带风景的房子里举办一个大聚会。我们那帮朋友又将欢聚一堂了。茜贝尔很满意我和一帮富有、年轻的朋友交往，她也喜欢乘游艇游海峡<small>4</small>、参加生日聚会、半夜一帮人离开俱乐部后开着车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道上转悠。她喜欢我的大部分朋友，但惟独不喜欢扎伊姆。她说，扎伊姆是一个过分喜欢炫耀、过分风流和“庸俗”的人，她还觉得他的一些行为很“低俗”，比如在他举办的聚会上为了所谓的“惊喜”叫人来跳肚皮舞，用印有花花公子图案的打火机给姑娘们点烟。至于扎伊姆跟那些他绝不会和她们结婚的演员、模特儿（那时在土耳其新出现的一种令人怀疑的职业）玩的婚前上床游戏，则更让茜贝尔觉得厌恶，她认为，他和那些正经姑娘建立的那种根本不会有结果的关系是不负责任的。但是，当我打电话告诉她，晚上我不去参加聚会、有点不舒服时，茜贝尔却对此表示了失望，这让我很惊讶。
茜贝尔说：“听说那个为梅尔泰姆汽水拍广告、上了报纸的德国模特儿也会去！”
“你不是总说扎伊姆会把我带坏吗……”
“如果你连扎伊姆的聚会都不能去，那么你是真的病了，这倒让我担心了。要我去看看你吗？”
“不用了。我母亲和法特玛女士在照顾我。明天就好了。”
我和衣躺在床上想了想芙颂，我决定忘记她，永远不再见她。

9 F
第二天，1975年5月3日下午2点半，芙颂来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走到最后”的方式和我做了爱。那天我并没有带着和她见面的幻想去那里。多年以后，当我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写成故事时，我也想过前面的那句话不可能是对的，但那天我真的没想到芙颂会来……我想到的是芙颂前一天说的那些话、儿时的玩具、我母亲的古董、旧的钟表、三轮自行车、昏暗的房间里那奇怪的光线、灰尘和旧物的气味以及看着后花园一个人独自待着……一定是它们把我再次吸引过去的。另外我还想去回味一下前一天我们的见面，洗掉芙颂用过的茶杯，收拾我母亲的东西并忘记我的羞耻……收拾东西时，我找到了父亲在后屋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见床、窗户和后花园。看着照片，我发现这个房间多年来一直没变……我记得听见敲门声时，我想那一定是我母亲。
芙颂说：“我来拿雨伞。”
她站在门口，没有要进去的意思。“你进来啊。”我说。她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觉得站在门口不礼貌，她走了进来。我关上了门。她带着这条让她的腰显得更加纤细的白色皮带，穿着这条非常适合她的深粉色、白纽扣的连衣裙。十几岁时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在我觉得漂亮和神秘的女孩面前，只有在自己真诚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安宁。我以为三十岁的自己已经摆脱了这种真诚和单纯，但我错了。
我马上说：“你的伞在这里。”我探身到镜柜的后面，从里面拿出了伞。我甚至没问自己之前为什么不把它从那里拿出来。
“怎么会掉进这里的？”
“其实不是它自己掉进去的。昨天为了不让你马上走，我把它藏起来了。”
刹那间，她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皱眉头。我拉着她的手，用煮茶的借口把她拽进了厨房。昏暗的厨房里满是灰尘的味道。在那里，一切发展得很迅速，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接吻。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长久而贪婪地吻着对方。她闭着双眼，用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她是那样的投入，以至于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到最后”地做爱。
但她是一个处女，这是不可能的。接吻时，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芙颂已经作出了她人生中这个重大的决定，她是来这里和我“走到最后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在外国电影里发生。在这里，一个女孩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奇怪。也许，她本来就不是处女……
我们拥吻着走出厨房，坐到了床边。没有太多的扭捏，但也没有四目相视，我们脱掉了大部分衣服钻进了毛毯。毛毯不但太厚，还像儿时那样扎痛了我。过了一会儿，我掀掉毯子，露出了半裸的我们。我俩满身是汗，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们轻松了许多。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一缕橘黄色的阳光，让她那满是汗水的身体显现出一种迷人的古铜色。就像我看着她的身体一样，现在芙颂也可以看着我的身体了，她镇定、不过分好奇，甚至带着欲望和一种模糊的怜爱，静静地看着我身体上那因膨胀而变得明显的不知羞耻的部位，这让我嫉妒地觉得，之前她在别的床上、长沙发上，或是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我俩都放任自己沉浸在这种享乐和欲望游戏的自我发展的音乐里，就像在每个合理的爱情故事里我认为都会发生的那样。但是，过了一会儿，从我们直视对方的慌乱眼神里暴露出，我们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很难。芙颂取下那对耳坠，仔细地把它们放到了边上的茶几上。我在这里展出其中的一个耳坠，作为我们博物馆的第一个物件。就像一个深度近视的姑娘下海前摘下眼镜一样，她放耳坠的那种神情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第一次“走到最后”。那些年，年轻人喜欢佩戴刻有他们名字头一个字母的手链、项链和手镯，我根本没去注意那对耳坠。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后，芙颂又用一种同样的坚定脱掉了她的小内裤，这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她将和我真正地做爱。我记得，那时一些不想走到最后的姑娘会像穿着比基尼的下半部分那样留着内裤。
我亲吻了她带着杏仁味的肩膀，用舌头舔了她那天鹅绒般细滑、汗津津的脖子，看见她的乳房在日光浴季节还未开始前，就变成了一种比健康的地中海肤色浅一号的蜜色，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让学生们读这本小说的高中老师，如果有顾虑可以建议学生们跳过这一页。参观博物馆的人，请去看那些物件，想着我做的事情，首先是为了用忧伤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的芙颂，然后是为了我们俩，很小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的乐趣就行了。仿佛我俩都在努力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克服一个人生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因此，在我困难地进入她的身体，在甜言蜜语之间不断问她“亲爱的，你疼吗？”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却不作任何回答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在离她最近的那点上，就像是我自己的疼痛那样，感到她整个身体都在轻轻地颤抖。（请你们想一下向日葵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微微颤抖的样子。）
她逃避我的目光，不时用一种医生的专注看着她自己的下身，我从她的眼神里明白，她在倾听自己的声音，她要独自一人体验一生中这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的经历。为了结束我正在做的事情，为了能够从这艰难的旅途中轻松地走出来，我也应该自私地想想自己的乐趣。因此，凭着我们的本能我俩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了更深切地感受将让我们彼此依赖的乐趣，我们应该各自去体验。于是我们开始一边用力、无情，甚至是贪婪地搂着对方，一边完全为了自己的乐趣使用着对方的身体。在芙颂搂着我后背的十指上，我感到了一种类似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像那个近视和无辜的女孩学游泳时，在认为自己快要淹死的瞬间，使出全身力气去搂抱赶来营救的父亲那样。十天后，当她闭着眼睛搂着我时，我问她脑子里出现了什么画面，她说：“我看见了一大片向日葵。”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也将一直用快乐的叫骂声来陪伴我们做爱的孩子们，那天，在我们第一次做爱时，仍然在哈伊雷廷帕夏的破旧宅邸的花园里喊着、骂着踢球。在孩子们的叫喊声戛然而止的那一刻，除了芙颂的几声害羞的叫声，我假装投入地发出的一两声幸福的呻吟外，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寂静中。远处传来尼相塔什广场上警察的哨声、汽车的喇叭声和锤子敲击钉子的声音。一个孩子在踢一个空罐头，一只海燕在鸣叫，一个茶杯打碎了，枫树叶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就在这样的寂静中，我们互相搂着躺在床上，就像要习惯染上血迹的床单、脱在一边的衣服和我们赤裸的身体那样，我俩都想忘记原始社会的那些宗教仪式，人类学家愿意为之分类的那些令人羞耻的细节。芙颂无声地哭了一会儿。她也不听我说的那些安慰话。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接着又哭了一阵，随后就不出声了。
因为多年后自己的人生经历，因此我一点也不想鄙视那些试图用展出他们从国外带回的锅碗瓢盆、物件和工具的方式，给他们和我们的人生赋予意义的人们。但是考虑到人们对于“第一次做爱”的痕迹和物品将会给予的过多关注，可能会阻碍理解我和芙颂之间的深切爱怜和感激之情，因此，我在这里展出那天在芙颂的包里一直未被拿出来，但精心叠好的这块小花手帕，以展示当我们无声地搂着对方躺在床上时，我十八岁的情人对我三十岁肌肤的细致爱抚。让这个芙颂后来抽烟时在桌上找到并把玩过的我母亲的水晶墨水瓶，来代表我们之间那种细腻和脆弱的怜爱。还有这根当时很时髦的男士宽皮带，因为那天我系上它时感到了一种男人的骄傲，因此它导致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就让它来告诉读者，离开那种从天堂里出来的赤裸状态重新穿上衣服，甚至仅仅看一眼那个原来的肮脏世界，对于我俩来说都是何等的艰难！
临走前，我对芙颂说，如果想上大学，那么在最后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她必须非常用功。
她笑着问道：“难道你害怕我会做一辈子售货员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想在考试前辅导你。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你们在看些什么书？是现代数学，还是古典数学？”
“高中我们学了古典数学。但是补习学校里两个都上。因为试卷上两个都有。两种都让我头疼。”
我和芙颂说好明天在这里补习数学。她一走，我就去了尼相塔什的一家书店，买了高中和补习学校用的数学书。在办公室抽着烟稍微翻了一下书后，我明白自己真的可以帮她。可以辅导她的幻想立刻缓减了那天我感到的精神压力，剩下的就是一种极端的幸福和一种奇特的骄傲。我感到幸福在我的脖子、鼻子和肌肤里就像是一种刺痛，而无法隐藏的骄傲就像是一种快乐。一方面我在不断地想着自己将会和芙颂一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幽会做爱，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只有把它看成我人生中的一件寻常事，我才能做到这点。

10 城市的灯光和幸福
晚上，茜贝尔的高中女同学叶希姆在佩拉·帕拉斯酒店订婚，所有人都会在那里，我去了。茜贝尔很开心，她穿了一条亮银色的连衣裙，外罩一件编织披肩。因为想用这个仪式为我们的做参考，所以她关心所有细节，接近所有人，不停地在微笑。
苏雷亚舅舅那个我总是记不住他名字的儿子，给我介绍为梅尔泰姆汽水做广告的德国模特英格时，我已经喝了两杯拉克酒，放松了许多。
“您觉得土耳其怎么样？”我用英语问道。
英格说：“我只看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您想像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无声地对视了一会儿。她是个聪明女人，立刻明白说错话会很容易让土耳其人伤心的，她嫣然一笑，用糟糕的土耳其语说道：“你们值得拥有一切。”
“整个土耳其在一个星期里认识了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道：“警察、出租车司机、路上的孩子们都认识我。一个卖气球的人甚至送了我一个气球，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如果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成名就很容易了。”
不知道她在表示谦虚时，明白自己在蔑视吗？“德国有几个频道？”我问道。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很是羞愧。我也说了一句没必要说的话，“每天上班时，我都会看见您的巨幅照片，它占满了公寓楼的一整面墙，很可爱。”
“啊，是的，你们土耳其人在广告方面比欧洲可先进多了。”
瞬间，我因为这句话感到万分开心，竟然忘了她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我用目光在叽叽喳喳、快乐的人群里找了找扎伊姆。我看见他正在和茜贝尔说话。幻想他们将能够成为朋友，让我很开心。甚至在多年后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那种喜悦。茜贝尔给扎伊姆起了个外号，叫他“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她觉得梅尔泰姆的这个广告词很冷漠、很自私。茜贝尔认为，在许多年轻人因左右纷争彼此残杀、像土耳其这样的一个贫穷和麻烦的国家里，这样的广告词很丑恶。
一种夹带着椴树花香的春天气息，从那些硕大的阳台门外面传进来。下面，城市的灯光倒映在哈利奇湾的水面上，就连卡瑟姆帕夏、一夜屋<small>5</small>和穷人街区也显得格外美丽。我在心里感到，自己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而我今后的生活将会更加幸福。尽管白天和芙颂经历的一切让我感觉沉重，也搅乱了我的脑子，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不安和恐惧。在这些穿着讲究的宾客里，不知有多少人内心里隐藏着奇怪的不安和精神的伤痛，但是在人群中，在亲朋好友之间，只要喝下两杯酒，你就会发现那些困惑我们的东西其实是那么无关紧要和转瞬即逝。
茜贝尔说：“你看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人，就是著名的‘寒冷·苏普西’。他会拿走、收集看到的所有火柴盒。听说他们家有满屋子的火柴盒。他们说，自从被老婆抛弃，他就变成这样了。在我们的订婚仪式上，可不能让服务员们穿这样奇怪的衣服，对吧？今晚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你猜，我要告诉你什么？”
“什么？”
“麦赫麦特很喜欢那个德国模特儿，一刻也不离开她，而扎伊姆在嫉妒他。啊，还有那个男人，据说是你那个苏雷亚舅舅的儿子……他也是叶希姆的亲戚……有什么让你不开心，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甚至感觉很幸福。”
多年之后的今天，我甚至还记得当时茜贝尔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茜贝尔风趣、聪明，富有同情心，我知道在她身边不仅是在那些日子，在整个一生我都会感觉很好。夜里送她回家后，我在无人和黑暗的街道上想着芙颂走了很长时间。让我无法释怀、感到极端不安的是，芙颂第一次和我上床以及她的坚定。她没有半点扭捏，甚至在脱衣服时都没表现出任何的犹豫……
家里的客厅里没人，有时我会看见失眠的父亲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我喜欢上床前和他聊会儿天。但现在他和我母亲都睡着了，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呼噜声和父亲的叹息声。上床前我又喝了一杯拉克酒，抽了一根烟，但躺下后还是没能马上睡着。我的眼前闪现出和芙颂做爱时的画面，这些画面又和订婚仪式上的一些情景混在了一起……

11 宰牲节
半睡半醒之间，我想到了远房亲戚苏雷亚舅舅和他那个我总是记不住名字的儿子。我和芙颂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宰牲节里曾经一起坐车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我们家。一些关于那个寒冷、阴沉的宰牲节上午的画面，就像我不时看见的某些梦境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颗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从没见过他们做礼拜、把斋。就像许多在共和国头几年里出生的夫妻一样，他们不是不尊重宗教，只是漠不关心。就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把这种漠不关心解释为对阿塔图尔克的热爱和世俗主义。尽管这样，就像尼相塔什的许多世俗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也会在每个宰牲节里让人杀一头羊并把羊肉分送给穷人。但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管宰牲的事情，给穷人送羊肉和羊皮的事也由厨师和看门人负责。像他们一样，我也一直远离节日上午在旁边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宰杀仪式。
当我和芙颂一声不响地朝着阿拉丁的杂货店走去时，从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前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我的不安仿佛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才你害怕了吗？”我问道，“要是我们没看就好了……”
“可怜的羊……”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宰羊吧？”
“有一天当我们去天堂时，那只羊会带我们过色拉特桥<small>6</small>……”
这是孩子们和没读过书的人对宰牲的解释。
我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故事有个开头……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先知易卜拉欣一直没有孩子。他总是祈祷说：‘我的真主，让我有个孩子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最后他如愿以偿，一天他的儿子伊斯玛义降生了。先知易卜拉欣欣喜若狂。他很爱儿子，每天都会亲吻孩子，每天也都会感谢真主。一天夜里他梦见真主对自己说：‘现在你要为我把儿子当祭品杀掉。’”
“为什么？”
“先听我说……先知易卜拉欣遵从了真主的命令。他拿出刀，正准备要杀儿子时，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头羊。”
“为什么？”
“真主怜悯先知易卜拉欣了，为了不让他杀心爱的儿子，真主给他送去了羊。因为真主已经看到了先知易卜拉欣对自己的忠诚。”
“如果真主没送羊给他，先知易卜拉欣就真的要把儿子杀掉吗？”芙颂问道。
“是的。”我不安地说，“因为确信他会那样做，所以真主很喜欢他，为了不让他伤心就把羊派去了。”
但我看到自己无法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讲明白一个试图杀掉心爱儿子的父亲。我内心的担忧变成了一种无法向小女孩讲清楚牺牲的烦恼。
“啊，阿拉丁的杂货店没开！我们去广场上的小店看看。”
我们走到了尼相塔什广场。在十字路口卖香烟和报纸的努雷廷小店也关着门。我们开始往回走。路上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芙颂喜欢的关于先知易卜拉欣的解释。
我说：“先知易卜拉欣一开始当然不知道可以用羊来代替儿子。但他是那么地信奉真主，那么地爱真主，所以他觉得真主最终是不会害自己的……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地爱一个人，如果我们为了他可以献出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的。牺牲就是这个意思。你最爱谁呢？”
“我妈，我爸……”
我们在人行道上遇到了司机切廷。
我说：“切廷，我父亲要利口酒。尼相塔什的店都不开门，你带我们去塔克西姆吧。然后我们也许还要去别的地方转转。”
芙颂问道：“我也去，是吗？”
我和芙颂坐上了父亲那辆酸樱桃色的56式雪佛兰汽车。切廷开车走上了坑坑洼洼的鹅卵石路面。芙颂看着窗外。车经过马奇卡后开到了道尔马巴赫切。街上很空，只有三五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但是经过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后，我们在路边看见了一群宰牲的人。
“切廷，看在真主的分上，你就给孩子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宰牲吧。我没能讲明白。”
司机说：“您太客气了，凯末尔先生。”但是他也不想放弃这种展示自己对宗教比我们更虔诚的乐趣。“为了表示我们也像先知易卜拉欣那样信奉真主，所以我们宰牲……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那么地热爱真主，小女士，为了真主我们甚至可以献出我们最爱的东西，而且不求回报。”
我狡猾地说：“最终可以去天堂吗？”
“如果真主这么说的话……那要到世界末日才知道。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进天堂才宰牲的。那是不求回报的，是因为爱真主才那么做的。”
“切廷，没看出来你对宗教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您过奖了，凯末尔先生。您读了那么多书，您知道的更多。再说，为了知道这些东西并不需要相信宗教和去清真寺。我们把自己最珍视的一样东西不求回报地给一个人，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地爱他。”
我说：“但是，那样的话，那个我们为他作出牺牲的人就会感到不安，他会以为我们有求于他。”
切廷说：“真主是伟大的。真主可以看见一切，明白一切……他会明白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谁都不能欺骗真主。”
我说：“那里有家店开着。切廷你停车，我知道他们那里卖利口酒。”
我和芙颂只用了一分钟就买好了泰凯尔的一瓶薄荷和一瓶草莓利口酒，我们回到了车上。
我说：“切廷，还有时间，你带我们稍微转转。”
一路上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是多年后芙颂帮助我想起来的。而那个寒冷、阴沉的节日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伊斯坦布尔宰牲节上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不仅仅是在边缘街区和窄小街道的空地上和那些被烧毁的楼房中间，在主要街道上和最富裕的街区里，从一早开始就有几万头羊被宰杀了。有些地方的人行道边上和鹅卵石路面上全都是血。在我们的车下坡，过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我们看到了一些被扒了皮，一些刚刚被杀掉，或是已经被分解了的羊。我们穿过阿塔图尔克桥来到了哈利奇湾。尽管是在过节，尽管到处挂着旗子，尽管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然而城市是疲惫和忧伤的。穿过包兹多安高架引水渠，我们拐进了法提赫。在那里的一片空地上，正在出售供宰牲用的羊。
芙颂问：“这些羊也要被杀掉吗？”
切廷说：“也许不是全部，小女士。因为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它们还没被卖掉……也许直到过完节也没人来买，那么这些可怜的动物就解脱了……但那时它们就会被卖给屠夫，小女士。”
芙颂说：“我们会赶在屠夫之前把它们买下，把它们救出来。”芙颂穿了一件漂亮的红大衣。她笑着勇敢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我们会去把羊从那个要杀自己孩子的人那里劫持出来，是吧？”
我说：“会的。”
切廷说：“小女士您很聪明，其实先知易卜拉欣根本不想杀自己的儿子。但命令，是真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遵从真主说的每句话，那么世界就会乱了，世界末日就会不远了……世界的根本是爱。爱的根本是对真主的爱。”
我说：“但是这让父亲要杀的孩子怎么理解？”
我和切廷的目光瞬间在后视镜里相遇了。
“凯末尔先生，我知道您也和您父亲一样，是为了和我开玩笑才这么说的。您父亲非常爱我们，我们也很敬重他，所以从来不会因为他的玩笑而生气。我也不会对您开的玩笑生气。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看过电影《先知易卜拉欣》吗？”
“没有。”
“您当然不会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您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把小女士也带上。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艾克雷姆·居齐鲁在电影里扮演先知易卜拉欣。我是和老婆、丈母娘、孩子们一起去看的，我们都大哭了一场。当先知易卜拉欣拿起刀、看着儿子时我们哭了……当他的儿子伊斯玛义就像《古兰经》里写到的那样，说‘亲爱的爸爸，你就按照真主的旨意来做吧’时，我们也哭了……当代替儿子的羊出现时，我们和所有观众一起喜极而泣。如果我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不求回报地献给我们深爱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会美好了。小女士，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而哭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法提赫去了埃迪尔内卡帕，然后右拐沿着城墙来到了哈利奇湾。在经过边缘街区时，在沿着破损的城墙一路前行时，车上的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打破。在城墙当中的那些瓜地里，在满是从厂房和作坊里扔出来的垃圾、空桶和废物的空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些已被杀掉的羊，放在一边的羊皮、羊内脏和羊角。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些贫穷的街区，在那些油漆剥落的木房子之间，能够更多地感觉到快乐，而不是节日的牺牲品。我记得，当自己和芙颂看到一个放着旋转木马和秋千的小游乐场，用节日里拿到的钱买糖果的孩子，以及挂在公共汽车头上的土耳其小国旗时，我们是乐观的。多年以后，我痴迷地收集了许多和这些场景有关的明信片和照片。
车开上希什哈内大坡时，我们在路当中看见了一群人，路被堵上了。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是另外的一场节日活动，但当车穿过人群后，我们发现了身旁刚刚相撞的车辆和交通事故的牺牲品。一辆在坡上刹车失控的卡车，在一两分钟之前把一辆变线的小汽车无情地压在了下面。
切廷说：“我的真主！小女士，您千万别去看。”
我们似乎看见前部完全被压瘪的车里有人在慢慢地扭动着头。我一直没忘记车压在玻璃碎片上时发出的声音以及我们随后的沉默。就像逃离死亡那样，我们爬上坡穿过小街从塔克西姆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尼相塔什。
父亲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都担心了。你们找到利口酒了吗？”
我说：“在厨房里！”客厅里弥漫着香水、古龙水和地毯的味道。我走进客人当中，忘记了小芙颂。

12 接吻
六年前的那次出游，第二天下午在我和芙颂再次见面时我们又重新回忆了一遍。然后我们忘记一切长久地接吻、做爱。一阵弥漫着椴树花香的春风从窗纱和窗帘的缝隙吹进来，让她那蜜色的肌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紧闭的双眼，像在大海里拼命抱着救生圈的人那样搂抱我的样子让我眩晕，我无法去思考自己经历的事情所包含的更深内涵。为了不过多地陷入罪恶的情感和怀疑以及孕育和培养爱情的那个危险地带，我明白自己应该走到男人中去。
和芙颂又约会了三次后，星期六上午，哥哥打电话来要我和他一起去看费内尔巴赫切和吉雷松体育的球赛，他说费内尔巴赫切很有可能在下午的比赛里夺冠，我去了。看到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在二十年后除了名字被改成伊诺努<small>7</small>并没别的太多变化我很高兴。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像在欧洲那样尝试在场地里种草。但是因为只在场地的边上剩下了一些绿草，于是球场就像一个只在太阳穴和后脑勺留下少许头发的谢顶男人。那些花钱坐在有号码的看台上的观众，就像在二十年前1950年代中期那样，当那些大汗淋漓的球员，特别是一些无名的后卫球员跑到边线上时，会像决斗场看台上的罗马贵族那样辱骂他们（快跑呀，没血的“二尾子们”），坐在开放看台上的那些由失业者、穷人和学生组成的狂暴观众，则用一种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愤怒和声音的乐趣与希望，异口同声、有节奏地骂着类似的脏话。就像第二天报纸的体育专栏上说的那样，比赛毫无悬念，当费内尔巴赫切不断地将球踢进球门时，我发现自己也和所有人一样站起来狂呼乱叫。在这种节日和团结的气氛里，在那些既在球场里，又在看台上不停亲吻互祝胜利的男人们当中，有一种把我心里的罪恶感隐藏起来、把我的恐惧转变成骄傲的东西。但是在球赛过程中那些安静的时刻，在三万人同时听到球员将球踢进球门时，我把目光转向了看台后面的海峡和一艘正从道尔马巴赫切皇宫前经过的苏联船只上，我在想芙颂。她在对我并不熟知的情况下选择我，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我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她细长的脖颈、她特有的肚脐、她眼中有时同时出现的怀疑和真诚、躺在床上看着我时眼神里那忧伤的诚实和我们的接吻。
哥哥说：“你大概是在想订婚的事情。”
“是的。”
“你很爱她吗？”
“当然。”
带着一种半是怜爱，半是见多识广的微笑，哥哥把目光转向了进入中场的球上。两年前他开始抽他认为有个性的雪茄，他的手上拿着一支马尔马拉牌的本地雪茄，球赛期间从贞女塔方向吹来的一阵微风不仅吹拂起球队的巨幅旗帜和球场边上的小红旗，也把雪茄的烟雾，就像有段时间父亲的香烟那样吹进了我的双眼，让它们像儿时那样痛得流泪。
“婚姻对你有好处。”哥哥的目光还盯在球上。“你们马上生孩子，别拖太久，这样你们的孩子就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做朋友了。茜贝尔是个脚踏实地的本分姑娘，可以平衡你的浮躁。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姑娘那样，也让茜贝尔厌倦。喂，裁判，犯规了！”
当费内尔巴赫切踢进第二个球时，我们一起站起来大叫“进球了”，还拥抱亲吻了一下。球赛结束后，父亲当兵时的朋友水桶·卡德里和几个喜欢足球的商人、律师和我们一起跟着叫嚷的人群，爬坡来到了迪万酒店，我们喝着拉克酒，谈起了足球和政治。我依然在想芙颂。
卡德里先生对我说：“凯末尔先生，你在想什么呀。你大概不像你哥哥那样喜欢足球。”
“其实我是喜欢的，但最近几年……”
“凯末尔很喜欢足球，卡德里先生，但传球不灵。”哥哥嘲讽地说。
我说：“其实我可以背出1959年费内尔巴赫切球队里所有球员的名字。厄兹江、内迪姆、巴斯里、阿克君、纳吉、阿弗尼、微小·穆斯塔法、江、余克塞尔、莱夫泰尔、埃尔衮。”
水桶·卡德里说：“塞拉杰廷也在那支球队……你忘了。”
“不，他不在那支球队。”
话题拉长了，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总要发生的那样打赌了。为了搞清楚塞拉杰廷1959年是不是在费内尔巴赫切踢球，我和水桶·卡德里打了赌。赌输的人将请这些在迪万酒店喝酒的人吃饭。
回家走到尼相塔什时，我离开了那些男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有个盒子，里面藏着有段时间我从口香糖里收集来的球员照片。母亲把包括我们的旧玩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遣送去了那里。我知道，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盒子，找到儿时和哥哥一起积攒的球员和演员的照片，我就能把赌打赢。
但是一走进那套房子，我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忆和芙颂度过的那些时光而来的。我盯着和芙颂做爱的床、床头柜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和茶杯看了一会儿。母亲堆放在房间里的旧家具、盒子、不走的钟表、器皿、铺在地上的油印布、灰尘的味道和房间里的阴影，在我的幻想里交织在一起，在我灵魂的某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从天堂里出来的幸福角落。天已经黑了，但是外面依然传来了踢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
那天，1975年5月的第十天，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装着我从藏宝口香糖里收集来的演员照片的锡盒，但是盒子是空的。博物馆参观者将要看到的这些演员照片，是多年后我从赫夫泽先生那里拿来的，我是在和那些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不幸收藏家们交朋友时认识他的，这些人住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冻得瑟瑟发抖。更有甚者，多年后我和照片上的一些男演员，比如艾克雷姆·居奇鲁（饰演先知易卜拉欣的演员），在影视界人士出入的酒吧里交上了朋友。我的故事，就像我展出的这些东西一样，将经过所有的这些时期。就从那天起，我明白，因为那些旧物以及和芙颂接吻的幸福，我因此感到无比生动、充满魔力的这个房间将在我一生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我的故事经过的那些年里，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而故事，对于接吻来说只是一个借口。我感觉，芙颂和我接吻时也在模仿她从电影里看来的那些接吻。
现在，我想说一点有关我和芙颂接吻的事情。一方面我想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故事中关于性和欲望的严肃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它们会被人认为轻浮和庸俗。我认为芙颂嘴里那细白砂糖的味道来自于她嚼的藏宝口香糖。我和芙颂的接吻，已不像我们头几次约会时那样，仅仅是为了检验我们彼此，表达我们对彼此的吸引所做的一种挑逗行为，而是为了我们的乐趣而做的一件事，在不断的接吻中，我们还都惊讶地发现了接吻是怎样的一件事。我们第一次发现，在每次长久的接吻中，除了我们潮湿的嘴巴和彼此鼓励的舌头，记忆也加入了其中。接吻时我先是在吻她，然后吻记忆中的她，然后瞬间我睁开眼再闭上眼吻那个我刚刚看见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她，但是过了一会，有些和她相似的人也混进了这个记忆，于是我也吻了她们，因为同时和一群人接吻，我觉得自己更像男人了，这次我作为另外一个人来吻她。我从她孩童般的嘴巴、宽宽的嘴唇和充满欲望、顽皮的舌头在我嘴里的那些动作里得到的快感，混乱的思绪以及许多新的想法（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想法说：“是的，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孩子。”）与我吻她时成为我的一些人，她吻我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的所有芙颂混在一起，越变越多。
从这些长久的接吻，以及随之而来的做爱仪式以及它们的细节里，我找到了一种新知识以及对我而言亦是一种新幸福的线索，感觉到了这世上很少有人到达的一扇天堂之门的开启。伴随着我们的接吻，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仿佛不仅仅是肌肤相亲的快感之门和逐渐膨胀的性欲之门，还有将我们从春日午后拽出去的一扇浩瀚的时光之门。
我会爱上她吗？在感受着巨大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因为脑子的混乱，我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在认真对待这种幸福而导致的危险和玩弄这种幸福而产生的卑劣之间挣扎。那天晚上，奥斯曼、他的妻子贝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来看望父母，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记得吃饭时我又想起了芙颂以及我们的接吻。
第二天中午我独自一人去了电影院。我压根没想要看电影，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感觉自己无法在嘎尔特的职工餐厅，与公司的老会计们和喜欢说我儿时有多可爱的和蔼胖秘书们一起吃饭。和他们在一起我同时扮演着朋友和“谦虚的经理”两个角色，我不可能一边和他们大声说笑着吃饭，一边想着芙颂和我们的接吻并期盼两点钟的尽早到来。
在奥斯曼贝伊的共和国大街上看着橱窗神情恍惚地溜达时，我看到了“希区柯克周”的广告，被广告吸引看的一部电影里有一个格蕾斯·凯莉的接吻镜头。我在电影中场抽的烟；为了让人想起看午场电影的家庭妇女和逃课的学生，我在多年后找到并把它放进博物馆的“阿拉斯加福里高”巧克力冰激凌；引座员的手电筒。这几样东西，让它们来展示我在电影院里想起的青春期的寂寞和接吻欲望。我喜欢电影院的阴凉和散发着霉味的厚重氛围；喜欢听一两个电影爱好者的轻声交谈；喜欢看着厚重的天鹅绒幕布边上的阴影和黑暗角落沉浸在幻想里。马上就要见到芙颂的意识变成一种幸福从脑子的一角蔓延到我的整个灵魂。走出影院，穿行在奥斯曼贝伊蜿蜒的小巷里，经过布料店、茶馆、五金店、上浆并熨烫衬衫的店家，朝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我们约会的地点径直走去时，我记得自己想过那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
一开始我试图去认真辅导她。她的头发散落在纸上，她的手在桌上不停地移动，她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像乳头那样长久地咬在两片红唇之间，她裸露的胳膊不时碰到我裸露的胳膊，这些都让我魂不守舍，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开始解方程式时，芙颂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骄傲的神情，她冲着前面（有时对着我的脸）着急地把嘴里的烟吐出，当她用余光得意地瞟我一眼，想让我知道她很快就要找到答案时，她又会因为一个加法的错误而前功尽弃。当得出的结果和a，b，c，d，e答案上任何一个都不相符时，她先忧伤，继而慌乱，随后说“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粗心”来为自己找到借口。为了让她不再出错，我自负地对她说，细心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开始解一道新题时，她那聪明的铅笔尖，就像一只饥饿麻雀的着急小嘴那样在纸上跳跃着前行，我欣赏着那铅笔尖，被她那一边拽头发，一边安静、干练地简化等式的模样打动。同时我也在担忧地关注着内心里升腾起来的迫不及待和不安。就在那时，我们开始接吻，我们长时间地接吻，然后我们做爱。做爱时我们感到像童贞、羞耻和罪过一类东西的沉重，这是我们从彼此的动作里发现的。但是我也从芙颂的眼睛里看到，她在从性爱里得到乐趣，陶醉在最终发现这些多年好奇的乐趣的兴奋里。就像一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忍受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一片梦想多年、传说中的远方大陆的游客，在他刚踏上那片新大陆时是如何带着好奇和陶醉面对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处泉水的，又是如何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将每朵鲜花、每个果实放进嘴里品尝的，那么芙颂也是在用同样的好奇和眩晕慢慢地发现一切。
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我的身体、胳膊、手指和嘴巴对于挖掘在她那天鹅绒肌肤表面和里面的那些兴奋点是必需的。当这些新滋味在我的引导下从她的身体里被挖掘出来时，芙颂会惊喜万分。她陶醉地闭着双眼，感受着身体里出现的一阵阵新快感，她用惊讶、有时用一声幸福的叫喊跟随着快感的自我前行，就像是在血管、后脑勺和脑袋里愈发强烈的一阵颤抖那样，然后她再次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有几次她轻声说：“请你再做一次，再那样做一次！”
我太幸福了。但这不是一种用脑子来衡量、理解的幸福，是我的肌肤体验着认识到的一种幸福，也是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打电话时在我的后脑勺里，急速爬楼梯时在我的尾骨里，抑或是和四周后准备订婚的茜贝尔在塔克希姆的一家餐厅里点菜时，在我心尖上感觉到的一种幸福。
有时我会忘记一整天就像我身上的香水那样伴随着我的这种情感是芙颂给我的——就像有那么几次——在一个没人的时间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急急忙忙做爱时，我仿佛也会感觉自己是在体验同样巨大、惟一和一整块的幸福。

13 爱情、勇气和现代
在我们去福阿耶饭店的一天晚上，茜贝尔送给我这瓶她在巴黎买的、我在这里展出的士普林香水。尽管我一点也不喜欢用香水，但一天上午完全因为好奇我在脖子上抹了一点，做爱后芙颂发现了。
“这香水是茜贝尔女士送你的吗？”
“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为了讨茜贝尔女士的欢心吗？”
“不，亲爱的，是为了讨你的欢心。”
“你当然也和茜贝尔女士做爱，是吗？”
“不。”
芙颂说：“请你别撒谎。”她满是汗水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忧虑的表情。“我不会见怪的。你当然也和她做爱。”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就像一个让说谎孩子讲出真话的慈母。
“不。”
“请你相信，谎言更会让我心碎。请你说真话。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做爱呢？”
“我和茜贝尔是去年夏天在苏阿迪耶认识的。”我搂着芙颂说。“夏天我父母住在别墅，我们就去了尼相塔什的家里。秋天她就回巴黎了。冬天我去看了她几次。”
“坐飞机去的吗？”
“是的。去年12月茜贝尔大学毕业后，为了和我结婚回到了土耳其，冬天我们开始在苏阿迪耶的别墅约会。但是苏阿迪耶的别墅太冷，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做爱的兴趣了。”
“找到暖和的房子之前你们就暂停做爱了吗？”
“两个月前，也就是3月初，有天夜里我们又去了苏阿迪耶的别墅。那天很冷。生壁炉时有一阵浓烟弥漫了整个房子，我们还吵了一架。后来茜贝尔得了重感冒，发烧躺了一个星期。我们也就再没想去那里做爱了。”
芙颂问：“你们俩是谁不想的？是你，还是她？”一种“请说谎话，别让我伤心”的哀求眼神出现在她那因为好奇而看似痛苦的脸上，取代了“请说真话”的怜爱表情。
“我想，茜贝尔认为如果婚前少和我做爱，那么我就会更看重订婚和结婚，也会更珍视她。”
“但你说之前你们做爱的。”
“你不明白，这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做爱。”
“对，不是。”芙颂压低了声音说。
“它表示茜贝尔有多爱我，多信任我。但是婚前做爱的想法依然让她感到不安……对此我也理解。尽管她在欧洲读了书，但却没有你那么勇敢和现代……”
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次沉默的含义，因此我想现在我能够客观地来概括这个问题了：我对芙颂说的最后那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茜贝尔婚前和我做爱是因为爱情和信任，而芙颂做同样的事情却是因为勇气和现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芙颂因为“勇气和现代”和我做爱，所以我将不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责任和依赖感。因为她“现代”，所以婚前和一个男人上床，或者新婚之夜不是处女，对她来说不会成为负担……就像幻想中的欧洲女人，或是在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溜达的那些传说中的女人一样……因为这句话日后我后悔了很多年，而当时我是以为芙颂喜欢听那样的话才说的。
尽管没有现在那么清晰，但在那片寂静里我也想到了这些。我一边想，一边看着后花园里在风中慢慢舞动的树叶。做爱后我们经常这样躺在床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窗外的树、树中间的公寓楼和在它们之间飞来飞去的乌鸦。
过了很久，芙颂说：“其实我不勇敢，也不现代！”
我以为那个沉重的话题让她不安了，她这么说是因为不安，甚至是谦虚，我没在意。
随后，芙颂小心翼翼地说道：“一个女人可以疯狂地爱一个男人很多年，但是可以从不和他做爱……”
我说：“当然。”又是一阵沉默。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你们没有做爱，是吗？你为什么不带茜贝尔女士来这里？”
“我们没想到这里。”我也很奇怪以前我们为什么从没想到来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我才想起了这个以前我关门读书，和朋友听音乐的地方。”
芙颂机灵地说：“我相信你没想到。但是你说的另外一些话里有谎言。有吗？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说谎。我不相信这段时间你仍然没和她做爱。请你发誓。”
“我发誓这段时间没和她做爱。”说着我搂紧了芙颂。
“那么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开始做爱？等到夏天你母亲去了苏阿迪耶别墅吗？他们什么时候去？跟我说实话，我不再问别的问题。”
我羞愧地嘟囔道：“订婚仪式后他们去苏阿迪耶别墅。”
“你没骗我吧？”
“没有。”
“你想好了再说。”
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又想了一会儿。那时，芙颂从我的西服口袋里拿出了我的驾照。
“艾特黑姆先生，我也有个乳名。那么，你想好了吗？”
“是的，想好了。我从没跟你说过谎。”
“是现在，还是这些天？”
“任何时候……因为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说谎。”
“怎么说？”
我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尽管背着所有人，但我们在用一种不需要谎言的真诚体验人类最纯洁、最根本的情感。
芙颂说：“我确信你对我说了谎。”
“你这么快就不信任我了。”
“其实我希望你对我说谎……因为人只为了非常害怕失去的一样东西才说谎。”
“当然我是为你才说谎的……但我没对你说谎。如果你要，以后我也可以那么做。明天我们还见面好吗？”
芙颂说：“好！”
我使劲搂着她，闻了闻她脖子上的味道。每次闻到这种混合着海水、焦糖和儿童饼干味的味道，一种乐观和幸福的情感就会在我心里扩散，但和芙颂一起度过的时光一点也没改变我的生活轨迹。也许这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幸福和快乐是自然的。但我也没有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总认为自己是对的，甚至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只好像是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感觉到一些裂缝和伤口正慢慢地在我的灵魂里裂开，这样的裂缝和伤口会让某些男人一辈子陷入一种无望、深切和黑暗的孤独。每天夜里临睡前，我都会打开冰箱拿出酒瓶，倒上一杯拉克酒，看着窗外，静静地自斟自饮。我们家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对面的一栋高楼的顶层，卧室窗户对着许多别人家的卧室窗户，从儿时起，当我在黑暗中走进自己的房间，看到别人家亮着的灯光时，我会感到一种内心的安宁。
那些夜里，当我望着闪烁在尼相塔什的点点灯光时，我不时想到，为了能继续自己美好和幸福的生活，我不应该爱上芙颂。因此我感觉自己不能对芙颂的友情、烦恼、玩笑和人性产生迷恋。其实要做到这点并不很难，因为除了解数学题和做爱，时间本就所剩无几。我还开始觉得，每当做爱后匆忙穿上衣服离开那套房子时，有时芙颂也在用同样的小心避免对我产生依赖。我想，认知我们在这异常甜蜜的时光里得到的乐趣、体会到的幸福，是理解我这个故事的先决条件。
当然，一而再、再而三燃起的做爱欲望和对云雨之欢的迷恋，是驱动我这个故事的根本火焰。多年来为了明白我对她的迷恋，每每回想起那些无声的时刻，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做爱时的那些美好画面。比如说，我把坐在我怀里的芙颂丰满的左乳房含在嘴里……或者当汗珠从我的额头、下巴滴到芙颂美丽的脖子上时，我仰慕地看着她的后背……或者是发出一声快意的叫喊后她睁开眼睛的那个瞬间……抑或是在我们的性爱进入高潮时，芙颂脸上出现的表情……
但是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这些画面，并不是我所获得的快感和幸福的原因，它们仅仅是一幅幅煽情的画面……多年以后，当我努力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爱她时，除了我们的云雨情爱，我也会努力去回忆做爱的房间、周围的环境和一些其他的普通东西。有时从后花园里飞来的一只乌鸦会落在阳台的围栏上，静悄悄地注视我们。这和儿时落在我们家阳台上的乌鸦是一样的。儿时母亲总对我说“快点睡吧，你看乌鸦在看你呢”，而这会让我感到害怕。芙颂也有一只让她这样害怕的乌鸦。
有时是房间的阴冷和灰尘，有时是床单的污浊和我们身体的疲惫，抑或是马路上的嘈杂声、无休止的建筑噪音和小贩的叫卖声，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云雨之欢不是梦幻国度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有时我们听到从道尔马巴赫切，或是贝西克塔什方向传来的一声汽笛声，我们会一起猜想那是什么样的一艘船。每次约会时，当我们越来越投入、自由地做爱时，我明白自己不仅仅把这个真实的世界和那些极端迷人的性爱细节，也把芙颂身上的那些脓疱、青春痘、汗毛和黑色斑点看成了幸福的源泉。
除了我们那无限和天真的做爱乐趣外，让我如此迷恋她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我可以如此投入地和她做爱？孕育爱情的东西，是做爱的乐趣和不断重复的欲望，还是孕育和培养这种欲望的其他什么东西？在那些和芙颂偷偷幽会做爱的幸福日子里，我从未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就像一个走进糖果店的幸福孩子一样，我只是不停而贪婪地将糖果囫囵吞下。

14 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桥梁、陡坡和广场
有一次聊天，谈到她喜欢的一个高中老师时，芙颂说：“他不像别的那些男人！”为此我问她这话的含义，但她没回答我。两天后，我再次问她“像别的男人那样”究竟是什么意思。
芙颂说：“我知道你在很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我也想给你一个严肃的回答。要我说吗？”
“当然……你为什么起来了？”
“因为我不想光着身子说那些事情。”
“我也把衣服穿起来吗？”没得到回答，我也穿上了衣服。
我在这里展出的几个香烟盒、一个我从柜子里拿去卧室的屈塔希亚手绘烟缸、茶杯（芙颂的）、玻璃杯、讲故事时芙颂不时拿在手上生气地把玩的海螺壳，反映当时房间里那种沉重、令人疲惫和压抑的气氛。芙颂的这些稚气的发夹，则是用来提醒大家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
芙颂先讲了一个和一位小店主有关的故事，那人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开了一家卖香烟、玩具和文具的小店。这个卑鄙·大叔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玩十五子棋。八到十二岁时，特别是在夏天，每当父亲让芙颂去小店买汽水、香烟或是啤酒时，卑鄙·大叔就会用类似“没有零钱，你等一下，给你一瓶汽水喝”的借口，把她留在店里，在没有旁人的空隙找一个借口（等等，你出汗了）用手摸她。<small>8</small>
后来，在她十岁到十二岁时，有个小胡子·狗屎·邻居，他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会带着肥胖的老婆去芙颂家做客。在大家一起听收音机，聊天、喝茶、吃甜点时，父亲很喜欢的这个高个子男人，在无人察觉和芙颂也无法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会把手放到芙颂的腰上、肩上，或是屁股的边上，抑或是大腿上。有时那人的手会像一个从树枝上直接落入筐中的水果那样，啪的一声“错误”地落进芙颂的怀里，当那只汗津津的手在那里微微颤抖着摸索时，芙颂会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就像是两腿间有一只螃蟹那样，而那男人则会用另外一只手拿起茶杯，旁若无事地加入别人的聊天。
十岁时，当她想坐在和朋友玩牌的父亲怀里遭拒绝时（等等，孩子，你看我正忙着呢），父亲的牌友丑恶·先生会说“过来，你给我带点好运气”，他把芙颂抱在怀里，然后不清不白地抚摸她。
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桥梁、陡坡、影院、公共汽车、拥挤的广场和无人的角落里，到处都是那些卑鄙·大叔、丑恶·先生和小胡子·狗屎·邻居黑暗的影子，他们就像是黑暗的幽灵出现在她的幻想中，但她也没有特别憎恨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没有人真正吓到我”）。让芙颂感到诧异的是，父亲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那些来家里的客人，每两个当中就会有一个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卑鄙·大叔，或是小胡子·狗屎·邻居，在走廊上、厨房里堵住她，对她动手动脚。十三岁时她开始想，只有对那些阴险、卑鄙和丑恶的男人对自己的猥亵忍气吞声，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女孩。那些年，当一个爱她的（这是芙颂没有抱怨的一段爱情）高中“男孩”，在他们家窗户对面的马路上写下“我爱你”时，父亲拽着她的耳朵把她拖到窗前，让她看了地上的字，然后打了她一记耳光。因为各种各样的卑鄙·大叔会在公园、空地、后街上突然对她裸露下体，所以她像所有漂亮的伊斯坦布尔女孩那样学会了不去那些地方。
这些猥亵之所以没有玷污她对生活抱有的乐观态度，原因之一就是，男人们也在用同样黑暗音乐的秘密规则渴望地向她展示他们的脆弱。在街上看见，在学校门口、影院的入口、公共汽车上遇见，随后尾随她的人多得像个支军队。有些人会连续几个月跟着她，而她会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但她决不会可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怜的问题是我问的）。一些尾随她的人也不是那么有耐心、文雅或是迷恋她，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开始过来搭话，（您很漂亮，我们可以一起走走吗；我想问一件事，对不起，您是聋子吗？等等），再后来他们就会发怒、说脏话和骂人。有些人会两人做伴；有些人会带来新朋友，目的是为了向他们展示自己尾随了几天的女孩；有些人会一边跟着走，一边互相窃笑；有些人会写信、送礼物；有些人则会为此哭泣。自从尾随者中有一人企图强吻她之后，她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和他们较劲了。十四岁时，在她明白了“其他那些男人”的所有诡计和用意后，她不再让人对自己动手动脚，也不再轻易地落入圈套。尽管这样，城市的街道上充满了每天都能找到新式猥亵方法的人，有些人坐在车里伸手撩摸路上的行人，有些人在楼梯上假装趔趄乘势靠在别人身上，有些人在电梯上企图强吻，有些人找零时故意触碰、抚摸他人的手。而她对这样的事情也不再惊讶了。
和一个漂亮女人有秘密关系的每个男人，不得不有时带着嫉妒，多数时候带着微笑，常常带着怜悯和鄙视听那些试图接近自己情人的各种男人的各种故事：优异成绩补习学校里有一个和她同岁，英俊、可爱、温顺的男孩。这个男孩不断地向芙颂提出看电影、喝茶的邀请，在刚看见芙颂的头几分钟里，他总会因为激动而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一天，他看见芙颂没有带笔，就送了一支圆珠笔给她，看到芙颂上课时用那支笔作笔记，他开心的不得了。
在同一个学校里还有一个三十来岁、头上抹着发蜡、不爱说话、神经质的“负责人”。他会用诸如“你的身份材料不全”、“你的试卷缺一张”的借口把芙颂叫去办公室，和她谈论类似生活的意义、伊斯坦布尔的美丽、他那尚未出版的诗集那样的话题，在没能从芙颂那里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应后，他会背对她，看着窗外用一种低沉的声音骂人似的说：“你可以走了。”
芙颂不愿意说那些去香舍丽榭精品店购物时对她一见钟情的人，其中还有一个女人，谢娜伊女士把很多衣服、饰品和礼品卖给了他们。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说了其中一个“最可笑”的人：这是一个五十来岁、又矮又胖、留着小胡子、穿着时尚的有钱人。他会用一张小嘴，不时夹带一些很长的法语句子和谢娜伊女士交谈，他在店里留下的香水味，会让芙颂的那只名叫柠檬的金丝雀焦躁不安！
在所谓芙颂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母亲让她去见很多女婿候选人，芙颂和其中一位约会过几次，她喜欢上这个其实只想和她玩玩的与众不同的人，还和他接了吻。去年在体育展览馆观看高中音乐比赛时，她认识了一个在罗伯特私立高中读书的男孩，对她一见钟情的这个男孩每天会到芙颂的学校门口去等她，芙颂和他也接吻过两三次。是的，有一阵子她和私生子·希尔米也谈过朋友，但从没和他接过吻，因为他一心只想着和女孩上床。她对选美比赛的主持人、歌手哈康·塞林康产生过好感，不是因为他有名，而是因为当所有人都在后台搞阴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遭遇不公平时，他对她表示了关心和同情，甚至还把那些要在台上提问、让其他女孩们簌簌发抖的文化和才智题（和答案）事先告诉了她。后来这个老式风格的歌手曾一再打电话给她，她却从来没回过，她母亲也不让她回电话。因为她合理地把我脸上的表情解释为嫉妒，并用依然让我惊讶地推理认为这种嫉妒仅仅来自于著名主持人，所以她充满怜爱，但也不失喜悦地说，十六岁后再也没爱上过什么人。尽管她喜欢爱情不断地出现在杂志、电视和歌曲上，但她觉得每时每刻谈爱情不诚实，因为她认为许多没有坠入爱河的人为引人注目在渲染他们的情感。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一种为了一个人可以付出她整个一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的情感。但爱情一生也只会有一次。
我躺在她身边时问道：“你有过接近于这种情感的感受吗？”
“不多。”说完她又想了想，随后用一个努力要诚实的人的谨慎谈起了一个人。
因为用一种近乎痴迷的激情爱上她，因此芙颂也觉得可能会爱他的这个男人是一个英俊、富有和“已婚”的商人。傍晚他会开着“野马”轿车在阿克卡瓦科街的拐角接下班后的芙颂，他们在道尔马巴赫切钟楼旁坐在车上喝茶远望海峡的停车场里，或是体育展览宫前面的空地上，坐在黑暗的车里，有时在雨下长时间接吻，这个三十五岁充满激情的男人还会忘记自己的婚姻向芙颂求婚。也许我可以像芙颂希望的那样，对这个男人的状态报以理解的微笑，以压制我内心的嫉妒，但在芙颂说出了他轿车的牌子、他做的生意、他的绿眼睛和名字后，一种令人眩晕的嫉妒立刻淹没了我。芙颂说的这个吐尔嘎伊，是一个既与父亲，也与哥哥和我经常见面的纺织品商人，他不仅是我们生意上的朋友也是我们家的朋友。很多次我在尼相塔什的街道上，看见这个高个、英俊、非常健康的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我曾经因为吐尔嘎伊先生对家庭的依赖，他的勤奋，他的为人而敬重他，难道是因为这种敬重让我陷入了如此强烈的嫉妒吗？芙颂说，这个男人一开始为了“得到”她，曾经连续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为了贿赂对此有所察觉的谢娜伊女士，他买了很多东西。
因为谢娜伊女士说“不要让我文雅的客人伤心”来逼迫她，因此她接受了他的礼物，后来，在确信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情后，她因为“好奇”开始和他约会，甚至还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一个下雪天，谢娜伊女士坚持让这个男人送芙颂去她朋友开在贝贝克的一家精品店“帮忙”，回来的路上，他们在奥尔塔柯伊的一家餐馆吃了饭，饭后这位“好色大厂主吐尔嘎伊先生”，因为喝多了酒，用“我们去喝咖啡”的借口，执意邀请她去希什利后街上他为和情妇约会买的房子，芙颂拒绝后，“那个深情而文雅”的男人开始有失分寸地说“我会给你买所有东西”，他把车开到空地或是边缘的街区，想跟往常那样和芙颂接吻，芙颂不依，他又想强行“拥有”她。芙颂说：“他还说要给我钱。第二天下班后我没去见他。第三天他来店里找我，他或是忘了自己干了什么，或是不愿意想起。他一直苦苦哀求，为了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些美好日子，他还买了一辆‘野马’的车模让谢娜伊女士转交给我。但是我再也没坐过他的‘野马’车。其实我应该跟他说‘别再来’的。但是因为他像个孩子那样忘记一切地爱我，我没能说出口。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可怜他。他还是每天来店里，不是买很多东西，就是给他的妻子订购一些物品，如果在角落里撞见我，他就两眼泪汪汪地哀求道‘让我们回到从前吧，还是让我每天晚上来接你，我们开车出去转转，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遇到你以后，他一来店里，我就逃到里屋去了。他也来得更少了。”
“冬天在车上和他接吻时，你为什么没有和他‘走到最后’？”
芙颂严肃地皱起眉头说：“那时我还没到十八岁。我是在店里遇见你两个星期后，4月12日过的十八岁生日。”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是爱情最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我是快要爱上芙颂了。然而我内心里那个理智、冷静的人在说，我不断想着芙颂是因为别的那些男人。对于嫉妒也是爱情的一个重要表现的异议，我的理智给出的慌乱回答则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嫉妒。也许我会在一两天里习惯那些和芙颂接过吻的“别的男人”，也许我会鄙视那些除了接吻没能更进一步的男人。但是那天和她做爱时，我惊讶地发现，比往常那种混合着玩闹、好奇和狂乱的幼稚性爱愉悦更多的是，自己出于那种记者所说的“拥有”动机，在用粗暴的动作专横地让她感觉到我的欲望。

15 一些讨厌的人类学事实
鉴于我提到了“拥有”这个词，那么就让我重新回到以我的故事为构成基础，也是我的一些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早已熟知的一个话题。估计到以后的几代人，比如2100年以后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会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现在不怕重复地来给你们传授一些被称之为“人类学”的讨厌知识。
1975年以后，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地中海以南和以西的那些地方，年轻女孩们的“童贞”，仍然是婚前必须保护的一份珍贵宝藏。在西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年轻女孩日益在更大的年龄结婚，这个宝藏的实际价值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街区被逐渐降低。那些拥护西化的人们，随着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乐观地相信这个道德，甚至是这个问题将会被遗忘。但是在那些年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西化和富有的阶层，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和一个男人“走到最后”地做爱，依然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1.可能由此导致的最轻后果是，就像我故事里所说的那样，年轻人本来就已决定结婚。那些在西化和富有阶层里订了婚，或是让周围人认可了他们“婚前同居”的“严肃”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就像我和茜贝尔那样，即便是个别现象，也被宽容地接受了。那些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喜欢把这种和未来的丈夫人选婚前上床的行为，一方面解释为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解释为忽视传统的现代和自由。
2.在这种信任尚未建立和“同居”尚未被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因为男人的强迫、爱情暴力、酒精、愚昧和极端勇气等通常原因，“不由自主”地将童贞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么传统意义上应该重视荣誉概念的这个男人，为了维护女孩的名誉必须和她结婚。我年轻时的朋友麦赫麦特的弟弟阿赫迈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悔恨的恐惧结婚的，现在他和妻子塞夫达过得很幸福。
3.如果男人不愿意结婚，女孩又不满十八岁，那么愤怒的父亲有时为了能够把女儿嫁给这个花心男子会去法院打官司。有时这样的官司媒体也会去关注，那时报纸会说女孩是“被勾引”的，报上女孩的眼睛——为了不被人认出——会被一条粗黑线条遮盖起来。因为那些粗黑线条也会被用在被警察逮到的妓女、通奸者或是被强奸的女人的照片上，所以那个年代在土耳其看报纸，就像漫步在一个用一些眼睛被蒙上黑布条的女人照片举办的化妆舞会上。反正除了那些被认为“轻浮”的歌手、演员和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报纸上很少有眼睛不被蒙上的土耳其女人照片，广告也会选择非穆斯林的外国女人图片。
4.因为无法想像一个头脑清醒的处女会将自己“交给”一个无意与自己结婚的男人，所以婚前和一个与自己没有婚约的男人上床的女孩一般被认为是丧失了意识。那些年备受欢迎的土耳其电影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主题。舞会上因为喝了放有安眠药的柠檬水，首先意识被麻醉，而后被“玷污”的年轻女孩的可悲故事，常常被作为警示用情节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妓女。
5.无疑让女孩失去理智的东西也可能是性欲。然而一个可以把人们为之互相残杀的传统扔到一边，用真诚、天真和激情沉浸于性爱的女孩会让丈夫候选人惧怕，一是因为她是一个不真实的造物，二是因为日后她也可以完全为了乐趣欺骗丈夫。我有一个服兵役时的朋友，这个极端保守的人有一次羞愧、悔恨地对我说，因为“婚前经常做爱”（只是他俩），他离开了自己的情人。
6.尽管所有这些严格的戒律，尽管对敢于践踏这些戒律的年轻女孩的惩罚轻者被社会抛弃重者失去生命，但年轻男人们普遍相信，城市里有无数只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女人，这种信仰流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的传说”的这种信仰，特别是在从小城市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就像西方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那样——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塔克西姆、贝伊奥鲁、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现代的年轻男人们，特别是在性饥饿时，会沉迷在这个城市的传说中。其中一个看似被所有人接受的传说则是，婚前就像“欧洲的女人那样”，能够完全因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这些女人生活在类似尼相塔什的一些地方，她们不带头巾，身穿迷你短裙。我的朋友中像私生子·希尔米那样大厂主的孩子们，则把这些传说中的女孩幻想成野心勃勃的造物，她们为了能够接近像他们那样的富家子弟，为了能够坐上他们的奔驰轿车将无所不为。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喝了点啤酒热血沸腾时，为了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会开车跑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十年前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开着希尔米父亲的奔驰车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跑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穿短裙或是长裙的女人。后来我们在贝贝克的一家高级酒店里，给了皮条客很多钱，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和两个给游客和富人跳肚皮舞的姑娘上了床。我不介意未来几个世纪的幸福读者谴责我。但我想为我的朋友希尔米辩护一下：尽管他是个粗暴的男人，但希尔米不会认为每个穿迷你短裙的姑娘都会是传说中的那种女孩，相反，他会去保护那些因为穿了迷你短裙、染了金色头发、化了妆而被人尾随的姑娘，必要时他还会和那些贫困潦倒、蓬头垢面、不务正业、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为了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女人，什么是文明”。
细心的读者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讲这些人类学的知识，是为了远离芙颂的那些爱情故事在我内心唤醒的嫉妒。最让我嫉妒的是吐尔嘎伊先生。我想原因就是，他也像我一样是一个生活在尼相塔什的大厂主，我相信嫉妒是暂时的，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它。

16 嫉妒
就在芙颂夸张地提到吐尔嘎伊先生对她的迷恋的那个晚上，我和父母在茜贝尔父母夏天居住的位于阿纳多卢希萨尔的老别墅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有一会儿我坐到了茜贝尔的身边。
茜贝尔说：“亲爱的，今晚你喝的太多了。订婚仪式的准备上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吗？”
“其实我很满意，因为订婚仪式将在希尔顿举行。你知道，最希望把订婚仪式搞得那么隆重的人是我母亲。所以她也很满意……”
“那么你还有什么烦恼呢？”
“没有……让我看看宾客的名单……”
“你母亲刚把名单给了我母亲。”
我站起身，迈了三步坐到了未来丈母娘的身边，我每迈出一步，不仅地板发出了不同的嘎吱声，那座破旧的楼房也在随之颤抖。“夫人，我可以看一下宾客的名单吗？”
“当然，我的孩子……”
尽管拉克酒已经让我眩晕，但我还是立刻找到了吐尔嘎伊的名字并用母亲留下的圆珠笔涂黑了它，同时我用来自内心的一种甜蜜冲动，写下了芙颂和她父母的名字以及他们家的地址，随后我把名单还给未来丈母娘并轻声说：“夫人，我母亲不知道这件事。被我划掉的这位先生尽管是我们家的一个朋友，但不久前他在一桩大的棉线生意上因为野心太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凯末尔先生，那种老的友情，那种老的人性早已不存在了。”未来丈母娘边说，边用见多识广的神情眨了眨眼睛。“我希望您新添上的那些人不会像他们那样让你伤心。他们是几个人？”
“他们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一个历史老师，还有他那做了很多年裁缝的夫人和他们十八岁的漂亮女儿。”
我未来的丈母娘说：“太好了。来宾里有很多年轻男士，我们正在为没有漂亮姑娘和他们跳舞而发愁呢。”
回家的路上，当我在切廷开的父亲的56式雪佛兰车上打盹儿时，我一边注意着夜晚总处在黑暗中的城市街道上的混乱，布满了政治标语、裂缝、霉菌和青苔的老城墙的美丽，渡船探照灯投射在码头、街道、百年枫树高大枝条上和车子后视镜上的亮光，一边听着后座上随着车身在鹅卵石路面上的颠簸而睡着的父亲那伴随着轻微鼾声的呼吸声。
母亲因为心想事成，所以心满意足。就像每次做客后坐车回家时那样，她立刻概括了这次拜访的意义和对于主人们的看法。
“是的，他们都是一些很好，很正直的人。他们的谦逊和文雅的确没话可说。但那栋别墅的状况也太糟糕了！难道他们连维修一下的能力也没有吗？我不相信。但是儿子，你别误会，我也不相信你在伊斯坦布尔还能找到一个比茜贝尔更可爱、更优雅、更有头脑的姑娘了。”
父母在家门口下车后，我想稍微在外面走一走。我对自己说去阿拉丁的小店看看，儿时的我和哥哥还有母亲在那里买过便宜的国产玩具、巧克力、球、玩具手枪、玻璃球、纸牌、里面有图片的口香糖、小人书和别的很多东西。小店还开着。阿拉丁已经把缠绕在小店前面栗子树上的报纸拿下来，正准备要关掉店里的灯。看见我后，他用一种出乎我意料的客气将我让进店里，他在那堆明早5点来新报纸时要退还的报纸里倒腾了一会，一直等到我买了这个便宜的玩具娃娃。想到离我把这个礼物给芙颂，拥抱她并忘记我所有嫉妒的那一刻还有十五个小时，想到我不能打电话给她，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痛楚。
我所感到的痛楚就跟悔恨一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刺痛。现在她在干什么？我的两条腿不是把我带回家，而是带去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到库于鲁·鲍斯坦街后，我经过了以前和朋友们坐在里面听收音机、玩纸牌的茶馆和我们踢足球的学校操场。尽管已经醉了，但我内心里那个理智的人并没有死去，他告诉我，芙颂的父亲会来开门，那样就会发生令人难堪的事情。我一直往前走，直到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家和亮着灯的窗户。望着二楼靠近栗子树的那几扇窗，我的心越跳越快。
多年以后为了在博物馆的这个地方展示这个景致，我让画家按照所有细节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很好地再现了芙颂他们家几扇透着橘黄色灯光的窗户、窗后树枝上洒满月光的栗子树、带着烟囱和屋顶的尼相塔什上空那片靛蓝的深邃天空，但我不知道它是否能把我看着这个景致时感到的嫉妒传达给参观者们？
看着眼前的一切，被酒精麻痹得有些混沌的脑子诚实地告诉我，我来这里既是为了在这样一个有皎洁月光的夜晚能够看见她，吻她，和她说说话，也是为了确信她没有和别人在一起。因为既然她已经“走到了最后”，那么她也可能会好奇和她那天告诉我的其中一个仰慕者做爱会如何。芙颂像一个得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那样，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对性爱产生的依赖，做爱时我在极少数女人那里遇见过的全身心投入，在我的心里变成了一种逐渐膨胀的嫉妒之原因所在。我不记得自己对着他们家的窗户看了多久，过了很久，我拿着那个玩具娃娃回家了。
早上去上班时，我把夜里做的那些事情、我的嫉妒程度逐个想了一遍。坠入情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可怕的。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模特英格，在一面公寓楼的侧墙上正色迷迷地看着我让我小心从事。为了不让我对她的迷恋达到更严重的程度，我想过把这个秘密玩笑似的告诉像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希尔米那样的朋友。然而我根本不认为这些最亲近的朋友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因为一来我感觉他们原本就很喜欢茜贝尔，还认为我很幸运，二来我知道他们觉得芙颂很迷人，他们会嫉妒我和芙颂经历的事情。更有甚者，我感觉一旦谈起这个话题，自己将无法掩饰对芙颂的痴迷。过不了多久，我想会用一种和芙颂的真诚相符的诚实来谈这个问题，而我的朋友们则会明白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芙颂。于是，当儿时我和哥哥、母亲从土内尔回家时乘坐的从马奇卡到莱万特的公共汽车从办公室窗前经过时，我明白如果不想让自己对芙颂的激情破坏我所希望的幸福婚姻，我就没太多事可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不慌不忙地享受生活慷慨赐予我的乐趣和幸福。

17 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
然而当芙颂过了十分钟还没到迈哈迈特公寓楼时，我立刻就忘了自己得出的那些结论。我一边不停地看着茜贝尔送我的手表和芙颂喜欢摇晃着让它出声的纳卡尔牌闹钟，一边透过窗帘向泰什维奇耶大街张望，踩在嘎吱作响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不时琢磨一下吐尔嘎伊先生。过了一会儿，我跑上了大街。
为了不错过芙颂，我注意着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从泰什维奇耶大街一直走到了香舍丽榭精品店。然而芙颂也不在店里。
谢娜伊女士说：“凯末尔先生，请进。”
我说：“我和茜贝尔女士最后还是决定买下那个杰尼·科隆包。”
谢娜伊女士说：“这么说你们改主意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但稍纵即逝。因为如果我为了芙颂感到尴尬的话，那么她也有故意卖假货的羞愧。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她慢条斯理地从橱窗里模特的手上取下那只假包，用一种老练卖主的乐趣擦去了包上的灰尘，她的这种悠然自得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折磨。我只好在一边和那天不太开心的柠檬逗乐。
付完钱拿着包正要走时，谢娜伊女士一语双关地说：“既然您已经信任我们，那么以后请您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
“当然。”
如果我不买足够的东西，她是否会让不时来逛小店的茜贝尔感觉到什么？不是因为慢慢落入了这女人的圈套，而是因为算计这些小事让我伤心。在店里时，我幻想到芙颂到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没看见我而走掉的情形。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街上熙熙攘攘，满大街都是购物的家庭主妇，身穿短裙、脚踏时髦“面包跟”鞋的年轻女孩和等着放暑假的学生。在人群中搜寻芙颂时，我看见了卖花的吉卜赛女人、卖走私美国烟的小贩、据说是秘密警察的男人和熟悉的尼相塔什人群。
正在那时，一辆车身上写着“生命——洁净水”的水罐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随即我看见了芙颂。
“你去哪儿了？”我俩同时问道并幸福地相视一笑。
“女巫婆中午没回家，她让我去了一趟她朋友的小店。我迟到了，但你也没在那里。”
“我有点担心，去了店里。我买了这个包留作纪念。”
芙颂带着一对耳坠，我在博物馆入口处展出了其中的一个。我们从瓦利考纳大街拐进了人更少的埃姆拉克大街。那条街上有个儿时母亲带我去看的牙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医生和他粗暴地塞进我嘴里的那把冰冷的勺子。当我们刚从那个牙医诊所所在的公寓楼前走过时，我们看见坡下聚拢了一群人，还有很多人在往那里跑，而一些被看到的东西吓得变了脸色的人正朝我们走来。
发生了一起车祸，路给堵上了。我看见刚才经过的水罐车下坡时开进了左车道并撞上了一辆小公共。刹车失灵的水罐车司机正站在一旁两手发抖地抽烟。20世纪40年代留下的长鼻子普利茅斯牌小公共的前脸已经被卡车压扁，只有计价器完好无损。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我看见碎玻璃片中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被卡在了前座上，我想起这是我刚才从香舍丽榭精品店出来时看见的那个皮肤黝黑的女人。路面上全是碎玻璃。我拽着芙颂的胳膊说：“走吧。”但她没理睬我。她无声地盯着那个被卡在车里的女人看了很久。
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时，不仅是卡在车里死去的那个女人（是的，她肯定已经死了），可能撞上熟人的担忧也让我感到了不安，我们离开了那里。一辆警车终于开过来了。当我们沉默着沿着警察局所在的街道一路上坡朝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时，我们也在快速地接近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个“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阴凉的楼梯上，我搂着芙颂亲吻了她的嘴唇。走进房间后我又吻了她，但在她那顽皮的嘴唇上有一种羞怯，身上有一种僵硬。
她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怕你不会足够认真或是完全错误地对待我说的事情。”
“相信我。”
她说：“我就是不能确信这点，但我还是要说。”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坚决的表情，就像一个知道箭已离弦，从此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感受的人那样。“如果你不好好对我，我会死的。”
“忘记那起车祸，亲爱的，快说吧。”
她开始无声地抽泣，就像在香舍丽榭精品店因为没能把包的钱退还给我时那样。随后，抽泣声变成了一个受了委屈而气恼的孩子耍脾气的声音。
“我爱上你了。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了！”
她的声音带着责怪，又带着出人意料的怜爱。“一整天我都在想你。从早到晚我都在想你。”
她用手捂着脸哭起来。
我承认当时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傻笑。但我没那么做。我甚至还掩饰起极端的快乐，换上一副感伤的面孔皱了皱眉头。这是我一生中最真诚和激动的时刻之一，而我却做出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
“我也很爱你。”
尽管我是真诚的，但我的这句话没有她的那么有力和真实。是她先表白的。因为我是在芙颂之后说的，所以我那真实的爱情表白里渗透着一种安慰、礼貌和模仿。不仅如此，那个时刻，即使我爱她胜过她爱我，（有可能这也是对的）但因为是芙颂先承认了爱情所发展到的这种可怕程度，所以是她输了。我甚至不愿意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哪种可耻的经验学来的“爱情谬论”，阴险地向我报喜说，毫无经验的芙颂，因为比我更诚实，所以输掉了这场“游戏”。由此，我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那些嫉妒的烦恼和困扰将就此结束。
重又哭起来时，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皱巴巴和充满稚气的手帕。我搂着她，一边抚摸着她脖子和肩膀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天鹅绒般的肌肤，一边告诉她，没什么会比像她这样一个人人都会爱上的漂亮姑娘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哭泣更荒唐的了。
她含着眼泪说：“也就是说漂亮姑娘就不会爱上人吗？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么你说……”
“什么？”
“以后会怎么样？”
她看着我，她的眼神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的那些关于爱情和美丽的言语是无法搪塞她的，我现在的回答才是最重要的。
我无言以对。但现在，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时我想起，那时感觉这类问题终将会出现在我们之间，我变得焦虑不安，我因此在内心里责怪了芙颂，我开始吻她。
她充满欲望又无可奈何地回吻了我。她问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吗。我说：“是的，是的。”她问：“我们不先复习数学了吗？”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吻她，她也开始吻我。与我们深陷其中的死胡同相比，拥抱和接吻更加真实，也充满了“此刻”那无法抗拒的力量。当她把裙子和其他东西一件件脱去后，芙颂不再是一个因为爱情而烦恼悲观的女孩，她变成了一个准备在爱情和性爱的幸福中融化、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女人。于是我们开始经历我所说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也许一些人在某些欣喜若狂的时刻能够真诚地想到或者说，“此刻”他们正在经历一生中那个金色的时刻，但是他们依然会相信，他们将在以后经历比这还要美好和幸福的时刻。因为特别是在青年时期，就像没人一边想着今后的一切将会更糟糕，一边来继续他们的生活那样，如果一个人幸福到能够幻想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么他也会乐观到认为将来也会很美好。
但是，在我们感觉人生就像一本小说那样快要有结局时，我们才能够感知并选择那个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从经历过的所有时刻当中选出了那个时刻，那就需要把我们的故事像小说那样重新叙说一遍。但是，当我们指出最幸福的时刻时，我们也会知道它早已过去并将不会再来，因此它给我们带来了痛苦。能够让这份痛苦变得可以承受的惟一东西，就是拥有那金色时刻留下的一个物品。那些幸福时刻留下的物品，会比让我们体验那份幸福的人们更忠诚地珍藏那些幸福时刻的记忆、颜色、触觉和视觉的欢愉。
在我们长久做爱的间隙，当我们俩都如痴如醉地气喘吁吁时，我吻着她浸满汗水的肩膀，从后面轻轻地搂住她进入了她的身体，当我咬着她的脖颈和左耳时，也就是在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个时刻，我一点没注意过它形状的那只耳坠，从芙颂美丽的耳朵上落在了蓝色的床单上。
每个对文明和博物馆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是博物馆，为这些博物馆提供展品的真正收藏家们在收集他们的第一件藏品时，多数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将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些真正的第一批收藏家，在他们得到后来被展出、分类做目录的（第一批目录就好比第一套百科全书）那些大藏品的第一件物品时，多数时候甚至根本没发现它们的价值。
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做的事，准备离开时，当那只耳坠藏在床单的褶皱里时，芙颂看着我的眼睛低声说：“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
这句话既让我高兴，也让我吓了一跳。
第二天依然很热。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时，我在芙颂的眼里看到了期待也看到了恐惧。
吻我后她说：“昨天我带的那对耳坠掉了一个。”
我说：“在这里，亲爱的。”我把手伸进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瞬间我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立刻想起因为早上发现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芙颂睁大眼睛说：“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它对我很重要。”

18 贝尔琪丝的故事
所有报纸都在重要版面报道了车祸的消息。尽管芙颂没看到那些报纸，但因为谢娜伊女士整个上午说了太多那个死去女人的事情，因此芙颂觉得，尼相塔什的一些女人仿佛也完全是为了谈论这件事才像路过那样跑来店里的……芙颂说：“谢娜伊女士为了让我也去参加明天的葬礼，中午要把店关掉。弄得好像我们都喜欢那个女人一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是怎么样的？”
“是的，这个女人常来精品店。但是，对于那些从意大利、巴黎进口的昂贵衣服，她会买下它们说‘让我来试试看’，她穿着它们去出席一些重要活动，随后来退货说‘不合适’。谢娜伊女士对她很生气，因为人人都看见她穿过的那些衣服就不容易再卖出去了。另外谢娜伊女士还因为她对我们不友好、砍价太厉害而讨厌她，会在背后说她的坏话。但是谢娜伊女士因为她有很广的社交圈而不敢得罪她。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但她有段时间曾经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情人。”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因为我准备和茜贝尔分享谈论这件事的乐趣，原因是我认为和她谈论这件事将会有更多的乐趣。而就在一个星期前，别说向芙颂隐瞒一件事，就是对她撒谎也不会让我难过的，因为我觉得，谎言就像是这类风流韵事的另外一个有趣，也是不可或缺的结果。当我想是否可以把故事掐头去尾地讲给芙颂听时，我再次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感觉到我隐瞒了什么，于是我说：“那是个很伤感的故事。因为和许多男人上过床，所以那个可怜的女人被人鄙视。”
这甚至不是我的真实想法。而我却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说了出来。一阵沉默。
芙颂耳语似的说：“别担心。除了你我不会和别的男人上床。”
回到萨特沙特，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安宁，很久以来我第一次带着欲望、信念和挣钱的乐趣不停地工作。我和比自己年轻一点的自负新员工凯南一起，不时说上一两句玩笑，把债务人名单上近百人的情况逐个过了一遍。
凯南高兴地皱起眉头笑着问道：“凯末尔先生，我们怎么处理慷慨·大方先生？”
“我们要让他更大方。怎么办，谁让他有那么一个外号呢。”
傍晚，回家的路上，我闻着从那些还没被烧毁的老帕夏宅邸花园里传来的椴树花香，漫步在完全变绿的枫树树阴下。看到在堵塞的马路上气恼地按响喇叭的男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前一天的爱情和嫉妒危机已经结束，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到家后，我冲了凉。从衣柜里拿出洗净、熨好的衬衫时，我想起了那只耳坠。当我没能在昨天以为放在那里的西装口袋里找到耳坠时，我翻了抽屉和柜子，还去法特玛女士找到掉落的纽扣、衣领上跑出来的衬条、我口袋里掉出来的硬币、打火机时放的瓦罐里找了找，但还是没有。
“法特玛女士”我轻声叫道。“你在家里看到过一只耳坠吗？”
结婚前我哥哥用的那间明亮、宽敞的房间里，满是熨斗的水蒸汽和薰衣草的香味。法特玛女士一边把下午熨好的我和父亲的手帕、衬衫和毛巾摆放到衣柜里，一边说没看见过什么耳坠。她从筐里那堆还未配对的袜子里，像拎一只犯错的猫仔那样拿出一只袜子对我说：“看着我，镐头脚趾甲！”她喊着儿时给我起的一个外号说：“如果你再不好好剪脚趾甲，你就不会有一双头上不破的袜子了。我再也不给你补袜子了，看着办吧。”
“好的。”
父亲坐在客厅朝着泰什维奇耶清真寺的那个角落里，身上围着一块雪白的围裙，理发师巴斯里正在给他理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在他的斜对面说着什么。
看到我后，母亲说：“你过来，我正在说最新的传闻。”
板着面孔好像没听我母亲说话的巴斯里，听到“传闻”两字顿时停下了手上的剪刀，露出他的大牙傻笑了一下。
“有些什么传闻？”
“莱尔詹他们家的大儿子想当汽车拉力赛选手，但因为他父亲不同意，所以……”
“我知道，他把他父亲的奔驰车弄得面目全非。然后找警察说车被盗了。”
“那么夏奇曼特为了把女儿嫁给卡拉罕的儿子干了什么，你听说了吗？等等，你要去哪里？”
“我不在家吃晚饭。我要和茜贝尔去参加一个聚会。”
“那你去跟贝科里说，让他晚上别炸红鲻鱼了。今天他为了你专门跑了一趟贝依奥鲁的鱼市。那么你答应我明天在家吃午饭。”
“我答应！”
因为怕把地毯弄脏，所以父亲脚下的一角地毯被卷了起来，父亲的一缕缕细弱的白发洒落在了地板上。
我把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一路前行时，我打开收音机，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和着歌声打节拍，一小时后我经过海峡大桥来到了阿纳多卢希萨尔。茜贝尔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就从别墅里跑了出来。路上我告诉她，前天在埃姆拉克大街上出车祸死去的女人是扎伊姆以前的情人（茜贝尔笑着说：“是那个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吗？”），接着我开始给她讲那个女人的故事。
“女人名叫贝尔琪丝。比我大几岁，大概是三十二三岁。是个穷人家的姑娘。进入上流社会后，她的那些敌人为了羞辱她，就说她母亲是个包头巾的女人。这女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高中时，在5月19日<small>9</small>仪式上认识了一个同龄男孩，他们俩一见钟情。男孩是那时伊斯坦布尔首富之一的船主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小儿子法利斯。像从土耳其电影里出来的这个穷女孩和富男孩的爱情持续了很多年。也许因为他们的爱情太强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没脑子，这对高中恋人不仅在婚前做了爱，还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当然结婚是他们最合适的选择，但是男孩的家庭认为，穷女孩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儿子才‘走到最后’的，而且这事众所周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男孩也不具备挑战家庭、坚持和女孩结婚的能力和金钱。于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男孩的家庭出钱把他们送去了欧洲。三年后男孩在巴黎，不知道是因为吸毒，还是因为绝望客死他乡。贝尔琪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像人们通常选择的那样和一个法国人私奔彻底忘记土耳其，而是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开始了一种让所有上流社会女人羡慕不已的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她的第二个情人是狗熊·萨比赫……离开他之后，她和德米尔巴拉尔他们家被情所伤的大儿子好了一阵。她之后的情人是热夫科，因为热夫科也是一个为情所伤的人，因此有段时间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会笑着叫她‘安慰天使’，并幻想着和她调情。除了丈夫没和其他男人上过床，或是最多在隐秘和羞愧中找到一个临时情人，但又因为恐惧而无法完全尽兴的所有已婚和富有的女人，对光明正大地和所有受欢迎的单身男人经历过爱情、我认为她还有许多已婚和秘密情人的贝尔琪丝嫉妒万分，都想用一勺水把她淹死。可以说因为贝尔琪丝红颜已老，也因为她不再有足够的钱来打扮自己，所以那个日子也不远了。车祸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茜贝尔说：“我很诧异，那么多男人里面竟然没一个和她结婚的。也就是说，没一个人爱到要和她结婚的程度。”
“其实男人们会疯狂爱上像她那样的女人。但结婚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她和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儿子法利斯没上床就立刻结婚，那么她家的贫穷也会被很快忘记。或者如果贝尔琪丝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么即使结婚时她不是处女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她没能去做人人都会的这些事情，也因为她有丰富的爱情经历，所以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多年来一直叫她‘安慰婊子’。因为年轻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出现在面前的第一份爱情，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给了情人，也许我们应该对贝尔琪丝表示敬意。”
茜贝尔问：“你敬重她吗？”
“不，我会觉得她讨厌。”
现在我想不起来是以什么名义举办的聚会，是在苏阿迪耶海边一个人家的水泥码头上举行的。那天去了六七十人，大家手拿酒杯轻声交谈着，彼此都在看有谁来了。我觉得大多数女人不满意她们所穿裙子的长度，绝大多数穿短裙的女人因为她们的小腿不是短就是粗而不安。因此第一眼看上去她们个个都像笨拙的陪酒女郎。码头边停靠划艇的地方，有一处下水道正在往海里排废水，臭气在人群里因为戴着白手套的招待员不停穿梭而显得愈发浓重。
一个新近从美国回来开了诊所的“心理医生”，一认识就给了我他新印的名片，在一个中年女人的一再追问下，他对聚拢在自己周围的人群描述了爱情的定义：一个人尽管有别的机会，但拒绝这些机会只想不断地和同一个人做爱，那么这种让人感觉幸福的情感就叫做“爱情”。谈完爱情，一位母亲让我认识了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随后，我和这位母亲讨论了除了不断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抵制”的土耳其大学，还可以让她女儿去哪里读书。这个话题是由刊登在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新闻上说，为了防止高考试卷被盗，印考卷的工人们开始了一段长期的监禁生活。
过了很久，个子高高、长着长下巴和漂亮眼睛的英俊扎伊姆和几乎和他一样高和苗条的德国模特英格出现在了码头上。让人们内心感到刺痛的不仅是对他们漂亮外表的嫉妒，更多的是拥有蓝眼睛、细长双腿、雪白肌肤、金色长发的英格，用她的外表无情地告诉那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欧洲人，把头发染成金色、拔掉眉毛、挨个逛精品店选购衣服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女人，很可惜，肤色和人种特征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弥补的重要缺陷。而我不仅是因为她的北方血统，更多的是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觉得她的脸蛋、笑容和嘴唇很熟悉。我喜欢每天早上在报纸的广告上、走路上班时在哈尔比耶一栋公寓楼的侧墙上和英格相遇。英格的周围又一下聚拢了很多人。
回家的路上，茜贝尔打破车上的沉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确实是个好人。但是，那个德国女人也就是一个和阿拉伯酋长上床水平的四等模特，但是你的朋友好像嫌拍了广告还不够，还要让大家知道她是自己的情人，你觉得他这么做好吗？”
“很有可能那个模特也在用同样友好的情感，认为我们和阿拉伯酋长并没什么区别。据说现在汽水卖得很好。扎伊姆有一阵子说，如果得知西方人也喜欢一个现代的土耳其产品，那么土耳其人会从这个产品上得到一种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在理发店里看见的，《周末》杂志不仅在中间的照片版面上登了那女人和扎伊姆的照片，还在采访版面上刊登了对他们的采访，他们还印了一张她的半裸照片，庸俗极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我笑着说：“你还记得有个又高又大的害羞男人吗？他用蹩脚的德语对英格说，她在广告上看上去很优雅，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睛盯在女人袒露的前胸上，他只好一直看着她的头发……他就是贝尔琪丝的第二个情人狗熊·萨比赫。”
但是，当车在薄雾中从海峡大桥下面疾驶而过时，茜贝尔已经睡着了。

19 葬礼
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外还可能导致我的盔甲被刺穿。

20 芙颂的两个条件
芙颂迟到了。这让我不安，而她更为不安。不像致歉，倒像是埋怨，她说碰到了她的朋友杰伊达。她的身上还留着杰伊达的香水味。她和杰伊达是在选美比赛上认识的。她也很冤，只得了第三名。然而现在杰伊达很幸福，因为她在和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谈恋爱，男孩是认真的，他们想结婚。芙颂直视我的眼睛带着一种惊人的真诚说：“太好了，是吧？”
正当我要点头表示同意时，她说有一个问题。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因为非常“认真”，所以不让杰伊达做模特。
“比如，现在正在为夏天拍秋千广告。她的情人很保守，态度也很强硬。别说是去拍覃泰公司的双人秋千广告，他甚至不同意她穿着迷你裙上街。然而杰伊达上过模特培训班。她的照片还上了报纸。覃泰公司愿意用土耳其模特，但男孩不同意。”
“告诉她，那家伙很快会让她穿裹得更严实。”
“杰伊达早就准备结婚后做家庭主妇了。”芙颂对我的曲解感到惊讶和生气。“她只是担心男孩不认真。我们要见面谈这些问题。你认为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男人是认真的？”
“我不知道。”
“你知道这样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我不认识那些从乡下来的保守有钱人。我们还是来看看你的作业吧。”
“我什么作业也没做，可以吗？你找到我的耳坠了吗？”
我的第一个反应差点就要像一个被警察拦下、清楚自己没有驾照，但仍然装模作样翻口袋、手套箱和提包的狡猾醉酒司机了。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亲爱的，我在家里没找到你的耳坠。但总会找到的，别担心。”
“够了，我要走了，再也不来了！”
我从她找包时脸上露出的悲伤表情和手足无措的样子里明白，她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站在门前哀求她别走。我像一个酒吧的保镖那样把着门不停地说，我从她嘴角上渐渐变深的笑意、用一种努力掩饰的怜爱引起的微微皱起的眉头上知道，我说自己是如何爱她的那些话（所有的话都是真的），让她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她说：“好吧，我不走了。但是我有两个条件。首先你告诉我，你最爱的人是谁，你说吧……”
她立刻明白我的脑子一下乱了，我既不能说是茜贝尔，也不能说是芙颂。她说：“你说一个男人吧……”
“我父亲。”
“很好。我的第一个条件是，用你父亲的脑袋发誓，你将永不对我说谎。”
“我发誓。”
“不是这样的。把句子说全了。”
“我用我父亲的脑袋发誓，我将永不对你说谎。”
“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然而没等她开口我们就接吻，随后开始幸福地做爱了。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做爱时，我们俩都感到带着爱情的沉醉仿佛来到了一个梦幻的国度。让我们感觉仿佛来到了一颗新行星的这个地方，在我的幻想里，就像是怪异的行星表面、无人的浪漫岛屿风景和在月球表面拍的那些照片。当再次谈到我们好似去了一个奇怪的国度时，芙颂说，她眼前闪现的是一个绿树成荫的花园、一扇面向那个花园和花园后面大海的窗户、一个满是在风中摇曳的向日葵的金黄色山坡。这些画面，在做爱过程中（也就是正像我们那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彼此最贴近的时候，比如说芙颂的大部分乳房和坚挺的乳头将我的嘴巴塞满时，或者芙颂把鼻子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连接处用劲抱着我时，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从彼此的眼睛里我们也看到，我俩之间这种惊人的亲近让我们感觉到了迄今为止从未认识的一样东西。
“好，现在来说我的第二个条件。”芙颂带着做爱后的愉悦说道。“你带着那个耳坠和这辆儿童自行车去见我的父母，去我们家吃晚饭。”
“我当然会去的。”我也带着做爱后的轻松脱口说道。“只是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呢？”
“在街上遇到一个亲戚，你就不能问起她的父母吗？她就不能邀请你去她家吗？或者有一天你来店里看见我，你就不能也想见我的父母吗？高考前你就不能每天帮一个亲戚补习一下数学吗？”
“我一定会带着那个耳坠去你们家吃晚饭的。我答应你。但是我们别跟任何人提补习数学的事情。”
“为什么？”
“你很漂亮。他们会立刻明白我们是情人的。”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就不能像欧洲人那样不做爱长时间待在一个房间里吗？”
“当然是可以的……但因为这里是土耳其，所以所有人会想他们不是在做数学题，而是在干别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他们也会开始想那件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女孩会开始说‘让我们把门敞着’之类的话。男人会想，同意和自己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女孩给他开了通行证，如果他还无所作为，那么他的男子气会受到质疑，于是他会去纠缠女孩。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脑子会被所有人认为他们做了的那些事玷污，于是他们会想去做那件事。即使没有做爱，他们也会开始有一种负罪感，感觉不做爱就无法在房间里长时间待下去。”
一阵沉默。我们的头在枕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停留在了为暖气管道、热水器管道开凿的小洞和盖子、窗帘杆、窗帘、墙壁和天花板的边角线、裂缝、剥落的油漆和由灰尘组成的景致上。为了让参观者也感受到那个寂静的时刻，多年后我们用所有真实的细节为博物馆重现了这个画面。

21 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
6月初的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离订婚仪式还有九天，我和父亲在埃米尔岗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吃了一顿午饭，那顿午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当时就明白了。那些天因为心情不好让母亲担忧的父亲曾对我说：“订婚前让我们俩单独吃顿饭，我要给你一些忠告。”在我儿时起就给父亲当司机的切廷驾驶的56式雪佛兰车上，父亲给了我一些关于人生的忠告（我一定不能把生意上的朋友当做生活上的朋友，等等），我一边带着诚意将这些忠告作为订婚的一种准备仪式来听，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海峡风景、那些随着激流歪斜着前行的老市内渡船、在中午也显得阴暗的岸边小树林的阴影。更有甚者，父亲没有像儿时那样告诫我不要偷懒、放荡和幻想，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和责任，当海水的腥味和松树的清香飘进车窗时，他告诉我，人生是一段真主赐予的、必需活出滋味的短暂时间。我在这里展出的父亲的石膏头像，那是十年前，我们靠纺织品出口一下变得很富裕的那些年里，父亲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请在美术学院任教的雕塑家邵姆塔什·雍通齐（他的姓是阿塔图尔克赋予的）塑的。为了让父亲看上去更像一个西方人，雕塑家故意把父亲的胡子缩小了，带着对我们这位学院派雕塑家的愤怒，我在塑像上加上了这撮塑料胡子。儿时父亲因为我的懒散责骂我时，我会一直看着他那些越说越颤抖的胡子。父亲说由于我的过分勤奋我有可能会错过人生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我想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满意我在萨特沙特和其他公司里做的那些创新之举。当父亲谈到哥哥多年来觊觎的一些事情其实应该由我来关注时，我告诉他，自己渴望做所有这些事情，而哥哥在很多问题上因为谨小慎微和保守行事让我们所有人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看见不仅是父亲，司机切廷也满意地笑了。
阿卜杜拉赫先生的饭店，以前在贝伊奥鲁的主街上，就在阿阿清真寺的旁边。曾经是所有去贝伊奥鲁看电影的名人和富人们吃午饭的这家饭店，几年前在饭店的大部分顾客一个个有了车之后，搬到了埃米尔岗山坡上一个可以远眺海峡的小农庄里。父亲一走进饭店就摆出一副快乐的样子，他和那些以前在别的饭店，或是老的阿卜杜拉赫饭店里认识的招待员们一一打了招呼。为了看看客人中是否有熟人，他还朝饭店大厅里张望了一下。领班带我们去入座时，父亲在一桌客人前停了一下，远远地和另外一桌人打了招呼，还和一个和漂亮女儿坐在一起的年纪稍大的女人稍微调了调情，那女人说我那么快就长大了，那么像父亲，那么英俊。父亲问那个儿时叫我“小先生”，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改口叫我“凯末尔先生”的领班要了多层馅饼、腌制金枪鱼等小菜，还立刻为我们俩要了拉克酒。
父亲问道：“你也喝点酒是吧？”随后他又说：“如果你要抽烟就抽吧。”好像我当着他的面抽烟的问题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没有解决掉一样。
他对一个招待员说：“给凯末尔先生也拿个烟灰缸。”
当父亲拿起饭店在自家的暖棚里栽种的小番茄闻了闻，大口喝着拉克酒时，我感觉他想跟我说一件事，只是还没决定该如何来讲。有那么一刻我俩都朝窗外望去，我们看见切廷站在远处正和其他那些在门口等候的司机聊天。
父亲用一种嘱咐遗嘱的口吻说：“你也要懂得切廷的价值。”
“我懂。”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也别再取笑他动不动就讲的那些宗教故事。切廷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有礼貌，脾气、秉性都很好，二十年来一直都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不能让他走。你也别像那些暴发户那样不停地换车。雪佛兰也还好用……这里是土耳其，自从国家禁止进口新车后，整个伊斯坦布尔在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老美国车的博物馆，但也无所谓了，你看最好的修车师傅也在我们这里。”
我说：“亲爱的爸爸，我是在那辆车里长大的，你别担心。”
父亲说：“很好。”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嘱咐遗嘱，所以现在可以切入主题了。“茜贝尔是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姑娘。”但没有，这也不是主题。“你也清楚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找到的姑娘，是吧？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去伤害一个女人，更别说是像她这样的一朵稀有花朵了，你要永远把她捧在手心里。”突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和羞怯的表情。他像对什么事生气一样不耐烦地说：“你还记得那个漂亮的姑娘吗？有一次你在贝西克塔什看见过我们的……看见她时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哪个姑娘？”
父亲生气了。“亲爱的，十年前有一天，你不是在贝西克塔什的巴尔巴罗斯公园里看见我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不记得了。”
“儿子，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都看见了彼此。那时我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后来呢？”
“后来为了不让你的父亲难堪，你礼貌地移开了目光。想起来了吗？”
“我不记得了。”
“不，你看见我们了！”
我不记得这样的一次偶遇了，同时我也很难向父亲证实这一点。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不安的争论之后，我们想也许是我想忘记看见他们的事实，并且我做到了这点。或许是他们慌乱中认为我看见了他们。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主题。
“那个姑娘做了我十一年的情人，非常美好的一段往事。”父亲用一句话骄傲地把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作了概括。
让父亲有些扫兴的是，我不曾亲眼见证父亲很久以来想跟我谈论的这个女人的美丽，或者更糟糕的是我忘记了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美丽。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这是一张在市内渡船后甲板上拍的一个忧郁、棕色皮肤、非常年轻的女人照片。
“这就是她。照片是我们认识的那年拍的。很遗憾她很悲伤，显不出她的美丽。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什么话也没说。无论有多“旧”，父亲跟我提及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让我恼火。但那时我搞不清到底是什么让我恼火的。
父亲一边把照片塞进口袋，一边说：“你绝对不要告诉你哥哥我说的这些话。他很古板，不会明白的。你在美国待过，我也不会讲什么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明白吗？”
“当然，亲爱的爸爸。”
父亲慢慢地喝着拉克酒说：“你听着。”
他和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在“十七年半前，1958年1月的一个下雪天”里认识的，她那清纯和纯真的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他。女孩在父亲刚刚建立的萨特沙特公司里工作。开始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但后来尽管他俩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关系还是变得更加“认真和富有情感”了。女孩和英俊的老板（我立刻算出当时父亲四十七岁）建立关系一年后，在我父亲的逼迫下辞去工作，离开了萨特沙特。也是在我父亲的逼迫下她没去别的地方找工作，而是在我父亲给她在贝西克塔什买的一套单元房里，带着“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幻想开始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生活。
父亲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仁慈、非常聪明、非常特别的人。她一点不像别的女人。之前我也有过几次出轨的行为，但我从来没像爱她那样爱过别人。儿子，我也很想跟她结婚……但你母亲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别误会，孩子。我并不是说为了你们的幸福我牺牲了自己。其实，比我更想结婚的是她。我敷衍了她很多年。我无法想像一种没有她的生活，看不到她时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我无法跟你，跟任何人说。然后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作个选择吧！’，也就是说要么我离开你母亲和她结婚，要么她抛弃我。你为自己再要一杯拉克酒吧。”
“后来怎么样了？”
一阵沉默后，父亲说：“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她抛弃了我。”说这个话题让他疲惫，但同时也让他轻松。当他看着我的脸明白能继续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更轻松了。
“我非常、非常痛苦。那时你哥哥已经结婚，你在美国。但是当然在你母亲面前我努力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像个小偷一样躲在一边偷偷地忍受痛苦又是另外一种痛苦。当然，你母亲像觉察到其他情妇那样也觉察到了她的存在，她明白这次的事情很严重，但她没吱声。在家里我和你母亲、贝科里和法特玛，就像在酒店过家家那样生活着。我明白痛苦不会停止，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但我又不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她（父亲向我隐瞒了那女人的名字）也很悲伤。她跟我说，有一个工程师向她求婚了，如果我下不了决心她就要和别人结婚了。但我没当真……她的第一次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想她是不会要别人的，她在‘骗’我。再说，即使不这么想我也做不了什么。因此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有一年夏天我们不是一起去了伊兹密尔博览会了吗，切廷开车去的……回来以后我听说她和别人结婚了，我无法相信。我想她是为了影响我、让我痛苦才散布这个消息的。她拒绝了我所有约会和谈话的请求，也不再接我的电话。她还卖掉了我给她买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真的结婚了吗，她的那个工程师丈夫是谁，他们有孩子吗，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四年里我没能问过任何人。我害怕自己知道了会更痛苦，但一无所知也是可怕的。我幻想着她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打开报纸她在读我读的新闻，在看我看的电视节目，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让我很伤心。我开始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千万别误会，儿子，我当然为你们、工厂和你母亲感到骄傲。但这是另外一种痛苦。”
因为他用的是过去时，所以我感到故事已经有了结果，父亲也因此轻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高兴。
“最后有一天中午，我又陷入了焦虑，我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当然知道我是谁，但她不认识我的声音。我谎称自己是她一个高中同学的丈夫。为了让她女儿来接电话，我想说‘我生病的妻子喊她去医院。’她母亲说‘我女儿死了’，然后哭了起来。据说她死于癌症！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也马上挂了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我立刻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也没和什么工程师结婚……人生太可怕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空无！”
看见父亲眼里流出的眼泪，一时我觉得自己很无奈。我既理解他又对他感到愤怒。越是努力去想他讲的这个故事，我的脑子就越乱，越感到痛苦，就像那些老人类学家说的“无法想像禁忌的原始人”那样。
父亲说：“没关系。”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父亲恢复了平静。“儿子，今天喊你来不是为了讲我的痛苦让你伤心的。你马上就要订婚了，我当然希望你了解这个痛苦的故事，更好地认识你的爸爸，但是我还想说一件别的事情。你明白吗？”
“什么事？”
父亲说：“现在我非常后悔。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地待她，没有千百次地对她说，她有多甜美、多可爱、多珍贵。她是一个谦卑、聪明还很漂亮的姑娘，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她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漂亮女人所拥有的骄傲，好像美丽是她们自己造就的一样，她也没有被娇宠、希望不断被夸奖的要求……因为我痛失了她，也因为我没有好好地待她，所以今天我依然沉浸在痛苦之中。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
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神情很严肃，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旧的天鹅绒珠宝盒。“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伊兹密尔博览会时给她买的，我希望回去后她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但没能有机会给她。”父亲打开了盒子。“她带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我也不希望你母亲在我死后找到它们。拿着吧。我想了很久，这对耳坠茜贝尔带着会很合适。”
“亲爱的爸爸，茜贝尔又不是我的秘密情人，她将做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朝父亲递过来的盒子里看了一眼。
父亲说：“别说这些废话。你不跟茜贝尔说这对耳坠的故事不就完了。看见她戴这副耳坠你就会想起我。别忘了今天我给你的那些忠告。你要很好地对待那个漂亮的姑娘……一些男人总不善待女人，然后还狡猾地让所有人相信自己并没有犯错。你千万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一定要牢记我说的这些话。”
他关上盒子，用一个奥斯曼帕夏的动作像是给小费那样把盒子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他对招待员说：“孩子，再给我们来点拉克酒和冰块。”他转身对我说：“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这里的花园也很漂亮，满是春天的气息和椴树的花香。”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忙着跟父亲讲自己有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父亲作为大老板打电话去萨特沙特取消我的约会将会非常不合适。
父亲说：“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学会了这些。很好。”
我一边为了不驳父亲的面子又喝了一杯拉克酒，一边不停地看手表，我不想——尤其是那天——和芙颂的约会迟到。
父亲说：“等等，儿子，让我们再坐一会儿。你看我们父子谈得多好。你马上就要结婚，要忘记我们了。”
我边站起身，边说：“亲爱的爸爸，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我的那些宝贵忠告。”
老了以后，父亲的嘴角在非常激动的时候会颤抖。他伸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握。当我同样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时，就像我挤压了藏在他脸颊下面的一块海绵那样，突然他老泪纵横。
但父亲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叫着要了账单。回去的路上，父亲在切廷平稳驾驶的车里睡着了。
在迈哈迈特公寓房里，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和芙颂长久地接吻后，告诉她因为和父亲吃了午饭所以嘴里有酒味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天鹅绒盒子。
“打开看看。”
芙颂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这不是我的耳坠。这是珍珠，很贵的。”
“喜欢吗？”
“我的耳坠在哪里？”
“你的耳坠消失了，然后有天早上我一看，它来到了我的床前，还带来了另外一只。我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天鹅绒盒子，带来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芙颂说：“我不是小孩子。这不是我的耳坠。”
“亲爱的，从精神上来说，我认为是你的耳坠。”
“我要我的耳坠。”
“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根本没法戴这副耳坠……所有人都会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别戴。但你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但这是你为了取代我的耳坠才给我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把那只耳坠弄丢，你就不会拿这个过来。你真的弄丢了吗，你做什么了，我很好奇。”
“总有一天它会从家里的柜子里跑出来的。”
芙颂说：“总有一天……你说的好轻松……你太不负责了。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我带着缓一时之急的慌乱说：“不会很久。到那天我把这辆自行车也带上，晚上去拜访你的父母。”
芙颂说：“我等着。”随后我们开始接吻。“你嘴里的酒味很难闻。”
但是我继续吻她，开始做爱后所有这些烦恼全给忘了。我把父亲给他情人买的耳坠放在了那里。

22 拉赫米的手
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small>10</small>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1]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又用他点燃的火柴点着了烟，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样，我们三人用一种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时跷起二郎腿开始抽烟了。
墙上，像欧洲人在墙上挂油画那样“挂着”一块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为马尔泰派香烟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种自己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深层次”问题的错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会幸福。当然多数人处在两者之间。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发现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没发现也许是守护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没发现自己的幸福，不是为了守护它，而是因为我害怕一种正在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颂。那些天难道就是这种恐惧让我变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吗？
看着那些摆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里的家具（墙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漂亮温度计、一块写着“以真主的名义”的木牌），瞬间我以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来了。电视上面铺着一块手工钩织的垫子，垫子上放着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看到小狗时，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我先想到了这点，然后是芙颂。

23 沉默
越是接近订婚的日子，我和芙颂之间的沉默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沉默毒药般浸透到我们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的约会和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做爱里。
有一次她说：“我妈收到了订婚仪式的请帖。我妈很高兴，我爸说我们应该去，他们要我也去。感谢真主第二天有高考，我就没必要在家装病了。”
我说：“请帖是我妈发的。你千万别去。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
我希望芙颂附和地说“那你就别去”，但她什么也没说。随着订婚日子的日益临近，我们更加热烈地做爱，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恋人一样，我们用习惯的手—胳膊——身体动作搂抱对方，有时我们不说任何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窗纱。
直到订婚那天，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和长久做爱。就像我们从不谈起我们的处境、我的订婚、今后将怎样一样，对那些会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的事情也尽量避而远之。这把我们拖进了一种沉默。窗外依然会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尽管刚开始做爱的那些天我们也没有谈起今后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地说起我们共同的亲戚、普通的尼相塔什传闻和那些坏男人。现在我们之所以忧伤，也是因为这些谈笑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损失、一种不幸。但这种坏情绪没有让我们彼此远离，反而很奇怪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订婚后将继续和芙颂约会。一切像原来那样持续的这个天堂，慢慢地从一种幻想变成了一种合理的猜测。在我们如此热烈和真诚地做爱时，我认为芙颂是不会抛弃我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不是推论。我一边偷偷地想这些东西，一边试图从芙颂的言行中明白她在想什么。因为芙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她不给我任何线索，于是沉默变得更长久了。同时，芙颂也在看着我的举动，绝望地作着某些猜想。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们像睁大眼睛的间谍一样长时间地审视对方。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穿过的白色内裤、白色的儿童袜子和这双肮脏的白色塑料凉鞋，让它们成为我们那些忧伤、沉默时刻的标志。
转眼间订婚的日子到了，所有的猜测也都落空了。那天，我先解决了威士忌和香槟酒方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买主因为没收到现金拒绝卖酒），然后去了塔克西姆，在我儿时常去的大西洋快餐店吃了汉堡，喝了阿伊让<small>11</small>，随后去了儿时的理发师长舌·杰瓦特那里。杰瓦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理发店从尼相塔什搬到了塔克西姆。父亲和我们就在尼相塔什为我们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理发师巴斯里。但是在我路过那里，想听他开的玩笑高兴一下时，我就会去在阿阿清真寺街上的杰瓦特理发店。那天杰瓦特知道我要订婚后非常高兴，他为我做了新郎的刮脸，用了进口的剃须泡沫，仔细地剃掉了我脸上的所有胡子，还给我抹了他说是没有香味的润肤液。从理发店出来，我走回尼相塔什，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
芙颂按时到了。几天前，我半心半意地说，星期六我们不该约会，因为第二天就要高考了。而芙颂却说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一天她想让脑子休息一下。借口准备考试，她已经两天没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了。芙颂一进房间就坐下点上了一根烟。
她带着嘲讽说：“我的脑子里全是你，数学什么的已经装不进去了。”就像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电影里的一句俗套台词，她大笑了几声，随后满脸通红。
如果她的脸不那么红，如果她没那么忧伤，我也可以试着把事态变得轻松一些的。我们可以装做根本没想到今天我要订婚的事情。但没有那样。我们俩都感到了一种强烈、无法承受的忧伤。我们明白只有做爱才能从这种无法用玩笑来敷衍、不会因为谈话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分担而减轻的忧伤里逃脱出来。但是忧伤也减慢、毒害了我们的做爱。有一阵，芙颂像一个倾听自己身体的病人那样躺在床上，她仿佛在凝望头顶上的一片愁云，我躺到她身边，和她一起仰望天花板。踢足球的孩子们也不出声了，我们只听到了球的声音。随后鸟儿们也停止了鸣叫，一阵深沉的静默开始了。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声，随后是另外一艘船的。
再后来，我们用我的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也就是她外婆母亲的第二个丈夫留下的一个杯子分享了一杯威士忌，随后我们开始接吻。写这些时，我感觉不该让那些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伤心了。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们忧伤，小说也一定要忧伤。像往常一样，我们也用房间里的物件，我母亲留下的裙子、帽子和小摆件来消磨时间。像往常一样，我们的接吻也很美妙，因为在接吻上我们都有了进步。与其用我们的忧伤来让你们伤心，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芙颂的嘴巴在我的嘴里仿佛溶化了一般。在我们越来越长的接吻过程中，在我们合二为一的嘴巴构成的巨大溶洞里，积攒起一种蜂蜜般甜美、温热的汁液，有时这种汁液会沿着我们的嘴角流到我们的下巴。而我们的眼前，开始浮现出一个只有用一种天真的乐观才能被幻想出来的天堂国度，就像仰望天堂那样，我们欣赏着这个五彩斑斓的国度，好像从我们脑海里的一个万花筒里看到的那样。有时我俩中的一个，像一只小心翼翼将无花果咬在嘴上、沉溺于享乐的鸟儿一样，把另外一个人的上嘴唇或是下嘴唇轻轻吸吮进自己的嘴里，随后一边把这片被监禁的嘴唇咬在自己的牙齿之间，一边对另外那人说：“你要听我的发落了！”另外那人用快乐和耐心感觉了嘴唇的冒险，在一边体会了被情人发落的可怕滋味，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仅仅是嘴唇，还有将整个身体勇敢地交给情人将会何等迷人，感到怜爱和顺从之间的这个地方是爱情最黑暗、最深邃的地方之后，也学着做同样的事情。正在这时，在我们嘴里迫不及待扭动的舌头，在牙齿中间迅速找到彼此，提醒我们爱的那与暴力无关，而与温柔、拥抱和抚摸有关的甜蜜一面。
长时间做爱后我俩都睡着了。当阳台外面吹来的一阵甜美、夹带着椴树花香的风，突然将窗纱撩起又像丝绸那样落到我们脸上时，我俩同时被惊醒了。
芙颂说：“我梦见自己在一片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在微风中奇怪地摇摆着。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想喊，但没能喊出声来。”
我说：“别怕。我在这里。”
我就不说我们是如何下床，如何穿上衣服，走到门口的。我跟她说考试时要冷静，别忘了带准考证，她会成功的，随后我努力让自己自然地说出了几天来我想了上千遍的一句话。
“明天我们还在老时间见面，好吗？”
芙颂逃避着我的目光说：“好的！”
我用充满爱恋的目光看着她离去，我立刻明白订婚仪式会很圆满。

24 订婚
展示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的这些明信片，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了二十几年后，为了筹建纯真博物馆，我在和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著名收藏家交朋友、在城里和欧洲的跳蚤市场上（还有小博物馆里）转悠时收集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著名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才同意我摸一摸，从近处看一看其中的一张明信片。这个熟悉的现代和国际风格的酒店，不仅让我想起了订婚的那个晚上，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十岁那年，父母和今天早已被遗忘的美国影星特丽·摩尔一起，激动地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整个上流社会出席的酒店开业典礼。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父母在短时间里适应了这个从我们家窗户也可以看见的、与伊斯坦布尔那陈旧和疲惫的轮廓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那里。父亲的客户、那些喜欢肚皮舞的外国公司代表会在希尔顿下榻。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会去酒店吃那个叫“汉堡”的美妙东西，因为它们还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其他任何一家饭店里。留着细长胡子的门卫，穿着配有金色饰带、亮晶晶纽扣肩章的石榴色制服，这会让我和哥哥着迷。那些年许多“西方”的新事物首先会在希尔顿进行试验，各大报纸会在酒店里安排一个记者。若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弄上了污渍，她会让人送去希尔顿的干洗店，她自己则喜欢和朋友们在大堂的蛋糕店里喝茶。我许多亲戚和朋友的婚礼也是在酒店楼下的舞会大厅里举办的。当明白订婚仪式不适合在我未来丈母娘的破旧别墅举办后，我们一起决定了就在希尔顿。另外，自从开业，希尔顿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家文明酒店之一，因为它从不向那些富有、优雅的先生和勇敢的女士讨要结婚证便可开出房间。
切廷把我们（父母和我）早早地送到了影子像飞毯似的大转门前。
每次进酒店都会变得兴高采烈的父亲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
我们找了一个看得见大堂的角落坐下，父亲向他认识的老招待员问好后急忙为我俩要了“拉克酒”，为母亲要了茶。我们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兴致勃勃地看着傍晚时分酒店里的人群和纷至沓来的宾客。当衣着时尚的嘉宾、朋友、好奇的亲戚们随着快乐的人群一个个在我们前方经过时，他们谁都没看见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仙客来盆花宽大的叶子后面。
母亲说：“啊，雷詹的女儿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她看着另外一个客人皱着眉头说：“应该禁止那些腿长得难看的人穿迷你裙。”回答父亲的一个问题时母亲说；“不是我们，是他们让帕慕克一家坐在后面的，真可惜！”随后母亲又指着别的客人说：“可惜啊，法泽拉女士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人老珠黄……要是他们在家里待着就好了，我也就看不到她这副可怜的样子了……那些包头的女人是茜贝尔母亲那方的亲戚……我看希贾比先生是完了，扔下玫瑰般的老婆和孩子和这么一个庸俗的女人结婚……看这个理发师内夫扎特，好像要跟我过不去，把祖姆鲁特的头发跟我的弄得一模一样。他们是谁，夫妻俩的鼻子、站相，甚至是他们的衣服难道不像狐狸吗？儿子，你带钱了吗？”
父亲说：“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他急急忙忙跑回家，换了衣服就过来了，不像是来参加自己的订婚仪式，倒像是去俱乐部。亲爱的凯末尔，你身上带钱了吗？”
“带了。”
“好。把背挺起来，好吗？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在你身上……好了，我们过去吧。”
父亲向招待员做了一个“单份”的手势，先为他自己，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为我——他依然用手比画了一下——又要了一杯拉克酒。
母亲对父亲说：“你的抑郁和烦恼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又怎么了？”
父亲说：“难道我不能在儿子的订婚仪式上喝点酒高兴一下吗？”
“啊，她多美啊！”看见茜贝尔时母亲说道。“她的裙子也美极了，珍珠也镶得很到位。姑娘本来就很出色，所以穿什么都好看……她穿那裙子好可爱，好优雅，不是吗？多么可爱、贤淑的一个女孩！儿子，你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
茜贝尔和刚刚从我们面前经过的两个漂亮朋友拥抱了一下。姑娘们小心翼翼地举着刚刚点燃的细长香烟，用夸张的动作努力不去破坏彼此的妆容、头发和衣裙，她们互相亲吻了对方，没让抹了口红的嘴唇碰到任何地方，随后她们欣赏着彼此的衣服，说笑着互相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项链和手镯。
父亲看着三个漂亮的女孩说：“每个聪明人都知道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但最后只有傻瓜们才会幸福。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
母亲说：“今天是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穆姆塔兹，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废话？”母亲转身对我说：“好了，儿子，你还待在这里干嘛，快到茜贝尔的身边去……你要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和她分享所有的快乐！”
我放下酒杯，当我从花盆后面径直朝姑娘们走去时，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small>12</small>人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带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份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
当宾客们站着等烦了，老人们疲惫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桌边跑动、玩耍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奶奶，我找到我们的桌子了”/“在哪儿？别跑，你会摔跤的！”）开始入座时，前外交部长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用一种外交官——政客的机敏把我拽到一边，加上他自己的回忆，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茜贝尔是多么优雅，她的家庭是多么有文化。
他说：“凯末尔先生，像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式家庭已经没有了。您是个生意人，会比我更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无知的暴发户，他们的老婆、女儿都是包着头的乡下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男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跟在两个裹着黑色长袍的老婆后面去了贝伊奥鲁，请她们吃了冰激凌……告诉我，你确定要和这个姑娘白头偕老吗？”
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我没能用一句玩笑来修饰我的回答，让老部长大失所望。
“婚约是不能毁的。也就是说，这个姑娘的名字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让我马上来给你们订婚，这样我们就可以吃饭了。你过来……”
尽管知道他不喜欢我，但这一点也没影响我的情绪。部长对聚拢在我们周围的来宾先说起了一段服兵役时的回忆。从中他得出四十年前土耳其以及他本人非常贫困的结论，然后他又真诚地讲述了那时自己和过世的夫人是如何俭朴订婚的故事。他又当着来宾的面夸赞了茜贝尔和她的家庭。尽管他的讲话并不幽默，但包括手上拿着托盘、站在远处的招待员在内，所有人都在笑着，甚至是快乐地听着，仿佛他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茜贝尔十分喜爱、长着一对大门牙的十岁女孩胡尔雅，用银托盘把我在这里展出的订婚戒指端上来时，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茜贝尔和我因为激动，部长因为糊涂竟然一时搞不清应该把戒指戴到哪只手的哪个手指上了。一些本来就准备笑的来宾高声叫道：“不是那个手指，是另外那只手。”当一阵像一群学生发出的快乐嘈杂声开始响起时，我们终于戴好了戒指。部长剪断了绑在戒指上的红丝带，瞬间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像放飞的鸽群发出的噪音。尽管我对此早有准备，但这么多我认识的人高兴地为我们鼓掌，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幼稚的激动。可这并不是让我心跳加速的原因。
我在人群中，在大厅后面的一个地方看见了坐在父母当中的芙颂。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当我亲吻茜贝尔的脸颊时，当我和立刻过来亲吻我们的母亲、父亲和哥哥拥抱时，我知道自己兴奋的原因，但我以为能够掩饰它，不仅对人群，也对我自己。我们的桌子就在舞池的边上。入座前，我看见芙颂和她父母坐在最后面的一张桌子上，他们的旁边是萨特沙特的员工们。
哥哥的妻子贝玲说：“你们俩都很幸福。”
茜贝尔说：“但我们感觉很累……订婚仪式都这样的话，还不知道婚礼会怎么累人呢……”
贝玲说：“那天你们也会很幸福。”
我问道：“贝玲，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贝玲说：“看你在说什么呀。”一时间她好像想到了自己的幸福，但即便是那个时刻的玩笑都让她感到不安，因此她尴尬地笑了笑。在终于吃上饭的人群发出的快乐声响、叫喊声、刀叉的碰撞声和乐队的乐曲声中，我俩同时听到哥哥在用刺耳、尖细的声音和一个人说着什么。
贝玲说：“家庭和孩子们。即使你不幸福，甚至在你最坏的日子里，（她瞟了哥哥一眼）你也要装做在幸福地生活。所有的烦恼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消散。你们也马上要孩子。生很多孩子，就像农民那样。”
哥哥问：“什么？你们在说什么闲话？”
贝玲说：“我在跟他们说快要孩子。让他们生几个？”
谁也没注意到，我一下喝掉了半杯拉克酒。
过了一会儿，贝玲在我耳边问道：“坐在桌子头上的那个男人和可爱的姑娘是什么人？”
“她是茜贝尔在高中和法国读书时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茜贝尔故意让她和我的朋友麦赫麦特坐在一起。她想让他们谈朋友。”
贝玲说：“到目前为止没太多进展！”
我告诉贝玲，茜贝尔带着一种介于仰慕和怜爱之间的情感依赖着努尔吉汗，她们一起在巴黎读书时，努尔吉汗不仅和法国男人谈情说爱，还大胆地和这些男人做爱（这些都是茜贝尔羡慕不已告诉我的故事），她还瞒着伊斯坦布尔富有的家人和他们同居。但因为最后一次的爱情经历让她身心疲惫，另外也受了茜贝尔的影响，她作出了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决定。我补充道：“然而，这当然需要她去结识一个自己欣赏、门当户对、不介意她在法国的经历和她那些旧情人的人，并爱上这个人。”
贝玲笑着轻声说：“还没看出有这样一种爱情的迹象。麦赫麦特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家很有钱。他父亲是有名的公寓楼承包商。”
看见贝玲用一种怀疑的态度皱起眉头，我告诉她，麦赫麦特是我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尽管他的家人对宗教很虔诚也很保守，但多年来他一直反对媒人介绍结婚，甚至反对包头的母亲为他找一个姑娘，即使那姑娘是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也读过书，他希望和一个自己结识的姑娘结婚。“但到目前为止，他和自己找的那些现代女孩一个没谈成。”
贝玲用一种见多识广的口气说：“当然成不了。”
“为什么？”
贝玲说：“你看他的样子，他的德行……和像他这样一个从阿纳多卢内陆来的人……姑娘们会愿意经媒人介绍结婚。如果她们太会玩，太前卫，她们会害怕他偷偷地认为她们是‘婊子’。”
“麦赫麦特不是那种人。”
“但是他的家庭，他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聪明的女孩不会去看男人的思想，而会去看他的家庭和他的状态，不是吗？”
我说：“是的。那些对麦赫麦特发憷，不管他有多认真都不愿意接近他的聪明女孩，现在我不说她们的名字，和别的男人，即使在不十分确信男人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也能够很轻松地让事情向前发展。”
贝玲骄傲地说：“我没跟你这么说吗？在这个国家，不是有很多男人因为婚前走得太近，婚后鄙视他们的妻子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朋友麦赫麦特其实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他没能接近的女孩。如何他爱上了，女孩们会明白的，她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当然我没说他们会上床，但她们会接近他到能够结婚的程度。”
“然而麦赫麦特也因为那些姑娘没接近他、保守和懦弱而没爱上她们。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贝玲说：“这不对。爱上一个人不需要上床，也不需要性。爱情是雷拉和麦吉努<small>13</small>。”
我“嗯”了一声。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哥哥说：“怎么了，也给我们讲讲，谁跟谁上床了？”
贝玲用“孩子们在！”的眼神看了丈夫一眼。她趴在我耳边说：“所以真正要搞清楚的是，你这个看上去像小羊羔的麦赫麦特为什么没能爱上任何一个他带着诚意去结识并想接近的女孩。”
我很敬佩贝玲的智慧，一时间我想对她说，麦赫麦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妓院鸟。在色拉塞尔维、吉汗基尔、贝贝克和尼相塔什的四五个特别妓院里有他经常去拜访的“姑娘们”。一方面他试图和那些在公司里结识的二十几岁的高中女毕业生建立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每天夜里，他会在这些豪华的妓院，和那些模仿西方女影星的女孩们度过疯狂的一夜。喝多时，他会不经意地说出钱不够用或者累得脑子发昏一类的话。但是半夜，当我们离开一个聚会时，他会说要回到那个和手拿念珠的父亲和包头的母亲以及妹妹们一起居住、斋月里和他们一起把斋的家里，但离开我们之后，他会去吉汗基尔或者贝贝克的一个豪华妓院。
贝玲说：“今晚你喝得太多了，别那么喝了。那么多客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们身上……”
“好的”我说，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酒杯。
贝玲说：“看看奥斯曼那种负责的样子，再看看你这种顽皮的样子……你们兄弟俩怎么会这样的不一样？”
我说：“才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很相像。另外今后我将会比奥斯曼更有责任心，更严肃。”
贝玲一开始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严肃……”过了很久后她说：“你没在听我讲话。”
“什么？我在听。”
“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说了些什么！”
“你说，‘爱情应该像那些老神话里讲的那样。应该像雷拉和麦吉努那样。’”
贝玲笑着说：“你没在听我说话。”但是她的脸上还有一种为我担心的表情。为了搞清楚茜贝尔是否也察觉到了这点，她扭头看了一眼茜贝尔，但茜贝尔正在和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说着什么。
我的脑子一直停留在芙颂的身上，在和贝玲说话时，我一直在内心里感觉着坐在我背后某个地方的芙颂，我一直在想她，我不仅试图对读者，也羞愧地试图对自己隐藏这一点。但是够了！反正你们也看见了，我做不到。至少从此以后让我诚实地来对待读者吧。
我找个借口起身离开了桌子，我想去看一看芙颂。我忘了自己的借口。我朝身后望去，但我没能看到芙颂。人太多了，所有人都像往常那样，在同一时间里叫嚷着说话。在人群中捉迷藏的孩子们也在大声叫着。音乐、叉子——刀——盘子的噪音也加入其中，形成了一片巨大的嘈杂声。在这巨大的嘈杂声里，我带着看见芙颂的希望径直朝后面走去。
一个声音说：“亲爱的凯末尔，恭喜你。待会儿是不是还有肚皮舞？”
说话的是坐在扎伊姆桌上的势力眼·塞利姆，我笑了笑，仿佛他开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玩笑。
一个乐观的阿姨说：“凯末尔先生，您作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您不会记得我。我是您母亲的……”
但没等她说是如何认识我母亲的，一个手拿托盘的招待员撞到了我。等我打了一个趔趄站稳后，发现那女人已经离我很远了。
“让我看看你的订婚戒指！”一个孩子说着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孩子肥胖的母亲用劲拽着他的胳膊说：“放手，太不像话了！”她对孩子做了一个扇耳光的动作，但富有经验的孩子立刻笑着逃脱了。孩子的母亲叫道：“过来，坐好！您别见怪……恭喜您。”
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妇女满脸通红地大笑着，当她的目光和我的相遇时，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他的丈夫为自己作了介绍，他说自己是茜贝尔的亲戚，但服兵役的地方是阿马斯亚。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们坐一会儿。我仔细地把后面的桌子扫视了一遍，但我还是没能看到芙颂。她消失了。我感到一阵心痛。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痛楚弥漫在我的全身。
“您在找人吗？”
“我在等未婚妻，但让我先来和你们喝一杯……”
他们高兴坏了，立刻为我腾出了椅子。“我不要刀叉，再给我来点酒。”
“亲爱的凯末尔，你认识埃尔切廷帕夏吗？”
“啊，是的。”其实我不记得了。
帕夏谦虚地说道：“小伙子，我是茜贝尔父亲的姨妈的女婿！恭喜你。”
“帕夏，别介意，因为您穿着便装，所以没能认出您来。茜贝尔总满怀敬意地说起您。”
其实茜贝尔说过，很久以前她的一个远房表姑，去黑伊贝里阿达的别墅度假时，迷上了一个英俊的海军军官。而我当时并没有好好地听她讲那个故事，我只觉得在每个富人家庭，海军上将对于处理和国家的关系、兵役延缓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后门关系是必须的，因此是一个应该好好对待的重要人物。现在带着一种奇怪的讨好本能我想对他说：“帕夏，军队什么时候干预政治，左派分子和极端保守分子从两个方向把国家拖向灾难……”然而尽管我已经醉了，但我感觉如果这么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失礼、喝醉了。突然，像在梦里一样，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因为我在远处看见了芙颂。
我对在座的人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就像喝多时那样，我边走边感觉自己是个幽灵。
芙颂坐回到了自己的桌上。她穿了一件吊带裙。她裸露的肩膀看上去很健康。她做了头发，非常漂亮。即使这么远远地看着她，我的内心也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激动。
她装做没看见我。我们之间隔着七张桌子，第四张桌子上坐着不安的帕慕克一家。我往那里走去，和曾经跟父亲做过生意的阿伊登和君杜兹·帕慕克兄弟俩说了两句话。我的心思在芙颂的桌子上，我看见萨特沙特员工们坐在她旁边的桌上，年轻、自负的凯南像所有人那样两眼盯着芙颂，正在和她套近乎。
就像那些曾经富裕而后又无能地失去了财产的许多家庭一样，帕慕克一家人也退缩进了自己的壳里，他们在那些新贵面前显得很不安。我看见二十三岁、不停抽烟的奥尔罕和他漂亮的母亲、父亲、哥哥、叔叔和堂兄弟们坐在一起，在他身上除了暴躁、不耐烦和讥讽的微笑，我再没能看到其他值得一说的东西了。
离开了帕慕克一家，我径直朝芙颂走去。当她发现自己将不能对我视而不见，我正满怀爱恋、大胆地向她走去时，她脸上出现的幸福表情该如何来描述？瞬间，她满脸通红，而那种深粉色赋予了她的肌肤一种美妙的生动。从内希贝姑妈的眼神里我感觉到，芙颂已经把一切告诉了她。我先握了握她母亲干瘪的手，然后又握了握她父亲那只和女儿一样有着纤长手指和细手腕的手，她父亲看上去一无所知。轮到我的美人时，我握住她的手然后弯腰亲吻了她的两个脸颊，我在内心充满欲望地感受到她脖子上、耳朵下面的敏感点上的幸福回忆。不断在我内心重复着的“你为什么要来？”的问题，立刻变成了“你来了真好！”她画了淡淡的眼线，抹了粉色的口红。这些就像她用的香水一样，把她变得陌生和更加有女人味了。当我看见她眼里的血丝和眼睛下面稚气的水肿，正要得出她离开我后晚上在家哭过的结论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自信、坚决的贵妇表情。
她充满勇气地说：“凯末尔先生，我认识茜贝尔女士，非常在理的一个决定……我恭喜你们。”
“啊，谢谢。”
她母亲同时说道：“凯末尔先生，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帮我女儿补习数学，愿真主保佑您！”
我说：“考试在明天吧？今晚她早点回去会更好。”
她母亲说：“您帮了她很大的忙，当然应该听您的话。但您帮她补习数学的这段时间里她也没少伤心。您就允许她玩一个晚上吧。”
我带着一种老师的和蔼对芙颂笑了笑。因为人群和音乐的嘈杂声——像在梦里一样——仿佛谁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在芙颂看着她母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有时她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表现出来的愤怒，我朝她那半露的胸脯、美妙的肩膀和稚气的胳膊最后看了一眼。离开他们往回走时，我深深地感到，幸福就像拍向岸边的一个巨浪，慢慢地在我内心里膨胀，它在带着一种成就感拍向我的整个未来。
银色叶子演奏着由《时机不再》<small>14</small>改编的《在海峡的一个夜晚》。如果我不坚信这个世界上纯粹的幸福只有在“现在”拥抱另外一个人时才能获得，我愿意将这个时刻当做“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从她母亲的言语和芙颂哀怨的眼神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将不会结束我们的关系，甚至她母亲也带着某些期待从现在起就同意了这件事。我明白，如果我小心行事并能够让她感觉到我有多么爱她，那么今生芙颂将永远不会离开我！对于一些像我父亲和叔叔那样特殊的人，在他们五十多岁、经历了许多磨难后，真主才稍微施舍给他们一点不道德的男人幸福，也就是说一方面和一个受过教育、理性和漂亮的女人分享着所有家庭的幸福和乐趣，另一方面和一个漂亮、迷人和野性的姑娘保持一种秘密和深切的爱情关系。而现在真主在我三十岁、没经受太多痛苦时，几乎无偿地就把这种好运赐予了我。尽管我一点也不虔诚，但那个时刻聚集在希尔顿花园里的快乐人群、各种彩灯、透过枫叶闪现的海峡灯光以及后面深蓝色的夜空，就像真主发来的一张幸福明信片，永不消逝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茜贝尔问：“你去哪儿了？”她来找我了。“贝玲说你喝多了，亲爱的，你还好吗？”
“是的，稍微多喝了点，但我现在很好，亲爱的。我惟一的麻烦就是极端的幸福。”
“我也很幸福，但我们有一个麻烦。”
“什么？”
“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谈不拢。”
“不行就算了。我们幸福就可以了。”
“不，不，其实他俩都有意思。如果他们能稍微熟悉一下，我甚至确信他们会立刻结婚。但他们现在原地打转……我怕他们会失去机会。”
我远远地朝麦赫麦特看了一眼。我看见他无法拉近和努尔吉汗的关系，他越是觉得自己笨拙，越是对自己生气，就越不知所措。我看见边上有一张堆满空盘子的小备餐桌。
我说：“我们去那里坐着说。也许对于麦赫麦特来说，我们已经行动的太晚了……也许他已经没有和一个正经姑娘结婚的可能了！”
“为什么？”
等我们坐下后，我对带着好奇和恐惧的表情睁大双眼的茜贝尔说，麦赫麦特只有在充满了香水味、亮着红灯的房间里才能找到幸福。我问立刻走过来的招待员要了拉克酒。
茜贝尔说：“你很清楚那些地方！没认识我之前你是不是也会和他一起去？”
我说：“我很爱你。”我把手放到她的手上，也没去在意瞬间将目光聚焦在我们戴着订婚戒指手上的招待员。“但是，麦赫麦特一定感到自己不会和任何一个好姑娘经历爱情了。他为此而慌乱。”
茜贝尔说：“唉，太可惜了！都因为那些怕他的姑娘……”
“他要是不去吓唬那些女孩就好了……女孩们是对的……如果和她上床的男人不跟她结婚呢？名声坏了，没人要了，女孩怎么办？”
茜贝尔小心翼翼地说：“人家会明白的。”
“明白什么？”
“一个男人是否可靠。”
“没那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很多女孩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无法决断而沮丧。或者在做爱，但因为恐惧甚至没能得到任何乐趣……我不知道，是否有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如果麦赫麦特不曾流着口水听到欧洲的那些关于性自由的故事，很有可能他压根不会因为想要现代和文明而老想着婚前和女孩做爱。那样的话，他大概就会和一个爱自己的正经姑娘结成一段美满姻缘了。而现在呢，他在努尔吉汗的面前不知所措……”
茜贝尔说：“他知道努尔吉汗在欧洲和男人上床的事情……这既吸引他，又让他害怕……我们还是帮帮他吧。”
银色叶子奏响了他们自己作曲的《幸福》。深情的音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带着痛苦和幸福感到了自己在血液里对芙颂的爱恋。我用一种和蔼的口吻告诉茜贝尔，一百年之后土耳其兴许会变得现代了，到那时所有人将摆脱童贞的担忧和恐惧，像在天堂里承诺的那样做爱获得幸福，但在这之前，仍会有很多人将忍受爱情和性欲的痛苦。
我那善良、漂亮的未婚妻抓着我的手说：“不，不。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幸福一样，他们也会很快得到幸福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让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结婚。”
“行啊，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难道刚订婚就开始躲在一边说闲话了吗？”说话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肥胖男人，“凯末尔先生，我也可以坐一会儿吗？”没等我们回答，他就从旁边拽过一把椅子一下坐到了我们边上。这人四十多岁，领子上别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身上散发出一种甜腻得令人窒息的浓烈女士香水味。“如果新郎新娘躲在这样的一个角落窃窃私语，那么整个婚礼就会扫兴了。”
我说：“我们还不是新郎新娘，我们只订了婚。”
“但是，凯末尔先生，所有人都在说，这个订婚仪式比最炫耀的婚礼还要豪华。婚礼除了希尔顿你们还想过别的地方吗？”
“请您原谅，可以告诉我您是谁吗？”
“凯末尔先生，其实要请您原谅我。我们作家会认为所有人都认识我们。我的名字叫苏雷亚·萨比尔。您可能看过我在《晚报》上用‘白色·康乃馨’笔名写的文章。”
茜贝尔说：“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看您写的上流社会的娱乐消息。我还以为您是个女人，因为您对时尚和服装很精通。”
“是谁邀请您的？”我同时无动于衷地问道。
“非常感谢，茜贝尔女士。但是在欧洲，人人都知道杰出的男人对时尚也是敏感的。凯末尔先生，根据土耳其新闻法，只要向有关负责人出示了您看见的这个记者证，我们记者就有权利参加对公众开放的任何聚会。依据法规条例，印发了请柬的所有聚会也就是‘对公众开放的’。但是尽管如此，多少年来，我一次也没去参加过未受邀请的聚会。邀请我来这个美妙夜晚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您的母亲。作为一个现代人，您的母亲非常重视你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传闻，也就是社会新闻，她会经常邀请我去出席各种聚会。我们彼此极为信任，一些我没能去参加的聚会，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因为夫人就像您一样，会去注意所有的事情，所以从不会给我错误的信息。凯末尔先生，我写的那些社会新闻里没有一处错误，也不可能有。”
“您误解凯末尔了……”茜贝尔嘟囔道。
“就在刚才，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伊斯坦布尔所有的走私威士忌和香槟都在这里’……我们的国家缺乏外汇，我们甚至没有外汇来让我们的工厂开工、购买柴油！凯末尔先生，一些人带着嫉妒和对财富的仇恨，可能会在报上写‘走私酒是从哪儿来的’，来给这个美好的夜晚抹上阴影。如果您对他们也像对我这样不友好的话，请相信，他们会写得更糟糕……不，我是决不会让您伤心的。我将立刻永远忘记您说的那句话。因为土耳其的新闻是自由的。但也请您诚实地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当然，苏雷亚先生，请问。”
“刚才你俩，两个刚订婚的人在那样投入地谈论一个十分有趣、十分严肃的话题……我非常好奇。你们在说什么？”
我说：“我们在担心客人们是否对饭菜满意？”
白色·康乃馨高兴地说：“茜贝尔女士，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未来的丈夫一点也不擅长撒谎！”
茜贝尔说：“凯末尔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在说，在这么多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爱情、婚姻，甚至是性问题忍受痛苦。”
传闻作家说：“啊，是的。”面对新近流传并被神圣化了的“性”这个词，因为不知道是该摆出一副面对一个能够被认为是丑闻的大供认的样子，还是该作出深刻理解人类痛苦的表示，白色·康乃馨一时无语了。随后他说：“你们当然是超越了这些痛苦的现代、幸福的人们。”他不是带着嘲讽，而是带着轻松说了这句话，因为他深知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拍马屁。随后他用一种杞人忧天的口吻开始说，谁家的女儿绝望地爱上了谁家的儿子，哪个女孩因为“太自由”，被好人家排斥的同时却让所有男人垂涎三尺，哪个母亲希望把女儿嫁给哪个富人的风流儿子，哪家的邋遢儿子尽管订了亲，却还爱上了别人。像茜贝尔那样，我也津津有味地听着，看见我们这样，白色？康乃馨也就更加兴奋不已了。舞曲开始时，正当他说这些“丑闻”都会一一暴露时，母亲走了过来。她说我们很失礼，当所有客人看着我们时，我们坐在一边自顾自地说闲话是非常错误的，她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桌上去。
一坐回到贝玲的身边，就像插上电的电器一样，芙颂的幻影又开始在我内心里闪动起来。但这次幻影的光亮闪射出的不是不安，而是幸福，它不仅照亮了那个夜晚，也照亮了我的整个未来。在很短的一个瞬间，我感到，像那些真正的幸福源泉是秘密情人，却仿佛由于他们的妻子和家庭而幸福的男人那样，我也做出了仿佛因为有了茜贝尔而幸福的样子。
母亲和娱乐作家聊了一会后来到了我们身边。她说：“你们可要当心那些记者，他们会写各种谣言来伤害人。然后会要挟你爸爸做更多的广告。现在你们可以去跳舞了，大家都等着你们呢。”她对茜贝尔说：“乐队开始奏舞曲了。啊，你是那么可爱，那么美丽。”
在银色叶子演奏的探戈舞曲声中，我和茜贝尔跳了舞。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幸福赋予了一种人为的深刻。茜贝尔像搂抱那样把她的胳膊放在了我的肩上，她把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好像在一个迪斯科舞厅偏僻的角落里只有我俩一样。她不时笑着跟我说些什么，转了几圈后我开始看那些她让我看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招待员端着满满的托盘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们的眼神；她母亲喜极而泣的样子；一个把头发做成鸟巢形状的女人；因为我们不在，几乎背对背坐着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个九十来岁、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财的老先生在仆人帮助下吃饭的样子。但是我没朝芙颂坐的地方看一眼。当茜贝尔不停地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看到的那些东西时，芙颂没看见我们会更好。
突然响起了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继续跳着。后来，当其他人也开始跳舞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贝玲说：“你们跳得真好，你俩太般配了。”我想那个时候芙颂还没去跳舞。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之间没有任何进展让茜贝尔很烦恼，她要我去跟麦赫麦特谈谈。她说：“你让他去缠着努尔吉汗。”但我什么也没做。贝玲也轻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说，强拧的瓜不甜，她坐在那里仔细观察过了，不仅是麦赫麦特，他俩看上去都很骄傲、儒弱，如果他们互相不喜欢就不该强求了。茜贝尔说：“不，婚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是在婚礼上找到另一半的。不仅是女孩，男孩们在婚礼上也会装模作样。但是需要帮忙……”“你们在说什么？也跟我说说。”哥哥说着也加入了谈话。他说教似的说，媒人介绍的方式已经过时，但是因为土耳其没有很多像在欧洲那样年轻人彼此认识的环境，因此现在好心的媒人就更有事干了。似乎忘记了因为他们才说的这个话题，他转向努尔吉汗，问道：“比如说，您就不会用媒人介绍的方式结婚，是吧？”
努尔吉汗咯咯笑着说：“奥斯曼先生，如果男人可爱的话，如何找到的一点也不重要。”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一句肆无忌惮的话，也好像这只可能是句玩笑话。但是麦赫麦特却满脸通红，他避开了我们的目光。
茜贝尔后来在我耳边说：“你看见了吧，她把他吓着了。他以为她在取笑他。”
我根本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但多年后，在筹建博物馆那会儿，我见到的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告诉我，大概就在那时芙颂和两个人跳了舞。他不认识，也不记得第一个和芙颂跳舞的人了，但我知道他是萨特沙特的职员凯南。而第二个请芙颂跳舞的人，从他那骄傲的语气来看，正是我在帕慕克一家的桌子上刚才与之对视过的奥尔罕先生本人。本书的作者，二十五年后两眼放光地和我说起了那次跳舞的经历。读者若想知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的感受，请去看题为“幸福”的最后那一节，作者会亲口告诉你们的。
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麦赫麦特再也无法忍受我们那些关于爱情、婚姻、媒人和“现代生活”的具有双重含义的谈话了，他起身离开了我们。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很扫兴。
茜贝尔说：“我们都很差劲，让他伤心了。”
努尔吉汗说：“不要看着我说这话。我没做什么。你们都喝了酒，都在不停地笑。只有麦赫麦特一个人不高兴。”
茜贝尔说：“努尔吉汗，如果凯末尔去把他叫回来，你会好好对他吗？我知道你能够让他很幸福，他也会让你幸福。但你必须好好地对待他。”
茜贝尔当着所有人的面执意要撮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这让努尔吉汗很高兴。她说：“我们不需要马上结婚。他已经认识我了，至少可以说一两句好听的话。”
“他说了，但和你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在一起他有点发憷。”茜贝尔说，接着她又笑着趴在努尔吉汗的耳朵上说了些什么。
哥哥说：“孩子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吗？”他脸上出现了一种喝了酒后才会有的可爱表情。“因为连谈情说爱的地方都没有。谈情说爱这个词自然也没有。”
贝玲说：“在你的字典里，谈情说爱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订婚前的那个周六下午带我去看电影……为了知道费内尔球队的比赛结果，你还带上了便携式收音机。”
哥哥说：“其实我带收音机不是为了听球赛，而是为了影响你。我会为自己是第一个把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带到伊斯坦布尔的人而自豪。”
努尔吉汗也说，她母亲因为自己是土耳其第一个使用食品搅拌器的人而自豪过。她说，在杂货店开始卖罐装番茄汁之前很多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她母亲招待去家里打桥牌的朋友们喝番茄、芹菜、甜菜和萝卜汁，然后习惯地把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请去厨房，向她们展示进入土耳其的第一个食品搅拌器。于是，伴随着那个年代留下的一段动听的音乐，大家说起了那些卓越的伊斯坦布尔资产阶级人士，带着在土耳其第一次使用的渴望，是如何因为电动剃须刀、切肉刀、电动开罐器和其他许多奇怪、令人恐惧的用具，而让他们的手和脸鲜血直流的。我们还说到了那些因为舍不得扔，一直被藏在家里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的电器，比如说，激动地从欧洲买回来、多数只用了一次就坏掉的录音机、一开就跳闸的吹风机，让用人女孩害怕的电动咖啡研磨机、在土耳其找不到配件的沙拉酱机。说笑间，我们看见，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一屁股坐到了努尔吉汗旁边、麦赫麦特留下的空椅子上。他不失时机、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三五分钟后就趴在努尔吉汗的耳边说起让她咯咯发笑的话来。
茜贝尔问扎伊姆：“你的德国模特去哪儿了？你把她也立刻抛弃了吗？”
“英格不是我的情人，她回德国了。”扎伊姆依然很开心。“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为了让她见识一下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我才带她出来的。”
茜贝尔说：“也就是说你们只是朋友！”她用了那些年刚刚兴起的在娱乐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套话。
贝玲说：“今天我在电影院里也看见那女孩了。广告里出来的，她还是非常可爱地笑着喝了汽水。”她看着丈夫说：“理发店停电后，中午我就出去了。我去了希泰，看了索非亚·罗兰和让·迦本演的电影。”她又对扎伊姆说：“我在所有地方、所有的快餐店里都看见了你们的广告。不单单是孩子们，所有人都在喝汽水。恭喜啊……”
扎伊姆说：“我们的时机掌握得比较好，我们很有运气。”
看到努尔吉汗困惑的眼神，感觉扎伊姆希望由我来说，于是我简短地告诉努尔吉汗，我的朋友是生产梅尔泰姆汽水的谢克塔什公司老板，也是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广告上的可爱德国女孩英格。
扎伊姆问努尔吉汗：“您尝过我们的果味汽水吗？”
努尔吉汗说：“当然。我特别喜欢草莓味的。这么好的一样东西，那么多年甚至法国人也没能做出来。”
扎伊姆问道：“您在法国生活吗？”随后他邀请我们大家周末去参观工厂，游海峡，去贝尔格莱德森林野餐。一桌人都在看着他和努尔吉汗。过了一会儿他们去跳舞了。
茜贝尔说：“你去把麦赫麦特找来，你要把努尔吉汗从扎伊姆的手里解救出来。”
“还不知道努尔吉汗愿不愿意被解救呢？”
“这个以为自己像卡萨诺瓦<small>15</small>的人，一心只想着和女孩上床，我不愿意我的朋友成为他的食饵。”
“扎伊姆很善良，很诚实，只是比较好色。再说努尔吉汗就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在这里再体验一次冒险吗？非要结婚吗？”
茜贝尔说：“法国男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婚前和别人上过床而鄙视她。在这里就不行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麦赫麦特伤心。”
“我也不想。但我也不希望这些烦恼给我们的订婚仪式投下阴影。”
茜贝尔说：“你不会享受做媒的乐趣。你想想，如果他们结婚，那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将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不认为麦赫麦特今晚可以从扎伊姆手上把努尔吉汗抢回来。他害怕在聚会、宴请上和别的男人竞争。”
“你去找他谈，让他别怕。我保证，我会去劝努尔吉汗的。你快去把他找来。”看见我站起来，她对我甜甜地笑了笑说：“你真帅。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那里耽搁，快去快回，然后请我跳舞。”
我想可以顺便看见芙颂。我一边在那些半醉人群的叫喊声和大笑声中挨桌寻找麦赫麦特，一边不停地和人握手。儿时每个星期三下午来家里和母亲玩牌的三个女人，好像说好了一样，都把头发染成了同样的浅棕色，依然像说好了一样，她们又同时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向我招手，仿佛叫一个孩子似的喊道：“凯—马尔。”我和父亲的一个进口商朋友握了手，手上留下了他的香水味。这个身穿白色燕尾服，带着金色袖扣，做过美甲的人，十年后被报纸称为“让部长下台的商人”，因为他公布了那个向自己索要巨额贿赂的海关部长的受贿丑闻。他事先把一沓沓美元装在一个上面印有安泰普<small>16</small>风景的巴柯拉瓦<small>17</small>甜点盒里，然后一边招待部长享用“甜点”，一边把他们的亲密谈话用一个绑在沙发下面的录音机录了下来，随后公布了录音。父亲这个朋友的样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记忆中。一些面孔就像母亲精心贴在相册上的某些面孔一样，一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样因为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搞不清谁是谁的丈夫，或者谁是谁的妹妹。
正在那时，一个可爱的中年妇女说：“亲爱的凯末尔，你还记得六岁时向我求婚的事吗？”当我看到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时才想起她是谁。“啊，美拉尔姨妈，您女儿长得和您一模一样！”我对母亲大姨的这个小女儿说。当这位母亲说因为明天女儿要去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将提前离开时，我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儿之间也正好相差十二岁，我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没有在舞池里，也没有在后面的桌子上看见芙颂。人太多了。这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保险商沉船·居万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我的脸，只有我的一只手，那是多年后我从一个弄到希尔顿婚礼、宴会照片，家里堆满杂物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在这张三秒钟后拍的照片的背景上还可以看见一个银行家，随后我和他也握了手，当得知他是茜贝尔父亲的一个熟人时，我惊讶地想起，每次去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商场（两次），我都看见这位银行家在若有所思地为自己挑选深色的西服套装。
我边走边和客人们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把头发染成金色的深肤色女人，那么多极为自负和富裕的男人，那么多彼此相似的领带、手表、高跟鞋和手镯，而男人们几乎留着同样的鬓角和胡子；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这些人很熟悉并和他们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回忆。我幸福地感受着面前的美好人生，带着合欢花香的无比美丽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欧洲小姐亲了亲脸颊。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这位欧洲小姐，四十岁以后开始投身于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救助中，她热心参与慈善协会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母亲会说，“亲爱的，什么理想主义，她在拿回扣。”），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每隔两个月去办公室拜访父亲一次。我和一个船主的遗孀聊了聊夜晚的美丽，她的丈夫在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中被子弹打中眼睛而去世，从此这个女人每次都哭着去出席家庭会议。我看见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欢迎、最怪异和最大胆的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我在这里展出他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带着真诚的敬意握了握他那只柔软的手。我和伊斯坦布尔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杰夫代特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坐着拍了一张照片。在茜贝尔的客人们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谈论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将结束的连续剧《亡命天涯》（李察·金布尔医生因涉嫌杀人被追捕，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为连续剧的结局打了赌。
最后，我在大厅旁边的酒吧里找到了麦赫麦特，他坐在高脚椅上，正在和塔伊丰喝拉克酒，塔伊丰是我们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的另外一个同学。
看见我也坐下后，塔伊丰便说：“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这里了……”不仅是因为重逢的喜悦，也因为“新郎”这个词所勾起的许多幸福回忆，我们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充满留恋的微笑。高中最后一年，有段时间我们三人在午休时间，会开着塔伊丰父亲给他上学用的奔驰车，去埃米尔岗山坡上一栋老帕夏宅邸里的超豪华妓院，每次我们都会和相同的三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上床。我们带着一种极力掩饰的强烈情感对她们产生了迷恋，我们开车带她们出去玩了几次，相对于晚上和她们上床的高利贷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们也会问我们要更少的钱。妓院的老板以前是个高级妓女，就像我们在大岛大俱乐部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碰见那样，妓院老板会很礼貌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姑娘们穿着超短裙晚上抽烟看着图文小说等候顾客的大厅里，每次在中午看见穿着校服的我们时，她都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声叫道：“姑娘们，上学的新郎来了！”因为感觉到这会让麦赫麦特开心，所以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些可爱的回忆上。我说起了一次迟到的经历。有一天，在被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温暖的房间里，因为做爱后睡过了头，我们错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当我们在第二节课的当中走进教室时，那个年老的女地理老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迟到？”我们回答说：“老师，我们复习生物了。”从此，“复习生物”的意思在我们之间就成了去妓院。我们还想起那栋老宅邸的名字叫“新月酒店—饭店”，里面的姑娘们都用花儿、叶子、月桂、玫瑰之类的假名。关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有一次我们是晚上去的，正当我们要和姑娘们进房间时，来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和他的德国生意伙伴，为了让姑娘们给外国客人表演肚皮舞，他们敲我们的房门催着让姑娘们下去了。然后为了安慰我们，他们让我们坐在饭店里一个僻静的角落看姑娘们跳舞。我们带着无限怀念说起了当时的感受。因为知道我们已经爱上了她们，也感到今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欣赏了姑娘们更多是为了迷住我们而跳的肚皮舞。在暑假我从美国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时候，麦赫麦特和塔伊丰会告诉我他们在这些豪华妓院里看到的怪事，因为随着每个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的到来，这些妓院都会被弄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有一栋七层楼的希腊人盖的旧公寓楼，因为警察每天去突袭封了某一层楼，于是姑娘们每天会在布置着同样家具的另外一层楼上等候她们的客人……在尼相塔什的某条后街上有一栋豪宅，门口的保镖会驱赶那些他们认为不够富裕的顾客和好奇者。刚才我看见走进酒店的那个奢华·谢尔敏，十二年前会开着一辆带尾巴的62式普利茅斯汽车，晚上在百乐酒店、塔克西姆广场和迪万酒店附近一会儿转几圈，一会儿停停车，为车上的两三个保养得很好又十分干净的姑娘招揽顾客。如果事先打了电话，他们甚至还会提供“上门服务”。从朋友们满怀留恋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在这些地方和这些姑娘在一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是那些因为对“贞操”的担忧而瑟瑟发抖的“正经”姑娘所无法给予的。
我没能看到芙颂，但我知道他们还没走，因为她的父母还坐在那里。我又要了一杯拉克酒，然后向麦赫麦特打听了最新的妓院和那里的情况。塔伊丰用同样嘲讽的口吻说，他可以给我许多新开的豪华妓院的地址，随后他气愤地给我列出了一串有趣的名单，比如，一些被道德警察在突袭中逮到的议员；几个结了婚的熟人，他们在等候大厅里为了不和他四目相视会突然开始看着窗外；一个七十多岁的总理候选人帕夏政治家，他在豪宅面向海峡的床上，因突发心脏病死在了一个二十岁切尔克斯姑娘的怀里，但随后却宣布说他死在家里、妻子的怀里。乐队奏响了一曲充满回忆的柔美音乐。我发现麦赫麦特不愿意使用塔伊丰的那种无情、愤怒的语言。我提醒他说，努尔吉汗是为了结婚才回土耳其的，另外我还告诉他，努尔吉汗跟茜贝尔说她喜欢他。
麦赫麦特说：“她在和汽水商扎伊姆跳舞。”
“那是为了让你嫉妒。”我压根没朝那个方向看一眼。
稍微扭捏了一会，麦赫麦特诚实地说，其实他觉得努尔吉汗很可爱，如果她也是“认真”的，他当然能够坐到她身边，对她说些动听的话，如果这事能成，他将终生对我感激不尽。
“那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好好对她呢？”
“我不知道，我就是办不到。”
“走，我们回去吧，别让别人坐了你的椅子。”
在我一路往回走一路和人拥抱亲吻时，为了知道努尔吉汗和扎伊姆的舞跳到什么程度了，我往舞池里看了一眼，我看见芙颂在跳舞……和萨特沙特公司年轻、英俊的新职员凯南……他们的身体贴得很近……一阵疼痛在我的腹部蔓延开来。我坐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茜贝尔说：“怎么样了？不行吗？努尔吉汗也不行了，因为她迷上了扎伊姆。你看他们是怎么跳舞的。算了，别伤心了。”
“不。不是。麦赫麦特同意了。”
“那你为什么还板着脸？”
“我没板着脸。”
茜贝尔笑着说：“亲爱的，很明显你不开心了。怎么了？好吧，你别再喝酒了。”
一曲终了，下一支曲子随即响起。这是一支更缓慢也更动情的的舞曲。桌上出现了一阵很长时间的沉默，我感到一股令人痛苦的嫉妒液体正在混进我的血液里。但我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感觉。舞伴们彼此更近地依偎在了一起，我也能够从看着舞池的人们那种严肃和略带嫉妒的眼神里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麦赫麦特，都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哥哥说了些什么，多年后尽管我完全忘记了他说的那些话，但我记得，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样，我努力去加入谈话。正在那时，一段更加悠长和“浪漫”的舞曲开始了，不仅是哥哥、贝玲、茜贝尔，所有人都开始用余光去注视那些跳舞的人、他们的搂抱。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我对茜贝尔说：“你在说什么？”
“什么？我什么也没说。你还好吗？”
“我们要不要给银色叶子递个条子让他们歇一会儿？”
茜贝尔说：“为什么？随他们去，让客人们尽心地跳吧。你看，那些最害羞的小伙子也去请姑娘们跳舞了。最后他们中的一半会和那些姑娘结婚。”
我没看，也没和麦赫麦特四目相视。
茜贝尔说：“看，他们过来了。”
一时间因为以为是芙颂和凯南过来了，我的心快速跳了起来。原来是努尔吉汗和扎伊姆，他们正朝桌子走来。我的心依然在快速地跳着。我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了扎伊姆的胳膊。
“走，我请你去酒吧喝点特别的东西。”我拉着他向酒吧走去。当我在人群中依然不断地和客人们拥抱和亲吻时，扎伊姆和两个对他感兴趣的女孩开了玩笑。高个子、黑头发的第二个女孩长着一个鹰钩鼻，从这个女孩绝望的眼神里，我想起几年前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了扎伊姆，甚至还传出了她企图自杀的消息。
一到酒吧坐下，我就对扎伊姆说：“所有女孩都喜欢你，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请相信，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和德国模特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扎伊姆用一种掩饰真相的神情冷静地笑了笑。随后他说：“我一点不喜欢人家说我风流。如果找到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出色的女孩，其实我也会非常愿意结婚的。所以我要恭喜你。茜贝尔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女孩。我也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的幸福。”
“现在我并没有那么幸福。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会帮我的，是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相信我，快说吧。”
当酒吧招待员为我们准备拉克酒时，我朝舞池看了一眼，我想知道在柔情的乐曲声中，芙颂有没有把头靠在凯南的肩上。舞池的那个角落很暗，无论我怎么强迫自己，我都无法做到毫无痛苦地看着那里。
我看着舞池说：“有个女孩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名字叫芙颂。”
“是那个去参加选美比赛的吗？她在跳舞。”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扎伊姆说：“她太漂亮了。每次经过尼相塔什的那家精品店，我都会看见她。像所有人那样，经过那里时我会放慢脚步往里看。她的美丽让人过目不忘，这点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担心扎伊姆接下来会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因此我立刻说：“她是我的情人。”我在朋友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嫉妒。“现在看见她和别人跳舞都让我觉得痛苦。大概我是疯狂地爱上她了。我想自己会从这种糟糕的状况里走出来的，说实话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事情长期继续下去。”
扎伊姆说：“是的，女孩很漂亮，但情况很糟糕。好在这样的事情也长不了。”
我没问为什么长不了。我也没去在意扎伊姆脸上是否有一种鄙视或是嫉妒的阴影。但我也明白自己无法立刻告诉他希望他去做什么。首先我希望他了解、尊重我和芙颂之间那种深切和真诚的情感。然而我醉了，在我开始讲述自己对芙颂的感受后不久，我感到，自己将只能讲爱情经历中那些平常的事情，如果我开始讲情感方面的事情，扎伊姆可能会觉得我软弱或是可笑，甚至尽管他自己有很多风流韵事，他也可能会责备我。其实我并不指望他理解我的真诚情感，只是希望他明白我有多运气，多幸福。多年后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这个愿望，但那时我不想去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当我们看着跳舞的芙颂时，我把和她经历的事情告诉了扎伊姆。当我不时在扎伊姆的脸上看到嫉妒的痕迹时，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嫉妒。我告诉了他，自己是第一个和芙颂上床的男人，我们做爱的幸福，我们的爱情争吵以及那个时刻闪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些奇怪想法。我带着一种灵感说：“简言之，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永远不失去这个女孩。”
“我明白。”
没有指责我的自私，也没有审判我的幸福，他用一种男子汉的理解接受了这些，这让我轻松了许多。
“现在让我烦恼的是，和她跳舞的人是年轻、勤奋的凯南，他在萨特沙特工作。为了让我嫉妒，她在利用那孩子……当然，我也害怕她对他认真。其实凯南对她来说也可以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扎伊姆说：“我明白。”
“待会儿我会邀请凯南去我父亲那里。我要你做的是，马上过去关照芙颂。就像一个好的足球队员那样，你要‘跟紧’她，别让我今晚嫉妒死，也别让我想着开除凯南，让我平平安安地结束这个幸福的夜晚。明天有高考，所以芙颂他们过一会儿就会走。这不该发生的爱情也会很快结束。”
扎伊姆说：“不知道你的姑娘今晚会不会对我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扎伊姆说：“我看见茜贝尔不想让努尔吉汗接近我。她觉得麦赫麦特更适合努尔吉汗。但是努尔吉汗大概喜欢上我了，我也很喜欢她。我也希望你在这个问题上帮帮我。麦赫麦特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是一次公平的竞争。”
“我能做什么？”
“今晚茜贝尔和麦赫麦特都在，我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现在因为你的姑娘我就不能去关照努尔吉汗了。你要补偿一下。你现在就答应我下周日你们要带努尔吉汗一起去我们的野餐会。”
“好的，我答应。”
“茜贝尔为什么不让努尔吉汗接近我？”
“还不是因为你的风流，德国模特，肚皮舞娘……茜贝尔不喜欢那样的事情。她要让她的朋友跟一个她信任的人结婚。”
“请你告诉茜贝尔，我不坏。”
站起来时我说：“我一直在跟她说。”一阵沉默。我说：“非常感谢你为我作的牺牲。但是关照芙颂时你要小心，千万别让自己迷上她，因为她太可爱了。”
我在扎伊姆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十分理解的表情，因此我没因为自己的嫉妒感到丝毫羞愧，即使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的内心也舒坦了许多。
回去后我坐到了母亲他们的桌上。我对半醉的父亲说，萨特沙特员工的桌上有一位非常聪明和勤奋的年轻职员叫凯南，我想让父亲认识他一下。为了不让那张桌子上的其他人嫉妒，我用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那个自酒店开业就认识的招待员麦赫麦特·阿里，我关照他在舞曲间隙把纸条交给凯南。那时因为母亲一边说“别再喝了，够了”一边试图去拿父亲的酒杯，因此父亲的领带上洒到了酒。舞曲间隙，招待员用高脚杯送来了冰激凌。我觉得面包碎片、染上口红的杯子、用过的餐巾纸、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打火机、脏的空杯子、揉皱的香烟盒就像是自己混乱脑子的影像，同时我也痛苦地感到夜晚已接近尾声。刚开始时，每上一道菜之前，我们都会幸福地抽上一根烟。有那么一会儿，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坐到了我的腿上，看见孩子茜贝尔也跑了过来，她坐在我的身边开始和孩子玩起来。看着茜贝尔怀里的孩子，母亲说“她很适合做母亲”时，舞曲还在继续。过了一会儿，年轻英俊的凯南兴高采烈地坐到了我们的桌上，那时前部长正起身准备离开，凯南说，认识部长和我父亲他感到非常荣幸。当部长摇摇晃晃地离开后，我对父亲说，凯南先生对萨特沙特走出伊斯坦布尔，特别是对在伊兹密尔开店的事情很清楚。我用一种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夸赞了凯南。父亲像对招进公司的所有新“职员”那样，也问了他同样的一些问题。“孩子，您懂什么外语；平时您会看书吗；您有什么爱好；您结婚了吗？”母亲说：“他没结婚，刚才在和内希贝的女儿芙颂跳舞。”父亲说：“真主保佑，那个女孩出落得很漂亮。”母亲说：“凯南先生，他们父子俩谈工作不会让您烦吧。您现在一定想去和年轻朋友们玩。”“不，夫人，能荣幸地和你们，和穆姆塔兹先生认识比什么都重要。”母亲轻声说道：“非常礼貌、非常文雅的一个小伙子。找个晚上我请他去家里怎么样？”
但母亲是用一种凯南听不见的声音来说这句话的。当母亲用好像只在对我们说的样子来表达对一个人的喜爱和赞赏时，她会希望那个人也听到了这些赞扬，她会笑着把那人的害羞看做是一种对自己力量的验证。当母亲用同样的方式微笑时，银色叶子开始演奏一段很慢很动情的曲子。我看见扎伊姆请芙颂跳舞了。我说：“趁我父亲也在这里，让我们来谈一谈萨特沙特和分公司的事情吧。”母亲说：“儿子，难道你要在自己的订婚仪式上谈论工作吗？”凯南对我母亲说：“夫人，也许您不知道，每周有三四个晚上，您儿子等大家回家后会继续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我补充道：“有时我会和凯南一起加班。”凯南说：“是的，有时我们会工作得很开心。我们会干个通宵，还会用那些债主的名字编一些好玩的句子。”父亲问道：“你们怎么处理那些没有支付的支票？”我说：“亲爱的爸爸，我准备和萨塔沙特以及分销商们一起来谈这个问题。”
当乐队奏起缓慢、动情的乐曲时，我们谈起了将要在萨特沙特搞的创新；父亲在凯南那个年纪时在贝伊奥鲁的那些娱乐场所；为父亲工作的第一个会计伊扎克先生的那些手法，我们还一起转身远远朝他举了举杯；用父亲的话来说夜晚和年轻时代的美好；父亲用玩笑的口吻谈到的“爱情”。尽管父亲一再追问，但凯南还是没说他是否恋爱了。母亲试探了一下凯南的家庭情况。当得知凯南的父亲是个市政府公务员，开了很多年有轨电车后，母亲感叹道：“唉，那些旧的有轨电车多好啊，是吧孩子们？”
一大半的客人早就走了。父亲也不时闭起了眼睛。
当母亲与父亲起身和我们挨个亲吻道别时，她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茜贝尔的眼睛说：“你们也别待到太晚，好吗，儿子。”
凯南想回到萨特沙特员工的桌子上去，但我没放他走。我说：“让我们也和我哥哥谈谈在伊兹密尔开店的事情吧。我们三个人不容易聚到一起。”
当我把凯南领到我们的桌上，要把他介绍给我哥哥时（早就认识他的），哥哥带着疑惑的神情皱了皱眉头，他说我的脑子太糊涂了。随后他用眉眼向贝玲和茜贝尔示意了一下我手里的酒杯。是的，那时我一下干掉了两杯拉克酒。因为每当我看见扎伊姆和芙颂跳舞的样子，我都感到一种荒唐的嫉妒，我要借酒消愁。我嫉妒他们很荒唐，但是当哥哥跟凯南说讨债的难处时，包括凯南在内，我们桌上的所有人都在看扎伊姆和芙颂跳舞。甚至背对他们坐着的努尔吉汗都感到了扎伊姆对另外一个女人的兴趣，她变得很不安。有那么一会儿，我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尽管我已经醉了，但我依然觉得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在凯南的脸上，也看到了和我相似的不安，我的这位雄心勃勃却又毫无经验的朋友，因为想得到老板的垂青而错过了刚才被他搂在怀里的姑娘，我用这个细长的杯子——跟我的那个一样——倒了一杯拉克酒放到了他的面前。就在同一个时间，麦赫麦特终于邀请努尔吉汗跳舞了，茜贝尔高兴地对我眨了眨眼睛。随后她甜美地对我说：“够了，亲爱的，别再喝了。”
因为她的甜美，我请茜贝尔跳舞了。但是当我们一走进跳舞的人群，我立刻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因为银色叶子奏响的《那个夏天的一个回忆》，就好像我一直希望自己博物馆里的那些物件做到的那样，强烈地唤醒了我和茜贝尔去年夏天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记忆，茜贝尔也因此满怀爱恋地搂抱了我。我多么想用同样的真诚拥抱那晚我已经十分明确将和她共度此生的未婚妻！但是我在想着芙颂。在跳舞的人群里，我既试图看见她，又不想让她看见我和茜贝尔幸福的样子。于是，我开始和那些跳舞的人们开起玩笑来。他们则像对待喝醉的新郎那样，用宽容对我报以了微笑。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跳到了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的边上，他正在和一个可爱的深肤色女人跳舞。我对他说：“杰拉尔先生，爱情不像报纸的文章，是吧？”跳到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身边时，我做得就像他们早就是情人那样。看见祖姆鲁特女士，我用法语和她说了几句话，因为每次来看母亲，她都会以不让用人明白的借口不时说上几句法语。但是让人们发笑的并不是我的诙谐和幽默，而是我的醉意。茜贝尔也不想和我跳一段难忘的舞了，她轻声告诉我，她是多么地爱我；喝醉的我是多么可爱；如果做媒的事让我不开心了，她向我道歉，但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们朋友的幸福；不可信的扎伊姆扔下努尔吉汗，又缠上了我那远房亲戚的女孩。我皱着眉头告诉她，其实扎伊姆是个非常好、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另外我还告诉她，扎伊姆好奇她为什么不喜欢他。
茜贝尔说：“你和扎伊姆谈起我了吗？他说什么了？”在两段音乐的间隙，我们又碰到了刚才我和他开玩笑的记者杰拉尔·萨利克。他说：“凯末尔先生，我找到把一篇好的专栏文章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了。”“是什么？”“无论是爱情，还是专栏文章，当然都必须让我们现在幸福。但是衡量两者美丽和力量的标准，则是永留脑海。”我说：“大师，请您找一天写写这个话题吧。”但他并没听我说话，而是在听和他跳舞的那个深肤色女人讲话。就在那时，我在身边看到了芙颂和扎伊姆。芙颂把头靠近他的脖子上正在轻声说着什么，而扎伊姆在开心地笑着。我觉得不仅是芙颂，扎伊姆也看到了我们，但他们跟着舞曲旋转做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没有太过破坏我们的舞步，我拖着茜贝尔径直朝他们跳去，就像一艘追赶上商船的海盗帆船那样，我们从旁边快速地撞上了芙颂和扎伊姆。
我说：“啊，真对不起。哈，哈，你们好吗？”芙颂那幸福和复杂的表情让我清醒了不少，我立刻感到醉态将是一个好借口。我一边放下茜贝尔的手，一边和她一起转向了扎伊姆。我说：“你们俩跳一会儿吧。”扎伊姆拿开了放在芙颂腰上的手。我对扎伊姆和茜贝尔说：“你认为茜贝尔对你有误解。你也一定有问题要问扎伊姆。”我用一种仿佛为了他们的友谊而作出牺牲的姿态从背后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当茜贝尔和扎伊姆板着脸开始跳舞时，我和芙颂互相看了一眼。随后，我把手放到她的腰上，和着舞曲的节奏用一种带女孩私奔的恋人的激动把她带离了那里。
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将她拥入怀中时感到的安宁呢？人群里发出的不断在我脑海里萦绕的嘈杂声、乐曲的喧闹声、我以为是城市呻吟的无情噪音，原来只是远离她而产生的不安。就像只能在一个人的怀里才会停止啼哭的婴儿一样，我的内心一下被一种深切、温柔的幸福静谧包围了。从她的眼神里我明白，芙颂也感到了同样的幸福，我觉得我们的沉默意味着我们都感觉到了互相给予的幸福，我希望舞曲永远不要结束。但随后，我慌乱地发现，我们之间的沉默对于她来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芙颂的沉默意味着，现在我必须回答那个一直以来我用玩笑敷衍的真正问题（我们将怎么样？）。我明白了她就是为此来这里的。订婚仪式上，男人们对她表现出来的兴趣，甚至我在孩子们的眼神里看到的仰慕给了她信心，也减轻了她的痛苦。她也可能把我当做“一个一时的消遣”。夜晚即将结束的感觉，在我现在非常好使，然而混沌的脑子里与失去芙颂的恐惧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两个人像我们这样彼此相爱，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插足其中，任何人。”连我自己都对这句不假思索说出的话感到了惊讶。“像我们这样的恋人，因为知道任何东西都无法结束他们的爱情，所以即便在最坏的日子里，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对彼此做了最无情和错误的事情时，他们都会在心里装着一份永远的安慰。但是请你相信，以后我不会这样了，我会变好的。你在听我说吗？”
“我在听。”
当确信周围跳舞的那些人没看着我们时，我说：“我们在非常不幸的一个时间相遇了。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确信我们将经历一段多么真实的爱情。但从此以后我将让一切走上正轨。现在我们的第一个烦恼就是你明天的考试。今晚你不该过多地想这些事情。”
“你说，今后会怎么样。”
“明天，像往常一样，（我的声音突然颤抖了）下午两点，你考完试后，我们还在迈哈迈特公寓楼见面好吗？让我在那时再慢慢地告诉你今后我将怎么做。如果你不信任我，你将会永远看不到我。”
“不，如果你现在说，我就会去。”
触碰着她那美妙的肩膀和蜜色的胳膊，用我混沌的脑子想到，明天下午两点她会去找我，我们将像往常那样做爱，今生我将永远不离开她，真是太美妙了，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应该为她做一切。
我说：“我们之间不会再有别人。”
“好吧，明天考完试我去找你，但愿你不会食言，你要告诉我你将怎么做。”
依然保持着我们笔直的身姿，我用爱恋使劲按着放在她臀部的手，试图借着音乐的节奏让她贴近我。她抗拒着不靠上我，而这更加刺激了我。然而，当我感到当众搂抱她的企图会让她更多认为是我的醉态表现时，我恢复了平静。
就在同时，她说：“我们该下去了。我感觉他们都在看我们。”她挣脱开我的胳膊。我轻身说道：“赶快回去睡觉。考试时也要想着我有多爱你。”
走回我们的桌上时，我发现那里只剩下板着脸争吵着说话的贝玲和奥斯曼了。贝玲问道：“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朝杂乱的桌子和那些空椅子看了一眼。
“茜贝尔不跳舞了，凯南先生领她去了萨特沙特员工们的那张桌子，他们大概在玩什么游戏。”
奥斯曼说：“你请芙颂跳舞很好。母亲对他们的冷淡是错误的。应该让她，也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全家都很关心芙颂，我们已经忘记了那荒唐的选美比赛，但我们依然在关注她。我为这女孩担忧。因为她认为自己太漂亮了。她的衣着过于开放。六个月里她从一个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南瓜花那样开放了。如果她在短时间里不和一个正经男人结婚，她会被人议论，以后会不幸福的。她说什么了？”
“明天她要去参加高考。”
“那她怎么还在跳舞？都快到12点了。”他看见她正朝后面走去。“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个凯南。就让她和他结婚吧。”
我在远处喊道：“要我去跟他们这么说吗？”因为从我们儿时起，我就跟哥哥对着干，比如他一开始说话，我不会待在那里认真地听，而是慢慢地朝花园的另一头走去。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在夜晚的那个钟点，当我从我们的桌子向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和芙颂他们一家坐的桌子走去时，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从现在起我已经让一切走上了正轨，十三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后我将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到芙颂。就像对面灯光闪烁的海峡夜晚一样，一段美好的人生带着幸福的承诺在我面前展开。我一边和那些跳舞累了衣服微微松散开来的漂亮姑娘、留在最后的客人、我儿时的朋友以及我认识了三十年的慈爱阿姨们说笑着，一边想着，如果事情发展到了那一步，最终我将不是和茜贝尔，而是和芙颂结婚。
茜贝尔加入了“一场”在萨特沙特员工混乱的桌子上进行的招魂“游戏”。当“被招的灵魂”没有显现时，桌上的人都散去了。茜贝尔于是走到旁边的空桌，坐到了芙颂和凯南的旁边。看到他们立刻开始了交谈，我走了过去。但当凯南一看见我朝他们走去时，他立刻想要请芙颂跳舞。看见我的芙颂借口鞋子打脚拒绝了他。好像问题不是芙颂而是跳舞一样，为了和别人跳一曲快舞，凯南起身离开了桌子。于是，在几乎无人的萨特沙特员工桌子的边上，芙颂和茜贝尔当中的那把椅子就为我留下了。我坐到了芙颂和茜贝尔的中间。我多想有人在那时为我们拍张照片，好让我多年后在这里展出！
一坐到她俩中间，我欣喜地发现，芙颂和茜贝尔就像两个结交多年、彼此远远珍视的尼相塔什贵妇那样，正在用一种极为尊重和半正式的语言争论着招魂的事情。我以为芙颂没有太多宗教方面的知识，但芙颂说，灵魂“就像我们的宗教里说的那样”，确实是存在的，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我们试图和他们说话，既违背我们的教义，也是罪过的。她说这是她父亲的观点，她看了一眼旁边桌上的父亲。
芙颂说：“三年前有一次我没听爸爸的话，因为好奇和高中同学玩了一场招魂游戏，我不假思索随便地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我非常喜欢，但不知他下落的儿时玩伴的名字……但是我只是为了好玩写下的那个人的灵魂显现了，我后悔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从茶杯的颤抖中立刻明白，我那杳无音讯的朋友内吉代特受了很多苦。随着茶杯挣扎似的抖动，我感到内吉代特想对我说些什么。然后茶杯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说，那个人在那个时刻死去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茜贝尔也追问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同一天晚上，当我在柜子里寻找另一只手套时，我在抽屉的最下面，找到了内吉代特很多年前送给我的一块手帕。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不那么认为。我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该在招魂游戏里亵渎他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想起他们的物件，比如说即便是一只耳坠，也能够长时间更好地安慰我们。”
内希贝姑妈叫道：“亲爱的芙颂，我们赶快回家吧。明天早上你还有考试，你看，你爸爸的眼睛快闭上了。”
芙颂坚决地说：“妈妈，等一会儿！”
茜贝尔说：“我也根本不相信招魂术。但是我不会错过——如果喊我去的话——人们为了看见他们惧怕的东西而做的那些游戏。”
芙颂问道：“如果非常想念一个您爱的人，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是召集朋友过来招他的魂，还是去找一个他的旧物件，比如说一个香烟盒？”
当茜贝尔还在寻找一个礼貌的回答时，芙颂突然站起来，从旁边的桌上拿来一个包放在了我们面前。她说：“这个包让我想起自己的难堪，卖一件假货给你们的羞愧。”
我竟然没在第一眼认出芙颂胳膊上挎着的就是“那个”包。但是，我难道没有在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个时刻之前，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从谢娜伊女士那里买下“那个”包，然后在路上碰上芙颂，把它拿回迈哈迈特公寓楼了吗？杰尼·科隆包昨天还在那里的。怎么一下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像面对一个魔术师那样，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茜贝尔说：“那只包很适合您，它和您橘黄色的裙子和帽子配在一起非常漂亮，一看见我就嫉妒了。我后悔把它退掉了。您真漂亮。”
我明白了谢娜伊女士那里一定还有很多假冒的杰尼·科隆包。卖给我之后，她可能又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的橱窗里摆上了一个新的，也有可能她给了芙颂一个让她今晚用一下。
“自从明白包是假的以后，您就没再来过店里。”芙颂对茜贝尔甜美地笑着说，“这让我伤心，但您一点也没做错。”她打开包，让我们看了看里面。“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的师傅们能够以假乱真地仿制欧洲的产品，但是像您这样的明眼人当然还是可以分辨真假的。但现在我要说一件事。”她突然哽咽了一下，我以为她会哭起来。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开始皱着眉头说那些我认为她在家里认真准备过的话。“对我来说，一件东西是不是欧洲货一点也不重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不重要……我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用一样仿造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假的，而是因为‘惧怕被认为买了便宜货。’我认为不好的是，不看重物品的本身，只看重它的品牌。不是有很多人不在意自己的感情，而在意别人说什么吗……（瞬间，她看了我一眼。）我将用这个包记住今夜。恭喜你们，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心爱的人站起来，握了我俩的手，亲吻了我们的脸颊。正要走时，她看见正朝我们走来的扎伊姆，她转身问茜贝尔：“扎伊姆先生和您的未婚夫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吗？”
茜贝尔说：“是的，他们是好朋友。”芙颂挽着父亲的胳膊正要离开时，茜贝尔问道：“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但她一点也没有鄙视芙颂的样子，甚至可以说她对芙颂充满了爱意。
当走在父母中间的芙颂慢慢离开时，我满怀爱恋和仰慕看了看她的背影。
扎伊姆坐到了我的身边，他说：“你公司里的人一个晚上都在开你和茜贝尔的玩笑。作为朋友，我要警告你。”
“别那么认真，都是些什么玩笑？”
“是凯南告诉芙颂的，她又告诉了我……芙颂的心碎了。因为萨特沙特所有人都知道，每晚你和茜贝尔在那里约会，等人走后你们在老板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做爱……玩笑也就是这方面的。”
茜贝尔扭头问我们：“又怎么了？又是什么让你不开心了？”

25 等待的痛苦
一整夜我都没睡着，因为我害怕失去芙颂。其实最近几周我很少和茜贝尔在萨特沙特约会，但这个细节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天快亮时，我稍微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后，我立刻起床剃了胡子，然后上街走了很长时间。往回走时，我绕道去了芙颂参加考试的技术大学，来到那栋具有一百一十五年历史的石头军营楼房的前面。曾经是带着圆筒红帽、留着小胡子的奥斯曼军人们进出的大门周围，现在坐满了一排排包着头巾的母亲和抽着烟的父亲们。我在那些看报、聊天、看着天发呆的父亲母亲中间徒劳地找了找内希贝姑妈。在石头房子的那些高高的窗户中间，还可以看见一些子弹的弹痕，那是六十六年前把阿卜杜勒哈米特二世从王位上拉下来的行动军士兵们留下的。我看着其中的一扇窗户，祈求真主帮助在里面答题的芙颂，祈求真主考试结束后把她啁啾快活地送到我的面前。
但是芙颂那天没来迈哈迈特公寓楼。我想她只不过是暂时生我的气。当灼热的六月骄阳透过窗帘将房间晒得很热时，距离我们往常的约会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看着空空的床，我感觉万分痛苦，于是我又走上了街道。看到那些星期天下午在公园里消磨时间的军人、带着孩子给鸽子喂食的幸福家庭、坐在海边的长凳上看轮船和读报的人，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芙颂第二天会来赴约的。但无论是第二天，还是接下来的四天她都没有来。
我每天都在以往约会的时间到迈哈迈特公寓楼去等待。当我明白去早了会徒增等待的痛苦时，我决定不在两点差五分前过去。我会因为迫不及待而颤抖地走进房间。在第一个十到十五分钟里，爱情的痛苦和希望会彼此混在一起，而肚子与心脏之间的疼痛则会与我在鼻子和额头上感到的激动发生冲突。我会不时透过窗帘向街上张望，我的目光会停留在门前生锈的路灯上，我也会稍微收拾一下房间，或者侧耳倾听从楼下大街上传来的脚步声，有时我会把一个女人鞋跟发出的坚定声响当成是她的。然而，脚步声会很快过去，我会痛苦地明白，那个也像她那样轻轻关上楼门的也是另外一个走出公寓楼的人。
用我在这里展出的钟、火柴和火柴盒，能够最好地讲述我是如何度过那十到十五分钟的，在那段时间里我会开始慢慢接受芙颂那天不会来的事实。我会不停地转悠在几个房间里，不时看看窗外，有时我会一动不动地站在一个角落，倾听内心痛苦的涟漪。当房间里的钟表嘀嗒作响时，我的脑子会和分秒游戏来试图减轻自己的痛苦。在接近我们约会时间的那些分分秒秒里，“今天，是的，她马上就会来”的感觉，会像春天的花朵那样在我心里绽放。在那些时刻里，为了能够尽早和我心爱的人团聚，我会希望时间过得更快些。但那个五分钟会过得很慢。但瞬间我会清楚地意识到，其实我在骗自己，其实我根本不想让时间过去，因为也许芙颂不会来了。当两点到来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高兴，因为约会的时间到了，还是应该伤心，因为此后的每一刻都在减少芙颂到来的可能。就像一艘慢慢驶离码头的轮船上的乘客一样，因为知道过去的每一秒其实都在让我远离自己在身后留下的情人，因此我会努力让自己相信，过去的那些时间并没那么多，带着这种目的，我会在脑子里把那些时刻和分钟分割成许多小段。我不该在每分每秒，而应该每五分钟伤心一次！用这种方法，我把五个一分钟的痛苦推迟到了最后的那个一分钟。当不再可能否认第一个五分钟已经过去，也就是迟到已成事实时，痛苦就会像钉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会拼命想芙颂总是要迟到五到十分钟的（那时我已经不可能搞不清这有多正确了）。在随后的那个五分钟的头几分钟里，我会感到更少的痛苦，因为我会满怀希望地幻想过一会儿她就会敲门，过一会儿就会像我们第二次约会时那样，我会突然在面前一下子找到她。我会想到，她敲门时，我会因为她前几天没来而对她生气，或许一看见她我就会原谅她。一些回忆也会加入到这些转瞬即逝的幻想里，那时我看到的这个芙颂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用过的杯子，或是这个她在房间里不耐烦地走动时毫无目的地拿在手上的旧花瓶，就会让我想起她。为了也接受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分钟也过去的事实，我会和绝望稍微抵抗一下，但随后，我的理智会最终不得不接受芙颂那天也不会来的事实。那时，我内心的痛苦会在瞬间陡然增大，为了能够承受，我会像一个病人那样一头倒在床上。

26 爱情之痛的解剖分布
那些天伊斯坦布尔药店的橱窗里有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帕拉迪松止痛片广告海报上展示我们内脏的图片，为了能够向博物馆参观者展示我的爱情之痛在那些天出现、加剧和蔓延的地方，我在图上做了标记。我在这里要告诉没能参观博物馆的读者，疼痛最剧烈的起点位于胃的左上方。疼痛加剧时，就像在图片上看到的那样，会立刻蔓延到胸口和胃之间的地方。那时，疼痛不只停留在身体的左边，还会蔓延到右边。我会感到一阵绞痛，就像心里被插进一把螺丝刀或者一根滚烫的铁棍那样。仿佛一股烧心的酸水正在整个腹腔积聚，仿佛一些灼热、黏糊的小海星正在往我的内脏上黏附。不断加剧的疼痛，会冲击到我的额头、脖颈、后背、我的全身，会让我感觉窒息。就像我在图片上标注出来的那样，有时疼痛会在我的肚子上，就在肚脐眼周围积聚成一颗星星的模样，有时像一股强烈的酸水，会噎塞在我的喉咙和嘴巴里，仿佛要让我窒息而死那样恐吓我，然后在那里让我的整个身体因为疼痛颤动，让我呻吟。我用手拍打墙面，做一些体操动作，像运动员那样拉抻我的身体，会暂时让我忘记疼痛，但即使在疼痛最微弱的时候，就像是从一个无法完全拧紧的水龙头里滴出的水滴一样，我一直会感到疼痛在混入我的血液。疼痛有时会一直蹿到我的喉咙，让我吞咽困难，有时会蔓延到我的背部、肩膀和胳膊。但任何时候真正的痛点都在我的胃部。
尽管所有的疼痛都有实实在在的，但我也会知道疼痛是与我的脑子和灵魂有关的一样东西，然而为了摆脱它，我又无法尝试着去给脑子作必要的清理。因为此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像一个第一次遇上突袭的骄傲指挥官一样，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更何况，我脑子里还有一个希望，还有关于芙颂第二天就会去迈哈迈特公寓楼的许多理由和幻想，这些都让我内心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但同时也在延长。
在那些冷静的时刻，我会想，芙颂生气了，她在惩罚我，因为我对她隐瞒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约会的事情，因为订婚仪式上出于嫉妒设法让她远离了凯南，当然还因为我一直没能解决的耳坠问题。然而同时我也强烈地感到，失去那无与伦比的做爱幸福，对于芙颂来说也同样是一种惩罚，她也会像我这样对此无法忍受。所以现在我必须忍受疼痛，必须耐心地面对疼痛在我全身的蔓延，必须咬紧牙关，这样，等到我们见面时，她也必须接受我已经订婚的事实。一想到这我就会后悔，会感到痛苦，因为我出于嫉妒给他们发了订婚仪式的请帖，因为我没找到那只丢失的耳坠，因为我没能花更多的时间帮她认真地补习数学，因为我没带着那辆儿童自行车去见她和她的家人。悔恨的疼痛是一种更内在也更为短暂的疼痛，它会冲击到我腿的后面和肺部，会奇怪地耗尽我的体力。那时我就会无法站立，我会带着“悔恨”一头倒在床上。
有时我也会想到，问题出在没有考好的高考上。随后带着悔恨我会幻想，自己认真地帮她补习了数学，那时这些幻想就会减轻我的疼痛，我还会幻想补习后我们会做爱。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光也会来陪伴我头脑里的这些画面，但也就是在那时我会开始对她生气，因为她没有兑现和我跳舞时所作的承诺，也就是考试结束后马上来见我，她甚至没给我一个不来的理由。像订婚仪式上让我嫉妒的图谋、听萨特沙特员工们说我的笑话那样的小错误也让我感到气恼，我试图用这些情感来让自己远离她，让自己能够无声地面对她对我的惩罚。
尽管有这些小气恼、大希望和我欺骗自己玩的那些鬼把戏，但星期五下午快到两点半时，当明白她依然不会来时，我被击垮了。那时，痛苦是致命和残忍的，它就像一只残暴的野兽那样在吞噬我。我像个死人那样躺在床上，当我闻着她在床单上留下的气味，想起六天前我们在这张床上的幸福做爱，想着没有她我将如何才能够生活下去时，一种我无法抵御的嫉妒开始在内心里和愤怒混合在一起升腾起来。我想，芙颂一定是立刻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情人。从我脑袋里开始的嫉妒之痛，短时间内触发了胃里的爱情之痛，把我拖入一种毁灭的境地。这些令人感到耻辱的幻想其他时候也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但现在我无法阻止它们，我想她在我的竞争对手凯南、吐尔嘎伊先生，甚至是扎伊姆之中，或是她众多的仰慕者之中立刻找到了一个人。那么喜欢做爱的一个人，现在自然会想和其他人做这件事。更何况，对我的愤怒也会让她去采取报复行为。尽管我还能用脑袋里仅存的一小块理智的角落想到，那只是我的嫉妒，但我还是眼睁睁地向这种强烈的羞辱感屈服了。我感到，如果不立刻去香舍丽榭精品店见到她，我会因为嫉妒和愤怒发疯，我随即从家里跑了出去。
我记得，自己是带着一种让我心跳加速的希望一路小跑走在泰什维奇耶大街上的。过一会儿将见到她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脑袋，我甚至没去想将对她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一见到她我所有的疼痛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会消失。我有话要跟她讲，她必须听我说，难道我们跳舞时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必须去一家蛋糕店好好谈谈。
当香舍丽榭精品店门上的铃铛叮当做响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因为金丝雀不在那里。尽管我早就明白芙颂不在那里，但我试图让自己相信，她是因为害怕和绝望躲进了里屋。
“凯末尔先生，请进。”谢娜伊女士的脸上露出了一种诡诈的笑容。
我轻声说：“我想看看橱窗里那个白色绣花的晚宴包。”
她说：“啊，那是一件好东西。您非常细心。只要我们店里一有好东西，您都会第一个发现，第一个购买。包是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包的夹子上镶嵌着宝石，里面有小钱包和镜子。是手工制作的。”她一边不紧不慢地走去橱窗拿下包，一边对包赞不绝口。
我朝拉着布帘的里屋看了一眼，芙颂不在那里。我做出一副耐心的样子把包看了一遍，对那女人说出的惊人价钱也没表示任何非议。巫婆一边把包包起来，一边说所有人都在说订婚仪式有多好。完全是为了再买一件昂贵的东西，我还让她包了一副袖扣。看到女人喜形于色的样子，我壮着胆子问道：“我们的亲戚女孩怎么了，今天没来吗？”
“啊，您不知道吗？芙颂突然不干了。”
“是吗？”
她立刻明白我是来找芙颂的，从中她也得出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的结论，她认真地看着我，试图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克制住了自己，什么也没问。尽管我感到了疼痛，但我还是冷静地把右手放进了口袋，因为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没戴订婚戒指的手。付钱时我在女人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怜悯，因为我俩都失去了芙颂，所以仿佛可以同病相怜了。我依然无法相信她不在店里，于是我又朝里屋看了一眼。
“就是这样的。”女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干活挣钱，喜欢走捷径。”特别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不仅让我的爱情之痛，也让我的嫉妒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但我成功地对茜贝尔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可以敏感地察觉到我的每个表情，每个新动作的未婚妻，头几天里什么也没问，但是在订婚后的第三天，当我在晚餐上因为疼痛坐立不安时，她非常温柔地提醒我酒喝得太快了，随即她问道：“亲爱的，怎么了？”我告诉她和哥哥在生意上发生的冲突让我很伤神。星期五晚上，我一边带着一种从腹部向上和从脖颈向两腿双向发展的疼痛想着芙颂在做什么，一边瞬间对茜贝尔编出了一堆和哥哥之间发生的所谓冲突的细节。（真主有眼，我编出来的所有这些话在多年后全得到了验证。）茜贝尔笑着说：“算了，别去管他了。让我来告诉你为了星期天接近努尔吉汗，扎伊姆和麦赫麦特搞的那些诡计好吗？”

27 别那么往后仰，你会掉下来的
为了展示那次周日的出游，也为了让博物馆参观者从室内和我的疼痛的窒息氛围中走出来，我从茜贝尔和努尔吉汗阅读的法国园艺和家庭装饰的杂志中得到灵感，在这里展出反映传统乐趣的这个野餐篮、里面装满茶水的热水壶、装在塑料盒子里的仿真青椒塞肉、鸡蛋、梅尔泰姆汽水瓶和扎伊姆外婆留下的一块精美的桌布。但是，无论是读者，还是博物馆的参观者，千万别认为我能够忘记自己的痛苦，哪怕只是一刹那。
星期天的上午，我们先去了梅尔泰姆汽水在海峡附近比于克代雷的工厂。厂房的外墙上，除了英格的巨幅照片，还有被涂黑了的左派口号。我们在厂房里看见了系着蓝色围裙、包着头巾、静悄悄工作的女工以及大声说话的快乐工头们，当扎伊姆领着我们参观清洗、装瓶的车间时（尽管它的广告贴满了整个伊斯坦布尔，但在梅尔泰姆汽水工厂里干活的只有六十二个人），我对努尔吉汗和茜贝尔脚蹬皮靴、腰系皮带、身穿牛仔服的过分西式打扮和她们的自由风格感到一些厌烦，我努力让自己那喊着“芙颂，芙颂，芙颂”的心脏平静下来。
随后我们开了两辆车，去了贝尔格莱德森林和班特莱尔。我们模仿外出野餐的那些虚幻的欧洲人，在一百七十年前欧洲画家梅林<small>18</small>笔下的这片面向班特莱尔的草地上坐了下来。记得快到中午时，我躺在草地上一边看着湛蓝的天空，一边惊讶于茜贝尔的美丽和优雅，她正在和扎伊姆用新买来的绳子做一个古代波斯花园里的秋千。有一阵，我和努尔吉汗、麦赫麦特玩了九石游戏。泥土散发出一股清香，从班特莱尔后面的湖面上吹来一阵夹带着松树和玫瑰花香的凉风，我一边深呼吸，一边想到，我面前的美好人生是真主对我的恩赐，而让所有这些无偿给予我的美好，遭受从血液里像死亡那样向我全身蔓延的爱情之痛的毒害，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甚至是一种罪孽。让见不到芙颂的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减弱了我的自信，因此我又陷入了嫉妒。当依然穿着白衬衫、背带裤，系着领带的麦赫麦特在准备午餐时，扎伊姆借口去采黑莓和努尔吉汗走开了。看到扎伊姆在这里我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没和芙颂约会。但这当然不意味着芙颂没有和凯南或是别的什么人约会。我发现和朋友们聊天、玩球、为茜贝尔推秋千，或者试用一款新罐头刀时把我戴着订婚戒指的手指拉得鲜血直流，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些时刻我能够做到不去想她。拉伤的手指一直在不停地出血，难道这是因为我血液里的爱情之毒吗？有那么一会儿，我带着被爱情弄得眩晕的脑子坐上了秋千，我开始竭尽全力地荡动秋千。当秋千快速下降时，我腹部的疼痛会稍微减轻一些。秋千的长绳子在嘎吱作响，当我在空中画出一个巨大的弧形时，如果我把头向后仰、垂向地面，那么我的爱情之痛就会略微减少一些。
茜贝尔大声叫道：“凯末尔，停下。别那么往后仰，你会掉下来的！”
当中午的太阳把树下的阴凉地也烤得灼热时，我对茜贝尔说，手上的血一直没止住，我感觉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美国医院缝合伤口。她惊讶地睁大眼睛说，就不能等到晚上吗？她试图让我手指上的血止住。我要向读者们坦白：为了不让血止住，给她看之前我偷偷地弄开了伤口。我说：“不行。亲爱的，不要让我破坏了大家野餐的兴致，如果你也跟我回去，别人会很扫兴。他们晚上会送你回去的。”当我径直向车走去时，我仍然羞愧地在未婚妻那充满理解和泪水的眼里看到了那种疑惑的眼神。她说“你怎么了？”她感到问题比流出的血更为严重。那时我多想拥抱她来忘记我的痛苦和痴迷，多想至少能够告诉她我的感受！然而我没对茜贝尔说上一两句好听的话，只是带着一种心跳的慌乱，昏昏沉沉、摇摇晃晃地上了车。和努尔吉汗去采黑莓的扎伊姆觉察到了什么，他正在朝这边走来。我确信，如果我和扎伊姆四目相视，他会立刻明白我要去哪里的。发动汽车时，我用余光看了一眼我的未婚妻，为了不让读者认为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我就不描述她那担心和悲伤的表情了。
在那个炎热的午后，我只用了四十七分钟就一路狂奔地把车从班特莱尔开回了尼相塔什。因为我的脚越是踩油门，我的心就越是相信芙颂最终今天会去迈哈迈特公寓楼。第一次见面她不也是在几天后才去的吗？离约会时间还有十四分钟（我拉伤手指的时机很好），当我停好车向迈哈迈特公寓楼跑去时，一个中年妇女在后面喊住了我。
“凯末尔先生，凯末尔先生，您很幸运。”
我转身问道：“为什么？”我试图想起这个女人。
“订婚仪式上您去了我们那桌，我们不是为《亡命天涯》的结局打了赌吗……凯末尔先生，您赢了！金波尔医生最终证明自己是无罪的了！”
“是吗？”
“您什么时候来拿您的奖品？”
“以后吧。”说着我跑进楼里。
我当然把女人说的这个圆满结局，看成是芙松今天会来的一个吉兆。我狂热地相信十到十五分钟后我们将开始做爱，我用颤抖的手拿出钥匙，开门走了进去。

28 物件给予的安慰
四十五分钟过后芙颂还是没来，我像个死人那样躺在床上，用一个奄奄一息的动物倾听自己身体的专注和绝望，倾听着从腹部向整个身体蔓延开来的疼痛。疼痛达到了此前我从未感到过的一种深度和强度，它俘获了我的整个身躯。我感到自己应该从床上爬起来，用别的东西来打发时间，应该从这种状态，至少从这个房间，从满是芙颂气味的床单和枕头上逃离出去，但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因为没和他们继续野餐，现在我很后悔。由于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做爱了，所以茜贝尔在我身上感到了一点怪异，但她搞不清我烦恼的原因，因此也无从问起。而事实上，我是需要茜贝尔的理解和关爱的，我幻想着未婚妻能够转移我的注意力。但别说是开车回去，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疼痛正在用一种令我窒息的力量从我的胃部、后背、双腿向各个方向蔓延，我没有力气逃离它，也没有力气来做些什么减轻它。发现这点又增加了我内心的挫败感，而这又引发了一种像爱情之痛那样强烈和来自内心的悔恨之痛。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我感到，如果我能够沉浸在这种痛苦里，能够深切地去感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我将能够靠近芙颂。尽管我也想到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还是不能不让自己去相信它。（如果我现在离开，她来就可能找不到我了。）
当我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时，也就是那些小的酸性炸弹在我的血液和骨头里像焰火那样炸开时，一大堆记忆中的每一个，先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有时是十到十五秒，有时是一到两秒转移了我的注意力，随后便在现在的时间空隙里留下了一种更加浓重的痛苦，而一阵新的剧痛在弄疼我的后背和胸口、让我双腿无力的同时也在填满这段空隙。为了摆脱这新一轮的疼痛，我本能地拿起一件充满我们共同回忆的物件，或是把它放进嘴里品味，我发现这样可以缓减我的痛苦。比如，那时在尼相塔什蛋糕店里常见的一种带核桃仁和葡萄干的月饼，因为芙颂喜欢，我会在约会时买来给她吃，当我把月饼放到嘴上时，我会想起我们一起吃月饼时谈笑的一些事情（迈哈迈特公寓楼看门人的妻子哈尼菲女士，依然以为芙颂是去楼上看牙医的病人），而这会让我开心；她从我母亲柜子里找出来的一把带手柄的镜子，让我想起她拿它当话筒，模仿著名歌手（和主持人）哈康·塞林康的样子；儿时她和当裁缝的母亲来我们家时，我母亲拿给她玩的我的玩具安卡拉特快列车，让我想起她玩火车时像个孩子的样子；那把我儿时的太空手枪，则让我想起每次射击后，我们在杂乱的房间里笑着寻找手枪飞盘的样子。当我把这些物件一件件拿到手上时，我就会想起和它们有关的记忆并得到安慰。尽管在一起时我们很幸福，但有时也会出现让我们黯然神伤的愁云带来的沉默时刻，我想起，有一次芙颂拿起我在这里展出的糖罐，突然扭头问我：“你愿意在茜贝尔女士之前和我相遇吗？”当所有这些回忆带给我的安慰过去后，因为知道随后而来的疼痛是我无法站立着承受的，于是我越想越无法从床上爬起来，而越是在床上躺着，我身边的每样东西就越让我一一想起我们另外的一些回忆。
第一次做爱前，她小心翼翼把手表放在上面的茶几就在我的床边。一个星期以来，我都看见茶几上面的烟灰缸里有一个芙颂留下的烟头。有那么一会儿，我拿起烟头闻了闻它的焦臭味，然后把它放到了嘴上，我差点要去点燃它（也许带着爱恋，一时间我差点认为自己就是她），但想到烟头会烧尽，于是我放弃了。就像一个仔细包扎伤口的护士那样，我让她嘴唇碰过的烟头，轻轻地触碰到我的脸颊、眼睛的下面、额头和脖子。我的眼前随即闪现出了承诺幸福的远方大陆、天堂里的景象、儿时母亲对我的爱怜、法特玛女士抱着我去泰什维奇耶清真寺的情景。但随后，痛苦就像一片因为涨潮而波涛汹涌的海水那样重新把我拽了进去。
快到5点时，我依然在床上躺着，我想起奶奶在爷爷去世后，为了承受痛苦她不仅换掉了床，还换了房间。我用全部的意志想到，我必须从这张床，这个房间，这些散发出一种极为特别的陈旧和幸福爱情味道的、每个都会自己噼啪作响的物件里摆脱出来。但我的内心却恰恰相反地想去拥抱它们。这或许是因为我发现了物件所具有的安慰力量，或许是因为我比奶奶还要脆弱。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发出的快乐叫骂声直道天黑这让我一直留在了床上。晚上回到家喝下三杯拉克酒，等到茜贝尔打电话来询问时，我发现手指上的伤口早就闭合了。
就这样，一直到7月中旬，每天下午两点我都去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单元房。深信芙颂不会来后，看到自己的痛苦在一天天减少，有时我会认为自己已经慢慢习惯了她的不在，但这完完全全是错误的。我只是在用物件给予的幸福打发时间。订婚后的第一个周末，脑子里那个有时扩大、有时缩小的重要部分始终都在想着她。如果我像一个数学家那样来说的话，那就是叠加的痛苦本来就不会减少，而我的希望却正好相反，依然在增长。我去那里仿佛为了不失去自己的一个习惯和见到她的希望。
每天我要在那里度过两个小时，大多数时间我会躺在我们的床上幻想，我会拿起一件带着幸福回忆而闪闪发光的魔幻般的物件，把它放到我的脸上、额头上和脖子上，试图以此来平息我的痛苦。比如这把核桃夹，这个芙颂为了让它走起来上过很多次弦、留着她手上香味的旧闹钟。两小时后——也就是我们从天鹅绒般柔软的做爱后小睡中醒来时——我会因为悲伤和疼痛而疲惫，我会努力让自己回到以往的生活中去。
我生活里的亮点已经消失了。我依然没和她做爱（我找了一个类似萨特沙特的员工们知道我们在办公室做爱的理由）的茜贝尔，认为我那无名的疾病，是一种男人的婚前恐惧症，就像一种医生们还无法确诊的特殊忧郁症那样。她用一种让我惊讶的镇静接受了这种疾病，甚至还因为无法让我从这种烦恼里摆脱出来而偷偷责怪自己，因此她对我很好。我对她也很好，我和她还有一些我新结交的朋友一起去一些以前从未去过的餐厅、继续去那些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为了能够向彼此展示幸福和富有而去的海峡饭店和俱乐部、参加各种聚会，我和茜贝尔还一起带着敬意，取笑无法在麦赫麦特和扎伊姆之间作出选择的努尔吉汗。幸福，对于我来说，已不再是一样与生俱来、真主赐予的像权利那样不费周折就可以享受的东西，它变成了一种幸运、聪明、小心的人们靠奋斗才可以得到并保全的恩惠。一天夜里我们去了一家酒吧，酒吧就在门口站着保镖、新开的月光餐厅伸向海峡的小码头旁边。当我独自一人（茜贝尔和其他人在互相说笑着）喝着嘎泽尔红葡萄酒时，我的目光和吐尔嘎伊先生的不期而遇了，我的心就像见到芙颂那样快速地跳起来，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令人眩晕的嫉恨。

29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
吐尔嘎伊先生没有用一种优雅、绅士的态度对我微笑，他扭开了头，这既出乎我的意料，也深深地伤害了我。一方面我理智地认为，他有理由生气，因为我们没邀请他参加订婚仪式，但另一方面一个更强的想法，也就是芙颂为了报复我重新回去找他的想法，把我给气昏了。我很想跑去问他为什么要扭头。也可能是今天下午他在希什利的那处和情人约会的私宅里跟芙颂做爱了。我觉得他见到芙颂、和她交谈了就足以激怒我。他在我之前爱上了芙颂，因为芙颂，有段时间他也承受了我现在承受的痛苦，但这些想法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剧了我对他的愤怒以及我在内心感到的屈辱。我在酒吧里喝了很多酒。在派皮诺·迪·卡普演唱的《忧郁》乐曲声里，我搂着愈发变得耐心、和善的茜贝尔跳了舞。
当发现只能用酒精才能平息的嫉妒第二天早上伴随着头痛重新开始时，我慌乱地意识到，痛苦没有减少，而绝望却在与日俱增。那天上午当我走着去萨特沙特时（英格依然在梅尔泰姆汽水广告上色迷迷地看着我），当我在办公室努力用各种文件打发时间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痛苦在与日俱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非但没有忘记芙颂，反而在以一种更加偏执的形式想她。
流逝的时间，并没有像我向真主祈求的那样削弱我的记忆，减轻我的痛苦。每天我都希望第二天会更好，我能忘记她一点点，但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腹部的疼痛一点没改变，疼痛就像一盏长明的黑灯那样在继续让我的内心黯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少去想她一些，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忘记了她！我不想她的时间很少，更准确地说是一点也没有。也许有些短暂的瞬间，也就这么多了。这些“幸福”的时刻也持续得很短，一两秒钟的遗忘期过后，黑灯就像公寓楼里会自然熄灭的过道灯一样又自然亮起，毒害我的腹腔、鼻窝和肺脏，破坏我的呼吸，把存在变成一种需要不断努力的困境。
在最糟糕的那些时候，我想为平息自己的痛苦找条出路，想找个人倾心交谈，或者跟一个让我用一种无法抵抗的愤怒来嫉妒的人打一架。每次在办公室看见凯南，尽管我竭力控制自己，但我依然会陷入一种让我眩晕的嫉妒。即使我知道芙颂和凯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凯南在订婚仪式上对芙颂的纠缠，芙颂为了让我嫉妒尽情享受这份关怀的可能，已经足以让我恨他了。快到中午时，我发现自己在寻找开除他的各种借口。是的，他是一个阴险的人，这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想到午休时我要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带着一个微弱的希望等待芙颂，让我轻松了许多。但当她那天下午也没来时，我恐惧地意识到，等待将让我无法承受痛苦，第二天她也不会来，一切将变得更糟糕。
那阵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就算稍微比我承受的所有这些痛苦要少一些，可芙颂又是如何忍受的。她必定是立刻找到了另外一个人，否则她是无法忍受的。芙颂现在一定在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七十四天前她初尝的云雨之欢……而我却每天沉浸在痛苦中，像个死人那样愚蠢地躺在床上等她。不，我不愚蠢，因为她欺骗了我。在我们之间有那么一种幸福的关系时，在紧张、恐怖的订婚仪式上我们带着爱情跳舞时，她说好第二天考试后要去见我的。如果是因为我订了婚，她对我生气，作出了离开我的决定——这些可能是对的——那么她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内心的痛苦变成了一种争论的愤怒，一种对她说她误解了的渴望。就像许多次我带着偏执做的那样，我想到自己将和她在我的幻想里发生一场争吵，但因为我和她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光留下的难忘景象，就像一幅幅天堂的画卷那样混入争吵，我又会变得心平气和。但随后我又一件件地想起了要和她理论的事情。她必须当面告诉我，她抛弃了我。如果考试考砸了，它的责任不在我。如果她要抛弃我，我必须要知道。难道她没说过今生要永远见我的吗？她应该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会找到耳坠立刻还给她的。难道她以为别的男人会像我这样爱她吗？我跳下床，带着和她把一切说清楚的渴望飞快地跑上了街。

30 芙颂从此消失了
我快步朝他们家走去。还没到阿拉丁小店的拐角，我心里就开始升腾起一种巨大的喜悦。当我冲着一只在炎热七月躲在阴凉角落里打盹儿的猫微笑时，我问自己为什么之前没想到直接去他们家。肚子左上角的疼痛缓和了许多，双腿乏力和后背疲乏的感觉也消失了。然而越接近他们家，在那里见不到她的恐惧也就越大，我的心因此跳得更快了。我对她说什么？如果碰上她的母亲我要说什么？一时间我想要回去拿我们的儿童自行车。但一见到彼此我俩都会明白无需找什么借口。我像一个幽灵那样走进了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那栋小公寓楼，像在梦游那样走上二楼，摁，响了门铃。请好奇的参观者也摁响你们面前的门铃，这个发出鸟鸣声的门铃那些年在土耳其极为流行。请你们想像一下我也听到了铃声，同时我的心在挣扎，就像一只卡在喉咙里的小鸟那样。
开门的是她母亲，像在阴暗的楼道里看见一个疲惫的陌生人或是不请自来的小贩那样，刹那间她皱了皱眉头。随后她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了笑容。从她的笑容里我得到了希望，腹部的疼痛也因此稍微减轻了一些。
“啊，凯末尔先生，请进！”
“内希贝姑妈，我路过这里过来看看。”我像广播剧场里一个率直的邻居小伙子那样说道。“前天我发现芙颂不在店里干了。她也一直没去找我，我有点担心。我们的姑娘高考考得怎么样？”
“唉，凯末尔先生，我亲爱的孩子，进来我们好好聊聊。”
我甚至没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一步步走进了屋里。尽管她们是亲戚，尽管她们之间还有那么多裁缝和雇主的交情，但母亲连一次都没有来过后街上这套阴暗的房子。我看见了带套子的沙发、桌子、餐具柜、餐具柜里的一个糖罐和一套水晶茶具、电视机上面的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所有这些物件都是美好的，因为最终它们为那个叫芙颂的人作出过贡献。在房间的一角我看见了一把裁缝剪刀、一些布头、各种颜色的线团、大头针和一件正在缝制的衣服。可见内希贝姑妈在干活。芙颂在家吗？大概不在，然而女人那种期待一个东西的善于讨价还价和精明的样子给了我希望。
她说：“凯末尔先生，请坐。我去给你煮一杯咖啡。你的脸色很苍白，你稍微歇一下。你要冰水吗？”
卡在我喉咙里的那只急躁的鸟儿问道：“芙颂不在吗？”我感觉口干舌燥。
她带着欲言又止的样子说道：“她不在，不在。”她把“你”变成“您”问道：“您的咖啡要什么甜度的？”
“中等！”
现在，多年以后我明白，女人去厨房不单单是为了煮咖啡，还要去准备和我说的话。但那时即使我所有的感觉器官全部打开，我都无法想到这点，因为我已经被房间里芙颂留下的味道和见到她的希望冲昏了头脑。我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里认识的金丝雀柠檬在鸟笼里翻飞跳跃，对于我的爱情之痛来说它就像是药膏，但把我的脑子弄得更乱了。在我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把一边是白色的三十厘米长的国产木尺，那是我送给她（后来根据我的估算，那是在我们第七次约会的时候），让她在几何课上用的。很明显，她母亲做裁缝活时在用芙颂的这把尺子。我拿起尺子闻了闻，我想起了芙颂手上的味道，眼前闪现出她的模样。我的眼泪会流出来吗？没等内希贝姑妈从厨房出来，我把尺子塞进了西服里面的口袋里。
她把咖啡放在我面前，坐到了我的对面。她用一个让我想起她是芙颂母亲的动作点燃了香烟。随后她说道：“凯末尔先生，芙颂考得很差。”她也作出了如何称呼我的决定。“她很伤心。考到一半她就哭着跑了出来，所以我们甚至不去关心考试的结果。她受了很大的刺激。我可怜的女儿上不了大学了。因为难过她也辞掉了工作。您帮她做的数学辅导也让她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您伤了她的心。您订婚的那天晚上她也很伤心。这些您一定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赶一块了。当然这不全是您的责任……但她还是个孩子，刚满十八岁。她爸爸带着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您就把她忘了吧。她也会把您忘记的。”
二十分钟后，当我躺在我们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不时感到眼里慢慢流出的泪水在脸上划过时，我想起了那把尺子。儿时我也曾经用过一把类似的尺子，也许是因为这我才买来送给芙颂的。是的，这把尺子其实是我们博物馆里的第一件真正的物品。这是一件让我想起她，我带着痛苦从她的世界里拿出来的物品。我把尺子上显示三十厘米的那一头慢慢地塞进了嘴里，我尝到了一种苦涩的味道，但我让尺子在嘴里待了很长时间。为了想起她用尺子的那些时光，我拿着尺子在床上躺了两个小时。这对我帮助太大了，我感觉自己很幸福，就像见到了芙颂。

31 让我想起她的那些街道
我明白如果不制订出一个忘记她的计划，原来的日常生活我也将无法继续。就连最粗心的萨特沙特员工也发现了渗透在他们老板身上的黑色忧伤。母亲以为我和茜贝尔之间出现了问题，不时探问我，在吃我们很少聚在一起吃的晚饭时，她开始像对父亲那样也劝我要少喝酒。茜贝尔的担心和忧伤也在随着我的痛苦增加，正在接近我所害怕的一个爆发点。为了走出危机，我非常需要茜贝尔的帮助，我害怕失去这种帮助，害怕陷入一种完全的崩溃。
我用所有的意志禁止自己去迈哈迈特公寓楼，等待芙颂，用那里的物件来想她。因为我用各种借口欺骗自己践踏了这些此前我也努力去实施过的禁令（就像说是去那里给茜贝尔买花，而其实是从香舍丽榭精品店的橱窗往里面看一样），因此现在我决定采取一系列更强硬的措施，把一些街道和地方从我脑中的地图里清除出去，尽管我在这些地方度过了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
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天我竭尽全力在脑子里再现并接受的新尼相塔什地图。我严禁自己走进那些被涂上了红色的街道和地方。靠近瓦利考纳和泰什维奇耶大街交汇处的香舍丽榭精品店、警察局和阿拉丁小店的拐角，在我脑子里就像这地图上一样是红色的。那时的名字不是阿布迪·伊佩克奇大街而是埃姆拉克大街的，后来又被改成“杰拉尔·萨利克街”，却被尼相塔什人称之为“警察局街”的街道，芙颂他们居住的库于鲁·鲍斯坦街和通向这些红色街道的所有小街也是禁止进入的。橙色的这些地方，如果非去不可，如果我没喝酒，为了走一些绝对不能超过一分钟的近道，在跑着去和立刻离开的情况下，我可以进去。我们家和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就像许多小街道那样，是一些我一不注意就会陷入痛苦的橙色街道。在那些黄色的街道上我也必须小心。就像为了和她约会，每天我从萨特沙特走去迈哈迈特公寓楼的路、芙颂从香舍丽榭精品店走回家的路（我总在幻想着这条路），充满了许多加深我痛苦的危险回忆和陷阱。我可以走进那些路，但一定要小心。一些与我和芙颂那段短暂关系有关的其他地方，我也在地图上做了标记，比如说宰羊的空地，她在清真寺天井时我远远地看着她的那个角落。这张地图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红色的那些街道我真的一次也没进去过，我相信只有这样小心从事，自己的病才能慢慢地好起来。

32 我以为是芙颂的影子和幽灵
遗憾的是，用禁令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远离那些让我想起她的物件，根本没让我忘记芙颂。因为，我开始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在各种聚会上像看见幽灵那样看见了芙颂。
最惊人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7月底的一个傍晚，当时我在客运渡船上，准备去看望搬到苏阿迪耶别墅的父母。从卡巴塔什开往于斯屈达尔的渡船靠岸了，正当我像船上其他迫不及待的司机那样发动了汽车时，我看见芙颂正在从旁边为步行乘客开启的那扇门走出去。尽管那时汽车的下船门还未打开，如果我跳下车跑去追她是可以追上的，但那样我的车就会把出口堵上。我的心狂跳起来，我一步跨到了车外。当我正要拼命叫她时，我痛苦地发现那人的下半身远比我情人那可爱的身躯粗壮，而那张脸也变成了完全不相干的一个人。尽管这种由痛苦转变而成的幸福激动只持续了短短的八到十秒钟，但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感受到了它，我开始真诚地相信自己将以这种形式和她相遇。
几天以后的一个中午，为了打发时间我去了考纳克电影院，当我慢慢地走在影院出口通向大街的那段又长又宽的台阶上时，我在前面的八到十节台阶上看见了她。她那被染成金色的长发和纤细的身躯，先让我的心，随后让我的腿行动了起来。我跑上前去，想着像在梦里那样叫她，但我没出声，因为在最后一刹那我发现那不是她。
因为在那里让我想起她的可能很小，所以我开始经常去贝伊奥鲁，但有一次我在一面橱窗的玻璃上看见了她的影子，因此又激动了一番。还有一次，我在贝伊奥鲁那些购物、去看电影的人群中又看见了她，她迈着自己特有的步伐，轻快地走在那里。我跑去追她，但没等我追上，她就消失了。因为无法知道那人是我的痛苦造成的一个幻影，还是一个真实的人，因此在随后几天相同的时间里，我徒劳地在阿阿清真寺和萨拉伊电影院之间徘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坐在一家啤酒馆的窗边，一边喝酒，一边看着街道和路上的行人。
这些宛如置身天堂的相遇时刻，有时转瞬即逝。比如塔克西姆广场上这张显示芙颂白色影子的照片，就是我那仅仅持续了一两秒钟错觉的例证。
在那些日子里，我发现竟然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和女人模仿芙颂的头发和模样，有那么多棕色皮肤的土耳其女孩把头发染成了金色。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充满了芙颂那稍纵即逝的幽灵。但只要稍微仔细看一下这些幽灵，我便会发现她们其实一点也不像我的芙颂。一次，我和扎伊姆在登山俱乐部打网球，我在旁边的一张桌上看见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在笑着喝梅尔泰姆汽水，但首先让我惊讶的不是在那里看见她，而是她去了俱乐部。还有一次，她的幽灵随着从卡德柯伊渡船上下来的人群走到了加拉塔桥，她站在桥边向过往的小公共招手。一段时间过后，不仅是我的心，我的脑子也习惯了这些幻影。当我在萨拉伊电影院两场电影中间休息的时候，在我前面四排的座位上，看见她和两个妹妹津津有味地舔着冰幻影牌巧克力冰激凌时，我没立刻去想芙颂没有妹妹的事实，而是充分享受了错觉产生的止痛效果，我努力不去想这个女孩其实不是芙颂，甚至她压根就不像芙颂。
我在道尔马巴赫切皇宫旁边的钟楼前面、在贝西克塔什的商场里也看见过她。最震惊的一次发生在居穆什苏于的一栋公寓楼前。我看见她站在三楼的一扇窗前看着街道，当她发现我在人行道上看她时，窗前的幽灵芙颂也开始朝我看起来。那时我就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但从她挥手的动作上，我立刻明白她不是芙颂，随即我羞愧地离开了那里。尽管这样，后来我还是幻想到，也许是为了忘记我，她父亲很快让她嫁了人，她在那里开始了一种新生活，但依然希望看见我。
其实我一直很清楚，只有第一次的相遇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安慰，除此之外，所有的那些幽灵都是我那不幸的灵魂妄想出来的。然而和她不期而遇的感觉是如此甜美，以至于我渐渐习惯去那些可以遇见她幽灵的地方。我仿佛也在脑子里的那张伊斯坦布尔地图上标出了这些地方。我总想去芙颂的幻影会更多出现的地方。整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个让我想起她的标记世界。
因为都是在我看着远方、若有所思走路时遇见她的幽灵的，因此我会看着远方、若有所思地走路。在我和茜贝尔一起去的夜总会和一些晚宴上，每当我喝多时都会遇见身着不同服装的芙颂的幽灵，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经订婚，一旦作出什么过激反应一切都将大白于世，我会立刻清醒，随即明白那女人本来就不是芙颂。我在这里展出奇利奥斯、希莱海滨浴场的这些照片，是因为我经常会在中午，在我的脑子因为炎热和疲乏最放松时，在那些穿着泳衣和比基尼的害羞的年轻女孩和女人中看见她。尽管共和国建立以及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然而穿着泳衣、比基尼的土耳其人依然没能学会在海滨浴场坦然面对别人的目光。那时，我会觉得，土耳其人在海滨浴场的尴尬和芙颂的敏感之间，有一种让我感触很深的相似之处。
在这些思念无法承受的时刻，我会离开和扎伊姆玩水球的茜贝尔，躺在远处的沙滩上，让因为失去爱情而变得僵硬的身躯在阳光下暴晒，当我用余光看着沙滩和码头时，我会以为向自己跑来的女孩就是她。为什么她那么想来，而我却一次也没和她来过奇利奥斯海滨浴场？为什么我不懂得珍惜真主赐予我的这份大礼！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躺在阳光下的沙滩上，我想哭泣，但因为知道自己错了，所以我还不能哭，我只能伤心欲绝地把头埋进沙里。

33 粗俗的消遣
生活仿佛远离了我，它失去了此前我所感到的力量和色彩，物品也失去了它们曾经让我感到的力量和真实。多年后当我潜心读书时，我在法国诗人奈瓦尔的一本书上，读到了能最好诠释自己在那些日子感到的平庸和低俗的诗句。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爱情痛苦而上吊的诗人，在明白永远失去了一生的爱情后，在《奥雷莉娅》一书中说，从此生活留给他的仅仅是一些“粗俗的消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没有芙颂的日子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粗俗、平庸和毫无意义的，我无法从这种感觉里摆脱出来，我对造成所有这些粗俗的人和事感到愤怒。但我始终没有失去最终找到芙颂，甚至拥抱她的信念。这种信念既让我好歹活着，也在延长我的痛苦，就像后来我带着悔恨想到的那样。
在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在一个极为炎热的7月的早上，哥哥打来电话说，和我们做过很多生意的吐尔嘎伊先生因为订婚仪式没被邀请而生我们的气了，他甚至想放弃和我们一起中标的一大笔床单出口生意。当哥哥有理由气愤地说着这些时（奥斯曼从母亲那里得知，是我从宾客名单里画掉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我告诉他，我会立刻去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我会让吐尔嘎伊先生回心转意的。
随即，我打电话和吐尔嘎伊先生约好了见面时间。吐尔嘎伊先生的大工厂位于巴赫切利埃夫莱尔，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天气酷热，当我坐在车里看着城市里这些被日益变丑的新公寓楼、仓库、小工厂和垃圾场覆盖的街区时，爱情之痛没有让我觉得无法忍受。究其原因，当然是我要去见一个我认为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芙颂消息，或是能够和他谈起她的人。但是，就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和凯南讲话时，或是在塔克西姆碰到谢娜伊女士时），我向自己隐藏了心里的这种美好激动，努力相信自己去那里只是为了“工作”。如果我没有那么欺骗自己，我和吐尔嘎伊先生的“工作”会面也许会更成功的。
为了道歉，我大老远地从伊斯坦布尔跑来，这本来就给足了他面子，他客气地接待了我。他友好地向我展示了有上百个姑娘工作的织布车间、在纺织机旁工作的年轻女孩（在一台纺织机的后面，背对我坐着的一个芙颂的幽灵，瞬间让我的心跳加速，也让我对真正的问题作好了准备）、新盖的“现代”办公楼和“卫生”的自助餐厅，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觉得和他做生意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吐尔嘎伊先生本想跟往常一样和工人们一起在自助餐厅请我吃午饭，但我让自己相信这不足以表达我的歉意，于是我说，为了谈论我们之间的那些“深刻问题”，兴许我们需要喝点酒。在他那张留着小胡子、长相一般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明白了我在暗示芙颂的表情，因为我也还没有提起订婚仪式的事情，所以他骄傲地说：“总免不了有疏忽的时候，让我们忘了那件事吧。”但我装糊涂，让这个一心想着工作的勤奋、诚实的人，不得不请我去巴克尔柯伊的一家鱼餐厅吃午饭。一坐进他的野马牌轿车，我立刻想到，他和芙颂曾经在这些座位上无数次接吻，他们亲热的样子反射在了这些仪表盘和镜子上，在她还不满十八岁时，他就逼迫过她，抚摸过她。我想芙颂可能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尽管我对所有这些幻想感到耻辱，尽管我想他很有可能甚至对此一无所知，但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
当我和吐尔嘎伊先生像两个糟糕的男人那样在饭店面对面坐下时，当我看见他用满是汗毛的手把餐巾放到怀里时，当我从近处看着他那鼻孔硕大的鼻子和无耻的嘴巴时，我感到一切都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我的灵魂因为痛苦和嫉妒正在抽搐，我将无法控制自己。他对招待员说“你听着”，他拿起餐巾，用好莱坞电影里的动作，像包扎伤口那样文雅地擦嘴巴。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直到用餐用到一半的时候。然而我为了摆脱心里的邪恶喝下的拉克酒，释放了我心里的邪恶。当吐尔嘎伊先生用一种十分文雅的语言说，床单生意上的摩擦已经解决，合作伙伴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好时，我说：“我们的生意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好人。”
他看着我手上的酒杯说：“凯末尔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您的父亲和您的家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顺心的日子。在这个美丽而贫穷的国家里，我们有幸得到了真主只赐予少数人的富裕，我们应该感谢。让我们别骄傲，让我们来祈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
我嘲讽地说：“我不知道您竟然如此虔诚。”
“凯末尔先生，我犯了什么错？”
“吐尔嘎伊先生，您伤了我家里一个年轻女孩的心，您粗暴地对待了她，您甚至企图用钱来得到她。在香舍丽榭精品店工作的芙颂，是我母亲那边一个很近的亲戚。”
他的脸变得煞白，随即低下了头。那时我明白，我之所以嫉妒吐尔嘎伊先生，不是因为他先于我做了芙颂的情人，而是因为在这段爱情之后，他淡忘了痛苦，成功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我不知道她是你们的亲戚，”他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意志说。“现在我很愧疚。如果你们一家人都不愿意看见我，如果因此你们没有邀请我去参加订婚仪式，我无话可说。您父亲，您哥哥也这么想吗？怎么办，放弃我们的合作吗？”
“放弃。”一说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
“那样的话，违约的就是你们了。”说着他点燃了一根红色的万宝路。
爱情的痛苦又加上了我犯错的羞愧。回去的路上尽管我已酩酊大醉，但我还是自己开了车。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海滨大道上，沿着城墙开车，从十八岁起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乐趣，而现在由于我心里的灾难感，这种乐趣变成了一种折磨。城市也仿佛失去了它的美丽，一路上我猛踩油门只为了逃避它。在埃米诺努，当车从新清真寺前面的行人天桥下穿过时，我差点压到了路上的一个行人。
回到办公室后，我决定要让自己和奥斯曼相信，和吐尔嘎伊先生解除合作也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叫来凯南，因为他对这次中标的事情很清楚，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担忧。我把发生的一切总结为“吐尔嘎伊先生因为个人原因对我们失礼了。”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独立按时做出这批床单。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他问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再次告诉他，我们不得不和吐尔嘎伊先生分道扬镳了。
凯南说：“凯末尔先生，如果可能，我们别那么做。您和您哥哥谈过了吗？”他说，这不仅仅是对萨特沙特，对其他公司也会是一个打击，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合同按时做出这批床单，纽约的那些法院会对我们作出很重的处罚。他再次问道：“您哥哥知道这件事吗？”我认为他是因为闻到了我满嘴的酒味，所以觉得自己有权摆出一副不仅为公司，也为我担忧的样子。我说：“箭已离弦。怎么办，没有吐尔嘎伊先生我们就自己做。”即使凯南不说，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已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一个想制造事端、打架的魔鬼。而凯南一再重复我应该和哥哥谈谈此事。
当然我没用在这里展出的这个带有萨特沙特标识的烟缸和订书机砸凯南的脑袋，尽管我很想。我还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他那可笑的领带上面，竟然有和烟缸上一样颜色和形状的图案。我冲他嚷道：“凯南先生，您不在我哥哥的公司，您在我手下干活。”
“凯末尔先生，对不起，这点我当然清楚。”他自以为是地说。“但是在订婚仪式上是您介绍我认识您哥哥的，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如果您不立刻和他沟通，他会很伤心的。您哥哥知道您最近的烦恼，像所有人一样，他想帮助您。”
这句“像所有人一样”的话差点让我气疯。刹那间我想立刻开除他，但我害怕他的鲁莽。我感到脑子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不转了，因为爱情，因为嫉妒，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已经无法正确评估发生的一切了。当我像一个被卡在陷阱里的动物那样忍受巨大痛苦时，我极其清楚地意识到，惟独看见芙颂我才能好起来。我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反正一切都是极其多余和粗俗的。

34 像太空里的狗一样
但是我见到的不是芙颂，而是茜贝尔。我完全被自己的痛苦俘获了，以至于当公司里的人全都走掉，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时，我立刻明白，那会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那无尽黑暗里的小狗那样孤独。等所有人走后我叫茜贝尔来办公室，给了她一个我们重新回到“订婚前的性习惯”的印象。我那善意的未婚妻，用了我一直喜欢的西尔维香水，穿了她非常清楚能够刺激我的网状连裤袜和高跟鞋。因为她以为我度过了危机因而显得极端幸福，所以我没能告诉她其实情况完全相反，我喊她来只是为了能够稍微摆脱一下心里的灾难感，能够像儿时搂抱我母亲那样搂抱她。于是，茜贝尔像以前那样，先让我坐到了长沙发上，然后饶有兴致地模仿一个假想的愚蠢秘书，慢慢地脱掉了身上的衣服，甜甜地笑着坐进了我的怀里。我就不说她的头发、脖子、她身上那种让我感觉完全在家的味道，她那让人信赖的亲近让我有多放松了，因为明智的读者和好奇的参观者，会以为接下来我们要幸福做爱而大失所望了。茜贝尔也失望了。而我，抱着她时感觉是那么好，以至于没过多久我就进入了一个轻松而幸福的梦乡，我在梦里看见了芙颂。
当我满身是汗醒来时，我们依然搂抱着躺在一起。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她若有所思，我满是羞愧地在黑暗中穿上了衣服。街上的车灯和有轨电车“辫子”上不时闪现的紫色电光，像以前那样照亮了办公室。
没有任何争论，我们去了福阿耶饭店。当我们在幸福的人群中坐到我们的桌上时，我再次想到，茜贝尔是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多么善解人意。我记得，我们东扯西拉地交谈了一小时，不断和来我们桌上小坐的喝醉了的朋友们说笑，还从招待员那里得知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已早早地离开了饭店。但我俩始终都在想着那无法逃避的主要问题，这从我们的沉默里也可以看出来。我让招待员开了第二瓶昌卡亚葡萄酒。茜贝尔也开始喝得很多。
最终她说：“好了，你说吧，是什么问题？快说……”
我说：“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我的脑子好像不愿意知道、明白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是吗？”
“是的。”
茜贝尔笑着说：“我认为，你比我清楚得多。”
“你认为我清楚什么？”
她问道：“你担心我是怎么看待你的烦恼吗？”
“我害怕因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失去你。”
“别怕。我有耐心，也很爱你。如果你不想说就别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错误的想法，你不要因此不安。我们来日方长。”
“什么样的错误想法？”
她一边笑，一边带着让我放松的意愿说：“比如，我不认为你是同性恋。”
“谢谢。别的呢？”
“我也不相信你有生理上的疾病或是小时候受了什么刺激。但我认为一个心理医生会对你有帮助的。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在欧洲、美国，所有人都会去的……当然你需要告诉他不能告诉我的事情……快，亲爱的，告诉我吧，别怕，我会原谅你的。”
“我害怕”我笑着说。“我们跳舞好吗？”
“那么你承认有什么事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小姐，请别拒绝我的邀请。”
“啊，先生，我和一个有烦恼的男人订了婚。”说着我们起身跳舞了。
在那些炎热的7月的夜晚，我们去夜总会、饭店，出席各种聚会，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特殊的语言和——我不知道是否用对了词——浓厚的爱。这些细节就是它们的例证。我在这里展出的菜单和杯子也来自于那些地方。这种不是用性爱，而是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怜爱培养出来的爱，也并不完全远离肌肤和身体的吸引，那些带着嫉妒的眼神看我俩跳舞的人们也见证了这点。当乐队奏响的《玫瑰和嘴唇》，或是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播放的音乐，在潮湿的夜晚穿行在无声无息的树叶之间时，就像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抱着她那样，我会用一种发自内心的保护欲、一种分享的乐趣和友情的力量，拥抱我亲爱的未婚妻。当我闻着她脖子和头发上那种给我安宁的味道时，我会明白，感觉自己孤独得像一只被送进太空的宇航狗是错误的，茜贝尔任何时候都会陪着我。在其他那些像我们那样浪漫的情侣的注视下，有时我们会在舞池里踉跄，甚至因为喝醉几乎滚倒在地上。茜贝尔喜欢我们这种远离平庸世界的一半怪异一半烂醉的状态。当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互相枪杀、银行被抢劫和被炸、茶馆被机关枪扫射时，我们却因为一种神秘的痛苦忘却了整个世界，这会让茜贝尔感觉深刻。
随后，当我们坐回到桌上时，茜贝尔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会重新提起那个神秘莫测的话题，但说着说着她会把它变成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茜贝尔的努力下，我的怪异、忧伤和无法与她做爱，被简化成未婚妻在婚前对我的依赖和怜爱经受的一次考验，在这次考验过程中经历的一次轻微的痛苦、一段不久后就会被遗忘的小悲剧。在那些开着快艇和我们一起游玩的粗俗、肤浅的朋友里，仿佛是因为我的痛苦，我们可以有别于他们。在宴请接近尾声时，我们也不必要和那些醉鬼们一起从别墅的码头跳进海里，由于我的痛苦和怪异，我们原本就“与众不同”。看到茜贝尔用一种如此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痛苦，我感到幸福，这同时也让我们彼此更加依赖。但在所有这些醉意的严肃中，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当我听见从远处的渡船上传来的忧伤汽笛声时，或者在人群里、在最意外的一个地方，当我以为某个人是芙颂时，茜贝尔会痛苦地发现我脸上出现的奇怪表情，她会感到黑暗的危险远比她认为的要可怕得多。
由于她的这些感觉，茜贝尔把此前作为一种友好建议提出的心理咨询变成了7月底前必须要做到的一个条件，我也接受了，因为我不想失去她那美好的友情和怜爱。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那个给爱情下过定义的心理医生，这个著名的土耳其心理医生那阵子刚从美国回来，正在用他的领结和烟斗，试图让伊斯坦布尔窄小的上流社会接受他所从事的职业。多年以后，在筹建我们的博物馆时，为了去问他关于那个日子的记忆，也为了请求他把这个领结和烟斗捐给我们的博物馆，我去找了他。那时我明白，他早已忘记了我那天的烦恼，更有甚者，他甚至对我的悲凄故事一无所知，而这是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人所皆知的。就像那些日子去找他的许多顾客一样，他也把我当做了一个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找他的健康人。而我，根本无法忘记茜贝尔像个带儿子去看医生的母亲那样，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的请求以及她说的那句话，她说“亲爱的，我会在外面等你的。”但我不想让她去。茜贝尔，带着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资产阶级们固有的感知认为，心理治疗是为那些西方人发明的一种“科学地说出秘密”的仪式，因为他们没有用家庭团结和分享秘密的手段来治疗的习惯。随便聊了几句，认真填好必需的表格之后，医生问到了“我的问题”，一刹那我很想告诉医生，因为失去了我的情人，我感觉自己孤独得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的小狗。但我告诉他的则是，我和心爱、漂亮和非常有魅力的未婚妻订婚后就无法做爱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了性欲。（然而我认为这是他应该告诉我的。）真主帮忙，我脱口而出地回答道：“大概是因为我惧怕生活，医生先生。”多年后，当我再次想到这个回答时，我依然想笑，并认为还是有点对的。
心理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凯末尔先生，不要惧怕生活！”说完他就让我走了，而我也再没去找过他。

35 藏品的第一部分核心内容
带着心理医生给予的勇气，我欺骗了自己，愚蠢地认定自己的病症已经减轻，我跃跃欲试地想去那些长时间禁止自己走入的红色街道走走。经过阿拉丁的小店，闻着儿时和母亲去购物时走过的街道和商店的气味，头几分钟里让我感觉那么好，以至于我认为自己真的不惧怕生活了，我的病症也减轻了。带着这种乐观的情绪，我错误地认为，自己也可以在不感到任何爱情之痛的情况下从香舍丽榭精品店门前走过，一切都已恢复正常。然而仅仅远远地看见精品店就足以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了。
原本就是一触即发的痛苦，瞬间让我的灵魂变得一片漆黑。带着立刻找到一个缓解办法的希望，我想到芙颂可能会在店里，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脑子一乱自信心减弱后，我穿过了马路，朝橱窗里看了一眼：芙颂在那里！瞬间我差点要晕倒，我朝门跑去。正当我要进门时，我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她，而是她的一个幽灵。有人接替她在那里工作了！瞬间我感到自己将无法站立。我在夜总会、宴请上跳舞度过的人生，现在让我感觉难以置信的虚假和庸俗。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和她在一起，应该拥抱的人只有一个，我人生惟一的中心在另外一个地方，用那些粗俗的消遣徒劳地欺骗自己，对我、对她都是不敬的。订婚后我所感到的悔恨和复杂的负罪感，现在达到了一种无法承受的程度。我背叛了芙颂！我必须只想她。我必须尽早去那个我能够最接近她的地方。
八到十分钟后，我躺在了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们的床上，试图找到芙颂留在床单上的味道，我想在自己的身体里感觉她，我仿佛想变成她。她留在床上的味道少了，也淡了。我用劲搂着床单。当痛苦无法忍受时，我伸手从茶几上拿起了玻璃镇纸。芙颂的手、肌肤和脖子上那种特殊的味道留在了玻璃表面，那味道美妙地撞击到了我的嘴里、鼻子里和肺里。闻着这种味道，把玩着镇纸，我就这样在床上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我后来的推算，镇纸是我在6月2日那天送给她的，为了不让她的母亲起疑心，就像我送给她的许多礼物那样，她也没把镇纸拿回家去。
我告诉茜贝尔，我的心理咨询花了很长时间，我没坦白任何事情，医生不能给我任何帮助，我不会再去找他，但我感觉自己稍微好了一点。
去迈哈迈特公寓楼，躺在床上，找一件物品消磨时间，对我还是有所帮助的。但过了一天半，我的痛苦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三天后我又去了那里，我躺在床上，就像把一样新奇的东西塞进嘴里的孩子那样，我拿起芙颂触摸过的另外一样东西，比如一把沾满了各色油彩的油画刷，轻轻地放到我的嘴巴和肌肤上。我的痛苦依然平息了一段时间。而另一方面我在想，自己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就像一种毒品，我对于那些可以给我安慰的物件产生了依赖，而这种依赖对我淡忘芙颂没有任何好处。
但因为我不仅对茜贝尔，仿佛对我自己也隐瞒了去迈哈迈特公寓楼的事，因为我装出一副从未两三天去一次，每次在那里待上两小时的样子，所以我感觉病症正在慢慢减轻到一种可以忍受的程度。刚开始我看这些物件的眼神，不像是一个收藏家，而像是一个看着药的病人，比如说我外公留下的帽子架、芙颂戴在头上扮演小丑的这顶圆筒红帽，或者她穿过的这些母亲的旧鞋子（她和母亲的脚一样大，都是38号）。因为这些让我想起芙颂的物件可以缓解痛苦，因此我需要它们，但同时当我的痛苦缓解时，它们又会让我想起自己的病症，因此我想逃离这些物件，逃离那个家，我乐观地认为自己的病症已经减轻了。这种乐观给了我勇气，我带着喜悦，也带着痛苦幻想着，我将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中去，不久我将能够开始和茜贝尔做爱，然后我会和她结婚，开始一种正常而幸福的婚姻生活。
但是，这些乐观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不到一天，思念就会变成一种痛苦，两天后则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那时我又需要去迈哈迈特公寓楼了。一走进房间，我会去找一样让我想起和她并排而坐的乐趣的东西，比如茶杯，一个被遗忘的发卡，尺子，梳子，橡皮，圆珠笔，或者在母亲扔在这里的物件里找到的一些芙颂曾经抚摸过、把玩过、留下她手上味道的东西，我会让和它们有关的记忆一一重现在眼前，以此来扩充我的藏品。

36 一个为了平息爱情伤痛的小希望
我在这里展出的信，是在我发现第一部分藏品的那些重要日子里写的。因为不想拉长我的故事，同时也因为甚至在二十年后筹建纯真博物馆时我依然感到的羞愧，我把信装进了信封。如果读者或者博物馆参观者能够读到此信的话，他们会看到我完全是在向芙颂哀求。我在信里写道，我没有好好待她，我很后悔，我在忍受巨大的痛苦，爱情是一种极为神圣的情感，如果她回来，我将离开茜贝尔。写完最后这句话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应该写自己已经毫无条件地离开了茜贝尔。但因为那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我除了去茜贝尔那里寻求庇护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无法写下那样的话。十年后，当我在芙颂的柜子里找到这封它的存在比内容更重要的信时，我惊讶地发现在写信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如何欺骗自己的。一方面，我试图向自己隐藏对芙颂的强烈爱情和自己的无奈，寻找一些不久将与她重逢的荒唐线索来欺骗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放弃对日后将和茜贝尔组成的幸福家庭的幻想。难道我该和茜贝尔解除婚约，通过传信的杰伊达向芙颂求婚吗？我以为自己从未有过的这个想法，在我和芙颂参加选美比赛时结识的朋友杰伊达见面时，突然带着所有的细节闪现在我眼前。
我在这里为那些早已对我的爱情痛苦感到厌烦的参观者展出一张剪报。剪报上有杰伊达为选美比赛拍的一张照片和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人生的目的是和幻想中的一个“理想男人”组建一个幸福家庭……我要感谢杰伊达女士，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这悲凄故事的所有细节，她尊重我的爱情，还慷慨地为我的博物馆捐出了这张年轻时的照片。为了不让我带着痛苦写下的这封信落到她母亲的手里，我决定让杰伊达来转交，在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她。因为芙颂从一开始就把和我的关系全部告诉了她，因此当我提出要和她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时，她爽快地答应了。在马奇卡见面时，我立刻发现自己没有因为把爱情的痛苦告诉杰伊达而害羞。这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她成熟地理解了一切，也许是因为我看见杰伊达那时非常、非常的幸福。她怀孕了，所以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她那个有钱、保守的情人决定要和她结婚。就像她没跟我隐瞒这些事情一样，她还说不久将举办婚礼。我能够在那里遇见芙颂吗？芙颂究竟在哪里？杰伊达敷衍地回答了我的这些问题。我想一定是芙颂不让她说的。当我们径直朝塔什勒克公园走去时，她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深刻和严肃的话。听她说话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远处的道尔马巴赫切清真寺，一个我儿时和梦境中的景象上。
我甚至没能一再坚持地问她芙颂现在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杰伊达在满怀希望地幻想，最终我将离开茜贝尔和芙颂结婚，那样我们两家人就可以经常见面了，我发现就像感觉到的那样，我自己也开始这么幻想了。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所在的塔什勒克公园的风景，海峡入口处的美丽，我们面前的桑树，坐在露天茶馆的桌上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情侣，推着童车出来的母亲，在前面沙坑里玩沙子的孩子，吃着瓜子和埃及豆谈笑的大学生，啄食瓜子壳的一只鸽子和两只麻雀，所有这些都让我想起了正在被自己遗忘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平凡之美。因此，当杰伊达睁大眼睛说要把信交给芙颂，她相信芙颂也一定会给我回信时，我看到了希望。
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8月初的一个早上，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和抚慰的方法，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相反依然在有规律地增长。在办公室工作时，或是在电话里和某个人争论时，我的脑子并不在想芙颂，然而肚子上的疼痛变成了一种思维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像电流那样无声而快速地转动着。我为了一个平息爱情伤痛的小希望而作的各种努力，也只是在一开始让我得到了一定的轻松，但时间一长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我对那些能够带来好运的东西、神秘的符号和报纸上的星座算命产生了兴趣。我最相信《最新邮报》上的“占星，您的每日运程”和《生活》杂志上的那些星座观察。聪明的专家，会对我们读者，特别总对我说“今天您将从您爱的人那里得到一个信号！”。尽管他们对其他星座的人也经常这么写，但还是很有道理和令人信服的。我会仔细阅读报上的占星内容，但我根本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我也不可能像那些无聊的家庭妇女那样为占星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烦恼是紧急的。门被推开时，我会对自己说：“如果进来的是女人，我将最终和芙颂团聚，如果是男人，结果会很坏。”
为了能让人在每个时刻算命，真主为我们传递来了各种信号，世界、人生、一切都与这些信号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说“街上开过的第一辆红色轿车如果是从左边过来的话，我将从芙颂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如果是从右边过来的话，我还要继续等待”，我会站在萨特沙特的窗前，数那些过往的车辆。我对自己说“如果第一个从船上跳上码头的人是我，那么不久我将见到芙颂”，于是，不等缆索扔出去我就会跳上码头。而缆索工会在我身后喊道：“第一个跳的是头驴！”随后我会听到一艘轮船的汽笛声，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吉兆，我会幻想轮船。我会对自己说“过街天桥的台阶数目如果是单数，不久我将见到芙颂。”如果是双数，它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是单数则会让我瞬间轻松很多。
最糟糕的是，半夜里从痛苦中醒来并且无法再入睡。那时我会起来喝拉克酒，因为绝望我会再灌下几杯威士忌或是葡萄酒，我会想关闭自己的意识，就像关掉一个让我不安、无休止发出噪音的收音机一样。有几次，半夜里我拿着拉克酒杯，用母亲的旧纸牌算了命。有几个夜里则是用父亲很少用的色子——每次都想这是最后一次——掷了上千遍。酩酊大醉时，我会从自己的痛苦里得到一种奇怪的乐趣，带着一种愚蠢的骄傲，我感觉自己的境遇可以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排演成歌剧。
住在苏阿迪耶别墅的一天夜里，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当我明白又将无法入睡时，我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面向大海的露台上，我躺在一张躺椅上，闻着松树的香味，看着王子群岛上闪烁的灯光试图让自己睡着。
“你也睡不着吗？”父亲轻声说。黑暗中我竟然没发现他躺在旁边的躺椅上。
我内疚地轻声回答道：“这阵子有些夜里睡不着。”
他和蔼地说：“别担心，会过去的。你还年轻。因为痛苦而失眠还太早，不用怕。但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人生有什么后悔的事情，那么你就要数着星星熬到天亮了。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轻声应道：“知道了，爸爸。”我明白过一会儿自己将能够稍微忘记一点痛苦慢慢睡去。我在这里展出那夜父亲穿的睡衣的领子，一只总让我感到伤心的拖鞋。
也许是因为我认为不重要，也许是因为不想让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更加逼视我，我向你们隐瞒了那阵子我习惯做的一两件事，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故事，现在我简短地来坦白其中的一件事。午休时间，当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和大家一起出去吃午饭时，有时我会往芙颂他们家打电话。芙颂从没接过电话，这说明她还没有从外地回来，她父亲也不在。每次都是内希贝姑妈接电话，这说明她在家里做针线活，但我总盼望有一天芙颂会来听电话。我会满怀希望地等待从内希贝姑妈的嘴里说漏出一些关于芙颂的事情。或者认为芙颂会在后面说些什么，于是我会什么话也不说地耐心等着。打电话一开始不说话还容易，但沉默的时间一长，内希贝姑妈说得越多我就越难控制自己了。因为内希贝姑妈会非常慌张，她会立刻显出恐惧、愤怒和慌乱，她会用让一个打骚扰电话的人非常喜欢的方式不停地说道：“喂，喂，您是谁，谁啊，您找谁，看在真主的分上，你说话呀，喂，喂，你是谁，你为什么打电话？”她会把这些话无数遍地说下去，以表示她的恐惧、慌乱和愤怒，她从来不会想到一接电话就挂上，或是在我之前挂上电话。时间一长，我觉得这个远房亲戚接我电话时会做得像一只两眼瞪着车灯的兔子那样，这让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悲伤和无奈的情感，于是我放弃了这个习惯。
没有任何芙颂的踪迹。

37 空房子
8月底，也就是在白鹤成群结队地从海峡、苏阿迪耶的别墅、王子群岛的上空经过欧洲飞向东南和非洲的那些日子里，应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决定像往年那样，在父母从别墅回来之前，在我们泰什维奇耶的家里搞一次夏末聚会。在茜贝尔兴致勃勃地去买东西、变换桌子的位置、把夏天放上樟脑丸卷起的地毯重新铺上地板时，我没回家去帮她，而是又往芙颂他们家打了电话。因为连着几天铃声响很久都没人接电话，因此我很不安。这次，当我听到电话停机特有的间断声响时，腹部的疼痛瞬间捕获了我的整个身体和头脑。
十二分钟后，我走进了一段时间以来我成功远离的橙色街道，在中午的烈日下，我像个影子那样向位于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芙颂他们家走去。当我从远处朝他们家的窗户望去时，我发现窗帘没有了。我敲门，没人来开门。我拍门，用拳头砸门，依然没人来开门。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谁啊？”年老的看门女人从地下室黑暗的房子里叫道。“啊，他们啊，三号的人家，他们搬走了。”
我编了一个谎话，说自己“想租房子”。我往那女人的手里塞了二十里拉，让她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门。我的真主！悲凉寂寞的空房间，破损的厨房，掉落的瓷砖，我那失踪的情人在里面洗了一辈子澡的破旧浴缸，让她害怕的热水器，钉在墙上的钉子，曾经挂在那里的镜子和画框二十年来留下的痕迹，所有这些让我如何来形容？我带着爱恋把芙颂留在这些房间里的气味，她的影子，使她成为芙颂，让她在其中度过了整个一生的这个家的布局、墙壁和剥落的墙皮一一镌刻在了脑海里。一面墙上贴着墙纸，我从边上撕下一大块带在了身边。有个小房间我认为是芙颂的，我把那个房间的门把手也装进了口袋，因为这个门把手她摸了十八年。当我触碰到抽水马桶链条上面的陶瓷圆头时，它掉落在了我的手里。
在一堆被扔在角落里的废纸、垃圾里，我找到了芙颂的一个洋娃娃的胳膊，一个大云母弹球，她的几个发卡，我把它们也扔进了口袋。想到独自一人时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我感觉轻松了许多，我问看门女人为什么他们住了那么多年后会搬走。她说他们为了房租已经和房东吵了很多年。我说：“难道在其他街区房租会更低吗？”我还说，钱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来越高了。“他们搬到哪里去了？”看门女人说：“不知道。他们怨恨我们，怨恨房东就走掉了。二十年后他们和房东的关系破裂了。”内心的绝望几乎要让我窒息。
我明白，我心里一直希望有一天来这里，敲他们的房门，随后哀求着走进去见到芙颂。而现在这最后的希望和与她重见的幻想也被剥夺了，我将很难承受这个事实。
十八分钟后，我躺到了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们的床上，我试图用从空房子里拿来的物件减轻自己的痛苦。我拿着这些芙颂曾经触摸过、使她成为芙颂的东西，抚摸、欣赏它们，让它们接触到我的脖子、肩膀、袒露的胸膛和肚子，这些物件把沉淀在其中的许多记忆，带着一种安抚的力量释放到了我的灵魂里。

38 夏末聚会
过了很久，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回了泰什维奇耶的家里。在家里作准备的茜贝尔说：“我想问你香槟酒的事，往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但每次他们都说你不在。”
我没能给她任何回答，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记得，我躺在床上，绝望地想到自己竟是如此不幸，今夜会过得很糟糕。痛苦地幻想芙颂，把玩她的物件寻求安慰，让我看不起自己，但这也为我打开了我想进一步走入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现在我感到自己将无法扮演一个茜贝尔花了很大工夫准备的聚会所必需的健康男人角色，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应该是富有、聪明、开心、懂得享受生活的。更何况我也清楚，在自家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也无法做得像一个板着脸鄙视一切的二十岁愤青。茜贝尔知道我那无名的秘密疾病，她能够宽容我，而兴致勃勃来参加夏末聚会的客人们就不会像她那样对待我了。
晚上7点，当第一批客人到达时，我像一个好客的主人那样，向他们展示了伊斯坦布尔的酒吧和熟食店里秘密出售的所有走私洋酒，并用这些洋酒招待了他们。我记得，自己倒腾了一阵子唱片，因为喜欢唱片的封面，我放了佩珀军士、西蒙和加丰科的歌曲。我说笑着和茜贝尔、努尔吉汗跳了舞。努尔吉汗最终选择了麦赫麦特，但扎伊姆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不高兴。当茜贝尔皱着眉头告诉我，她以为努尔吉汗和扎伊姆上了床时，就像我搞不清未婚妻为什么要为此忧伤一样，我甚至没试图去弄明白。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夏天的夜晚从海峡吹来的东北风，让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天井里的枫树叶，发出了从我儿时起就熟悉的可爱而温柔的沙沙声；天色渐暗时，燕子们在20世纪30年代盖的公寓楼和清真寺的上空鸣叫着飞过；没去别墅的尼相塔什人家里的电视光亮随着夜幕降临而变得更加明显；一个无聊的年轻女孩出现在一个阳台上，随后一个不开心的父亲出现在了另外一个阳台上，他们茫然地盯着街上来往的车辆看了一会儿；而我，就像欣赏自己的情感一样，欣赏着所有这些景致，我害怕自己将永远无法忘记芙颂。我坐在自家阳台的阴凉地里，一边静静地听别人闲聊，一边不停地喝酒。
扎伊姆这次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因为高考得了高分，因此女孩看上去很幸福，我和这个名叫阿伊谢的女孩聊了一会儿。陪我喝酒的是茜贝尔的一个朋友的男友，这个酒量很大、害羞的男人是做皮革进口生意的。当天空被一种天鹅绒般的黑暗淹没后，茜贝尔出来说：“你这样可不好，进去一会儿吧。”我们依然用劲搂着对方，跳了那并不幸福却看上去很浪漫的舞。因为有些灯关上了，因此在半暗的客厅里，在这套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一生的单元房里，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和色彩，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我失去了自己整个世界的情感是吻合的，因此和茜贝尔跳舞时，我使劲搂着她。因为我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夏天，也因为我的酗酒习惯在夏末也传给了她，因此我亲爱的未婚妻也像我那样摇晃。
用当时娱乐专栏作家的话来说，“夜深后在酒精的作用下”，聚会慢慢变了味。杯子和酒瓶被打碎了，45转和33转的唱片被弄坏了，有些情侣受欧洲杂志上艺术和丑闻页面的影响，更多带着表现的乐趣，开始接吻，有些人则带着所谓做爱的意图躲进了我和哥哥的房间里。聚会的气氛里，还有这群富家子弟对他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和现代主义激情所感到的慌乱。八九年前的夏末，在我赶在父母从别墅回来之前开始举办这些聚会时，聚会的气氛里带有一种针对父母的无政府主义愤怒；当我的朋友们粗暴地摆弄、打碎厨房里那些昂贵的器具时，当他们醉醺醺、嬉笑地从父母柜子里翻出那些旧帽子、香水瓶、电动鞋拔、领结、领带、衣裙互相展示时，他们会感到轻松，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也带着一种政治的愤怒。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这群人里只有两个人参与了政治。他们中的一个在1971年的军事政变后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74年大赦时才被放出来。他们俩大概都因为觉得我们这些人“没有责任感、放纵和平庸”，所以远离了我们。
而现在，在接近黎明的一个钟点，努尔吉汗也在翻我母亲的柜子，但她那么做并不是因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愤怒，而是出于女人的好奇心。她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要去奇利奥斯游泳，我在看你母亲是否有泳衣。”尽管芙颂那么想去，但我却没能带她去奇利奥斯游泳，痛苦和悔恨瞬间将我紧紧抓住，为了能够承受，我不得不一头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在床上也能看见醉醺醺的努尔吉汗在用找泳衣的借口，乱翻母亲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下的那些绣花袜子、优雅的泥土色紧身衣、没被流放到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帽子和围巾。努尔吉汗从母亲放尼龙袜子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只包。因为母亲不相信银行的保险柜，因此把房产证、地契都藏在了这个包里，包里还有一串串因为卖掉或是出租而无用的房门钥匙、一张三十六年前从娱乐专栏上剪下的登有父母结婚消息的剪报、二十四年前从《生活》杂志的社会版上剪下的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母亲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时尚和迷人。努尔吉汗把这些东西全都看了一遍。她说：“你母亲是个很可爱、很有趣的女人。”我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说：“她活得很潇洒。”当我想着和芙颂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一生该有多好时，努尔吉汗甜美、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因为是被这种神经质的笑声吸引，因此先是茜贝尔，随后是麦赫麦特走进了房间。当茜贝尔也和努尔吉汗一起带着一种酩酊的认真翻母亲的柜子时，麦赫麦特坐到了床的一角，那是父亲早上穿上拖鞋前，坐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脚趾头的地方。他坐在那里长时间含情脉脉地看着努尔吉汗。他是那么幸福，因为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那么快地找到了一个疯狂爱上并能和她结婚的恋人。我感觉他在惊讶于自己的幸福，甚至因为太幸福而感到害羞。但我并不嫉妒他，因为我觉得他十分害怕被欺骗，害怕一个蒙羞、糟糕的结局，害怕自己会后悔。
茜贝尔和努尔吉汗，互相说笑着、认真地向对方展示从母亲柜子里翻出来的东西，随后又互相提醒对方她们是为了去游泳而在这里找泳衣的。我在这里展出她们从母亲柜子里翻出来的那些东西。
寻找泳衣和“我们去海边游泳”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天边露出第一缕晨光。其实谁都没有清醒到可以开车的程度。我知道和酒精、失眠混在一起的爱情伤痛在奇利奥斯海滨浴场将会是我无法承受的，因此我是不会去的。我对他们说，我和茜贝尔随后会过去，但我一直在磨蹭。天亮时，我走到母亲坐在那里喝着咖啡看葬礼的阳台上，挥手喊了楼下的朋友们。大街上，扎伊姆和他的新情人阿伊谢，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以及其他几个人在醉醺醺叫嚷着，他们互相扔着一个闪光的红色塑料球，他们的喧闹声足以吵醒整个泰什维奇耶。当麦赫麦特最终关上车门时，我看见几个去做早礼拜的老人正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慢慢地走着。他们中也有对面公寓楼的看门人，他总在年前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去街上卖国家彩票。就在这时，我看见麦赫麦特的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车慢慢后退着停稳了。车门打开后，努尔吉汗走了出来，她使劲朝着六楼，冲我们喊道她忘了自己的丝巾。茜贝尔跑进去拿来丝巾，从阳台上把它扔了下去。紫色的丝巾在若有若无的风中仿佛一只风筝，扭捏着一张一合、膨胀扭曲着慢慢飘落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茜贝尔在阳台上看丝巾飘落时的样子，因为这是我和未婚妻最后的幸福记忆。

39 坦白
我们来到坦白这一幕了。带着一种本能，我希望博物馆这部分的框架、背景、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冷冷的黄色。而事实上，等朋友们走后不久，当我依然躺在父母的床上时，从于斯屈达尔山脊上升起的巨大太阳，让宽敞的卧室染上了一层深深的橘黄色。远处一艘大客船，鸣响汽笛穿过海峡向这边驶来。“快点”，茜贝尔说，尽管她觉察到了我的不情愿，“别迟到了，让我们去追他们吧。”但是，当她看见我躺在床上的样子时，她不仅明白我不会去海边（她根本没想到我醉成那样是无法开车的），还感到由于我那秘密的疾病，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境地。从她逃避我的目光里，我明白她想远离这个问题。但由于她的恐惧，就像那些欠思考的人（有些人把这称之为勇气）所做的那样，还是她首先打开了话题。
她脱口而出地问道：“下午你到底去了哪里？”但她立刻又后悔了。她甜美地接着说道：“如果你觉得以后会因此害羞，如果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她躺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一只乖巧的猫，她用那么真诚的一种怜爱和恐惧拥抱我，以至于我感到自己要做一件伤害她的事了，我为此感到了羞愧。然而爱情的魔鬼已经从阿拉丁的神灯里跑出来，它震荡着我的身躯，让我感到那将不再仅仅是我的秘密了。
“亲爱的，你还记得我们开春时去福阿耶饭店的那个晚上吗？”我小心翼翼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你在一个橱窗里看见了一只杰尼·科隆的包，因为你喜欢，我们还走回去看了一眼。”
当我亲爱的未婚妻立刻明白问题不是假包，而是一件真实，因此也是更重要的事情而惊恐地睁开眼睛时，我开始跟她讲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从第一件物品开始就知道的那个故事。为了帮助参观者记住我的故事，我在这里依次为那些最重要的物件各展出一张小照片。
我也试图依次小心谨慎地告诉茜贝尔一切。在这个我和芙颂相遇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的悲凄故事里，我立刻感到了一种赎罪和悔恨，就像多年前因我们的过错造成的车祸，或是犯下的罪过那样无法逃避的沉重。但这种感觉也可能是我把它加到故事里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那平常的过错，让人感觉一切都早已过去。因为我当然不能讲那些幸福的性爱细节，尽管它们是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努力将这一切说成是一个土耳其男人婚前的放纵。当我看见茜贝尔的眼泪时，就像我放弃了将自己的故事原原本本告诉她的意图一样，我也因为跟她说了这件事而后悔。
“你太恶心了。”茜贝尔说。她先拿起母亲的一只里面装满了旧硬币的旧花包，随后是父亲的一只黑白色旧凉鞋向我砸来。两样东西都没击中目标。旧硬币就像打碎的玻璃那样四处飞溅。茜贝尔的眼里流出了眼泪。
我说：“我早把这个关系结束了。只是我做的事情让我感觉身心疲惫……问题不在那个女孩，也跟别人无关……”
“是那个订婚仪式上坐到我们桌上的女孩吗？”茜贝尔没勇气说出她的名字。
“是的。”
“特别低俗、特别恶心的一个售货员！你还在和她见面吗？”
“当然没有……和你订婚后我就抛弃了她。她也失踪了。她已经和别人结婚了。（甚至现在我都在惊讶自己是如何编出这个谎话的。）订婚后你在我身上看见的沉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已经过去了。”
茜贝尔哭了一会儿，然后她洗了脸，恢复了平静，随后又开始问问题了。
“也就是说你无法忘记她，是吗？”我聪明的未婚妻一下子就用自己的语言精炼地概括了事情的真相。
哪个心软的男人能说“是”呢？我不情愿地说：“不是。你误解了。因为让一个女孩受到了伤害，也因为欺骗你，让我们的关系受到了玷污，让我感到了责任的压力，这让我疲惫，也带走了我生活的乐趣。”
我们俩都不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了。
“下午你在哪里？”
不是茜贝尔，但我非常希望能够告诉任何一个善解人意的人，我拿起那些让我想起她的物件放进嘴里，让它们触碰我的肌肤，幻想着她含着眼泪射精。另外，我也感到如果茜贝尔离我而去，我将无法继续生活，我会疯掉。其实我应该对她说“我们立刻结婚吧”。支撑我们社会的许多牢固婚姻，就是为了要忘记这种热烈而不幸的爱情而缔结的。
“我想在结婚前去玩玩我的那些玩具。比如说我有一把太空手枪……竟然还能打……就是一种奇怪的怀旧情结。所以我才去那里。”
茜贝尔说：“你压根就不该去那里！你一直和她在那里约会吧？”
不等我回答，她就开始哭了起来。我搂住她抚摸她，却让她哭得更厉害了。我带着一种比爱情更为深切的友情拥抱了我的未婚妻，我对她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感激之情。茜贝尔哭了很久后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睡着了。
快到中午醒来时，我发现茜贝尔早就起来了，她已梳洗完毕化好了妆，她甚至在厨房里为我准备了早餐。
她冷静地说：“如果你愿意就去对面店里买一个新鲜面包！但如果你懒得去，我就切点老面包炸一下。”
我说：“不，我去。”
在聚会后变成了战场的客厅里，在父母三十六年来面对面坐着吃饭的餐桌上我们用了早餐。带着一种拍纪录片人的理解，也为了安慰，我在这里展出和我在对面杂货店里买来的一模一样的面包。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在伊斯坦布尔，就算分量有些变化，数以百万的人在半个世纪里只吃这种面包，我还想说，生活是一种重复，但是随后一切都被无情地遗忘了。但是，茜贝尔表现出一种现在都让我感到惊讶的坚决和坚强的态度。
她说：“你认为爱情的东西只是一种暂时的痴迷。它会很快过去的。我会来帮你的。我会把你从这荒唐的情感里拉出来的。”
为了掩饰哭肿的眼睛，她在眼睛下面涂了一层厚厚的粉。看见她尽管痛苦，但在用心避免说一些会伤害我的话，感受到她的怜爱，极大地增加了我对她的信任，以至于我感到，惟一能把我从痛苦里解救出来的东西就是茜贝尔的坚决，我决定乖乖地去做她说的每一件事。于是，当我们就着白奶酪、橄榄、草莓酱吃着新鲜面包时，我们立刻达成协议，那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必须很长一段时间不来尼相塔什，不走进这里的街道。我们宣布，绝对禁止走入那些红色和橙色的街道……
茜贝尔的父母已经回到了过冬的安卡拉家里，因此阿纳多卢希萨尔的别墅空了出来。茜贝尔说，因为我们已经订婚，所以她的父母会对我们一起入住空别墅视而不见的。我是该立刻搬去她那里住，是该摈弃那些让我回到痴迷状态的习惯。我记得，就像那些为了摆脱爱情的痛苦而被送去欧洲的年轻女孩一样，当我带着忧伤和治愈的希望收拾箱子时，茜贝尔一边说“把这些也带上”，一边把我的厚袜子塞进了箱子，她的这个举动让我痛苦地想到，我的治疗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40 别墅生活给予的安慰
带着开始一种新生活的激情，我立刻接受了别墅生活给予的安慰，这些安慰在头几天里让我相信自己正在快速地好起来。无论晚上我们去了哪里，几点回到家，喝醉到何种程度，早上，当反射在海峡波浪上的一束奇怪光亮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开始在房间天花板上舞动时，我就会立刻起床，用手推开百叶窗，每每对跃入眼帘的美丽景象感到惊讶。惊讶里还有重新发现以为正在被自己遗忘的美好生活的兴奋，或是我想这么相信。有时，茜贝尔也会细心地觉察到我的感受，她会穿着真丝睡袍，光脚踩在嘎吱作响的地板上走到我身边，我们会一起欣赏海峡的美丽；一条在波浪中摇摆前行的红色渔船；对面岸边阳光下小树林上空的薄雾；带着早上幽灵般的寂静、在激流中歪斜着、哗哗驶向城里的第一艘客船。
就像我一样，茜贝尔也带着一种夸张的激情，像面对一剂能治愈我疾病的良药那样，享受着别墅生活的乐趣。像那些满足于他们爱情的情侣那样，当我们在面向海峡的凸窗前吃晚饭时，从阿纳多卢希萨尔码头驶出的卡兰代尔渡船，像要撞上别墅那样从我们面前经过，戴着帽子、留着小胡子的船长，会从那个可以看见我们餐桌上放着的松脆竹荚鱼、茄子沙拉、油炸茄子、白奶酪、哈密瓜和拉克酒的船长室里，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胃口”，而茜贝尔会把这看做是一件会治愈并让我幸福的乐事。早上一醒来我就会和未婚妻跳入凉爽的海水里，随后一起去码头茶馆一边喝茶、吃面包圈，一边看报，回来在花园里侍弄西红柿和辣椒，快到中午时跑到渔夫的船上挑选灰鲻鱼或是海鲷，在树叶纹丝不动、一只接着一只飞蛾扑向亮灯的炎热9月的夜晚，划水进入闪烁着磷光的海里……茜贝尔乐观地相信所有这些乐趣也能将我治愈，夜晚，当她在床上用曼妙、芳香的身体轻轻搂抱我时，我会明白这一点。然而，当我因为腹部左边那像一种无止境的焦虑那样依然作痛的爱情之痛，而无法和茜贝尔做爱时，我会开玩笑地说“亲爱的，我们还没有结婚呢。”我亲爱的未婚妻也会迁就我，用玩笑来敷衍问题。
有时，当我夜晚在码头的躺椅上独自一人正要睡着时，或者狼吞虎咽地吃着从小贩的船上买来的煮玉米时，抑或是早上上班前，我像一个年轻而幸福的丈夫亲吻她脸颊时，我会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茜贝尔的灵魂里有一种对于我的鄙视和仇恨正在发芽。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能做爱，然而更可怕的原因是，茜贝尔意识到，她用一种超常的意志和爱恋所作的“治愈我”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或者更糟糕的是，“即使我痊愈了”，将来我也会在她和芙颂之间徘徊。在我感觉最糟糕的时候，我也会愿意去相信这个最后的可能，我会幻想到，有一天我将得到芙颂的消息，瞬间我们将回到以前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每天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约会，当我从爱情的痛苦中这样摆脱出来后，我当然也将能和茜贝尔做爱，我们将能够结婚生子，开始一种幸福、正常的家庭生活。
然而，只有带着酩酊大醉的快乐，或是一个美丽早晨给予的乐观，我才能偶尔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幻想。多数时间我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她，让我的爱情之痛定形的东西，不再是芙颂的消失，而是无论如何看不到痛苦的终点。

41 仰泳
我发现了一样让那些带着一种黑暗美丽的九月天变得可以忍受的重要东西，那就是仰泳减轻了我腹部的疼痛。为此，当我仰面往后游时，我必须把头深深地埋进水里，仰头看着水底，一段时间里屏息划水。当我在激流和波浪中睁开双眼时，我倒着看到了海峡水中那越变越深的黑暗，它在我的内心唤醒了一种和爱情之痛截然不同的无限的感觉。
因为海水在岸边突然变深，所以有时我能、有时不能看见海底，但是我仰面看见的这个色彩斑斓、神秘、浩瀚的世界，既让我的内心充满了生存的快乐，也让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有时我会看见生锈的空罐头、汽水瓶盖、张嘴的黑色贝壳，甚至是古时候留下的船只的幽灵，我会想起历史和时间的宽广以及自己的微不足道。在那样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爱情生活中喜好炫耀和看重自己的那一面，明白自己的这个弱点也在加深被我称之为爱情的痛苦，我的心灵会因此而净化。重要的是，成为在我身下摇荡的这个无限、神秘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我忍受的痛苦。我也会感到内心里那平衡和幸福的魔鬼喜欢充满在我的嘴巴、鼻子和耳朵里的海水。当我带着一种对海的沉醉，仰面不停地划水时，腹部的疼痛几乎会消失，那时我会发现自己对芙颂怀有一种深切的怜爱之情，我会想起在自己的爱情之痛里有许多对她的气愤和恼怒。
看见我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倒着游向一艘慌乱拉响汽笛的苏联油轮，或是市内渡船时，茜贝尔会在码头上使劲地又蹦又跳地叫喊，但多数时间我是听不见这些叫声的。每天有很多市内渡船、国际油轮、运煤的货船，以及给海峡边上的饭店运送啤酒、梅尔泰姆汽水的驳船和快艇从海峡经过，而我总是极为危险，甚至像挑战那样地靠近它们，因此茜贝尔想禁止我在别墅旁边的水里仰泳，但又因为知道这能减轻我的痛苦，所以她也无法坚持。听茜贝尔的建议，有些日子我会独自去安静的海滨浴场，风平浪静的一些日子则会去黑海边的希莱，有时我会和她一起去贝伊考兹后边的无人小海湾，我会把头埋进水里，让思绪带着我一直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随后，当我上岸躺在阳光下，闭上眼睛时，我会乐观地想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是每个带着激情恋爱的认真、有尊严的男人都会碰上的。
惟一奇怪的是，过去的时间没有像对所有人那样让我的爱情之痛停止。和茜贝尔在寂静的夜里（只能听见远处一艘驳船发出的甜美的拍水声）为了安慰我所说的那些话相反，我的痛苦就是没有“慢慢”地过去，这让我俩都很沮丧。有时如果我把这种状况看做是大脑结构或是精神残缺的一个产物，我就会认为自己终将摆脱痛苦，但因为我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对母亲——天使——情人救星的怜爱过分依赖的弱者，因此我也无法永远坚持这种观点。于是，多数时间为了不陷入绝望，我会努力相信自己可以用仰泳来战胜痛苦。但我也非常清楚我在欺骗自己。
9月里，我不仅瞒着茜贝尔，也瞒着自己到迈哈迈特公寓楼去了三次，我躺在床上拿起芙颂曾经触摸过的东西，用读者知道的方式自慰了。我就是无法忘记她。

42 秋愁
10月初发生了一次东北风暴后，海峡的水变得不可逆转的寒冷，我的忧愁也在短时间里变得无法隐藏的深重。早早变暗的天色，早早飘落在后花园和码头上的树叶，人去室空的避暑别墅，停靠在码头上的划艇，雨季开始几天后刹那间变得空旷的街道和那些被推倒在街上的自行车，原本就给了我俩一种难以忍受的浓浓的秋愁。与此同时，我慌乱地感到，茜贝尔不再能够忍受我的无所作为、我无法隐藏的忧伤和每夜的酩酊大醉。
到10月底，茜贝尔已经厌倦了从生锈的旧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锈水，厨房那破旧、潮湿、阴冷的状态，还有别墅的破洞和裂缝以及刺骨的东北风。那些在炎热的9月夜晚，不请自来、喝醉后在黑暗中大笑着从码头跳入水中的朋友们也不再来了，他们让我们感到城里已经开始了一种更加有趣的秋日生活。为了表示冬天逃离别墅生活的那些新贵，也为了让参观者们感受到浓浓的秋愁，我在这里展出后花园里的一些潮湿、破裂的石块，石块上面的鼻涕虫，下雨时销声匿迹的我们那慌张而孤独的朋友蜥蜴。
那些天我越发感到，为了能够和茜贝尔在别墅度过冬天，我必须用性爱来向她证明自己已经忘记了芙颂，而这让我们在卧室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别扭和不愉快，像从前那样能够带着友情和怜爱相拥而眠的夜晚也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我和茜贝尔会一起鄙视那些在木制别墅里使用电热暖气的人、那些让历史建筑物处于危险之中的不负责任的无知者，另一方面每天夜里当我们感到寒冷时，我们会把电热暖气的插头插进致命的插座里。11月初开始供暖后，我们开始去城里出席那些我们感觉在错过的聚会，新夜总会的开业典礼，那些准备带着新意进入冬季的老地方，为了能够接近影院入口处的人群，我们寻找各种借口去贝伊奥鲁，甚至还去尼相塔什和那些禁止我走入的街道。
随便找个借口在尼相塔什见面的一天晚上，我们去了福阿耶饭店。我们一边空着肚子喝下了一杯带冰块的拉克酒，一边和熟悉的领班萨迪和哈伊达尔问了好，我们还像所有人那样抱怨了在街上互相射杀、四处扔炸弹、把国家拖向灾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派武装分子。在谈论政治问题时，那些年老的招待员像以往那样表现得比我们更加谨慎。尽管我们用邀请的目光看着那些走进饭店的熟人，但谁也没过来找我们，于是茜贝尔用调侃的口吻问我为什么又不开心了。我简单地告诉她，哥哥和吐尔嘎伊先生达成了协议，他们要建立一个新公司，还把那个我一直未能决定是否要开除，而现在让我后悔的凯南也拉了过去，这样他们就用一个非常赚钱的床单生意为借口把我排挤了出去。
茜贝尔问：“凯南，是那个订婚仪式上舞跳得很好的凯南吗？”当然，茜贝尔是为了不提芙颂的名字才选择“舞跳得很好”这几个词的。我们俩都还痛苦地记得订婚仪式上的所有细节。因为没能找到一个可以改变话题的借口，于是我们沉默了一阵子。而事实上，在“我的疾病”刚发作的那些日子里，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茜贝尔都可以带着一种充满生命的力量找到全新的话题。
茜贝尔用最近常用的嘲讽口吻问道：“那么现在这个凯南是不是要成为新公司的经理了？”当我忧伤地看着她那微微颤抖的双手和化了浓妆的脸时，我不禁想到，因为和一个有烦恼的富人订婚，茜贝尔从一个在法国读过书、有文化、幸福的土耳其女孩，变成了一个酗酒、烦恼和爱嘲弄的土耳其家庭妇女。
她这么讥讽我，会是因为她知道为了芙颂我也嫉妒凯南吗？这样的一种怀疑在一个月前我是想也不会想到的。
我说：“也就是为了多挣三五分里拉他们转了舵。没什么大了的。”
“你知道这里的盈利不是三五分里拉，而是一大笔钱。你不应该允许他们将你排挤在外，抢你面前的面包。你应该挺起腰板来跟他们斗。”
“我不在乎。”
“我不喜欢你这种样子。”茜贝尔接着说道：“你在放弃一切，远离生活，你好像喜欢失败。你应该变得更坚强些。”
我举起酒杯笑着问：“再要一杯酒，好吗？”
我们又各要了一杯酒，等酒来时我们又沉默了。茜贝尔的眉宇间又出现了在她愤怒和生气时显现的像问号一样的皱纹。
我说：“你找一下努尔吉汗他们吧，也许他们会过来。”
茜贝尔用一种气恼的声音回答道：“刚才我去看过了，里面的电话打不了，说是坏了。”
我说：“让我们来看看你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买了些什么？你把袋子打开，让我们稍微消遣一下。”
但茜贝尔根本没兴趣打开袋子。
随后，她带着一种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语气说：“我确信，你不可能还那么爱她了。你的问题不是爱上了别的女人，而是无法爱我。”
我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为什么还这么黏着你呢？为什么我一天也离不开你呢？”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不止说过一遍了。但这次我在茜贝尔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光亮，我害怕她会这么说：“因为你知道，如果独自一人待着，你将无法忍受失去芙颂的痛苦，也许你会因为痛苦而死去！”但是感谢真主，茜贝尔还没意识到情况有那么糟糕。
“你黏着我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你相信自己会遇到一场灾难。”
“我为什么需要灾难？”
“因为你喜欢做一个对任何事都嗤之以鼻的痛苦的人。但亲爱的，你该清醒起来了。”
我对她说，这些糟糕的日子总会过去的，除了两个儿子，我还想要三个长得像她的女儿。我们会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我们会说笑着度过一生。我还告诉她，看见她神采奕奕的脸庞，听她说妙趣横生的话语，听见她在厨房里忙活的声音，给了我一种无限的生活喜悦。我说：“你别哭啊。”
“我感觉这些没一个能够实现。”茜贝尔说着哭得更厉害了。她放开我的手，拿出手帕擦了擦鼻子和脸。随后她又拿出粉饼盒，在脸上和眼睛下面抹了很多粉。
我问道：“你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了？”
她说：“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有时我在想，我不再漂亮了。”
正当我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是多么漂亮时，“嗨，浪漫的情侣，”塔伊丰叫道，“所有人都在谈论你们，你们知道吗？啊，怎么了？”
“那些人在说我们什么？”
塔伊丰在9月里去了别墅很多次。看见茜贝尔在哭，他立刻觉得很扫兴。他想马上离开我们，但因为看到茜贝尔脸上的表情他没有立刻走掉。
茜贝尔说：“我们一个亲戚的女儿出车祸死了。”
我带着嘲讽的口吻再次问道：“他们都在说我们什么？”
“节哀顺变。”为了说完后能马上离开，塔伊丰开始左右张望，他夸张地跟刚进门的一个人打了招呼。离开前他说：“他们说，你们是那么相爱，就像一些欧洲人那样，因为害怕婚姻会扼杀爱情，所以你们不结婚。我认为你们还是结婚吧，因为所有人都在嫉妒你们。还有人说那栋别墅不吉利。”
等他一走，我们问年轻而可爱的招待员又各要了一杯拉克酒。尽管茜贝尔编造了各种借口，很好地为我那整个夏天引起了朋友们注意的沉闷作了掩饰。但我们知道，包括婚前同居，外面流传着很多关于我们的闲话，人们记住了茜贝尔说的很多嘲讽我的笑话，而我那长时间仰泳的习惯、我的沮丧则成了人们谈笑的话题。
“我们还要叫努尔吉汗他们来吃饭吗？还是我们现在就吃？”
茜贝尔几乎慌乱地说：“让我们再在这里待一会。你出去打电话，找到他们。你有打电话的硬币吗？”
因为我不想让五十年后对我故事感兴趣的新世界幸福的人们，嘲笑1975年时断水（因此用水车往富人街区送水）、无法打公用电话的伊斯坦布尔，所以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年在烟草店出售的边上带锯齿的这个电话硬币。在我故事开始的那些年里，伊斯坦布尔街道上有限的电话亭里的多数电话，要么被野蛮地砸坏了，要么本来就是坏的。我不记得在那些年里自己在土耳其邮电总局的任何一个电话亭里打成过一次电话（这件事，在西方电影的影响下，只有土耳其电影里的那些主人公们能够做到）。但是用一个能干的企业家卖给商店、杂货店和茶馆的硬币收费电话，我们还是能够打电话的。说这些细节，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在尼相塔什的店铺里挨个转悠。我在一家卖体育彩票的小亭子里找到了一部空电话。努尔吉汗家的电话一直占线，而店主不允许我打第二个电话。过了很久我在一家花店给麦赫麦特打了电话。他说他和努尔吉汗在家里，半小时之内他们会赶到福阿耶饭店。
因为逐个在店铺找电话，我来到了尼相塔什的中心地带。我对自己说，既然这么近了，如果我去一趟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单元房，去看看那里的东西可能会很好。正好我带着钥匙。
一走进单元房，我就去洗了脸，我像一个准备手术的医生那样，小心翼翼地脱下西服和衬衫，坐到了和芙颂做了四十四次爱的床边，我从周围那些充满了回忆的物件当中，拿出我在这里展出的三件物品，抚摸着它们度过了幸福的一个半小时。
等我回到福阿耶饭店，我发现，除了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扎伊姆也在那里。我记得，看着堆满瓶子、烟缸、盘子和杯子的桌子，听着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嘈杂声，我想到自己是幸福的，也是热爱生活的。
“别介意，朋友们，我来晚了，但你们不知道我都遇到什么事情了。”说着，我试图编一个谎话。
“没关系。”扎伊姆可爱地说，“坐吧。忘记一切，和我们一起开心吧。”
“我本来就很开心。”
当我和茜贝尔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看见，酩酊大醉的未婚妻已经明白，我在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她断定我不可能好起来了。茜贝尔对我很生气，但她已经醉到无法闹事的地步了。等到酒醒后，她也不会闹事，因为她非常爱我，或者因为想到失去我和解除婚约将会是一个可怕的挫败。我也会因为这些原因，或是我还没能明白的其他原因，对她产生更强的依赖。我的这种依赖也许依然会给茜贝尔希望，她依然会乐观地开始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痊愈的。但那夜我感觉这种乐观已走到了尽头。
有一阵子，我和努尔吉汗跳了舞。
她说：“你让茜贝尔伤心、生气了。不要把她一个人留在饭店里。她很爱你。也变得很敏感。”
“如果没有一点刺，你就无法闻到爱情玫瑰的芳香。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努尔吉汗说：“麦赫麦特想马上结婚。但我想先订婚，然后像你们那样在婚前竭尽全力体验我们的爱情。”
“别那么拿我们当榜样……”
“难道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努尔吉汗想用一种假笑来掩饰她的好奇。
但她的话甚至没让我感到担心。因为拉克酒，把我的痴迷从一种持续、强烈的痛苦变成了一种时隐时现的幻影。我记得，在和茜贝尔跳舞时，我像高中的恋人那样让她发誓永不抛弃我，她也在我一再坚持的影响下，努力平息了我内心的忧虑。很多熟人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们说待会儿要去别的地方。有人提议去海峡坐在车里喝茶，有人说去卡瑟姆帕夏喝羊肚汤，也有人说去夜总会听土耳其音乐。有一阵，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用一种可笑的样子搂抱在一起，摇摆着模仿我和茜贝尔在浪漫氛围中跳舞的样子，大家都被他们逗乐了。天放亮时，我们离开了福阿耶饭店，尽管朋友们反对，但我还是开上了车。因为茜贝尔发现我在路上横冲直撞不时发出尖叫声，于是我们开车上了去海峡对面的渡船。当船要在于斯屈达尔靠岸时，我们俩都睡着了。因为我们的车把卡车和公共汽车的出口堵上了，所以我们是被慌张跑来敲车窗的船员叫醒的。海峡沿岸的路上铺满了从幽灵般的枫树上飘落下来的红叶，我们的车压在红叶上，蹒跚着、没灾没难地回到了别墅。就像在这样的冒险夜晚结束时所做的那样，我们互相紧紧地搂着睡着了。

43 寒冷而孤独的11月
接下来的几天里，茜贝尔甚至压根没问我在尼相塔什消失的一个半小时里去干了什么。我根本不可能从痴迷中摆脱出来的感觉，那天夜里以一种毫无疑问的形式扎根在了我们心里，因为禁令不起任何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俩对在这栋不再富丽堂皇的旧别墅里的同居生活是满意的。不管我们的状况是多么不幸，在那栋老朽的房屋里有一种让我们彼此依赖、美化并使我们的痛苦变得能够忍受的东西。别墅生活在用一种挫败、命运和友谊的情感加深我们那不会复苏的爱情，而奥斯曼文化的最后残存在为我们人生的“缺憾”平添一份深刻，甚至在把我们从无法做爱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即使在傍晚当我们面向大海，把胳膊靠在阳台的铁栏杆上，面对面坐着开心地喝拉克酒时，我也会从茜贝尔的眼神里感到，没有性爱却还能让我们彼此相依的惟一东西就是结婚。很多夫妻——不仅仅是父母那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同龄人——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性爱，但不还是做出一副一切“正常”的样子，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喝下三四杯酒后，无论远近，也不管年轻还是年老，我们会说起那些熟悉的夫妻，问彼此“你认为他们还在做爱吗？”。我们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寻找答案。现在让我感觉很悲凉的这种调侃，当然是因为我们相信直到不久前我们有过的那段十分幸福的性生活。因为一种奇怪的同谋和隐秘让我们彼此更加依赖的这些谈话有一个隐晦的目的，那就是，我们感到即使在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能够结婚，我们还以一种含蓄的形式相信，我们为之骄傲的性生活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至少茜贝尔，即使在最悲观的日子里，在我的调侃、玩笑和对她的怜爱的影响下会相信这一点，她会对此抱有希望，会因此感到幸福，甚至有时会立刻付诸行动地坐进我的怀里。在我乐观的那些时候，我也会有和茜贝尔同样的感觉，我会想跟她说我们该结婚了，但同时我又害怕茜贝尔会因为一个突然的决定拒绝我的求婚并抛弃我，因为我还感到，为了用一种可以重新赢得自尊的报复行为来结束我们的关系，茜贝尔正在寻找机会。四个月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幸福的婚姻，是一种有孩子、有朋友、有娱乐、人人嫉妒的完美无缺的生活，而现在因为还无法接受失去它的事实，所以她还没能付诸行动。我们俩都在努力用对彼此的那种奇怪的爱意和依赖来摆脱窘境，我们只能借助酒精的力量勉强入睡，然而半夜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拥抱彼此只是为了忘却痛苦。
从11月中开始，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半夜里当我们因为这种不幸的惊吓或是酒精造成的口渴醒来时，我们经常在关闭的百叶窗外面，听到一艘小渔船在平静的水中撒网、行进的声音。从他们的对话里我们知道，在我们卧室外面停靠的小船上，有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和一个对他言听计从、说话细声细气的儿子。他们在船上点燃的渔灯会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我们的天花板上投射出一束美丽的光线，我们在寂静的夜色里会听到船桨在水里发出的划水声、从拉起的渔网上落下的滴水声、默默干活的父子俩的咳嗽声。半夜醒来发觉他们到来时，我和茜贝尔会搂抱在一起，侧耳倾听从离我们只有五六米远的渔船上传来的声音。对我们的存在一无所知的这对父子，为了让鱼儿们游起来并落入网里，他们会往海里扔石子，然后收网，我们会倾听他们的喘息声和难得的对话。有时渔夫会说：“儿子，抓紧点。”或是，“把鱼筐抬起来。”抑或是，“现在往后划。”过了很久，寂静中儿子会用那可爱的声音说道：“那里还有一个！”当我和茜贝尔搂抱着躺在床上时，我们会对孩子所指的东西感到好奇。是一条鱼，还是一个危险的鱼钩，抑或是我们在床上努力幻想的一个怪物？在半睡半醒之间，当我们不断幻想着渔夫和他的儿子时，我们要么会重新进入梦乡，要么会发现渔船已悄悄地离开。我不记得白天曾经和茜贝尔说起过渔夫和他的儿子的事情。但到了夜晚，当渔船到来时，我从茜贝尔对我的搂抱里明白，她也像我一样在半睡半醒之间因为听到了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而感到了一种深切的安宁，甚至我会感觉到在睡着时，她也像我一样在等待他们的到来。仿佛只要我们听到了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我们就不会分手一样。
而事实上我记得，茜贝尔在日益更深地怨恨我，更加痛苦地怀疑自己的美貌，更经常地流泪，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了更加不愉快的口角、小争吵和生气。最常见的情况是，对于茜贝尔的一个让我们高兴的努力，比如说她烤制的一个蛋糕或是费了很多周折买回家的一个茶几，因为我手拿酒杯、幻想着芙颂而没能给予一个足够真心的回应，茜贝尔会生气地摔门出去，而我尽管在里面的房间里很伤心，但却因为一种羞愧和怯懦，就是无法去向她道歉，或者去了却看见她因为痛苦而自闭的样子。
如果解除婚约，上流社会会因为“我们婚前长时间同居”而鄙视茜贝尔。茜贝尔知道，无论她怎么去保全面子，也不管她的朋友们有多么“欧化”，如果我们不结婚，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当做名誉被玷污的一个女人的故事来讲述。当然我们从没有谈论过这些事情，但过去的每一天对茜贝尔都是不利的。
因为我不时去一趟迈哈迈特公寓楼，躺在床上把玩芙颂触摸过的物件，因此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好了，我会陷入痛苦正在过去的错觉中，我还认为这对于茜贝尔来说也是一个希望。我感到晚上去城里的娱乐场所、出席朋友们的聚会和邀请，也能让茜贝尔稍微轻松些，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掩盖我们的糟糕状况，掩盖我们的不快乐。那些日子里，为了知道芙颂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向快要生孩子的杰伊达苦苦哀求，还试图贿赂她，但我所能了解到的只是她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难道我要一条条街道去找遍整座城市吗？
在冬季一个寒冷而忧郁的日子里，茜贝尔说她想和努尔吉汗一起去巴黎。在和麦赫麦特订婚前，努尔吉汗为了购物和处理一些未了的事情本打算在圣诞节去巴黎的。当茜贝尔说想和她一起去时，我鼓励了她。我打算趁茜贝尔在巴黎时竭尽全力地去寻找芙颂，要把伊斯坦布尔找个底朝天，如果还是无果而终，那么我将从消磨意志的这种悔恨和痛苦中摆脱出来，等茜贝尔回来后和她结婚。茜贝尔对我的鼓励表示出了怀疑，我告诉她，换换空气对我们俩都有好处，等她回来我们将一起从原来的地方继续走下去，尽管没有过多强调，但我也还是提到了一两次结婚这个词。
茜贝尔希望，远离我一段时间，从巴黎回来后可以首先发现自己，随后发现我变健康了，而我也是真心打算和茜贝尔结婚的。我们是和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一起去的机场，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在新候机大楼的一张小桌旁坐下，喝了英格在墙上一张图片上向我们推荐的梅尔泰姆汽水。当我最后一次拥抱茜贝尔，看见她眼里的泪水时，我恐惧地感到，从此我们将无法回到从前，我会很长时间看不到她，随后我又觉得这是一个过于悲观的幻想。回去的路上，几个月来第一次远离努尔吉汗的麦赫麦特在车里沉默了很久后说：“哥儿们，现在真离不开她们了。”
夜晚，别墅让我觉得无法忍受得空旷和忧郁。除了嘎吱作响的地板发出的噪音外，独自一人时我还发现，大海在用一种不断变换旋律的呻吟在旧别墅里游荡。海浪用一种完全有别于拍打在岩石上的声音拍打在码头的水泥地面上，而水流的嘈杂声在船库前也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沙沙声。当东北风暴让别墅的每个角落嘎吱作响时，在夜晚我酩酊大醉后躺倒的床上，黎明时分，我发现渔夫和他儿子的渔船已经很久没来了。我用脑子里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真实和诚实的那部分感到，我人生中的一个时期已经结束，然而我那害怕孤独、慌乱的一面却阻止我去完全接受这个事实。

44 法提赫酒店
第二天我和杰伊达见了面。她为我传信，而我则让她的一个亲戚进了萨特沙特的财会部门。我以为在索要芙颂地址的问题上如果我稍微再强硬一点，她就无法抗拒了。杰伊达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露出了一种非常神秘的神情。她暗示，我不会因为见到芙颂而幸福；生命、爱情、幸福，这些都是来之不易的东西；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在这短暂的一生获得幸福，每个人都在竭其所能！说话时她不时幸福地摸一下自己那日益变大的肚子，她有一个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
我没能过多地吓唬、逼迫杰伊达。因为伊斯坦布尔还没有像美国电影里那样的私家侦探所（三十年后才有），因此我也无法派人跟踪她。此前，为了找到芙颂、她父亲和内希贝姑妈，我编造了一个调查一桩偷窃案子的谎言，偷偷派那个帮父亲处理黑暗事务，还为父亲当过一段时间保镖的拉米兹去找过他们，但他也一无所获。当萨特沙特在海关、财务上遇到麻烦，帮助我们、一生都在追捕罪犯的退休警官塞拉米先生，在人口管理处、警察分局、街道办事处作了一些调查后说，我寻找的这个人——芙颂的父亲——因为没有犯罪记录，因此想找到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也曾经装做一个有良心、去学校感激老师的学生，到芙颂父亲退休前做过历史老师的两所高中，维法高中和哈伊达尔帕夏高中去过，然而我的拜访也以失败告终。找到她母亲的一个办法，就是打听她到尼相塔什、希什利的哪些女士家做了裁缝活。当然我是不能问母亲的。扎伊姆从他母亲那里得知，现在很少有人做那种裁缝活了。为了找到裁缝内希贝，他找了中间人，但还是没能找到。这些失望的结果增加了我的痛苦。我整天在办公室工作，午休时去迈哈迈特公寓楼，躺在和芙颂一起睡过的床上，搂抱着她的旧物件让自己得到满足。离开那里后，有时我会回办公室，有时会立刻开上车，带着也许能碰上芙颂的希望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随意转悠。
我根本不会想到，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个街区和一条条街道上的那些游历，多年后会变成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被我想起。因为芙颂的幽灵开始在维法、泽伊雷克、法提赫、考贾穆斯塔法帕夏那样边远和贫穷的街区出现，所以我去哈利奇湾的另一边，去城里的那些老街区。当我一手拿着烟，一手握着方向盘在坑坑洼洼、鹅卵石路面的窄小街道上慢慢摇晃着前行时，当芙颂的幽灵突然从一个角落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立刻停好车，我会对她生活的这个美丽而贫穷的街区产生一种深切的爱意。带着头巾的疲惫阿姨们、仔细打量那些尾随着幽灵来到街区的陌生人的鲁莽小伙子们、在茶馆里边看报边打瞌睡的无业游民和老人们所呼吸的充满着煤烟味的这些街区，会因为我的全部爱恋而变得神圣。当我发现从远处跟随的任何一个影子不像芙颂时，我不会立刻离开街区，鉴于她的幽灵出现在了这里，那么我坚信芙颂本人也应该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因此我会继续在这些街道里晃荡。广场上被猫儿们舔过的废弃饮水池那有着两百二十年历史的大理石上，眼睛所能看见的所有平面和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写着那时被称之为“小集团”的各种右翼和左翼党派的口号和死亡威胁，但我对此从未感到过不安。我会全心全意地相信，不久前芙颂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这会给这些街道赋予一种神话般幸福的光环。我会想到，自己应该更多地走在她的幽灵出没的这些街道上，应该在街区的茶馆里边喝茶边看着窗外，应该等待她从这条街道上经过。我还想到，为了能够接近她和她的家庭，我应该过像她的家庭那样的生活。
在短时间里，我不再去以前每晚我们都去参加的上流社会的娱乐活动，也不再去开在尼相塔什和贝贝克的那些新饭店。麦赫麦特把每晚和我的见面变成了一种同病相怜的习惯，而我早已厌烦了他不厌其烦说的那些“我们的姑娘们”在巴黎购物的事情。就算我摆脱了他，麦赫麦特也会在我去的俱乐部里找到我，他会两眼放光、津津乐道地跟我说他和努尔吉汗通的电话。而我会因为每次给茜贝尔打电话时无话可说而慌乱。有时我也想拥抱茜贝尔来寻求一些安慰，但我对她的内疚以及虚伪带来的坏感觉，已经让我身心疲惫，因此我会因为她的不在而感到安宁。因为我从我们的状况需要的矫揉造作中摆脱了出来，因此我相信，自己已经回到了从前的自然状态。当我在边远的街区寻找芙颂时，这种自然状态会给予我希望，我会为以前没来这些亲爱的街道和老街区而对自己生气。我记得，走在那些街道上时，我时常因为自己没在最后一刻放弃订婚、迟迟没能作出悔婚的决定、总是在迟到而后悔不已。
在茜贝尔从巴黎回来前两星期，也就是1月中旬，我收拾行李从别墅搬出来，开始住在法提赫和卡拉居姆吕克之间的一家酒店里。我在这里展出酒店的一把带有徽章的钥匙、印有抬头的信笺和多年后我得到的一块小招牌。我是在住进酒店的前一天，为了寻找芙颂，在法提赫的下面，哈利奇湾方向的那些街区里，走遍了所有街道和商店，因为傍晚突然下起的一阵雨而走进这家酒店的。在那个1月的下午，我透过窗户挨家挨户地窥视了生活在希腊人留下的旧石头房子、像要垮掉的木制宅邸里的那些人家，因为他们的贫穷、拥挤、嘈杂、幸福和不幸，我觉得疲惫不堪。天很早就黑了，为了能够不过海湾立刻开始喝酒，我走上一个大坡，走进了大街旁边新开的一家啤酒屋。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我早早地——不到9点钟——就在那群边喝酒边看电视的男人中酩酊大醉了。离开啤酒屋时，我忘了停车的地方。我记得，在雨中，除了车，我更多地想到了芙颂和我自己的人生，我在街上走了很久，在这些黑暗、泥泞的街道里，即便是痛苦地幻想她也让我感到了幸福。快到半夜时，我走进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法提赫酒店，我一进房间就立刻睡着了。
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囫囵觉。随后的几天夜里我也在同一家酒店里安宁地睡着了。对此我很惊讶。有时，天快亮时，我会梦见儿时和青少年时留下的一个幸福回忆，就像我听到渔夫和他儿子对话时那样，我会因为一个惊吓醒来，为了重新回到同一个幸福的梦境，我在酒店的床上会想立刻重新入睡。
我回别墅拿了我的用具、我的毛袜子和衣服。为了远离父母那担心的眼神和提问，我没把箱子拿回家，而是拿去了酒店。像往常那样，每天早上我会很早就去萨特沙特，然后早早离开办公室跑向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我带着一种无穷无尽的激情寻找我的情人。晚上在啤酒屋喝酒时，我会努力去忘记双腿的疲劳。就像我一生中的许多阶段那样，当时让我感觉痛苦的法提赫酒店生活，多年后才发现其实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每天午休时，我会离开办公室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因为有不断找到和想起的新物件，所以我的收藏在日益增加，我会把玩那些被我更加精心保存的物件，以此来平息内心的爱情之痛。晚上喝完酒，我会带着昏昏沉沉的脑子，在法提赫、卡拉居姆吕克、巴拉特的后街上走上好几个小时，我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欣赏那些正在吃晚饭的幸福人家，我会时常觉得，“芙颂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我会因此感觉自己很好。
有时我会感到，在这些街道里自己感觉那么好并不是因为靠近了芙颂，而是另有原因。我会觉得，在这些边缘的街区、铺着鹅卵石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在汽车、垃圾桶和人行道之间，在灰暗的街灯下，在那些用一只半瘪的球踢足球的孩子们身上，我能够看见生活的本质。父亲越做越大的生意，工厂，致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富裕必须过的一种“欧化”生活，仿佛让我远离了生活里那些简单而根本的东西，而现在，在这些后街上，我在寻找自己人生中那消失的中心。当我带着被酒精弄得异常昏沉的大脑，在窄小的街道、泥泞的大坡、被楼梯切断的蜿蜒小路上随意行走时，我会突然惊恐地发现，街上除了几只狗不再有别人，我会惊奇地看着窗帘缝隙间的黄色灯光，烟囱里飘出的蓝色、轻薄的烟雾，电视反射在橱窗和窗户上的亮光。第二天晚上，当我和扎伊姆在贝西克塔什的一家啤酒屋里一边吃鱼一边喝拉克酒时，我的眼前会闪现出那些黑暗后街上的一个景象，它仿佛会保护我不受扎伊姆讲述的那个世界的打扰。
因我的询问，扎伊姆会谈起最近在一些宴请、舞会、俱乐部里流传的闲话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他还会简要地提到发生在上流社会的所有重要事件。尽管他知道我离开了别墅，晚上也不住在尼相塔什的父母家，但也许是因为不想让我伤心，他既没有问起芙颂，也没有问到我的爱情之痛。有时我会试探他，试图明白他是否知道一些关于芙颂过去的事情。有时我会摆出一副自信、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的样子，让他觉得每天我都去办公室努力工作了。
1月底下雪的一天，茜贝尔在巴黎往办公室打了电话，她慌乱地说，从邻居和花工那里得知我已经搬出了别墅。我们已经很久没通电话了，这当然是我们之间的冷淡和疏远的一个表现，但那时打国际长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电话的人拿起电话在奇怪的嗡嗡声中，必须竭尽全力地喊叫。越是想到需要我叫喊着说出的爱情话语会被萨特沙特员工们听见，我就会越是拖延着不打电话。
她说：“听说你从别墅搬出去了，但晚上并没有住在你父母的家里！”
“是的。”
我说，不回家，不去尼相塔什，不用回忆来“加剧我的疾病”，是我俩共同的决定。我也没能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晚上没回家的。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为了让我更方便地和未婚妻说话，立刻走开并关上了我们之间的房门，但为了让茜贝尔明白我说的话，依然需要我大声叫喊。
她问道：“你还好吗？你住在哪里？”
那时我想起来，我住在酒店的事只有扎伊姆一人知道。但当公司里所有人都在听我讲话时，我也不想大声说出酒店的名字。
茜贝尔说：“你又回去找她了，是吗？凯末尔，老实告诉我。”
“没有！”但我没能像需要的那样大声叫喊。
茜贝尔说：“我听不见，凯末尔，再说一遍。”
我再次说道：“没有。”但我依然没能大声叫喊。那些年里，从国际长途电话里，总会传来一种非常强烈的嗡嗡声，就像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听到的那样。
“凯末尔，凯末尔……我听不见，请……”茜贝尔在说。
我竭尽全力嚷道：“我在这里！”
“老实告诉我。”
我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说道：“没什么新鲜事可说的。”
茜贝尔说：“我明白了！”
电话线路淹没在了一片奇怪的大海嘈杂声里，随后传来一阵噼啪声，电话断了。正在这时，我听到了电话公司总机一个女工作人员的声音。
“先生，巴黎长途断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重新接上。”
我说：“不用了，姑娘，谢谢。”不管她们的年龄有多大，对女职员称“姑娘”是我父亲的习惯。我很惊讶自己竟然这么快就承袭了父亲的习惯。我对自己对茜贝尔的坚决态度也感到了惊讶……但我不愿意再说谎了。茜贝尔再也没从巴黎打电话给我。

45 乌鲁达山度假
我是在2月份得知茜贝尔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那是在十五天的寒假开始前、大家准备去乌鲁达山滑雪的时候。扎伊姆也要和侄儿们去乌鲁达山，临走前他往办公室打了电话，我们约好一起在福阿耶饭店吃午饭。当我俩面对面坐着喝小扁豆汤时，扎伊姆用充满爱意的眼神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我觉得你在逃避生活，你在日益变成一个悲伤、烦恼的人，我为你感到伤心。”
“别伤心……”我说，“一切都很好……”
他说：“但你看上去并不快乐。你要让自己快乐起来。”
我说：“对我来说，生活的目的不是幸福。因此你认为我不快乐，在逃避生活……我正站在让我感觉安宁的另外一种生活的门槛上……”
“好啊……那么也跟我们讲讲那种生活……我们真的很好奇。”
“你们是谁？”
他说：“别这样，凯末尔。我有什么错？我难道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是的。”
“我们……我、麦赫麦特、努尔吉汗和茜贝尔……三天后我们要去乌鲁达山……你也去吧……据说努尔吉汗是为了去照看她的侄儿，我们也决定一起去了。”
“也就是说茜贝尔回来了。”
“有十天了，上周一回来的。她也希望你去乌鲁达山。”扎伊姆用充满善意的眼神笑了笑。“但她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她不知道我跟你说这事，你可千万别在乌鲁达山做什么错事。”
“不会的，我不去。”
“去吧，你会做好的……这件事会被遗忘，会过去的。”
“谁知道？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知道吗？”
扎伊姆说：“当然，茜贝尔知道。我和她谈了这个问题。茜贝尔很爱你，凯末尔。她非常清楚、理解让你陷入这种状态的你的人性，她想把你从这种状态里解救出来。”
“是吗？”
“你走上了一条歧路，凯末尔……我们都会喜欢最不该喜欢的人……所有人都会恋爱。但所有人最终都会在没把生活弄糟的情况下，从那种状态里走出来。”
“那么，怎么会有那些描写爱情的小说和电影？”
扎伊姆说：“我很喜欢爱情电影。但我没有在任何一部电影里看见像你这样的……六个月前，你举办了一场炫耀的订婚仪式……那夜多美好啊！结婚前你们开始在别墅同居，还在家里搞了宴请。大家觉得这些都很文明。因为你们最终要结婚，因此没人有非议。甚至我还听说有人要以你们为榜样。但你现在自顾自地离开了别墅。你要抛弃茜贝尔吗？你为什么要逃避她？像个孩子一样你什么也不说。”
“茜贝尔知道……”
扎伊姆说：“她不知道。她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解释。她还怎么去见人？难道让她说‘我的未婚夫爱上了一个卖东西的女孩，所以我们分手了’吗？她对你很不满，很生气……你们应该好好谈谈。你们会在乌鲁达山忘记一切的。我担保，茜贝尔会做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样。在大酒店，努尔吉汗和茜贝尔会住一个房间。我和麦赫麦特订好了二楼角落上的那个房间。你知道，面向雾蒙蒙顶峰的那个房间里还有第三张床。如果你去，就像年轻时那样，我们可以通宵达旦地狂欢……麦赫麦特现在对努尔吉汗是如痴如醉……我们可以开他的玩笑。”
我说：“真正要被开玩笑的人是我。不管怎么样，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还在一起。”
扎伊姆天真地说：“我不会开一个玩笑，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开玩笑。”
从他的这句话里我明白，我的痴迷在上流社会或者至少在我们那个圈子里已经成为了人们谈笑的话题。但这点我早预料到了。
我钦佩扎伊姆为帮助我提议去乌鲁达山度假的细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像父亲的很多生意上和俱乐部的朋友、许多有钱的尼相塔什人那样，我们也会去乌鲁达山滑雪度假。在那里既可以和老朋友相聚，也可以结交新朋友，还有人在那里定下终身，夜晚即使最害羞的女孩也会和大家一起翩翩起舞。我是那么喜欢那些度假的日子，以至于多年后，当我在某个柜子里发现父亲的一只旧滑雪手套或是我在哥哥之后用过的滑雪眼镜时，我的心还会颤抖。每次看见母亲寄去美国的大酒店明信片，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幸福和思念的暖流。我谢了扎伊姆。我说：“但我不能去。对我来说也许会很痛苦……但你说的没错，我应该和茜贝尔好好谈谈。”
扎伊姆说：“她没住在别墅，在努尔吉汗他们家。”扎伊姆转向福阿耶饭店里那日益拥挤、愉快的人群，忘却我的那些烦恼笑了笑。

46 悔婚正常吗？
直到2月底，茜贝尔从乌鲁达山回来我才给她打了电话。因为我非常害怕一个以不愉快、愤怒、眼泪和悔恨告终的结局，所以我根本不想找她谈，我希望她找一个借口把订婚戒指退还给我。在我对这种紧张无法忍受的一天，我打电话在努尔吉汗家找到了她，我们约好在福阿耶吃晚饭。
我想在福阿耶这样一个满是熟人的地方，我俩都不会太感情用事。事实上，刚开始时也是这样的。另外几桌上坐着私生子·希尔米和他的新婚妻子奈斯丽汗，沉船·居万和他的家人，塔伊丰，还有耶希姆一家。希尔米和他妻子还专门跑来说见到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吃凉菜、喝雅库特葡萄酒时，茜贝尔谈起了在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努尔吉汗的法国朋友、圣诞节里城市的美丽。
我问道：“你父母他们还好吗？”
“他们很好。”茜贝尔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
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别跟别人说吧。”
“我没说……”茜贝尔说着无声地用“那么以后怎么办？”的眼神看了看我。
为了转变话题，我说起父亲对生活的日益倦怠。茜贝尔则说起了她母亲新近开始的收藏旧衣服、旧物件的癖好。我说母亲恰好相反，她把所有旧物件送去了另外一套房子。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我们都沉默了。茜贝尔的眼神告诉我，我是在没话找话说。另外，看我逃避正题，茜贝尔其实也明白了我没什么话要对她说了。
“我看你习惯了自己的毛病。”说着她打开了话题。
“怎么说？”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希望你能好起来。忍耐了那么久，看见你非但没好起来反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太令人伤心了，凯末尔。在巴黎时我一直在为你能好起来而祈祷。”
我说：“我不是病人。”我用眼睛扫了一下饭店里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人群。“这些人可以认为我的这种状态是病态……但我不希望你这么看我。”
茜贝尔说：“难道我们在别墅时没有一起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吗？”
“是的。”
“那么现在怎么了？难道把未婚妻撇下正常吗？”
“什么意思？”
“和一个卖东西的女孩……”
我说：“你干吗要把这些事混在一起……这和售货员，和富有、贫穷没关系。”
“问题完全就在这里。”茜贝尔用一种想了很久最终痛苦得出这个结论的坚决态度说，“就因为她是一个又穷又有野心的人，所以你才能那么容易地和她发生了关系……如果她不是一个售货员，也许你就会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而和她结婚了……让你不舒服的就是这些事情……没法和她结婚，没法有那么大的勇气。”
因为相信她说这些话是为了气我，同时也因为我觉得她说的这些话是对的，我对茜贝尔生气了。
“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一个卖东西的女孩做出这样怪异的举动，住在法提赫的酒店是不正常的，亲爱的……如果你想好起来，首先你要承认这些事情。”
我说：“我当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爱上那个女孩……但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要说，难道一个人就不能爱上比自己穷的人吗？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不能有爱情吗？”
“像我们那样的爱情，是一种绝配的艺术。除了在土耳其电影里，你在别处看见过一个富有的年轻女孩因为英俊而爱上、嫁给看门人阿赫迈特，或是建筑工人哈桑的吗？”
福阿耶的领班萨迪，带着一种看见我们十分开心的表情正要向我们走来，但当他发现我们谈得很投入时犹豫了一下。我对萨迪做了一个等一下的手势。
我脱口而出地说道：“我相信土耳其电影。”
“凯末尔，这些年我没见你去看过一次土耳其电影。即使为了好玩你也不会和朋友们去夏天的露天影院。”
“法提赫酒店里的生活就像土耳其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我说，“夜晚临睡前我会去那些无人、僻静的小街散步。那对我很好。”
茜贝尔态度坚决地说：“刚开始，我以为这个卖东西女孩的故事起因完全是扎伊姆。我想，那只是你结婚前羡慕他和舞娘、女服务员、德国模特经历的那种仿效《甜蜜生活》<small>19</small>的生活。我和扎伊姆也谈过了。现在我知道你的烦恼是一种和在穷国里当富人有关的复杂心理（这是那时的一个时髦词汇）。而这当然是比对一个卖东西的女孩产生暂时好感更为严重的事情。”
我说：“也许是这样的吧……”
“在欧洲，有钱人礼貌地做出他们并不富有的样子……这就是文明。我认为有文化和文明的表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彼此平等和自由的，而是每个人礼貌地做出彼此平等和自由的样子。那样的话谁都没必要有负罪感了。”
“嗯……看来你没白在索邦念书。我们该点鱼了吧？”
等萨迪走过来，我们问了他的情况（感谢真主，一切都很好！），生意（凯末尔先生，我们是一家人，每晚都是同样的客人……），市场（因为左右两派的恐怖分子，老百姓都不敢上街了！），经常有谁来（所有人都从乌鲁达山回来了）。我从小就认识萨迪，那时他在父亲常去的开在贝伊奥鲁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里当招待员。他是在三十年前十九岁到伊斯坦布尔时才第一次看见大海的，在希腊人开的酒馆里，他从著名的希腊招待员那里，学到了在伊斯坦布尔挑选和准备鱼的本事。他用一个托盘端来了早上他亲自从鱼店买来的几条红鲻鱼、一条肥硕的竹荚鱼和一条海鲈鱼。我们闻了闻鱼的味道，看了看鱼儿明亮的眼珠和鲜红的鱼鳃，确认了鱼的新鲜。随后我们开始抱怨被污染的马尔马拉海。萨迪说，他们让一家私人公司每天送一车水来对付断水问题。至于断电，他们还没能买一台发电机，但有些晚上，顾客们也喜欢黑暗中蜡烛和煤油灯制造出来的氛围。萨迪为我们斟满葡萄酒，然后就走开了。
我说：“在别墅住的那些夜里，我们不是听到过一个渔夫和他儿子的声音吗……你去巴黎后不久他们也消失了。那时别墅变得更冷了，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地方，让我无法忍受。”
茜贝尔只对我这些话里的道歉成分感兴趣。为了转换话题，我说自己经常想到渔夫和他的儿子。（我想到了父亲给我的那对珍珠耳坠。）我说：“渔夫和他的儿子也许去追赶鲣鱼和竹荚鱼群去了。”我告诉她，今年鲣鱼和竹荚鱼都很多，我甚至在法提赫的后街上看见小贩们在赶着马车卖鲣鱼。我们吃鱼时，萨迪说，盾牌鱼的价格涨了很多，因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把为了追赶盾牌鱼群进入他们水域的土耳其渔民抓起来了。越是说这些，我看见茜贝尔越不开心了。茜贝尔也发现，我既没什么正经话要对她说，也不会给她什么希望。她明白，我说这些只是为了不谈正事。其实我也想用一种轻松的态度来谈谈我们的情况，但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当我看着她那忧伤的面孔时，我知道自己将无法再对茜贝尔撒谎，为此我不知所措。
我说：“你看，希尔米他们要走了，喊他们过来坐一会儿好吗？刚才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没等茜贝尔开口，我就向希尔米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但他们没看见。
茜贝尔说：“别喊他们……”
“为什么？希尔米人很好。再说你不是也喜欢他的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
“在巴黎时我找勒克莱克（茜贝尔崇拜的一个经济学教授）谈了。他支持我写论文。”
“你要去巴黎吗？”
“我在这里不幸福。”
“我也去吗？但我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茜贝尔没有回答。我感到，不单单是我们的这次见面，关于我们的未来她也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她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去巴黎吧……”我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厌烦。“我让自己调整一下，随后过去。”
“我脑子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抱歉谈这个问题……但是，凯末尔，童贞……并不是让你的这些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很现代，如果我们是欧洲人，这不是件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很传统，如果一个女孩的童贞也是你所看重，也是所有人希望对此表示尊重的一样珍贵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因为刚开始我没能明白茜贝尔想说什么，因此我皱起了眉头。随后我想起，她也是除了我没和别人“走到最后”的。“这个压力对你与对她是不同的，你富有并且现代！”我很想这么说，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凯末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既然你无法离开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订婚，随后为什么不立即解除婚约？”她的声音是那么愤怒，几乎是在颤抖，“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搬去别墅，为什么要搞聚会，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这个国家，婚前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
“在别墅里和你分享的秘密、真诚和友情，此生我没和别人经历过。”
我看见茜贝尔对我说的这句话非常生气。因为愤怒和悲伤，她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我说：“对不起，非常抱歉……”
一阵可怕的沉默。为了不让茜贝尔哭出来，为了不让这种情况继续，我坚持向还未入座的塔伊丰和他的妻子招了招手。看见我们后，他们高兴地走了过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坐到了我们的桌上。
塔伊丰说：“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就开始想念别墅了。”
夏天他们经常去别墅。塔伊丰在码头上、别墅里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处溜达，他会打开冰箱为自己、为别人准备饮料和食物，有时他很兴奋，会在厨房里花很多时间做饭，他还会细致地给我们讲解苏联和罗马尼亚油轮的特点。
“有天夜里我不是在花园里睡着，让大家担心了吗……”他开始讲一个夏天留下的故事。茜贝尔不露声色地听塔伊丰讲话，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崇拜的敬仰。
塔伊丰的妻子斐甘问道：“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难道她没听说那些关于我们的传闻吗？
茜贝尔说：“5月份。还在希尔顿……你们都要答应我像《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里那样穿上白色的衣服。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她突然看看手表说：“啊，五分钟后我要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拐角碰头。”而事实上她母亲和她父亲在安卡拉。
她急急忙忙地先亲吻了塔伊丰和斐甘的脸颊，随后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就走掉了。陪塔伊丰和斐甘坐了一会儿后，我也离开了福阿耶饭店，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我努力用芙颂留下的物件寻求安慰。茜贝尔，一个星期后让扎伊姆退还了订婚戒指。尽管我从别人那里得到过一些她的消息，但在此后的三十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47 父亲的辞世
婚约解除的消息迅速传开，奥斯曼有一天来办公室骂了我一顿，还说准备去为我和茜贝尔说和。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有关我的各种传闻，有说我疯的，有说我沉浸在夜生活里的，有说我在法提赫加入了一个秘密宗教组织的，甚至还有说我当了共产党像民兵那样生活在贫民窟的，但我对这些传闻并不十分在意。相反，我在幻想，芙颂听到这些消息后会从她藏匿的地方给我传来消息。我也不再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与其好起来还不如尽情享受我的痛苦，我也不再有任何顾忌地转悠在尼相塔什的那些橙色街道上，每周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四次，在那里用物件和对芙颂的回忆得到安宁。因为重新回到了认识茜贝尔之前的单身生活，我也就能够回到尼相塔什的家里，住进自己的房间了。但因为母亲始终无法接受我解除婚约的事实，向她认为“无精打采、虚弱”的父亲隐瞒这个坏消息，也从不和我谈论这个几乎被她当做禁忌的话题，因此我经常只在中午回去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但晚上不住在家里。因为在尼相塔什的家里，我腹部的疼痛会加剧，因此晚上我不愿意住在那里。
但3月初，父亲去世后我搬回了家里。噩耗是奥斯曼开着父亲的雪佛兰跑来法提赫酒店告诉我的。我是不希望奥斯曼去我房间的，不希望他看见我在边远街区散步时从旧货店、杂货铺和文具店里买来的那些奇怪物品的。但这次他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非但没有鄙视我，反而还用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意拥抱了我。我在半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结完账就离开酒店了。车上，当我看见切廷泪汪汪的眼睛和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时，我想起父亲不仅把他、也把车留给了我。那是一个阴沉、灰色的冬日。我记得，在切廷开车经过阿塔图尔克大桥时，我看了看哈利奇湾，海湾里那介于蓝绿色和深咖啡色之间的冰冷海水让我在内心里感到了一种孤独。
父亲是在早祷吟唱时，7点过一点儿，在半睡半醒之间因心力衰竭去世的。母亲早上醒来时以为身边的丈夫还在熟睡，等到明白时她疯了，他们给她吃了镇定用的帕拉迪松。现在，母亲坐在客厅里她一直坐的沙发上，对面是父亲坐的沙发，她不时哭着用手指着父亲的那个空沙发。一见到我，她立刻振作了起来。我们紧紧地拥抱了彼此，但谁也没说话。
我进去看了父亲。在和我母亲分享了近四十年的那张核桃木的大床上，他穿着睡衣，熟睡似的躺在那里，但在他那僵硬的睡姿、惨白的肤色和脸上的表情里，有一种不是一个熟睡的人、而是一个极为不安的人的样子。我猜想，那是因为清醒时他看见了死亡，因此他慌乱地睁开了眼睛，就像一个面对一场车祸想要保全自己的人那样，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恐的表情，而这种表情僵硬地留在了他的脸上。他那双满是褶皱的手紧紧抓着被子，我对他手上古龙水的味道、褶皱、斑点和汗毛非常熟悉，儿时它们曾上千次抚摸过我的头发、后背和手臂，这是我熟悉的一双手。但它们的颜色变得那样惨白，我害怕了，没能亲吻它们。我想掀开被子，看看他穿着蓝色竖条丝绸睡衣的身体，但被子在什么地方被卡住了，我没能掀开它。
在我拽被子时，他的左脚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带着一种冲动，我仔细看了看他的大脚趾。父亲的大脚趾和我的一模一样，就像在这张我放大的黑白老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它们有一种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的奇怪形状。父亲的老朋友居内伊特，十二年前在我们穿着泳裤坐在苏阿迪耶别墅的码头上时，发现了我们父子身上这奇怪的相似之处，以后每次看见我们，他都会用同样的笑声问道：“大脚趾们还好吗？”
有一阵，我想锁上房门想着父亲，为芙颂痛快地哭一场，但我没能哭出来。我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了看父母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房间；那个依然散发着古龙水、地毯、地板蜡、木头和母亲香水味的我童年的私密中心；父亲把我抱在怀里时给我看的气压计和窗帘。仿佛我生活的中心消散了，我的过去被埋入了世界。我打开父亲的衣柜，抚摸了一下父亲那些过时的领带和皮带，拿起了他的一只尽管多年不穿，但依然不时上油、打蜡的旧皮鞋。当我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时，我感到了和儿时翻这个柜子时感到的同样的罪恶感，于是我立刻嘎吱作响地关上了柜门。父亲的床头柜上放着药瓶、折叠起来的报纸、一张他非常喜欢的服兵役时和军官们喝拉克酒时拍的老照片、老花眼镜和放在杯子的假牙。我用手帕包起假牙放进了口袋里。回到客厅时，我坐在了母亲对面父亲的沙发上。
我说：“亲爱的妈妈，我拿了爸爸的假牙。”
母亲点了点头。中午，亲戚、熟人、朋友、邻居都来了。所有人都亲吻了母亲的手，拥抱了她。大门一直敞开着，电梯也在不停地工作。没过多久，家里聚集起了一群人，他们让人想起从前的那些宰牲节和节日宴请。我感到，自己是喜欢这些人的，是喜欢大家庭的嘈杂声和温暖的，和长着肉鼻头、宽脑门、彼此相似的叔伯孩子们和亲戚们在一起时，我是幸福的。有一阵我和贝玲坐在长沙发上，挨个说了一遍我的那些堂兄弟们。我很欣赏贝玲对每个人的关注，欣赏她比我更熟悉这个大家庭。我也和所有人一起不时轻声地开一些小玩笑，我还谈起了在法提赫酒店大堂的电视里看到的最新足球赛（费內尔巴赫切：2——博卢体育：0）。尽管很悲伤，但贝科里还是在厨房炸了春卷，我坐到了他准备好的餐桌上，不时跑去后屋端详父亲用不变的姿态躺在那里的躯体。是的，他一动也不动。我不时打开房间里的柜子和抽屉，抚摸那些每件都带有许多儿时回忆的东西。父亲的死，让这些大多数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物件，变成了一些满载着一个消逝的过去的珍贵东西。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闻着抽屉里那混合着咳嗽药水和木头的味道，像看一幅画那样久久地看着里面的旧电话账单、电报、父亲的阿司匹林和别的药瓶。我记得，为处理埋葬事宜与切廷出门前，我站在阳台上，想着儿时的记忆朝泰什维奇耶大街看了很久。父亲的死，不仅让我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用品，也让最平常的街景变成了一个过去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回忆。因为回家，意味着回到那个世界的中心，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向自己隐藏的幸福，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比任何一个失去父亲的男人所能感到的更深的罪恶感。我在冰箱里找到了父亲去世前夜喝剩的一小瓶拉克酒，等所有客人走后，当我和母亲、哥哥坐在一起时，我喝干了瓶里剩下的酒。
母亲说：“看见你们的爸爸是怎么对我的吧，甚至在死的时候他都不告诉我一声。”
父亲的遗体，下午被送去了贝西克塔什的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太平间。因为母亲要闻着父亲的味道睡觉，因此她不让人更换床单和枕套。夜晚，我和哥哥给母亲吃了安眠药后送她上了床。母亲闻着父亲留在床单和枕头上的味道，稍微哭了一会就睡着了。等奥斯曼走后，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到，像儿时总是希望也经常梦想的那样，最终我和母亲单独留在这个家里了。
但这并不是让我内心激动的原因，而是芙颂也会去参加葬礼的可能性。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让人在各大报纸的讣告上也写了家族那个边远分支上的名字。我不停地想，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芙颂和她父母看到报上的讣告后便会来出席葬礼。他们看哪份报纸呢？当然，他们也能够从讣告名单里的其他亲戚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母亲也在吃早饭时，看了登在所有报纸上的讣告。她不时埋怨道：“瑟德卡和萨菲特不仅是你们去世的父亲，也是我的亲戚，因此要把他们的名字排在佩兰和她丈夫的后面。叙克鲁帕夏的女儿尼甘、图尔康和叙柯兰的顺序也排错了……根本没必要提到你们泽凯利亚姨父的前妻，那个阿拉伯人梅丽凯，因为那女人和你们的姨父最多做了三个月的夫妻。你们内希梅大姑妈的那个两个月就夭折的可怜婴儿也不叫居尔，叫阿伊谢居尔……你们都问谁了就让人把这些名字全写上去了？”
奥斯曼说：“亲爱的妈妈，这是排版的错误，你是知道我们那些报纸的……”早上母亲不时站在窗前向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张望，她在琢磨该穿什么衣服去出席葬礼。我们对母亲说，在这样一个下着雪的日子里她是不应该出去的。“但是如果您像去出席希尔顿的宴请那样穿上裘皮大衣也是不合适的。”
母亲说：“即使我冻死也不能待在家里。”
灵车把父亲的棺材从清真寺的太平间运到了举行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当母亲在家里看见父亲的棺材被抬上停棺石时，她开始大哭起来，于是大家明白她是不可能走下楼梯穿过街道去参加葬礼的。后来当拥挤的人群在清真寺的天井里做葬礼礼拜时，身穿阿斯特拉罕裘皮大衣的母亲在法特玛女士和贝科里先生的搀扶下走到了阳台上，尽管吃了很多镇定药，但当棺材被放进灵车时，母亲还是晕倒了。那天刮着刺骨的东北风，风将洋洋洒洒飘落的雪花吹进了人的眼睛里。天井里的人群中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发现了阳台上的母亲。等贝科里和法特玛把母亲搀扶进去后，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群里。这是一些和去希尔顿参加我们订婚仪式同样的人。就像冬天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总是感到的那样，夏天我发现的那些漂亮姑娘全都消失了，女人们变丑了，男人们也都换上了一种更加阴暗的神情。就像在订婚仪式上一样，我和上百个人握了手，还拥抱了很多人。每当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新影子时，就像我们要埋葬父亲那样，因为那人不是芙颂而感到了痛苦。当我清楚地意识到，不管是芙颂，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来参加葬礼也不会来时，我感觉好像自己和父亲的棺材一起被埋进了冰冷的土里。
也因为寒冷，葬礼上变得彼此更加亲近的亲戚们，葬礼结束后也不愿意分开，但我逃离了他们，我坐上出租车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即便是单元房的味道都能让我感到安宁，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凭经验拿了我知道最具安慰力的芙颂的铅笔、她消失后我一直没洗过的茶杯，躺到了我们的床上。抚摸它们，让它们在我的肌肤上游走，短时间里减少了我的痛苦，也让我轻松了很多。
对于那些问我那天是因为父亲，还是因为芙颂没来参加葬礼而痛苦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我想说的是，爱情的痛苦是一个整体。真正的爱情痛苦，会扎根于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点上，会从我们最柔弱的地方紧紧抓住我们，会和其他所有痛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一种无法被停止的形式蔓延在我们的全身和整个一生。如果我们无望地爱上了一个人，那么从失去父亲的痛苦到像丢失钥匙那样最平常的不幸，其他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不安，都会成为我们那随时都准备重新膨胀的这个主要痛苦的导火索。像我这样一个为了爱情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人，因为认为其他所有烦恼只有在爱情痛苦结束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内心的创伤。
坐出租车去埋葬父亲的那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但很可惜，我根本没能按照这些想法去做。因为爱情的痛苦，一方面在磨炼我的灵魂，让我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男人，但另一方面在整个地占有我的脑子，很少允许我去使用成熟赋予的理智。像我这样一个长时间以一种毁灭性的形式堕入爱河的人，在知道结局将会是痛苦的情况下，依然会继续坚持一种明知是错误的想法和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去注意的一件趣事就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们的理智从不会沉默，即便是无法和痴迷的力量抗衡，它也会诚实而无情地轻声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除了增加我们的爱情和痛苦，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在失去芙颂的九个月里，理智的这个低语在不断地强大起来，它也给了我一个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它会控制我的整个脑子，把我从这种痛苦里解救出来。然而和爱情在一起的希望（即使这是一个总有一天我们将摆脱疾病的希望），因为给了我带着痛苦生活的力量，因此它除了延长我的痛苦也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床上，我一边用芙颂的物件来减轻我的那些痛苦（失去父亲和失去情人的痛苦，现在全都变成了一种孤独和不被爱的痛苦），一边在想芙颂和她的父母为什么没来参加葬礼。但不管怎样，我无法接受一直注意于我母亲以及我们家关系的内希贝姑妈和她丈夫没来参加父亲葬礼的事实，也无法接受这是由我造成的事实。这意味着芙颂和她的家人将会一直逃避我。那样的话此生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到芙颂。这个想法是如此的无法忍受，以至于我不能过多地去想它，我开始寻找一个不久我将能够见到芙颂的希望。

48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
有天晚上，奥斯曼对着我的耳朵说：“听说你因为萨特沙特的无规划在责怪凯南！”奥斯曼有时和贝玲还有孩子们，但经常是晚上一个人过来看母亲，我们三人一起吃晚饭。
“你从哪儿听到的？”
奥斯曼说：“我会听到的。”母亲在里屋，他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他无情地说道：“你自己在上流社会丢了脸，最好不要让公司里的人难堪了。”（而事实上他也是一点不喜欢“上流社会”这个词的。）他接着说道：“丢掉床单生意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错。”
母亲说：“怎么了！你们在说什么！你们别再吵架了！”
奥斯曼说：“我们没吵架。我在说凯末尔回家住很好，不是吗，妈妈？”
“啊，我的儿子，真的很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你们去世的父亲也总这么说。这个城市里满是漂亮的女孩，我们会找到更漂亮、更善良、更懂事的女孩。一个不喜欢猫的女人本来就不能让男人幸福。谁也别再为这件事伤心了。你要答应我不再去酒店住。”
“有一个条件！”我像孩子那样重复了芙颂九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要把爸爸的车和切廷留给我……”
奥斯曼说：“可以。如果切廷愿意，我也没意见。但你也不要去管凯南和新的生意，不要去诽谤任何人。”
母亲说：“你们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吵架！”
离开茜贝尔让我远离了努尔吉汗，远离努尔吉汗又导致我更难得见到疯狂爱上了她的麦赫麦特。扎伊姆也因为更经常地和他们一起出去，所以我只能单独和他见面，这样一来，我就慢慢地远离了这帮朋友。我的一些像私生子·希尔米和塔伊丰那样的朋友，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已经结婚或是订婚，依然对夜生活那黑暗面有所需求，他们知道伊斯坦布尔最贵的妓院，也清楚那些被戏称为“大学生”、稍微有些文化、有教养的女孩出入的酒店。带着让自己好起来的希望，我和他们出去玩了几个晚上。然而我对芙颂的爱情，已经从灵魂的那个黑暗角落扩散到了我的整个个性。尽管朋友的交谈让我得到了一些愉悦，但我也没能走到让我忘记烦恼的地步。晚上多数时候我都待在家里，坐在母亲的身旁，一边喝拉克酒，一边不管惟一的国家电视台放什么就看什么。
母亲就像父亲健在时那样，无论在电视上看见什么都会无情地批判，就像对父亲那样，每晚她都会对我说一遍别喝的太多，但过不了多久她又会在沙发上睡着。那时，我就会和法特玛女士轻声谈论电视节目。不像我们在西方电影里看见的那些有钱人家的用人，法特玛女士的房间里没有电视。自从四年前开始有电视节目，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后，法特玛女士每晚会在离客厅最远的酒吧椅上——那已经成为“她的椅子”——临时坐着，远远地看电视，遇到动情的画面会激动地玩头巾结，有时还会参与聊天。因为父亲去世后，回答母亲那无休止独白的任务落到了她的头上，因此她的话也就更多了。
一天夜里，当母亲在沙发上睡着后，我和法特玛女士就像所有土耳其人那样在不懂任何滑冰比赛规则的情况下，看了电视里实况转播的滑冰比赛，我们一边看着那些双腿修长的挪威和苏联美女，一边聊起了母亲的近况、转暖的天气、大街上的政治谋杀、各种政治的邪恶。我们还谈起了她的儿子，他在我父亲身边工作后移民去了德国的杜伊斯堡，在那里开了一家转烤羊肉店。随后她把话题转向了我。
“镐头脚趾甲，你的袜子不破了，真棒……亲爱的凯末尔，前天我一看，你已经在好好剪脚趾甲了。那么我就送你一个礼物吧。”
“指甲钳吗？”
“不是，你已经有两个指甲钳了。现在你父亲又留下一个，加起来就有三个了。是一样别的东西。”
“什么？”
法特玛女士说：“你进来。”
从她的神情里，我感到问题的特殊性，我跟她走了进去。她从自己的小房间里拿了一样东西，随后走进我的房间，开了灯，像逗孩子那样对我笑着打开了手掌。
“这是什么？”我先问道。随后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
“这是一只耳坠，是你的吧？这是一只蝴蝶和一个字母吗？真奇怪。”
“是我的……”
“这是几个月前我在你的口袋里找到的。为了给你，我把它放到了一边。但是你母亲看见后拿走了。很显然，她以为是你去世的父亲要给别人的一样东西，她很不高兴。她有一个秘密的天鹅绒口袋，她把从你父亲那里偷来的东西藏在里面，她把这个耳坠也放进了那个口袋。你父亲去世后，她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码在了你父亲的书桌上，这样我就看见了，因为知道是你的东西，所以我立刻把它收了起来。还有这张放在你父亲口袋里的照片，在你母亲没看见之前你也把它拿去吧。我这么做好吗？”
“你做的非常、非常好，法特玛女士。你很聪明、很细心、你简直是太棒了。”
她带着一种幸福的微笑把耳坠和照片交给了我。照片是在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吃饭时父亲给我看过的那张。刹那间，我在这个忧伤的姑娘身上，在她身后的那些船上和海面上，看见了让我想起芙颂的一些东西。
第二天，我给杰伊达打了电话。两天后我们依然在马奇卡碰头，然后一起走到了塔什勒克公园。她梳起了发髻，时尚，优雅。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初为人母的女人特有的幸福、一种短时间里成熟给予的自信。我在两天里没费多大劲就给芙颂写了四五封信，我把其中最理智和冷静的一封放进了一个萨特沙特的黄色信封里。就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我皱起眉头告诉杰伊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她务必把这封信交到芙颂的手里。我的意图是，不告诉杰伊达任何信里的内容，用一种神秘的气氛让她明白事情的严肃性，以保证她把信交给芙颂。但是，当我看见杰伊达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理智时，我没能控制住自己，我带着一种报喜的激动告诉她，导致芙颂对我生气的问题已经解决，当芙颂听到我告诉她的这个消息时她也会像我一样开心，除了为我们失去的时间伤心以外，我们不再有别的任何烦恼。杰伊达急着要赶回去给孩子喂奶，跟她告别时我对她说，一旦和芙颂结婚，我们也会马上要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将成为朋友，这些烦恼的日子今后将作为比蜜还甜的爱情回忆被我们谈起。我问了她孩子的名字。
杰伊达说：“奥马尔。”她骄傲地看了一眼孩子。“但是，凯末尔先生，人生一点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
当连着几个星期没得到芙颂的回信后，我便经常想起了杰伊达说的这句话。但我确信芙颂这次一定会给我回信。因为杰伊达证实芙颂已经知道了婚约解除的事情。我在给芙颂的信里写道，那个丢失的耳坠找到了，我要带着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和三轮自行车去送还她的耳坠。就像我们以前计划好的那样，她、她的父母和我一起吃晚饭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5月中旬忙碌的一天，当我在办公室看那些从城外的销售点寄来，多数是手写的关于友谊、感谢、抱怨、抚慰和威胁的信件时——因为字母看不清，所以有些信看起来很费劲——我一下看完了一封很短的信，我的心也随之越跳越快。信上写着：
凯末尔大哥：
我们也很想见你。我们5月19日等你来吃晚饭。
我们的电话还没装。如果你不能来，让切廷先生传个信。
此致敬礼。
芙颂
地址：达尔戈奇·契柯玛泽街24号，楚库尔主麻。
但是信上没有日期，我从邮戳上看出，信是5月10日从加拉塔萨拉伊邮局寄出的。还有两天多的时间，我很想立刻就去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地方，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想到，如果最终我想和芙颂结婚，想让她义无反顾地跟着我，那么我不该表现出过分的激动。

49 我是要向她求婚的
1976年5月19日晚上7点半，为了去芙颂他们在楚库尔主麻的家，我和切廷出发了。我对切廷说，我们要去内希贝姑妈他们家还一辆儿童自行车，告诉他地址后，我靠在座椅上欣赏起倾盆大雨之下的街景。一年来在我眼前闪现过的上千个重聚画面里，既没有这样的一场倾盆大雨，也没有任何一场零星小雨。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当我把自行车和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拿上车时，我被雨淋透了。真正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东西是，我在心里感到的一种深切的安宁。从我最后一次在希尔顿酒店看见她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39天，我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在这么长时间里忍受的所有痛苦。我记得，因为有这样一个幸福的结局，我甚至感激自己经历的那一分一秒都是煎熬的痛苦，我也没有去责怪任何事、任何人。
就像故事刚开始时那样，现在我又认为自己的面前是一段完美的人生。在色拉塞尔维大街我让车停下，在一家花店里让人用红玫瑰做了一大捧像我面前的人生一样美好的花束。为了镇定，出门前我已经喝了半杯拉克酒。我是不是该在去贝伊奥鲁路上的酒吧里再喝上一杯？但迫不及待就像爱情之痛那样把我吞噬了。同时，内心里一个谨慎的声音说：“小心，这次别再犯错了！”当楚库尔主麻浴室在瓢泼大雨中梦幻般地在我眼前闪过时，我突然清楚地认识到，339天里我所忍受的痛苦是芙颂给我的一个好教训，因为她赢了。为了不再受到见不到她的惩罚，我愿意对她百依百顺。等到见了她，确信芙颂真的在我面前后，我就要向她求婚。
当切廷在雨中努力分辨门牌号码时，我的眼前闪现出此前幻想过，也试图向自己隐藏的求婚场面：走进她家、说笑着交还自行车，入座，平静下来后——我能做到这些吗？——喝着芙颂端来的咖啡时，我要立刻勇敢地看着芙颂父亲的眼睛说，我是为了请他们允许我和芙颂结婚才来这里的。儿时的自行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会为此开玩笑，但不会去说曾经的痛苦，也不会去回顾以往的忧伤。坐上餐桌，喝着她父亲倒的拉克酒时，我将带着作出这个决定的幸福尽情地看芙颂的眼睛。
车子在一栋旧房子前停了下来，因为下雨我没能去注意它的样子。我的心在狂跳，我敲响了门。过了一会儿，内希贝姑妈来开了门。我记得，她被在我身后为我打伞的切廷和我手里的玫瑰花感动了。她的脸上有一种不安的神情，但我没在意，因为我走在楼梯上，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靠近芙颂。
“欢迎你，凯末尔先生。”他父亲在楼梯口迎接了我。我忘记了最后是在一年前的订婚仪式上见到塔勒克先生的，我以为自从以前的宰牲节宴请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觉得衰老不仅让他变丑了，也让他变得模糊不清了。
随后我想到，原来芙颂还有一个姐姐，因为我在门口，在她父亲的身后看见了一个很像芙颂，但却是另外一个肤色黝黑的漂亮女孩。但就在我这么想时，我突然明白那个肤色黝黑的人就是芙颂。太令人震惊了。因为芙颂的头发是乌黑的。“当然，这是她头发的本来颜色！”我边对自己说，边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进屋里。就像此前想好的那样，我是准备无视她的父母，把玫瑰花给她后就拥抱她的，但我从她的眼神、她的慌乱、她身体的姿态里明白，芙颂并不想和我拥抱。
我们握了握手。
她说：“多漂亮的玫瑰花啊！”但她并没把花接过去。
是的，当然，她很漂亮，变成熟了。她知道我很不安，因为我在经历一些和幻想中的见面场景相违背的事情。
“不是吗？”说着她用眼睛向屋里的另外一个人示意了一下我怀里的玫瑰花。
我和那人的目光相遇了。我快速想到，难道他们就不能找另外一个晚上请这个肥胖、可爱的邻居小伙子吃饭吗！但当我还在这么想时，我明白了这是一个错误想法。
“凯末尔大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丈夫费利敦。”她努力装做像是在提起一个不重要的细节。
我看着她叫他费利敦的那个人，不像是在看一个真实的人，而像是在看一个我没能完全想起的记忆。
“我们五个月前结的婚。”说着芙颂用希望得到理解的眼神皱了皱眉头。
我从和我握手的肥胖男人的眼神里明白，他对一切毫无所知。我看着他和躲在他身后的芙颂笑着说：“啊，认识你我非常、非常高兴！费利敦先生，您的运气真好。您不但和一个出色的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还有一辆漂亮的儿童自行车。”
她母亲说：“凯末尔先生，我们很想请你们参加婚礼的，但是我们听说您父亲病了。我的女儿，你不要再躲在丈夫身后了，赶快从凯末尔先生的手里接过那束漂亮的玫瑰花。”
当一年来让我梦牵魂系的情人，用一个优雅的动作从我手中接过玫瑰花时，她那玫瑰般的脸颊，充满渴望的嘴唇，天鹅绒般的肌肤，还有我痛苦地知道此生为了靠近它们，我可以付出一切的脖子以及芳香的酥胸，一下靠近了我，又随即远离了我。我惊讶地看着她，就像一个对她的真实和世界的存在感到惊讶的人。
她母亲说：“亲爱的，去把花放花瓶里。”
她父亲说：“凯末尔先生，您喝拉克酒吧？”
她的金丝雀说：“唧——唧——唧。”
“啊，当然，当然，拉克酒，我喝的，我喝拉克酒……”为了立刻喝醉，我空腹喝下了两杯加冰块的拉克酒。我记得，没坐上餐桌前，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拿来的自行车和我们儿时的回忆。但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足以明白因为她已嫁人，所以自行车所代表的那种迷人的兄妹情谊已不复存在了。
让人感觉这只是一个巧合（她问了母亲她该坐在哪里），芙颂在餐桌上坐到了我的对面，但她一直在逃避我的目光。在头几分钟里，我惊讶到认为她对我漠不关心。我也努力做出一副对她冷漠的样子，希望自己像一个来给穷亲戚送结婚礼物、脑子却在想着更重要的事情、善意的有钱人。
“什么时候要孩子？”我用一种轻松的口吻，盯着费利敦的眼睛问道，但我没能用同样的眼神去看芙颂。
费利敦先生说：“现在还不考虑。也许要等到我们搬出去单独住……”
内希贝姑妈说：“费利敦还很年轻，但他已经是当今伊斯坦布尔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了。《卖面包圈的阿姨》就是他写的。”
整个晚上我都在强迫自己去做俗话叫做“接受事实”的事情。一晚上我不时满怀希望地幻想，这个结婚的故事只是一个玩笑，为了逗我、让我吃惊，他们才让这个肥胖的邻居孩子扮成芙颂青梅竹马的情人和丈夫的，过一会他们就会承认这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当我知道了他们夫妻的一些事情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但这样一来我又觉得自己知道的这一切是无法接受和令人震惊的。入赘女婿费利敦先生二十二岁，喜欢电影和文学，尽管还没挣大钱，但他不仅在给耶希尔恰姆<small>20</small>写剧本，另外还在写诗。我得知，因为是父亲那方的亲戚，因此小时候他和芙颂一起玩耍，甚至我拿来的自行车他也和芙颂一起骑过。当我得知这些后，同时也在塔勒克先生真心诚意为我满上的拉克酒的帮助下，我的灵魂仿佛退缩到了自己的壳里。我的头脑一直是不安的，直到我问清楚房子里还有几个房间，后阳台对着哪条街，桌子为什么要放在这里。而现在它仿佛也还是不安的，因为它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
惟一的安慰就是能够坐在她的对面，能够像欣赏一幅画那样尽情地欣赏她。她的手还是像以前那样不停动着。尽管她已经结婚，但因为还没当着她父亲的面抽烟，因此很遗憾我根本没能看见她点烟时那些我很喜欢的动作。但有两次，她像以前那样拽了拽头发，有三次为了要插嘴——像在我们争论时她一直做的那样——她吸了一口气，微微抬起了她的肩膀。每次看见她的笑容，一种无法抗拒的幸福感和乐观情绪，依然会用同样的力量在我心里像向日葵那样一下绽放开来。一种从她的美丽、她那些让我感觉非常亲近的动作和肌肤里散发出来的光芒，在告诉我，那个我应该去的世界中心就是她的身旁。剩下的那些地方、人和事仅仅只是一些“无聊的消遣”。因为这个道理不仅仅是我的脑子，我的身体也知道，所以我在这里，在她的对面，因此我想站起来抓住她的胳膊、拥抱她。然而当我试图去想自己的处境、今后会怎样时，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痛苦，以至于我无法继续想下去，我开始不仅对桌上的人，也对自己摆出了一副我只是一个来这里祝贺一对新人的亲戚的样子。尽管吃饭时我们的目光很少相遇，但芙颂还是立刻感到了我这浮夸的模样，她也在像一个新婚、非常幸福的年轻女人对待一个带着司机来串门的有钱远房亲戚那样对待我，她和丈夫开玩笑，用勺子又给他舀了一勺蚕豆。而所有这些更加深了我脑袋里那奇怪的寂静。
我来时越下越大的雨一直没停。塔勒克先生吃饭前就告诉我，楚库尔主麻是一个低矮的街区，去年夏天他们买下的这栋楼以前经常会被水淹，我也和他一起离开餐桌走到凸窗前，看了看那些从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我还看见，街上那些卷起裤脚管、光着脚的人，正在用手上的铅桶和塑料洗衣盆，从人行道的边上，把流进家里的水泼出去，或是用石堆和布块改变水流的方向。当两个赤脚男人用铁棍忙着弄开一个堵住的下水道井盖时，一个包着紫色，另一个包着绿色头巾的两个女人执着地指着水里的一样东西大声叫喊着。坐回桌上时，塔勒克先生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下水道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已经不够用了。每当雨越下越大时，总会有一个人说着“天漏了”，“诺亚大洪水！”，“真主保佑”之类的话，离开餐桌，站在面向大坡的凸窗前，焦虑地看着在灰暗的路灯下显得怪异的街区和流水。我也应该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和他们分担对洪水的恐惧的，但我害怕自己因为喝醉站不稳而把沙发和茶几踢翻。
内希贝姑妈看着窗外说：“不知道司机在这么大的雨里干什么？”
女婿先生说：“我们去给他送点吃的怎么样？”
芙颂说：“我去送。”
但是内希贝姑妈察觉到我可能会对此不高兴，于是她转变了话题。一刹那，我感觉自己是那一家人站在凸窗前带着疑惑注视着的一个孤独的醉鬼。我也转身朝他们笑了笑。正在那时，街上传来了一个打翻的油罐发出的声响和一声惊叫。我和芙颂的目光相遇了。但她立刻移开了目光。
她怎么就能够做到如此的麻木不仁？我想问她这个问题。但我又不能像那些因为被抛弃而变得傻乎乎的恋人那样问这个问题，他们在寻找他们的情人时总会说“因为我要问她一个问题！”
既然她看见我一个人坐在这里，那她为什么不到我的身边来？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来跟我说明一切？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了，但她又逃避了我的目光。
心里一个乐观的声音说：“现在芙颂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如果她过来，那么这将会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总有一天她会放弃这段错误的婚姻，离开她的丈夫成为我的女人。
打雷了。芙颂离开窗前，像羽毛一样轻轻地走了五步，无声无息地坐到了我的对面。
她用一种打动我的内心的耳语般的声音说：“请你原谅，我没能去参加你父亲的葬礼。”
一道蓝色的闪电，像风中飘落的一块丝绸在我们之间划过。
我说：“我等了你很久。”
她说：“我猜到了，但我不能去。”
“杂货店的违章遮阳棚被掀翻了，你们看见了吗？”她的丈夫费利敦说着回到了桌上。
我说：“我们看见了，很难过。”
“没什么可难过的。”她父亲从窗前走回餐桌时说。
他看见女儿像在哭泣那样用手捂着脸，他忧虑地先对女婿，随后对我看了一眼。
芙颂压抑着颤抖的声音说：“我一直在为没能去参加穆姆塔兹姑父的葬礼而伤心。我很爱他，我真的很伤心。”
塔勒克先生说：“您的父亲一直很喜欢芙颂。”经过女儿身边时他亲吻了一下她的头发。坐回餐桌上后，他皱起眉头，笑着又给我倒了一杯拉克酒，然后给我拿了一些樱桃。
我用醉醺醺的脑子幻想着从口袋里拿出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和芙颂的那只耳坠，然而我却怎么也无法完成这个动作。这在我的内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以至于我站了起来。但是给她耳坠是不需要站起来的，恰恰相反是需要不站起来的。从父女俩的眼神里，我明白，他们也在期待着什么。也许他们希望我马上就走，但不是，因为房间里有一种深切的等待。然而，尽管我幻想了很久，但我始终无法拿出那些耳坠。因为在那些幻想里，芙颂她没结婚，而我在没送礼物之前，是要请求她的父母把她嫁给我的……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用醉醺醺的脑袋我根本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理那些耳坠。
我想是因为我的手被樱桃弄脏了，所以无法把盒子拿出来。于是我说：“我可以去洗一下手吗？”芙颂不再能够对我内心里的风暴假装不知道了。也因为她感到了父亲那“女儿，给客人带路”的眼神，她慌乱地站了起来。一看见她站在我面前，一年前我们约会时的所有记忆复苏了。我想拥抱她。
众所周知，喝醉时我们的脑子在两条线路上运转。在第一条线路上，就像我们在一个我幻想中的超时空的地方相遇那样，我正抱着芙颂。然而在第二条线路上，我们在楚库尔主麻的这栋房子里，在餐桌旁，内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不该拥抱她，因为那将是一件丢脸的事。但因为拉克酒的缘故，这第二个声音来得晚了，这声音不是和拥抱她的那个幻想同时到达的，而是迟到了五六秒钟。因此我在那五六秒钟里是自由的，但我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自由而慌乱，我和她并排走着，跟着她走上了楼梯。
对她身体的接近、我们一起爬楼梯的样子，都好像是在一个幻境里，多年来也一直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在她看我的眼神里看见了理解和担忧，因为她在用眼神表达她的情感，因此我感激她。看，这再次证明了我和芙颂是天生的一对。因为我知道这点，因此我忍受了所有的痛苦，她有没有结婚一点也不重要，就像现在这样，为了和她一起爬楼梯的幸福，我愿意去忍受更多的痛苦。博物馆参观者已经看见了这栋房子的窄小，发现餐桌和楼上浴室之间的距离只有四步半外加一个十七级台阶的楼梯，我要立刻对那些所谓“现实”的参观者说，为了我在那短暂时间里感到的幸福，我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我走进楼上窄小的厕所，关上了门。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已不在我的掌控之中，由于我对芙颂的依恋，它变成了一样在我的意愿之外成形的东西。只有相信它，我才能够感到幸福，才能够继续生活下去。我在镜子下方的小隔板上，在芙颂、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的牙刷、剃须肥皂和剃须刀当中，看见了芙颂的口红。我拿起它闻了闻，然后把它放进了口袋里。为了想起她的味道，我匆忙闻了闻挂在那里的每条毛巾，但我什么也没闻到，因为我的到来，它们全被更新了。当我在窄小的厕所里寻找另外一样能在日后艰难的日子里给我安慰的东西时，我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我从自己的表情里发现了身体和灵魂之间那惊人的割裂。但当我的脸因为挫败和惊讶显得疲惫不堪时，我的脑海里却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为人生的基本事实，我明白，我在这里，我的身体里有一颗心脏，它是有感知的，一切都是由欲望、触摸和爱情造就的，因此我在忍受痛苦。在雨声和水管里发出的声响之间，我听到了一首儿时奶奶听到它们时会开心的土耳其老歌。附近一定有一个开着的收音机。伴随着乌德琴低沉的呻吟和卡侬欢快的弹拨声，一个疲惫然而满怀希望的女人的歌声，从浴室那半开的小窗外传了进来，女人唱道：“那就是爱情，世上的一切都源自爱情。”借助这忧伤的歌声，我在浴室的镜子前度过了一生中最深沉的一个精神时刻，我明白了世界、所有的物件都是一个整体。从我面前的这些牙刷，到餐桌上装樱桃的盘子，从那个瞬间被我发现并装进口袋的芙颂的发卡，到我在这里展出的浴室门的插销；不仅仅是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人也是一个整体。人生的意义，就是带着爱情的力量去感受这个整体。
带着这种乐观的情绪，我先从口袋里拿出了芙颂的那个耳坠，把它放到了原来放口红的地方。没拿出父亲的那对珍珠耳坠前，同样的音乐，让我想起了从前的伊斯坦布尔街道、在木房子里听着收音机慢慢变老的夫妻们讲述的爱情风暴，还有那些因为爱情毁了他们一生的无畏的恋人。带着从女人忧伤的歌声里得到的灵感，我明白芙颂是对的，在我准备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时，为了保护自己她除了结婚没有别的出路。在看着镜子想这些时，我发现在自言自语地说出这些话。儿时，在和镜子里的自己游戏时，我是顽皮和单纯的。现在当我模仿芙颂时，我惊讶地发现，我是能够和自己分离的，带着对她的爱恋，我是能够感到她的心声和想法，能够替她说话，能够明白她的感受，能够成为“她”的。
带着这个惊喜的发现，我一定是在浴室里待了很久，因为大概有人在门口故意咳了几声，或者敲了门，我记不清了，因为“电影中断了”。年轻时，当我们因为喝醉忘记后来的事情时，我们都会用这个词。此后发生的一切我全忘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厕所，怎么坐回餐桌的，我也不知道切廷是用什么借口上来接我的——因为我是绝对不可能自己走下楼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弄上车送回家的。我只记得餐桌上的人都在沉默。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说话了，是因为雨声越来越小了，还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对我那无法隐藏的羞愧、让我沮丧万分的挫败感和几乎成为有形的痛苦视而不见了。
女婿先生并没有对这种沉默产生怀疑，他沉浸在一种对电影的激情里，这倒很适合我说的那句“电影中断了”的话。他爱恨交加地说起了土耳其电影。他说，尽管耶希尔恰姆拍出来的电影蹩脚透顶，但土耳其人民还是很喜欢看电影。费利敦先生那时也一定说了这些话，那就是，如果找到一笔不大然而认真的资金，他就能够拍出一些好看的电影，他写了一个将由芙颂来主演的剧本，但很可惜还没能找到任何资助。从这些话里，我那醉醺醺的脑子明白，芙颂的丈夫需要钱，但他不对我明说，他只说芙颂日后将成为一个著名的“土耳其电影明星。”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当我昏沉沉地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时，我把芙颂幻想成了一个著名的演员。不管我们醉到什么程度，我们那痛苦和心智惑乱的乌云总是会消散一阵的，于是在那一刻我们会看见我们感觉——我们认为——人人都知道的真相。当我在黑暗中看着城市里被水淹没的街道时，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我明白了芙颂和她丈夫，是因为把我当做了一个可以为他们的电影梦想提供帮助的有钱亲戚，才请我去吃晚饭的。但由于酒精给予的乐观，我并没有对此生气，相反，我沉浸在芙颂将成为一个所有土耳其人崇拜的著名女演员的幻想里，她在我眼前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土耳其电影明星。她的第一部电影将在萨拉伊影院举行首映式，芙颂在掌声中将挽着我的胳膊走上舞台。而那时车也正好从贝伊奥鲁的萨拉伊影院前面经过！

50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早上，我看清了真相。昨晚我的尊严受损，我被人嘲笑，甚至被人鄙视了。因为烂醉如泥，我也和主人们一起，羞辱了自己。明知我那么爱他们的女儿，可为了满足女婿那天真愚蠢的电影梦想，他们竟然纵容了对我的邀请，由此我还得出芙颂的父母也采取了这种羞辱态度的结论。我不会再见这些人了。看见口袋里父亲给我的珍珠耳坠，我高兴了。芙颂的那只耳坠我还给了她，但我没让这些为钱找我的人得到父亲的这对珍贵耳坠。忍受了一年的痛苦，最后一次见芙颂也很好，因为我发现，自己对芙颂的爱情，不是由于她的美丽或是个性，仅仅是因为我在下意识里对和茜贝尔的婚姻产生的抵触。我记得，尽管到那天为止我还没读过任何弗洛伊德的书，但为了能够解释那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已经很多次用过自己从报上看来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下意识”这个词了。从前有魔鬼，它们进入我们祖先的身体，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我呢，我有“下意识”，它除了让我为了芙颂忍受了所有这些痛苦，还让我做了那些不该做的可耻的事情。我不该被她愚弄，我应该为自己的人生掀开崭新的一页，我应该忘记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事情。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首先从西装的胸袋里拿出了她寄来的邀请信，连同信封把它们撕成了碎片。第二天我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我决定要“从此”远离下意识让我深陷其中的痴迷。用一个新词来解释我的痛苦和羞辱，给了我一种和她战斗的新力量。母亲见我昨夜烂醉如泥，现在甚至不愿意起床，她让法特玛女士去潘加尔特买了大虾，中午让她做了我喜欢的蒜蓉大虾和橄榄油柠檬汁朝鲜蓟。带着作出不再见芙颂一家人决定的轻松，我慢慢地享用了午餐，和母亲一起每人喝了一杯白葡萄酒。母亲告诉我，靠建铁路发迹的达代兰家的小女儿碧露尔在瑞士读完了高中，上个月刚过了十八岁的生日。母亲还说，继续在做承包生意的这家人，因为无力偿还先前不知用什么朋友关系还是贿赂手段从银行借来的钱，所以陷入了困境。在困境——据说会破产——还未显现之前，他们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母亲随后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据说女孩很漂亮！如果你愿意，我去帮你看看。我可不愿意看见你像在野外的军官那样每晚和男人们一起喝酒。”
“亲爱的妈妈，你去看看那女孩吧。”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和我自己找到、认识的现代女孩没成。现在就让我们来试试媒人介绍的方式吧。”
母亲说：“啊，我亲爱的儿子，你不知道我对你的这个决定有多高兴。当然你们先要认识一下，一起出去玩玩……你们的面前是一个美好的夏天，多好啊，你们都还年轻。你要好好对她……要我说你为什么和茜贝尔没成吗？”
那一刻，我明白母亲对芙颂的故事心知肚明，但是就像进入我们祖先身体里的那些魔鬼一样，她要为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为此我对她万分感激。
母亲看着我的眼睛说：“她是一个非常贪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女孩。”随后她用一种透露秘密的口吻说：“知道她不喜欢猫时，我就开始怀疑了。”
我根本不记得茜贝尔是讨厌猫的，但母亲第二次作为坏话这样说了茜贝尔，我换了话题。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看着一小群参加葬礼的人喝了咖啡。尽管母亲不时说“啊，你那可怜的爸爸”，流下几滴眼泪，但她的健康和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她说，躺在棺材里面的人，是贝伊奥鲁有名的贝莱凯特公寓楼的房东之一。当她为了描述那栋楼的位置，说到过某两栋楼就是阿特拉斯影院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一场在阿特拉斯举办的芙颂出任主角的电影首映式。午饭后我去了萨特沙特，为了让自己相信我已经回到了芙颂和茜贝尔之前的“正常”生活，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与芙颂的相见，带走了一大部分持续了几个月的痛苦。在办公室工作时，因为不时发自内心地想到自己已经摆脱了爱情的病痛，我轻松了许多。当我在工作间隙检查自己时，我欣喜地发现心里已没有任何见她的欲望了。我不会再去楚库尔主麻的那栋破房子，那个淹没在雨水和烂泥里的老鼠窝。我之所以还在想这个问题，除了对芙颂的爱情，更多是因为对那一家人的愤怒。我对自己生气，因为我觉得对那个还是孩子的女婿感到愤怒是荒唐的，我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愤怒，因为为了这个爱情，我在痛苦中度过了整整一年。但这又不是一种真正的愤怒，因为我想让自己相信，我已经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我的爱情之痛已经结束，同时我也把这种崭新、强烈的情感看做是人生正在改变的一个证据。因此，我还决定去看望那些被我忽略的老朋友，去和他们一起玩乐，去出席各种宴请。（但我还是远离了麦赫麦特和扎伊姆一段时间，因为担心他们会重新点燃那些我想忘记的和芙颂、茜贝尔有关的记忆。）在夜晚的玩乐、宴请上喝了很多酒后，我会明白，心里的愤怒其实并不针对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和无聊，也不针对自己或是任何一个其他人，而是完全针对芙颂的。我会恐惧地感到，在脑海中那被抑制的角落，我一直在跟她打架。我会发现自己在偷偷地想，不能过上我过的这种多彩的生活，生活在一个被雨水浸泡的老鼠窝里是她自己的选择和错误，我不可能去认真对待一个用一段荒唐的婚姻来自杀的人。
父亲是一个大地主的开塞利人阿卜杜勒凯利姆，是我服兵役时的朋友，退役后他会在新年和节日里从家乡给我寄来贺卡，贺卡上都有他精心写下的花里胡哨的签名，我让他做了萨特沙特的开塞利分销商。因为感觉茜贝尔会觉得他“太土气”，因此最近几年他来伊斯坦布尔时我都没能太关照他。去芙颂家四天后，我把阿卜杜勒凯利姆带去了加拉齐饭店，尽管这是一家新开的饭店，但立刻就被上流社会接受了。仿佛是为了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过的生活，让自己感觉良好，我跟他讲了那些坐在饭店里、有些专门过来和我们礼貌友好握手的富人的故事。但没过多久我发现，阿卜杜勒凯利姆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故事中人性的方面，而是他并不熟悉的伊斯坦布尔有钱人的性生活和丑闻，他还逐个打听了婚前——甚至是订婚前——和人上床的姑娘们的情况，对此我觉得很扫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晚饭快结束时，我产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奇怪冲动，我把自己的故事，我对芙颂的爱情，当做一个别人的故事讲给阿卜杜勒凯利姆听了。当我讲述上流社会的这个年轻富人对那个最终嫁给别人的“卖东西女孩”的爱情时，为了不让阿卜杜勒凯利姆怀疑故事里的“他”是我，我告诉他，远处桌上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他”，我还指给他看了。
阿卜杜勒凯利姆说：“不管怎么样，放纵的女孩结婚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也就解脱了。”
我说：“其实我敬佩他为爱情冒的风险，据说他还为女孩取消了婚约……”
阿卜杜勒凯利姆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种温柔的理解表情，但随即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起烟草商希吉里先生、他的老婆和两个漂亮女儿慢慢走向门口的样子。他看也不看我地问道：“他们是谁？”希吉里先生的那个个子高高、皮肤黝黑的小女儿——名字大概叫奈斯丽夏赫——把头发染成了金色。我讨厌阿卜杜勒凯利姆看着他们时那半鄙视、半仰慕的眼神。
我说：“不早了，我们走吧。”
我结了账。走上马路直到分手，我们没再说什么。
我没往家走，却走向了塔克西姆。尽管我把耳坠还给了芙颂，但不是光明正大，而是我带着醉意忘在浴室里的。这对他们，对我都是难堪的。为了挽回我的面子，我该让他们感觉到这不是一个错误，而是我有意那么做的。然后我要向她道歉，我要带着确信此生将不再见她的轻松，笑着对芙颂说最后一声“再见”。芙颂也许会惊慌失措，因为当我走出门时，她将明白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我，而我，将会沉浸在那种就像一年来她让我感受到的沉默里。或者，我根本不说从此不再见面的话，但我会为她的余生好好祝福，那样她就会惊慌失措，因为她明白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我从贝伊奥鲁的后街一路下坡慢慢朝楚库尔主麻走去时，我也想到芙颂可能并不会惊慌失措，因为也许她在那个家里和她的丈夫是幸福的。那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她能够爱她那普普通通的丈夫，能够心甘情愿地生活在那栋破旧的房子里、艰苦的环境下，那么那晚之后我也本不会愿意再见到她。当我在窄小的街道上走在弯曲的人行道和台阶上时，从窗帘的缝隙里，我看见了那些关掉电视准备睡觉的家庭，临睡前面对面抽最后一根烟的贫穷而衰老的夫妻，我相信在春天的夜晚，在昏暗的路灯下，生活在这些寂静和偏远街区的人们是幸福的。
我摁响了门铃。二楼的凸窗打开了。芙颂的父亲对着黑暗叫道：“谁啊？”
“是我。”
“谁？”
尽管想到过逃走，但我还是直直地站在了那里，她母亲下来开了门。
“内希贝姑妈，我不想在这么晚打扰你们的。”
“没关系，凯末尔先生，快请进。”
就像我第一次来时那样，当她在前、我在后爬上楼梯时，我对自己说“别害臊不好意思！这是你最后一次见芙颂！”带着以后不会再被羞辱的轻松我走进了他们家，但一看见她，我的心立刻开始让我害羞地快速跳了起来。她和她父亲正在看电视。看见我他俩都惊讶地站了起来，但当他们发现我烦恼的样子和嘴里的酒味时，他们都做出了一副愧疚的样子。在那现在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的头三五分钟里，我艰难地说，我正好路过这里，很抱歉来打扰他们，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我想过来谈谈这件事。我得知她丈夫不在家（“费利敦去找他那些拍电影的朋友了”），但我始终没能打开话题。她母亲去厨房烧茶了。当她父亲没说任何理由走开时，客厅里就剩下我们俩了。
当我俩的眼睛都在电视上时，我说：“非常抱歉。那天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喝醉了，我把你的耳坠放到了放牙刷的地方。而事实上我是想能够好好地还给你的。”
她皱起眉头说：“放牙刷的地方没有我的耳坠。”
当我们用疑惑的眼神互相看着对方时，她父亲从里面拿来了一碗带水果的粗粒小麦粉甜食。我吞下第一口就开始对甜食赞不绝口。一刹那，我们都沉默了，仿佛半夜三更我是为这甜食而来的。那时，即便是醉醺醺的，我也明白，耳坠只是一个借口，我当然是为了见芙颂才来的。而现在，芙颂却说没看见过耳坠来折磨我。在那阵沉默里，我立刻提醒自己，见不到芙颂的痛苦远比我为了见她而承受的这种难堪更加难以忍受。我也已经明白，为了不再忍受见不到她的痛苦，我情愿承受更多的难堪。只是我对于难堪还没有防备。我没能知道在被羞辱的恐惧和见不到芙颂的痛苦之间自己将作何选择，我站了起来。
我在对面看见了老朋友金丝雀。我径直朝鸟笼迈了一步。我和金丝雀四目相视。看我站起来，芙颂，还有她的父母也站了起来。我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我再来这里，我也无法说服已经结婚、只对我的钱感兴趣的芙颂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不会再去那里了。
正在那时，门铃响了。这里有一幅油画，是表现那个瞬间的，也就是我看着金丝雀，芙颂和她的父母在后面看着我们，门铃响了，我们一起扭头看着房门。油画是多年后我让画家画的。因为那幅画是以一种奇怪的形式，用金丝雀柠檬的视角来画的，因此看不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脸。每当看见这幅画，我都会热泪盈眶，因为它完全像记忆中的那样，描绘了我一生爱情的背视图。让我自豪地来告诉你们，画家就像我逐字逐句讲述的那样，分毫不差地画出了半开的窗帘外面的夜晚、黑暗中的楚库尔主麻街区和房间的内部。
正在那时，芙颂的父亲看了一眼凸窗对面楼上的镜子，他宣布摁门铃的是一个邻居孩子，随即下楼去开门了。
一阵沉默开始了。我向门口走去。穿风衣时我默默地低下了头。我打开了门，那个瞬间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年来我偷偷想过的“报复”场景。我说：“再见了。”
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见到您有多高兴。”她看了芙颂一眼。“您别看她板着脸，那是因为她怕她的父亲，要不然因为看见您，她至少也会像我们这样高兴的。”
“妈妈，您说什么呢……”我的美人说。
尽管我想用“我对她的黑头发早就忍无可忍”之类的话来开始告别仪式，但我知道这话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为了她，我将能够去忍受世上的一切痛苦，而这将耗尽我的生命。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不，不，我觉得芙颂很好。看见你这么幸福，我也觉得很幸福。”
内希贝姑妈说：“见到您我们也很高兴。现在您也认路了，可以经常来了。”
我说：“内希贝姑妈，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
“为什么？您不喜欢我们的街区吗？”
我用一种玩笑、矫揉造作的口吻说：“该轮到你们了。我跟母亲说，让她邀请你们。”当我头也不回地走下楼梯时，我表现出了一种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样子。
“晚安，我的孩子。”塔勒克先生在门口轻声说。邻居孩子一边说“我妈让我来的！”一边递给了他一包东西。
当外面洁净的空气让我感到一种怡人的凉爽时，我想到，此生我将不会再见芙颂。刹那间我相信，自己的面前是一段无忧无虑、幸福的人生。我幻想母亲将为我去看的碧露尔是个可爱的女孩。但每走一步我都感到自己在远离芙颂，心里有块东西在剥离。从楚库尔主麻的大坡往上爬时，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为了重新回到它离开的地方正在骨头里挣扎，但我想自己将忍受这个痛苦来结束这件事情。
我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现在我需要做的是，找到让自己消遣的事情，变得坚强起来。我走进一家马上要关门的酒馆，在蓝色和浓重的烟雾里，就着一块哈密瓜喝下了两杯拉克酒。走出酒馆时，我的灵魂和身体让我感到自己还没有远离芙颂他们家。那时我大概迷路了。在一条窄小的街道上，我遇见了一个熟悉的影子，瞬间一股电流从我心里穿过。
“噢，你好。”打招呼的人是芙颂的丈夫费利敦先生。
我说：“怎么这么巧，我刚从你们家出来。”
“是吗？”
我依然对他的青春——难道我该说童真吗——感到惊讶。
我说：“自从上次去你们家，我一直在想这个电影的事情。您是对的。土耳其也应该像欧洲那样拍艺术电影……因为今晚您不在家，所以我没跟芙颂说这件事。找个晚上谈谈怎么样？”
他至少和我一样醉，我看见他听到这个建议时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我说：“星期二晚上7点，我来接你们怎么样？”
“也让芙颂一起去吗？”
“当然，我们的意图既是拍像欧洲那样的艺术电影，也是让芙颂饰演主角。”
就像两个经历了许多烦恼、面前终于出现了致富幻想，既是同学又是战友的老朋友那样，瞬间我们相视一笑。我仔细看了一眼路灯下我能够看见的费利敦先生那幼稚的眼睛，我们默默地走开了。

51 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
记得走到贝伊奥鲁时，我觉得商店的橱窗都是亮闪闪的，自己很喜欢走在从影院里出来的人群里。我的内心被一种无法向自己隐藏的快乐和幸福包围了。想到芙颂和她的丈夫请我去他们家，只是为了让我给他们那荒唐的电影梦想投资后，也许现在我应该觉得自己的境遇是羞辱的，应该为此感到气愤，然而我心里的幸福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羞辱烦恼。那天夜里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幅画面：在我们电影的首映式上，芙颂拿着麦克风，在萨拉伊电影院的舞台上——还是在新天使电影院会更好？——对着崇拜她的人群讲话时，她会更多地对我表示感激。当我作为艺术电影的制片人走上舞台时，听说了传闻的人们，会轻声议论道年轻的明星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因为爱上了制片人而离开了丈夫。而芙颂亲吻我的脸颊时拍下的照片将会刊登在所有报纸上。
那些日子里，就像那些自我分泌一种含鸦片的神奇液体来入睡的极为珍贵的撒夫萨花<small>21</small>一样，我的脑子也在不断地分泌这些幻想。其实我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讲这些幻想，因为像生活在我的这个世界里，和我有同样境遇的多数土耳其男人一样，我也并不关心自己疯狂爱上的女人在想什么，她的梦想是什么，而只是幻想她。两天后，我坐着切廷开的车去接他们了，当我和芙颂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感到，没有一样东西会像那些不停闪现在脑子里的幻想，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扫兴，因为看见她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我请年轻夫妻坐在后座上，自己坐到了切廷的旁边。当车子经过笼罩在城市阴影里的街道，经过灰蒙蒙、乱糟糟的广场时，我不时转身说上一两句玩笑话，努力让气氛活跃起来。芙颂穿着一条血橙和火焰色的连衣裙。为了让她的肌肤敞开在从海峡吹来的芬芳微风里，她没有系上最上面的三颗扣子。我记得，当车沿着海峡路在鹅卵石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时，每次转身说话的时候，一种幸福感就会在心里燃烧起来。我很快明白，在我们去比于克代雷的安东饭店的第一天晚上——就像为了讨论我们的电影项目，在后来见面的其他那些晚上一样——我们当中最兴奋的其实就是我自己。
年老的希腊招待员用托盘端来凉菜让我们挑选，刚刚选好凉菜，我对他的自信有些羡慕的女婿费利敦先生立刻开始说：“凯末尔先生，对我来说，电影就是一切。这么说是希望您不要看我年轻就不信任我。很幸运，三年来我一直在耶希尔恰姆里面工作。我认识所有人。我既干过搬运灯具、道具的粗活，也做过导演助理。我还写了十一个剧本。”
芙颂说：“所有剧本都拍成了电影，它们都还没少挣钱。”
“费利敦先生，我很想看看那些电影。”
“当然我们要去看的，凯末尔先生。多数在夏天的露天影院，一些则还在贝伊奥鲁的影院里放映。但我对那些电影并不满意。如果我愿意拍那样的电影，考纳克电影公司里的那些人说我都可以开始当导演了。但我不想拍那样的电影。”
“都是些什么样的电影？”
“滥情，商业化，市场化的一类电影。您去看过土耳其电影吗？”
“很少。”
“我们那些去过欧洲的有钱人，是为了嘲弄才去看土耳其电影的。我在二十岁时也那么想。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鄙视土耳其电影了。芙颂现在也很喜欢土耳其电影。”
我说：“看在真主的分上您也教教我，让我也来喜欢吧。”
女婿先生真诚地笑着说：“我会教您的。但您别担心，我们拍出来的电影是不会像那样的。比如说，我们不会去拍一部农村姑娘芙颂进城后，在法国保姆的培养下三天变成淑女的电影。”
芙颂说：“我也会马上和保姆吵架的。”
费利敦接着说：“我们的电影里也不会有因为贫穷而被有钱亲戚鄙视的灰姑娘。”
芙颂说：“其实我愿意演被鄙视的穷亲戚。”
从她的话里我感到的不是一种针对我的调侃，而是一种让我痛苦的轻松和幸福。在这种轻松的气氛里，我们谈起了共同的家庭回忆；多年前我和芙颂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出去的那次游玩；那些住在边远街区、窄小街道上，有的死了、有的快要死了的远房亲戚和许多其他事情。关于贻贝镶饭怎么做的争论，直到一个肤色雪白的希腊厨师从厨房里笑着出来说还要放肉桂才终于结束。我开始喜欢他的淳朴和乐观的女婿先生也没试图坚持讲他的剧本和电影幻想。把他们送到家时，我们说好四天后再见面。
1976年的整个夏天，为了谈论电影我们一起去了很多海峡饭店吃晚饭。甚至在多年后，每当我坐在这些饭店靠海的窗前遥望海峡时，我依然会沉浸于坐在芙颂对面时感到的极端幸福和为了重新得到她而必须保持的冷静里，我的脑子依然会混乱。在那些晚饭上，一段时间里我会带着敬意和对自己隐藏的怀疑，听她丈夫说那些电影的主题和幻想以及对于耶希尔恰姆和土耳其观众的结构分析。因为我的烦恼其实不是向土耳其观众“奉献一部西方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因此我会谨慎地让事情变得困难起来，比如说我要求看剧本，但没等剧本放到我面前，我又会对一个别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来。
我发现费利敦比许多萨特沙特员工更聪明也更能干，有一次和他“认真”地谈了一部土耳其电影的成本后，我得知，要让芙颂成为明星，需要相当于买下尼相塔什后街上一套小单元房一半的钱，然而之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开始行动，并不是因为这笔钱的多或是少，而是因为我明白，一星期两次用拍电影的借口见到芙颂暂时缓解了我的痛苦。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我认为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来说应该是够了。我不敢再要更多的东西。在所有这些爱情的折磨后，仿佛现在我该稍微休息一下了。
晚饭后，坐着切廷开的车到伊斯廷耶去吃带肉桂粉的鸡胸脯布丁，或者在埃米尔岗一边说笑着吃蛋筒冰激凌，一边看着海峡漆黑的海水散步，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幸福。我还记得，有天晚上，当我在一个名叫雅尼的饭店里觉得，坐在芙颂对面所感到的安宁摆平了心里的那些爱情魔鬼时，我发现了幸福那简单、人人都应该知道的药方，我对自己嘟囔道：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我们不需要立刻就拥有她。）在想到这个神奇的药方之前，我朝海峡的对岸看了一眼，当看见去年我和茜贝尔度过整个秋天的别墅的颤抖灯光时，我发现腹部那可怕的爱情之痛消失了。
当我和芙颂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时，不仅是那无法忍受的爱情之痛在刹那间消失了，而且我还一下子忘记了不久前因为这种疼痛而有过的自杀念头。于是，当痛苦消失时，我忘记痛苦对我的折磨，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从前“正常”的日子里；我陷入了认为自己是坚强、坚决，甚至是自由的错觉里。在我发现这种有规律的情感起伏的头三次见面后，当我在那些海峡饭店里坐在她对面时，想到以后日子里思念她时的痛苦，我拿了并收藏了桌上的一些东西，希望它们能让我想起面对她时的幸福，并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力量。比如这把锡勺。在耶尼柯伊的阿莱考饭店里，当我和她的丈夫谈论一场足球比赛时——因为我俩都是费内尔巴赫切的球迷，所以不会有表面的冲突——芙颂因为无聊，把勺子放在嘴里玩了很久。比如这个盐瓶。当她正准备用时，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大船正好从窗前经过，螺旋桨的转动把桌上的瓶子和杯子震得叮当做响，她盯着船看了很久，而盐瓶一直被她拿在手里。第四次见面时，我们在伊斯廷耶的泽伊内尔买了蛋筒冰激凌，吃完后芙颂把这个边上被她咬过的蛋筒扔到了地上，走在她身后的我眨眼之间就把它捡起放进了口袋里。回到家，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会带着醉醺醺的脑袋看它们，为了不引起母亲的怀疑，一两天后我会把它们拿去迈哈迈特公寓楼，把它们和其他那些珍贵的物品放在一起，我会试图用它们来平息开始慢慢升腾起来的痛苦。
在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我和母亲因为一种以前我们从未感到过的同病相怜的情感而亲近起来。这当然是因为她失去了我父亲，而我失去了芙颂。这种失去也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宽容了。但母亲对我的失去又知道多少？如果她看见我拿回家的蛋筒或是勺子会怎么想？她从切廷那里能打探出多少我去了哪里的消息？在那些我不快乐的时候，我会为这些事担心，我压根不希望母亲为我伤心，也压根不希望她认为，因为一个无法被接受的痴迷，我做了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让你后悔一辈子的错事。”
有时，在她面前我会让自己显得很幸福，很开心，我压根不说——即便是开玩笑——媒人介绍的荒唐，我会仔细、认真地听母亲说那些她为我去看过的女孩的特点和故事。母亲为我去看了达代兰家的小女儿碧露尔，她看见他们尽管面临破产但依然和厨师、用人们过着“一种挥霍浪费的生活”，她承认女孩长得很漂亮，但因为个子太矮，她说我不会和一个侏儒结婚而结束了这个话题。（母亲从我刚进入青春期就说，“我不要一米六五以下的女孩，你千万别和侏儒结婚。”）去年夏初，母亲去看了曼格尔利家的二女儿，这个女孩我是和茜贝尔还有扎伊姆在大岛上的大俱乐部里认识的，母亲认为我和这个女孩也不合适，因为她刚得知，女孩不久前被疯狂爱上并以为要结婚的阿冯杜克的大儿子残忍地抛弃了，而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议论这件事。整个夏天我一直支持母亲去为我相亲，一是因为我时常相信兴许能得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二是因为想到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母亲从父亲死后的隐居生活里走出来。有时母亲会在中午从苏阿迪耶的别墅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她会用一个告诉猎人山鸡落在哪里的农妇的认真来告诉我她非常想让我见的一个女孩，最近几天的傍晚，都会坐着厄谢克基家的快艇去邻居艾萨特先生的码头，如果那天晚上天黑之前我能回到别墅，那么我就可以在自家的码头上看见那个女孩，如果愿意还可以去和她认识。
母亲每天用各种借口至少往办公室打两次电话，她会告诉我说，那天她在苏阿迪耶别墅里又找到了父亲的一件遗物，比如她在一个柜子下面找到了父亲的一双黑白凉鞋，她为此哭了很久，随后她说：“别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她让我不要一个人住在尼相塔什，她说孤独对我也没有好处，她让我晚上一定要回苏阿迪耶吃晚饭。我在这里满怀敬意地展出父亲的一只黑白凉鞋。
有时，哥哥也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吃晚饭。晚饭后，当母亲和贝玲谈论孩子、亲戚、老习惯、不停上涨的物价、新开的店家、衣服和最新的传闻时，我和奥斯曼会在棕榈树下，坐在以前父亲独自躺在躺椅上，看着对面的王子群岛和天上的星星幻想他那些秘密情人的地方，说一些关于公司和父亲身后的事情。哥哥像那些天一直做的那样，会并不十分坚持地说，我也应该成为他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建的新公司的合伙人。他会反复说让凯南当经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没和凯南搞好关系是我的错，现在因为没和他们一起干我又错了。他会不情愿地接着说，这是我放弃错误决定的最后机会，那样以后我就不会后悔了。他还会说，我不仅在生意上，在社会生活上也仿佛在逃避他，逃避我们共同的朋友，逃避成功和幸福。他会皱着眉头问道：“你有什么问题？”
而我会对他说，因为父亲的去世，和茜贝尔婚约的解除让我感觉疲惫，因此有点自闭。在7月份一个非常炎热的夜晚，我还告诉他说，自己很烦恼所以渴望独自一人呆着，我从他的表情里明白，我的这句话在奥斯曼的脑海里被描绘成一种癫狂。我还感到，哥哥觉得我的这种癫狂现在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我的怪异继续加剧，那么他将在别人议论我们的羞耻和在生意上利用我这种癫狂的乐趣之间犹豫不决。但我只会在见到芙颂后的几天里，在我感觉良好时想到这种忧虑，过了几天，当我开始痛苦地思念芙颂时，我的眼睛除了她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而母亲一方面会立刻对我的痴迷或是心里的黑暗有所察觉并为之担心，但另一方面又不想真正知道。我也完全像她那样，会对她知道的事情感到好奇，但又不希望得知她已过多地知道了我对芙颂的爱情。就像每次见到芙颂后，我天真地想让自己相信对她的爱情已不那么重要一样，我也试图用从来不谈论这个问题来说服母亲我的痴迷是无足轻重的。带着这个目的，为了向母亲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情结”的，我在谈话中不经意说道，有一次我带着裁缝内希贝姑妈的女儿芙颂和她的丈夫去海峡吃了晚饭，还有一次在年轻女婿的坚持下，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用他写的剧本拍的电影。
母亲说：“但愿他们都好。我听说那个孩子总跟那些拍电影的人混在一起，我很伤心。你还能对一个参加过选美的女孩有什么指望呢！但如果你说他们好的话……”
“她像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孩子……”
“你和他们去看电影了吗？还是要小心点，内希贝心很好，很风趣，但也很有心计。对了，我要告诉你，艾萨特先生的码头上今晚有聚会，他也让人来叫我们了。你去吧，我会让人把沙发放在无花果树下，远远地看你们的。”

52 一部关于人生和痛苦的电影必须是真诚的
从1976年6月中旬到10月初，我们在露天影院里看了五十多部电影，我在这里展出这些门票、一些我多年后从收藏家那里找到的影院大厅的照片和宣传单。就像我们去海峡酒馆的那些晚上一样，在天即将变黑的一个钟点，我坐着切廷开的车在楚库尔主麻他们家门口接上芙颂和她丈夫，费利敦会事先从他认识的发行人那里打听到电影放映的街区，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我们会根据他的描述一路找过去。伊斯坦布尔在最近几年里不仅变得越来越大，还因火灾和新盖的楼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又让窄小的街道变得愈发拥挤，因此我们常常会迷路，只好一路走一路问，我们往往会在最后一分钟才赶到影院，有时则会在黑暗里走进花园，只有到五分钟的中场休息时才会知道我们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些大露天影院花园里的桑树和枫树多年后都被砍掉了，它们上面要么竖起了一栋栋公寓楼，要么被改成了停车场或是铺着绿色塑胶的小足球场。影院被四周涂着石灰的围墙，工厂，即将倒塌的木制老宅邸，一两层高的公寓楼和无数的阳台和窗户包围其中，每次我都会对影院里拥挤的人群感到惊讶。多数时候，我们观看的情节剧电影的忧伤，坐在椅子上吃着瓜子的上千人那躁动的生机，以及所有那些拥挤的家庭、带着头巾的母亲、不停抽烟的父亲、喝汽水的孩子、单身男人们的人性，会在我的脑海里和电影所讲述的东西混在一起。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露天影院的银幕上，第一次遇见了那些日子用他的歌曲、电影、唱片和广告宣传画走进土耳其人民生活的电影和音乐之王奥尔罕·甘杰巴伊的。影院在潘迪克和卡尔塔尔之间的新一夜屋街区的后面，一个面向马尔马拉海与晶莹剔透的王子群岛，墙上写着各种左派口号的作坊和工厂的坡顶上。卡尔塔尔有一座尤努斯水泥厂，从那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来的像棉花一样的浓烟，在夜色里会显得愈发苍白，浓烟不仅将我们的四周染上了一层雪白的石灰色，还像神话里的白雪一样飘落在观众的身上。
在电影里奥尔罕·甘杰巴伊饰演一个名叫奥尔罕的年轻穷渔夫。电影里有一个庇护他、对他有恩的恶霸有钱人，有钱人则有一个更加无耻和放纵的儿子。女主角由还是第一次拍电影的穆吉黛·阿尔<small>22</small>扮演。当富人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也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撕扯开穆吉黛·阿尔的衣服，长时间惨无人道地强奸她时，影院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因为保护人的命令，也因为他是个有良心的人，奥尔罕不得不去掩盖强奸事件，和穆吉黛·阿尔结婚。这时，甘杰巴伊带着悲痛和愤怒再次唱起了让他在整个土耳其出名的歌曲——《让这个世界沉没吧！》。
当电影里出现极为感人的情节时，几百人坐在椅子上吃瓜子发出的声响（刚开始我以为是附近一家工厂里发出的噪音）会戛然而止，我们所有人仿佛都在独自面对我们那长久以来积攒下的痛苦。然而，电影的气氛、为娱乐而来的观众的活跃、坐在男人席前排的那些快乐年轻人的诙谐笑话，当然还有故事情节的不可信，阻碍了我对电影的投入，也阻碍了我去尽情享受那被压抑的恐惧。但当甘杰巴伊愤怒地说道“一切皆是黑暗，哪里还有人性！”时，我在绿树和星星之间的影院里是心满意足的，因为芙颂就坐在我身边。当我的一个眼睛在看银幕时，我的另一个眼睛则在看芙颂的身体在窄小木椅子上的扭动和她呼吸的样子。当奥尔罕·甘杰巴伊唱起《悲惨命运》时，我看见了她翘起二郎腿和抽烟的样子，我试图去猜测她从电影里分享了多少情感而自得其乐。当被迫和穆吉黛·阿尔结婚的奥尔罕那愤怒的歌声带上反抗色彩时，我用一半是感伤、一半是嘲讽的眼神对芙颂笑了笑。而她是那么地投入，甚至没扭头看我一眼。
渔夫奥尔罕，因为妻子被人强奸过，因此从不和她做爱，总远远地躲着她。当明白和奥尔罕的婚姻不能让自己的痛苦停止时，穆吉黛·阿尔选择了自杀。而奥尔罕把她送去医院救了她。出院回家的路上，当他让妻子挽着自己的胳膊时，穆吉黛在电影这最感人的地方问道：“你为我感到羞耻吗？”那时我感到隐藏在内心的痛苦最终被触动了。影院里的人群也完全安静了下来，人们立刻明白，这是和一个被奸污、失去了童贞的女孩结婚的耻辱，是和她挽着胳膊走路的耻辱。
我也在心里感到了一种耻辱，甚至是一种愤怒。这是一种如此公开地谈论童贞和贞操的耻辱，还是和芙颂一起看这样一部电影的耻辱？我一边在想这个问题，一边感受身边的芙颂在椅子上的扭动。后来，当坐在母亲怀里看电影的孩子们睡着，坐在前排，不断跟影片里的主人公接茬儿的人们不再出声时，我非常想去抓芙颂搭在我椅背上的胳膊。
第二部电影，将我心里的耻辱变成了整个国家和天上繁星的真正痛苦——爱情之痛。这次奥尔罕·甘杰巴伊面对的是肤色黝黑、可爱的裴丽汉·萨瓦什<small>23</small>。甘杰巴伊在无法相信的痛苦面前没有愤怒，他骄傲地去拥抱了一个打动我们所有人的更加有力的武器——谦逊和忍耐，他用博物馆参观者会爱听的一首歌来概括了他的态度和电影：
你曾经是我的情人/即使在我身边你也是我的思念/现在你找到了另外一段爱情/幸福是你的/烦恼是我的，痛苦是我的/美好的人生是你的，你的。
难道是因为时间长了，怀里的孩子睡着了，喝着汽水互相扔埃及豆的人累了，前排喧闹的人们沉默了，人们才那么安静地看电影的吗？还是因为他们对奥尔罕·甘杰巴伊把爱情痛苦变成牺牲精神的尊重？我也能这么做吗？我能够不让自己更难堪和不幸，只祈求芙颂的幸福而生活吗？我能够为了让她去演电影做我该做的事而释怀吗？
芙颂的胳膊不再离我近了。当奥尔罕·甘杰巴伊对情人说“幸福是你的，回忆是我的！”时，坐在前排的一个人叫道：“傻瓜！”但只有少数人笑着应和了他。所有人都在沉默。那时我想到，绅士般地接受挫败，是整个民族学得最好，也是最想学的睿智和美德。也许因为电影是在一栋海峡别墅里拍摄的，也许因为唤醒了去年夏天和秋天的一些回忆，有一会儿我的喉咙哽咽了。德拉戈斯水域上一艘闪亮的白船，正慢慢地向在王子群岛上度夏的幸福人们驶去。我点上烟，翘起二郎腿，我惊讶于世界的美丽，仰头欣赏了天上的繁星。我感到，电影里打动我的东西是夜深人静时陷入沉默的观众。在家里，独自看电视时，这部电影是不会那么打动我的，我也不可能和母亲坐在一起把电影看完的。坐在芙颂的身边时，我明白自己和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情谊。
电影结束，灯光亮起时，我们和那些怀抱着入睡了的孩子的父母一起沉默地离开了影院，这种沉默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也没被打破。当芙颂把头靠在丈夫的胸前睡着时，我抽着烟，欣赏了窗外那些黑暗的街道、工厂、一夜屋、往墙上写口号的年轻人、黑暗中显得愈发苍老的树木、流浪狗和准备关门的茶馆。费利敦带着一种纯粹的乐观，轻声讲着那些我们看过的电影里应该注意的要点，而我没扭头去看他一眼。
在一个炎热的夜晚，我们去了在一个细长花园里的新丝绸影院，花园被挤在尼相塔什的后街和厄赫拉穆尔·卡斯勒附近的一夜屋之间。我们坐在桑树下，看了《爱情的磨难到死才会结束》和童星帕帕特亚出演的《请听我内心的呐喊》。中场休息喝汽水时，费利敦说，在第一部电影里扮演背信弃义的会计的人是他的朋友，那人留着细长胡子，看上去很粗鲁。当他说那人愿意在我们即将拍摄的电影里扮演一个类似的角色时，我明白，仅仅为了接近芙颂而踏入耶希尔恰姆，对我来说会很难。
几乎在同时，从一扇面向影院花园、拉着黑窗帘的阳台门上，我发现那栋旧木屋就是尼相塔什后街上的两个秘密豪华妓院中的一个。夏日的夜晚，在里面跟姑娘们做爱的有钱绅士们发出的爱情尖叫声，常常会和电影的音乐、利剑碰击声和情节剧中演员睁开瞎眼惊呼“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的声音混在一起，而这常常是姑娘们谈笑的话题。这栋旧木屋以前是一个有名的犹太商人的房子，改成妓院后，客厅成了等候室，穿着迷你裙在那里等候的姑娘们没事时，会跑到楼上后面的一个空房间里，趴在阳台上看电影。
位于谢赫扎代巴什的那个星星花园的影院的三面，就像斯卡拉歌剧院里的包厢那样被周围密密麻麻的阳台包围着，那些阳台离观众是那样的近，以至于在放映《我的爱情和尊严》电影时，有钱的爸爸责骂了儿子后不久（“如果你和那个卖东西的人结婚，我就剥夺你的继承权，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们中的有些人把从其中一个阳台里传来的吵架声当做了电影里的争吵。在卡拉居姆吕克的鲜花影院旁边的影院花园里，我们看了剧本出自女婿先生费利敦之手的《卖面包圈的阿姨》，他告诉我们说那是根据蒙特班的小说《面包运送女工》改编的。这次女主角不是图尔康·肖拉伊<small>24</small>，而是法特玛·吉丽克<small>25</small>。就在我们上方的一个阳台上，一个正在和家人喝拉克酒，穿着背心，肥胖的父亲，为了表示他的不满，不时地说“图尔康绝不会演成这样，快过，快过，一点也不像！”。因为这位父亲昨晚也看了电影，因此他用一种羞辱性的语言叫嚷着向整个影院里的观众宣布了电影结果。他还在阳台上和对他说“嘘，闭嘴，让我们好好看”的观众打起了口水仗，而这让电影受到了更大的羞辱。当芙颂因为想到所有这一切会让丈夫伤心而靠在费利敦身上时，我在内心感到了一阵灼痛。
回家的路上，我不希望自己的眼睛看见芙颂打盹儿或说话时握着丈夫的手，或是把头靠在他肩上的样子。当切廷小心翼翼、慢慢开着的车，在潮湿和炎热的夜晚，在蟋蟀的鸣叫声中前行时，我会闻着从车窗外飘进来的后街上金银花、铁锈和灰尘的味道，欣赏窗外的黑暗。但在影院里，当我感觉夫妻俩依偎在一起时，就像在巴克尔柯伊的无花果影院，看一部从美国电影，另一部从伊斯坦布尔街道上找到灵感的两部警匪片时那样，我的内心会一下变得漆黑。有时我会像《在两团火中间》电影里那个将痛苦深埋心底的坚强男主人公那样，一句话也不说。有时我会想到，芙颂是为了让我嫉妒才把头靠在丈夫肩上的，我会在自己的幻想里和她进行一场嫉妒的决斗。那时，我会做出一副没有发现年轻夫妻之间的耳语和说笑，自顾自对电影感兴趣的样子，为了证明这点，我会对只有最痴呆的观众会觉得好笑的东西哈哈大笑。抑或是，我会像那些既去看土耳其电影，又会因为自己在那里而感到不安的知识分子那样，痴痴窃笑，就像我发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发现的奇怪细节，忍不住要对这样的荒唐发笑。但我并不喜欢自己这种玩世不恭的样子。我不会因为费利敦在一个动情的时刻把胳膊放到芙颂的肩膀上——他很少这么做——而不安，但当芙颂就势轻轻地把头靠到费利敦的肩上时，我会感到心碎。我会觉得芙颂是为了让我伤心才这么做的，她太没心没肺了，我会因此而愤怒。
8月末，当第一批从巴尔干向非洲飞去的白鹤（我甚至没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和茜贝尔搞了一个夏末舞会）从伊斯坦布尔的上空飞过后，在一个凉爽的雨天，在贝西克塔什市场里面的大花园里（顽皮小子影院）看《我爱上了一个穷女孩》时，我感到夫妻俩的手在芙颂怀里的毛衣下面握在了一起。就像在别的时候，别的影院里我陷入嫉妒时所做的那样，我会趁跷起二郎腿和点烟的机会，直直地朝他们看上一眼，我试图看清在芙颂怀里的毛衣下面，他们的手是否幸福地握在一起。他们是夫妻，他们分享同一张床，为了触摸彼此他们有很多别的机会，他们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这么做？
因嫉妒而感到扫兴时，不仅仅是银幕上正在放映的电影，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过的所有那些电影，都会让我觉得缺德的糟糕、愚蠢的肤浅和离现实生活可悲的遥远。我厌倦了所有那些动不动就唱歌的愚蠢恋人，厌倦了那些一夜从用人变成歌星的包着头却涂抹了口红的乡下女孩。我也非常讨厌费利敦笑着说全都是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那里抄袭来的士兵朋友电影，在马路上厚颜无耻地用语言骚扰女孩的结拜兄弟电影。我们在费利柯伊的阿尔祖影院看了《卡瑟姆帕夏三兄弟》和穿着黑衬衫的《三个无畏的保镖》，因为竞争，影院不得不每天晚上放映三部被剪短到不知所云的电影。所有勇于牺牲的恋人们（“住手，唐居是无罪的，你们找的罪犯是我！”胡尔雅·考奇伊伊特<small>26</small>在因为下雨只放了一半的《洋槐树下》里说）；为了失明孩子的手术费，心甘情愿做一切的母亲们（我们在于斯屈达尔人民花园影院里看了《破碎的心》，两场电影中间还有杂技表演）；说“你快跑我的勇士，我来对付他们！”的铁哥儿们（费利敦宣称也答应在我们的电影里出演角色的艾劳尔·塔什）；说着“但你是我朋友的情人”，拒绝幸福的市井男人们；所有这些人的牺牲精神也让我感到了疲惫。在这种忧伤和郁郁寡欢的时刻，那些说“我是一个买东西的穷女孩，而您是一个大厂主的儿子”的女孩，甚至是那些将爱情的痛苦深藏心底，用走亲戚的借口，坐着司机开的车去拜访情人的忧伤男人也无法让我感动了。
坐在芙颂身边的乐趣和我那一圈圈扩散到银幕上的电影和影院中人群里的短暂幸福，会因为一阵嫉妒的狂风，立刻变成一种诅咒整个世界的漆黑的沮丧。但有时，在一个神奇的时刻，我的整个世界也会闪闪发光。当失明主人公们那悲惨世界的黑暗深深地渗透进我的灵魂时，一瞬间我的胳膊会碰到她天鹅绒般的肌肤，为了不失去这种碰撞带来的美好感觉，我会让胳膊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当我不知所云地看着电影时，我会感到，她也在任由自己的肌肤触碰到我的肌肤上，我会以为自己幸福得快要晕倒。夏末，当我们在阿尔纳乌特柯伊的松树公园影院里看《小淑女》时，我们的胳膊又像那样贴到了一起，当她火热的肌肤将我的肌肤点燃时，我的身体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反应。正当我无视身体的这个不知羞耻的反应，任由自己去品味那种令人眩晕的滋味时，灯突然亮了，五分钟的中场休息开始了。为了掩饰我那令人羞愧的激动，我把深蓝色的毛衣放到了怀里。
芙颂说：“我们去买汽水好吗？”中场休息时，多数时候她会和丈夫一起去买汽水和瓜子。
我说：“好的，但稍微等一下，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像高中时为了向同学们隐藏身体的这种不知羞耻的反应时所做的那样，我想到了外婆的死，还把儿时那些真实和幻想的葬礼、父亲对我的责骂、我自己的葬礼、黑暗的墓穴和我那被泥土填满的双眼快速在脑里里过了一遍。
半分钟后，等到好像能站起来时，我说：“好了，我们走吧。”
一起向前走时，我仿佛第一次发现了她纤细的脖子和挺拔的身姿。在人群、座椅和来回跑动的孩子们中间，不为别人的目光而害羞地和她走在一起多好啊……我喜欢影院里的人群看着她，我为幻想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对情侣、一对夫妻而感到幸福。那时，就在我经历那幸福的时刻时，我立刻明白，为她忍受的一切痛苦对于那短暂的漫步来说是值得的，那漫步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而特殊的时刻。
卖汽水的地方就像往常一样没有排成一队，而是聚拢了一群在同一时间叫喊着要汽水的成年人和孩子。我们也开始在后面等起来。
芙颂随后问道：“刚才你在那么认真地想什么事情？”
我说：“我喜欢这部电影。我在想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所有这些以前我鄙视、不感兴趣的电影。仿佛那时如果能理出一个头绪，我就能找到答案了。”
“你真的喜欢这些电影吗？还是因为和我们一起来看你才这么说的？”
“绝对不是那样的。我真的很开心。今年夏天我们看的多数电影里都有让我感动，适合我的痛苦并有很强抚慰作用的一面。”
芙颂像是为我的理想主义感到伤心一样说道：“其实人生并不像这些电影那么简单。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你和我们一起来看电影。”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我想说“坐在你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难道我们的胳膊长时间贴在一起只是巧合吗？我痛苦地感到，我很想说出那些藏在心里的话，但影院里的人群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允许我那么做。从挂在树上的喇叭里传来了甘杰巴伊的歌声，那首歌出自两个月前我们在潘迪克山脊上看的那部电影。“曾经你是我的情人……”歌词和音乐勾起了整个夏天的回忆，它们就像图画那样一一闪现在了我的眼前。在海峡的那些酒馆里，我用昏沉的脑子，惊奇地看着月光下的海面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无与伦比的时刻，也在我心里重现了。
我说：“这个夏天我很幸福。这些电影教育了我。其实重要的并不是成为富人……很可惜，人生里还有痛苦……磨难……不是吗？”
她说：“一部关于人生和痛苦的电影必须是真诚的。”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层阴影。
当推搡着互相喷洒汽水的一个孩子重重地撞到她时，我托住了芙颂的腰，把她拉向了自己。她的身上被洒上了一些汽水。
一位大叔说：“你们这些畜生。”说完他朝其中一个孩子的脖颈上打了一巴掌。他用一种等待肯定的眼神转向了我们，但他的目光停在了我那只放在芙颂腰间的手上。
在影院的花园里，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也是那么的靠近！惧怕我目光的芙颂走开了，她走到孩子们中间，向放在洗衣盆里的汽水瓶探过身去，她伤了我的心。
芙颂说：“我们也给切廷买一瓶汽水吧。”她让人开了两瓶汽水。
我付了钱，给切廷送去了汽水。切廷没和我们一起坐在“家庭”席里，而是独自一人坐在了单身男人席上。
他笑着说：“麻烦您了，凯末尔先生。”
回去时，我看见一个小孩正在惊讶地看着喝汽水的芙颂。小孩鼓足勇气走到了我们身边。
“姐姐，您是演员吗？”
“不是。”
让我来提醒读者一下，这样的一句问话是那些年在好色之徒中间极为流行的一个接近女孩的做法，现如今这种做法已经被遗忘了。他们会对一个化了妆、保养良好、穿着略微开放，但又不属于上层社会的女孩说“您很漂亮”。但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句问话里绝不会有这样的含义。他坚持说道：
“但我在一部电影里看见您了。”
芙颂问：“哪部电影？”
“您在《秋天的蝴蝶》里不是也穿着这条裙子吗……”
芙颂笑着问：“我演哪个角色？”
但孩子已经明白自己搞错，不再说话了。
“现在我去问我丈夫，他知道所有的电影。”
你们大概明白，她说“丈夫”，并用目光在那些坐在椅子上的人群中找寻他，孩子明白我不是芙颂的丈夫，让我伤心了。但我依然压抑了自己的悲伤，带着如此靠近她，和她一起喝汽水的幸福这么说道：
“大概是孩子明白了我们会拍电影，你会成为明星……”
“也就是说最终你真的要出钱来拍这个电影了？凯末尔大哥，别介意，费利敦已经难为情，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但我们已经厌倦了你的那些敷衍。”
我目瞪口呆地说：“是吗？”

53 心碎的痛苦和气恼无益于任何人
整个夜晚，我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我那时经历的事情在许多其他语言里也被叫做“心碎”，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展出的这个破碎的陶瓷心，可以更好地向每个参观者讲述我的痛苦。像去年夏天那样，我不再感觉我的爱情之痛是一种慌乱、一种绝望和一种愤怒。痛苦，已经在我的血液里更加稠密地流淌起来，因为每天或是两天见一次芙颂已经减轻了痛苦的强度，为了能够带着这种新的痛苦生活，我养成了一些新习惯，这些新习惯在整个夏天也住进我的灵魂，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多数日子，我不是在和痛苦斗争，而是在压抑或是掩盖痛苦，抑或是装做压根没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中度过的。
当我的爱情之痛稍微减轻一些时，另外一样东西，被羞辱的痛苦便取代了它。我以为，芙颂也在注意不让我受到这样的伤害，她在远离那些会伤害我自尊的危险话题和情况。然而在她说了最后的那些粗鲁的话后，我明白自己再也无法装做若无其事了。
刚开始时，我做到了好像芙颂从未说过那些话（就像我是聋子一样）。尽管它们（“你真要出钱……我们已经厌倦了”）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但我嘟囔的那句话（“真的吗？”）却证明了我听到了那些话。因此我也无法做出根本无所谓的样子。其实从我的脸上立刻能够看出来——也就是说我意识到被羞辱了——我不开心了。当那些羞辱的话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时，就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我拿着汽水瓶，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因为痛苦，我在吃力地行动。现在，更为羞辱的不是因为发现了那些羞辱的话，而是让芙颂发现，我发现了那些话是羞辱的，我在为此伤心。
为了能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使出浑身解数强迫自己去想一些平常的事情。我记得，就像儿时和青少年时因为烦躁不安而陷入那些玄学思想那样，我问了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想什么了！”当这些单词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复后，我果断地转身对芙颂说：“他们要收空瓶子。”我拿起她手里的空瓶子站了起来。我的另外一只手拿着我自己的瓶子，瓶里的汽水还没有喝完。我谁也不看，把自己瓶子里面的汽水倒进了芙颂的空瓶子里，随后把我的空瓶子还给了卖汽水的小孩。拿着我在这里展出的芙颂的瓶子，我回到座位上坐了下来。
芙颂在和丈夫说话，他们没发现我回来了。而我直到结束也没发现银幕上的电影。因为不久前碰过芙颂嘴唇的瓶子，现在握在我颤抖的手上。我不愿意去想别的事情，只想回到我自己的世界，我的那些物件里。这个瓶子，多年来一直被我小心翼翼地放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床头边上。注意到瓶子形状的参观者，会想起这是在故事刚开始时上市的梅尔泰姆汽水的瓶子，但里面的汽水已不是扎伊姆引以为豪的梅尔泰姆汽水了。因为尽管这个第一大民族品牌的汽水已经开始在土耳其一半的地方销售，但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劣质的仿制品。这些地下的本地小生产商，把他们在自己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廉价色素汽水，灌进从杂货店里收来的空梅尔泰姆汽水瓶里，然后拿出去卖。回去的路上，看见我不时把瓶子放到嘴上，对我和芙颂之间发生的不愉快一无所知的费利敦先生说：“大哥，这梅尔泰姆汽水真的很好喝，是吧？”我告诉他，汽水不是“真的”。他也立刻明白了。
“巴克尔柯伊的后面有一个秘密的煤气灌装点。他们把廉价的煤气灌进阿伊嘎兹<small>27</small>的空煤气罐里。我们也在那里灌了一次。凯末尔大哥，比真的还好烧。”
我小心地把瓶子放到嘴边说：“这个味道也更好。”
当汽车在昏暗的街灯下，在静悄悄的后街上颠簸前行时，树木和树叶的影子在车的前窗上，就像在梦里那样慢慢地移动着。我坐在切廷的旁边，发现心碎的感觉痛彻心扉，我没扭头朝后面看过一次。像往常那样，我们开始谈论起电影来。很少加入这类谈话的切廷，也许是因为不喜欢车里的沉默，所以打开了这个话题。他说电影里的一些地方一点也不可信，因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司机，任何时候都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去责骂女老板，即便是礼貌的责备。
女婿费利敦说：“但他不是司机，是著名的演员阿伊罕·厄谢克。”
切廷说：“这我知道。我也是因为这才那么喜欢的。因为它也有教育的一面……我非常喜欢今年夏天看的这些电影，一方面是因为有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教育意义。”
不仅是芙颂，我也一直在沉默。让我感到更加痛苦的是切廷说到的“今年夏天”，因为这几个字在提醒我们，美好的夏夜结束了；我将不能再和芙颂在露天影院里看电影了；在繁星下和她并肩坐着的幸福到头了。为了不让芙颂发现我的痛苦，我想随便说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感到自己进入了一种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气恼里。
我不想再见芙颂了。内心对于一个为了让我资助她丈夫拍电影，也就是说为了钱而和我交朋友的人也是完全抵触的。更何况，她甚至已不再试图对我隐藏这个事实。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对我来说已不再有吸引力，因此我觉得自己可以轻易地离开她。
那天夜里把他们送回家后，我压根没去和他们约后面的电影。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也一直没给他们打电话。那些天，先是脑子的一角，随后以一种日益叠加的形式，我开始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气恼。被我称之为“外交气恼”的这种气恼，与其说来自于心碎的痛苦，不如说来自于一种迫不得已。因为对于一个亏待我们的人，为了不让他再那么做，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惩罚来维护我们的尊严。我给芙颂的惩罚，当然就是不资助她丈夫拍电影，这样她想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也就泡汤了。我对自己说：“让她去想想，如果电影拍不成会怎么样！”于是，当我头一天发自内心地生气时，从第二天起我开始仔细幻想惩罚是如何让芙颂痛心的。尽管我很清楚见不到我对他们来说只是物质上的损失，但我还是在幻想，让芙颂伤心的不是因为拍不成电影，而是因为不能见到我。也许这不是一个错觉，是真的。
幻想芙颂后悔的乐趣，从第二天起开始超越了我那真正的气恼。第二天晚上，当我和母亲在苏阿迪耶别墅安静地吃饭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开始想念芙颂，我那发自内心的气恼早就结束了。我明白，只有想到我的气恼会让芙颂伤心，对她将是一种惩罚，我才能继续气恼下去。当我试图和芙颂换位思考时，我开始替她想到了一件非常现实和无情的事情。我试图明白，如果我是一个像她那样年轻漂亮的女人，正当我将在丈夫拍摄的一部电影里出演主角而成为明星时，却因为一些蠢话伤了有钱制片人的心而使自己失去了成为明星的梦想，这对我来说将会是一种多大的悔恨。但是母亲的问话（“你为什么没把肉吃完？晚上你要出去吗？夏天的情趣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愿意，别等到月底，明天我们就搬回尼相塔什去。这是第几杯酒了？”）阻止我继续这么想下去。
当我用昏沉沉的脑子试图去弄清楚芙颂会怎么想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从我听到那句难听的话（“你真要出钱……”）的那一刻起，我的气恼就变成了一种针对报复的“外交”气恼。因为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想报复芙颂，但又因为我对这种欲望感到害怕和羞耻，因此我要让自己相信，“我不想再见到她了”。这个借口更加好听，同时也给了我报复时让自己感觉清白的机会。我那发自内心的气恼其实不是真诚的，也不是真实的，只是为了给我的报复欲望赋予一种无辜的深刻，我在夸大自己的心碎。明白这点后，我决定宽恕芙颂去见她。决定去见她后，我又开始更加积极地去想一切事情。但是为了重新去找他们，我必须苦思冥想地去欺骗自己。
晚饭后，我去了十年前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去做“找女朋友市场调查”的巴格达大街，当我走在宽阔大街的人行道上时，为了完全搞清楚如果我放弃惩罚，对芙颂来说将意味什么时，我努力将自己放到了芙颂的位置上。没过多久我的脑子里闪出这样一个念头：像她这样一个聪明、漂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年轻女人，如果花一点工夫，立刻就能找到另外一个可以资助丈夫的制片人。一种强烈的嫉妒和悔恨之痛在我心里掠过。第二天下午，我让切廷去贝西克塔什的露天影院看看那里在放什么电影，当我决定那是“一部我们必须看的重要电影”后，我给他们打了电话。当我在萨特沙特的办公室里，从贴在耳朵上的听筒里听到芙颂家里的电话铃声时，我的心快速跳了起来，我明白不管是谁来接电话，我都将无法自然地说话。
这种不自然是因为，我被挤在了一个夹缝里，夹缝的一边是自己继续在灵魂的某个角落隐藏的气恼，另一边是因为芙颂的不道歉导致我感觉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气恼。就这样，我和芙颂还有她的丈夫在露天影院里，没得到多大乐趣，没说太多的话，假装生气地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个夜晚。我的坏情绪当然也传染给了芙颂。即使在内心不想那么做的时候，因为迫不得已，我还是会对芙颂生气，这下我就真的生气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在芙颂身边表现出来的这第二种个性，开始慢慢取代了我的真正个性。我一定是在那些日子里第一次开始感觉到，人生，对于多数人来说，不是一种应该真诚去体验的幸福，而是在一个由各种压力、惩罚和必须去相信的谎言构成的狭窄空间里，不断去扮演一个角色的状态。
而事实上，我们去看的所有那些土耳其电影都在暗示，只有用“真实”才有可能走出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但是在观众日渐稀少的露天影院里，我已无法再去相信我们看的那些电影，无法再让自己走进那个充满情感的世界了。夏末，贝西克塔什的星星影院变得门可罗雀，因为坐在芙颂的身边会显得奇怪，所以我在我俩中间空出了一个位子，我那假装的气恼，和凉爽的晚风一起，变成了一种像冰块那样让我心寒的悔恨。四天后我们去了费利柯伊的俱乐部影院，我们没看到电影，却欣喜地从躺在床上穿着礼服、板着脸的孩子和包着头巾的阿姨们那里明白，区政府正在为穷孩子们举办一场带魔术和肚皮舞表演的割礼。但当留着小胡子、胖墩墩的区长感觉到我们的欣喜，邀请我们参加割礼时，完全因为我和芙颂还在假装生气，因此我们婉言谢绝了。她也用假装的生气来回敬我的生气，但又做得让她的丈夫无法觉察，这让我气坏了。
我忍着六天没给他们打电话。但我还是生气，因为即便不是芙颂，她的丈夫也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如果电影也不拍了，我找什么借口打电话给他们？如果我想见他们的话，我就必须给她，给她的丈夫出钱，我看见并接受了这个难以承受的事实。
最后一次，在10月初，我们去了在潘加尔特的皇家花园影院。那天天很热，影院也并不冷清。我在内心里希望，我们将愉快地度过也许是夏日里的这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气恼也将就此结束。但在我们入座前发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一个儿时伙伴的母亲杰米莱女士。杰米莱女士同时还是母亲的牌友，晚年她好像是变穷了。就像那些因为变穷而感到羞惭和愧疚的有钱人那样，我们用“你来这里干什么？”的眼神互相看了一眼。
杰米莱女士用一种坦白的口吻说：“我来是想看看穆凯利姆女士她们家。”
我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以为从影院花园望出去可以看见里面的一栋老宅邸里，住着一个叫穆凯利姆的有趣女人，为了和杰米莱女士一起看这栋宅邸的里面，我坐到了她的身边。芙颂和她的丈夫走到我们前面六七排的地方坐了下来。电影开始后我明白，穆凯利姆女士的家就是电影里的那栋房子。位于艾兰柯伊的这栋房子曾经是一个帕夏儿子的著名宅邸，儿时我会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穷困潦倒后的这些老房子的主人们，就像母亲认识的其他一些帕夏儿子那样，把房子作为拍摄场地租给了耶希尔恰姆的电影公司。那天放映的是《比爱情还痛苦》，电影里那些灵魂丑恶的新贵就住在这样的一栋老宅邸里。原来杰米莱女士是为了看帕夏宅邸里那些木质镶嵌房间才来看电影的。我应该起身离开杰米莱女士，坐到芙颂的身边去，但我没那么做，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羞惭。就像一个在影院里不愿意和父母坐在一起的小伙子那样，我也压根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感到羞惭。
甚至在多年后我都不想去知道原因的这种羞惭，是和我的气恼融为一体的。电影结束后，我跑到了被杰米莱女士仔细瞄了一眼的芙颂和她丈夫的身边。芙颂的脸拉得比往常还要长，我除了假装生气也别无选择。回家的路上，在车里那种无法忍受的沉默里，为了能够从我那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气角色里走出来，我幻想开一个荒唐的玩笑，或者疯狂地大笑一下，但我什么也没做。
连着五天我没找他们。我长时间高兴地幻想芙颂后悔了，马上就要来求我原谅了。在我的幻想里，我说一切都是她的错来回应芙颂的那些表示悔恨的话语和哀求，我是那么发自内心地相信了她的那些被我一一历数的过错，以至于我常常感到了一个受委屈的人的愤怒。
看不到她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过了。我开始慢慢地重新在灵魂深处，感到了过去一年半里我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深切而强烈的痛苦。因为做错一件事，再次受到见不到芙颂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向芙颂隐藏自己的气恼。而这会把我的气恼，变成了一种只让自己受伤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我给自己的惩罚。我的气恼和心碎无益于任何人。想着这些，独自一人走在满是落叶的尼相塔什的一个夜晚，我明白，对我来说最幸福，也因此是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星期见芙颂三四次（至少两次）。只有在没过多点燃心里那份无望之恋的强烈痛苦之前，我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我已经明白，无论是她给我一个惩罚，还是我试图要给她一个惩罚，见不到芙颂的一段痛苦时间后将把我的生活变得无法承受的艰难。如果我不想再经历去年所经历的一切，那么我应该像在让杰伊达转交的信上承诺的那样，把父亲的珍珠耳坠也给芙颂送去。
第二天中午去贝伊奥鲁吃午饭时，我把装着珍珠耳坠的盒子放进了口袋里。1976年10月12日，星期二，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日子。街上各色的橱窗都是亮闪闪的。当我在哈吉·萨利赫吃午饭时，我对自己是诚实的，因为我没对自己隐瞒，我来这里，是为了能够立刻去楚库尔主麻和内希贝姑妈见上半个小时。从饭店走到楚库尔主麻只需要六七分钟时间。刚才路过时我看了一眼，萨拉伊影院13点45分有一场电影。如果去看电影，我会在散发出霉味和潮湿气味的阴凉黑暗里忘记一切，至少我会因为在一段时间里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轻松。然而在13点40分，我付了钱，开始朝楚库尔主麻走去。我的胃里有午饭，脖颈上有阳光，脑子里有爱情，灵魂里有慌乱，心里则有一丝刺痛。
内希贝姑妈下楼来开了门。
我说：“不，我不上去了，内希贝姑妈。”我从口袋里拿出了装着珍珠耳坠的盒子。“这是芙颂的……是我父亲送给她的一件礼物……我路过这里就拿来了。”
“凯末尔，我马上给你煮杯咖啡，芙颂回来之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她说这话的语气是那么神秘，以至于我没扭捏就立刻跟她上了楼。房间里洒满了阳光，金丝雀柠檬也在阳光下快乐地在笼子里轻声叫着。我看见内希贝姑妈的缝纫用品、剪刀、布片遍布在客厅的每个角落。
“这阵子我不去别人家干活了，但在她们的一再坚持下，我们在赶制一件晚礼服。芙颂也在给我帮忙，过一会儿她就要回来了。”
给我端来咖啡后，她立刻直奔主题。“听说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气恼和伤心，这我理解。凯末尔先生，我的女儿因此很痛苦，也很伤心。您要容忍她的坏脾气，要讨她的欢心……”
我用一种见多不怪的语气说：“当然，当然……”
“该怎么做您比我更清楚……您要去讨她的欢心，让她尽快从这条错误的道上走出来。”
我皱起眉头，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了她一眼，我想知道芙颂走进的是什么样的一条错道。
“您订婚前，订婚的当天，特别是订婚后，她痛苦了好几个月，哭了很久。她不吃不喝，不出去，什么也不干。这个孩子就每天过来安慰她。”
“费利敦吗？”
“是的，但你别担心，他不知道你的事。”
她说，她不知道女儿因为痛苦和悲伤做了什么，让芙颂结婚是塔勒克先生的主意，芙颂最终同意和“这个孩子”结婚了。她还说，费利敦从十四岁起就认识芙颂了，那时他很爱芙颂，但芙颂从不理睬他，甚至还用冷漠折磨了他很多年。现在费利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芙颂了。（她微微皱起眉头，像是在说“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消息”那样笑了笑。）她说，费利敦晚上也不在家里呆着，他一心只想着电影和那些拍电影的朋友。他放弃卡德尔加的学生宿舍，也好像不是因为要和芙颂结婚，而是要靠近贝伊奥鲁的电影人茶馆。她说，当然现在就像那些媒人介绍结婚的健康年轻人那样，他们的血已经融在了一起，但我不必对这些太认真。她还说，他们认为经历了那些事情后，芙颂立刻结婚是对的，他们也没因此后悔……
她用一种不存在任何疑问，外带一些惩罚乐趣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所说的“那些事情”，除了芙颂对我的爱情、糟糕的高考，更多的是指婚前和我上床的事情。如果芙颂和别人结婚，她就可以从这个污点里解脱出来，而我当然是要为此负责的！
内希贝姑妈说：“不仅是她，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费利敦不会有什么出息，他不能给芙颂一个美好的人生。但他是芙颂的丈夫！他想让妻子成为电影明星，他是一个诚实、善意的孩子！如果您爱我的女儿，您就帮帮他们。我们认为与其让芙颂嫁给一个因为她不是处女而鄙视她的有钱老头，还不如嫁给费利敦。他要让她走进电影人中间。你则要保护她，凯末尔。”
“当然，内希贝姑妈。”
她说，如果芙颂知道她把这些秘密告诉了我，她将会给我们俩“很大的惩罚”。（她似笑非笑地笑了笑。）“凯末尔，芙颂当然对你和茜贝尔女士解除婚约，为她这么伤心深受感动。这个一心想着拍电影的孩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芙颂不久就会明白他有多么无能，她会抛弃他的……当然如果你能一直在她身边，给她信心的话……”
“内希贝姑妈，我想弥补对她造成的伤害，修补她那颗被我打碎的心。为了重新得到芙颂的爱，请您帮助我。”说着我拿出了父亲的耳坠盒子。“这是芙颂的”我说。
“谢谢……”她说着接过了盒子。
“内希贝姑妈……还有我第一次来这里的那天晚上，我拿来了她的一只耳坠……但她说没看见……您知道这件事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要不还是你自己把礼物交给她吧。”
“不，不……再说那耳坠也不是礼物，本来就是她的。”
内希贝姑妈问道：“哪个耳坠？”看到我在犹豫，她说：“如果所有的事情靠一对耳坠可以解决就好了……芙颂生病时费利敦也来了我们家。我女儿那时伤心得连走路的力气也没了，他挽着她的胳膊甚至带她去了贝伊奥鲁的影院。每晚没去茶馆找他的那些电影人朋友之前，他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电视，关心芙颂……”
“内希贝姑妈，我能够做比这些更多的事情。”
“但愿如此，凯末尔先生。晚上我们等你来。给你母亲也带个好，但别让她伤心。”
当她朝房门看一眼，暗示我应该在芙颂回来之前离开时，我立刻带着安宁离开了他们家。当我从楚库尔主麻向贝伊奥鲁走去时，我幸福地明白，自己的气恼已经完全结束了。

54 时间
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第一次是在内希贝姑妈说“我们晚上等你来！”后第十一天，也就是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我和芙颂，还有内希贝姑妈最后一次在楚库尔主麻吃晚饭是在1984年8月26日，星期天。这样算来其间一共是2864天。我将向大家讲述在这409个星期里发生的故事，根据我的笔记来看，我一共去了他们家1593次。这意味着我一星期平均去他们家四次，但也别认为我每星期都一定会去四次。
有些时候，我会每天见到他们，有些时候我会因为生气或者以为能够忘记芙颂而去得很少。然而没有芙颂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没有见到芙颂）从来没超过十天，因为十天后，我的痛苦就会达到1975年秋天时那种无法忍受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是有规律地去芙颂他们家的（我想用他们的姓凯斯金来称呼他们）。他们也会有规律地等我去吃晚饭，我要去的那些晚上他们也都会准确地估计到。短时间里，他们对我在晚饭时间的拜访，我也对他们对我的等待好歹习惯了。
凯斯金他们不会喊我去吃晚饭，因为餐桌上总留着我的位子。而这总会让我每天晚上在去不去见他们的问题上苦思冥想一番。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会过多地打扰他们，但如果不去，除了那天晚上要忍受见不到芙颂的痛苦，我还会因为自己的“失礼”，或是他们错误地理解我的缺席而烦恼。
我对他们家的头几次造访，就是带着这些烦恼，在熟悉他们家，和芙颂的对视，适应他们家的氛围中度过的。我想用眼神告诉芙颂，“你看，我来了，我在这里”。这就是我第一次造访时的主要情感。头几分钟里，我会为自己最终战胜了脑子里的不安和害羞而祝贺了自己。如果在芙颂身边可以让我如此幸福，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烦恼呢？你看，芙颂不也像一切正常，对我的造访很满意那样在甜甜地笑吗？
很可惜，在头几次的造访里，我们很少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但我依然每次都能找到一个机会对她轻声说“我太想你了！”一类的话，芙颂则会用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很喜欢我说的这些话。环境不允许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亲密。
读者一定对我在八年时间里对芙颂他们的（我就是不习惯说凯斯金他们）造访感到惊奇，对我能够轻松地谈论这么一大段时间、近三千个日子感到惊讶。对于这样的读者，我很想能够稍微说一下时间是多么具有欺骗性的一样东西，很想能够展示一下时间的双重性，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另一个是我们和所有人分享的“官方”时间。这不仅对于我赢得那些读者的尊重，他们可能会因为我连续八年走进芙颂他们家而把我看做是一个怪异、痴迷、令人恐惧的人，对于了解芙颂他们家的生活也是重要的。
让我从他们家里那面德国制造，装在一个优雅木盒子里，带钟摆，有玻璃镜面，会发出当当声响的挂钟说起。挂在芙颂他们家大门边上的这面挂钟不是用来衡量时间的，而是用来让家里所有人感觉家和人生的延续性，提醒大家外面的那个“官方”世界的。最近几年里，因为电视和广播能够以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完成显示时间的任务，因此这面挂钟，就像城里其他十几万的挂钟那样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比这更华丽、更笨重的挂钟，在19世纪末，首先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西化的帕夏和有钱的非穆斯林宅邸里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初，共和国建立之初，这种时尚很快在那些效仿西化的中层家庭里流行起来。儿时，在我们家和其他我去过的很多人家里，类似或者更加笨重，带木雕的一个挂钟，会被挂在大门面对的门厅或是走廊的墙壁上，但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人会去看它们了，它们正在被遗忘。因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人”，即便是孩子都会有一块手表，而所有家里都会有一个从早到晚开着的收音机。直到电视屏幕改变了家里的声音和人们的作息习惯，也就是到了故事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没什么人再会去看它们，但这些挂钟因为习惯仍然在继续嘀嗒地走着。在我们家里，因为在卧室和客厅听不到挂钟的嘀嗒声以及每隔半小时、一小时的当当声，所以它从未打扰过任何人。因此这么多年谁也没想到要让它停下来，总会有人站上椅子给它上发条！因为思念芙颂，喝了很多酒的一些夜晚，当我半夜醒来为了抽烟去客厅经过走廊时，我会因为听到挂钟发出的整点钟声而感到幸福。
还在第一个月里，我就发现芙颂他们家的那面挂钟是时走时停的，我立刻习惯了这种情况。夜晚，当我们在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土耳其电影，或是一个咿呀唱着老歌的娇媚女歌手时，抑或是因为糟糕的翻译和配音，也因为我们说笑着从中间开始看，因此不太明白的一部带角斗士和狮子的罗马历史电影时，一时间屏幕上也会出现一阵神奇的静默，而就在此时，挂在大门边上的钟会开始出人意外地敲起来。我们中的一个，多数时候是内希贝姑妈，有时是芙颂，会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扭头看一眼挂钟，而塔勒克先生则会说“又是谁上的发条？”。
挂钟有时会被上发条，有时则会被遗忘。即便在上了发条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有时钟声也会沉寂几个月，有时只在半点敲一下，有时则会跟着屋里的沉默连着几个星期不出声。那时，我会感到家里没人时一切竟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会因此不寒而栗。不管是只发出嘀嗒声，还是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反正谁也不会为了知道几点钟去看它一眼，然而它是否被上了发条，是否被碰过钟摆，常常会成为争论的话题。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对妻子说“就让它嘀嗒走着吧，又不妨碍任何人，它提醒我们这里是一个家。”我以为，自己、芙颂、费利敦，甚至是偶尔来的客人们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面挂钟，不是为了用来记住时间，也就是不时思考一下事物都在改变的，恰恰相反，是为了用来感觉并相信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
在头几个月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切都没改变，不将改变，我会坐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看电视，聊天度过八个年头。在头几次的造访里，芙颂的每句话，她脸上出现的每个表情，她在家里的走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和不同的，无论挂钟走还是不走，我都不会去在意的。重要的是，和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看见她，当我的幽灵亲吻她时，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感受幸福。
总是发出同样嘀嗒声的挂钟，即使我们没有每时每刻发现它的声响，依然会让我们感到家、家具、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我们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给予我们安宁。挂钟这个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功能，以及提醒当下和我们与别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功能，八年里，也成为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之间时常爆发的一场冷战的话题。内希贝姑妈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发现挂钟重新工作时会说：“又是谁为了半夜不让我们睡觉给它上了发条！”塔勒克先生在1979年12月，一个刮风的夜晚说：“如果它不走，会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他补充道：“它在以前那个家里也一直敲的。”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先生，你还没习惯楚库尔主麻的这个家吗？”她说这话时，会带着一种更加慈祥的微笑。（有时她会叫丈夫“塔勒克先生”。）
夫妻之间持续多年的这种温和的讽刺、拌嘴、见机反驳，会因为我们在出乎意料的一个时刻发现挂钟的嘀嗒声，或是听到重新敲响的钟声而变得激烈起来。内希贝姑妈会说：“塔勒克先生，你成心想让我也失眠才又给它上了发条吧。芙颂，亲爱的，去让它停下来。”不管上了多少发条，只要用手挡一下钟摆，挂钟就会停下来，但芙颂会先笑着看看父亲，塔勒克先生有时会使出一个“好吧，你去让它停下来！”的眼神，有时则会固执地说：“我没碰过它。是它自己走起来的，别管它，让它自己停下来。”当看见有些邻居或是不常来的孩子们对这些神秘的对话感到诧异时，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就会用双关语开始争论。内希贝姑妈说：“魔鬼们又让我们的钟走起来了。”塔勒克先生会皱起眉头，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千万别去碰它，会撞到鬼的。里面有魔鬼。”“我们对魔鬼的嘀嗒声无所谓，只希望它别像喝醉了的敲钟人敲出的钟声那样让人头痛。”塔勒克先生会说：“不会的，不会的，反正你忘了时间倒可以更安逸。”在这里，“时间”指的是“现代世界”，“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时间”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东西，而我们听着挂钟不断发出的嘀嗒声，却在试图远离这个变化。
凯斯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知道时间求助的基本工具，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里的收音机那样，是那台一直开着的电视机。那些年在广播节目的中间，音乐、辩论、数学课，不管是什么节目，想知道时间的人们，都会在整点和半点听到轻轻的一声“噔”。而这样的一个标记在我们晚上看的电视上就没必要了，因为多数时候，人们为了知道电视上在放什么节目才会去好奇是几点钟。
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的一块手表。在八年时间里，我看见塔勒克先生用过很多块怀表。芙颂和塔勒克先生为了调整时间，或是再一次确认表是否准时，每天都会看一次他们的表。每晚七点，惟一的电视频道TRT播放新闻的前一分钟，屏幕上都会出现大大的一个钟表，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钟表来对时间的。芙颂总是坐在餐桌上，看着屏幕上的大钟，皱起眉头，用舌头舔着嘴角，孩子般认真地模仿着她父亲对表。而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芙颂在我头几次的造访里就发现了我的这个兴致。她知道自己对表时，我会用痴情的目光看着她，所以对好表她就会冲我笑一笑。那时我就会问她：“你调准了吗？”她则会带着更甜美的微笑对我说：“是的，调准了！”
就像在这八年里我慢慢明白的那样，每天晚上我去凯斯金他们家，不仅是为了看见芙颂，还为了在她生活、呼吸的那个世界里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时间之外”的世界。当塔勒克先生对妻子说“你把时间忘了吧”，指的就是这个。我希望好奇的博物馆参观者，看着凯斯金他们家里的所有旧家具，坏掉了、生锈的、多少年来一直停在那里的闹钟，还有手表时，能够发现这“时间之外”的怪异，或者这些东西在它们之间组成的特殊时间。这特殊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年我在芙颂他们家呼吸到的灵魂。
在这特殊灵魂的外面，有一个我们从广播、电视、祈祷的召唤里知道的外面的“时间”。我会觉得，打听时间，就意味着安排我们和外面那个世界的关系。
在我看来，芙颂之所以要去对表，不是因为她在过一种需要分秒不差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必须赶着去上班或是赴约，就像她退休的父亲那样，只是仿佛出于她对从安卡拉，国家专门为她传来的一种信号表示的尊重。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钟表的眼神，和我们在电视节目结束时看着屏幕上伴随着《独立进行曲》<small>28</small>出现的国旗的眼神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角落，在开始吃晚饭时，或在关掉电视、结束一天的生活时，感到正在和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上百万个家庭的存在，感到称之为大众的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渺小。当看到这些国家的时钟（广播里不时会报时）、国旗以及和阿塔图尔克有关的节目时，我们也会感到，家里那杂乱无章的生活是在国家官方形式之外的。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对那些被他叫做“现在”的一个个的时刻和时间作了区分。一个接一个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原子一样是一些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时间，则是将这些不可分割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直线。即便有塔勒克先生“忘了吧”的忠告，也不管我们有多努力，除了那些傻瓜和失意的人，谁都不能完全忘记时间，那将许许多多的现在连在一起的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做的那样，人们只能努力去争取幸福，努力去忘记时间。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在他们家度过的八年时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看到了这些。对我的这些观察报以冷笑的读者，请你们不要把忘记时间和忘记钟点、日期混为一谈。钟点和日期，不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被遗忘的时间，而是为了安排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安排整个社会而被设立的，也是这么被使用的。每天晚上，新闻前，当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白色钟表时，我们想起的不是时间，而是其他的家庭、其他的人、我们和他们的约会以及安排这件事情的钟点。看着电视上的钟表，芙颂的脸上会露出幸福的微笑，这微笑不是因为她想起了时间，而是因为她的手表分秒不差，或是因为她“准确”地调好了时间，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在痴情地看着她。
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个的时刻连在一起的直线，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像那条把时刻，或是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那样，把那些携带着时刻的物件连在一起的直线，会让我们伤心，因为我们会想起直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死亡，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痛苦地认识到那条直线的本身——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然而被我们称之为“现在”的那些时刻，就像在我开始去楚库尔主麻吃晚饭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因为芙颂的一个微笑，有时能够给予足够我们享用一个世纪的幸福。还在一开始，我就明白，自己是为了得到足够我享用余生的幸福才去凯斯金他们家的，为了珍藏这些幸福的时刻，我从他们家拿走了芙颂触摸过的大大小小的物件。
在我去他们家的第二年里，有天晚上我们坐到了很晚，电视节目结束后，我听塔勒克先生讲了他在卡尔斯高中任教时的回忆。有限的工资、孤独的生活、和许多恶势力打斗的不愉快的经历，在塔勒克先生的眼里却变成了甜蜜的回忆，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便是不愉快的回忆也会变得美好，而是他只喜欢去记住并讲述那些美好的时刻。注意到这个双重性后，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并给我看了一块从卡尔斯买来的双面怀表，那块一面写着阿拉伯字母，另一面写着拉丁字母的东——西怀表。
我也用自己来举一个例子：一看见这块芙颂从1982年4月开始戴的布伦牌手表，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她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把表送给她时的情景。从盒子里拿出手表后，芙颂在她父母看不到的一个间隙（她的丈夫费利敦不在家），在敞开的厨房门后亲吻了我的脸颊，在餐桌上，她满心欢喜地向父母展示了她的手表，她那早就把我当成家庭奇怪一分子的父母则向我表示了感谢。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重温像这样的一个难忘时刻。如果我们学会把我们的人生看成这样的一个个时刻，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的时间那样的一条直线，那么在我们情人的餐桌上等待八年，在我们看来，就不会像是可能被嘲笑的一种怪异、一种痴迷，而会像是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度过的1593个幸福的夜晚，就像现在，多年后我想到的这样。今天我把在楚库尔主麻度过的每一个夜晚——即便是最艰难、最绝望、最难堪的——都当做一种莫大的幸福来回忆。

55 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
晚上，是切廷开着父亲的雪佛兰送我去芙颂他们家的。八年时间里，除了下雪交通堵塞，发大水，切廷生病、休假，车子坏了等临时原因，我一直在注意不去破坏这个规则。几个月过后，切廷在周围的咖啡馆和茶馆里为自己找到了朋友。他不会把车停在他们家门口，而是停在像黑海咖啡馆、傍晚茶馆那样的地方附近，他会在其中的一个茶馆里，一边看我们在芙颂他们家看的电视节目，一边看报纸，或是和人聊天，有时他也会和人玩十五子棋游戏或是看别人玩碰对牌戏<small>29</small>。据说头几个月过后，街区的人都知道他和我是什么人了，如果切廷没有夸大其词的话，据说他们把我看成一个有良心、谦逊的人，还都喜欢上了我，因为我带着友好的情谊不断去拜访一个远房的穷亲戚。
当然在这八年时间里，也有人说我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在这些不值得计较的传闻里，有说我要廉价买下街区里的破旧房子，在上面盖新公寓楼的，有说我在为我们的工厂寻找便宜、无技能的工人的，有说我在逃避兵役的，还有说我是塔勒克先生的私生子的（也就是芙颂的哥哥）。街区里多数理智的人，则从内希贝姑妈小心翼翼向左右邻居透露的各种消息上得知，我是芙颂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在和她那“电影人”的丈夫商谈一部将让她成为电影明星的电影。多年来我从切廷说的那些话里明白，我的这个角色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即便他们不是特别喜欢我，但楚库尔主麻街区的人们对我还是心存好感的。事实上，从第二年起，我就开始被当做半个楚库尔主麻人了。
各式各样的人居住在这个街区：加拉塔码头的工人；在贝伊奥鲁后街上开小店、小饭馆的人；饭馆里的招待员；从托普哈内方向过来的吉卜赛人；通杰利<small>30</small>的阿拉维库尔德人；曾经在贝伊奥鲁、银行大街上做过文书的希腊人、意大利人、黎凡特人的败落儿孙们；就像这些人那样，始终仍然无法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的希腊人；在仓库和面包房工作的人；出租车司机；邮递员；在杂货铺打工、在大学念书的穷大学生……所有这些人，不会像在法提赫、维法和考贾穆斯塔法帕夏那样的传统穆斯林街区里的人那样，带着一种强烈的社区情感行事。但从他们对我表现出来的保护、关照的行为上，从年轻人对过往的高档车表现出来的兴趣上，从消息的快速传播上，我明白，街区里的人们还是团结的，至少在他们内部存在着一股活力。
芙颂他们家（凯斯金他们家），在楚库尔主麻大街（老百姓叫楚库尔主麻“大坡”）和窄小的达尔戈奇小街交汇的角落上。就像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到的那样，从这里走十分钟，爬上一段蜿蜒的陡坡就可以到达贝伊奥鲁和独立大街。有些晚上回家时，切廷会慢慢穿过小街开上贝伊奥鲁，我则会在后座上一边抽烟，一边看路边的人家、商店和行人。在这些铺着鹅卵石的窄小街道上，那些向人行道倾斜、似乎快要倒塌的破旧木房子，迁徙去希腊的希腊人遗弃的空房子，非法住进空房子的库尔德人向窗外伸出的取暖炉管道，会在夜晚呈现出一派令人恐惧的景象。贝伊奥鲁附近的那些黑暗的小娱乐场所，酒馆，号称自己是“提供酒精饮料俱乐部”的低级夜总会，快餐店，卖汉堡的杂货铺，体育彩票的销售点，可以在里面找到毒品、走私美国香烟、威士忌的烟草店，甚至是卖唱片、磁带的小店，一律都会到半夜才打烊，尽管所有这些地方看上去都很悲凉，但却会让我感到一种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当然如果我安宁地离开芙颂他们家，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夜晚，我会带着不再去那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想法离开他们家，因为难过，我会昏厥般地躺在汽车的后座上。这些不幸的夜晚最常发生在头几年里。
切廷会在晚上7点左右到尼相塔什接我，在哈尔比耶、塔克西姆和色拉塞尔维我们会被堵上一会儿，然后蜿蜒穿行在吉汗基尔和费鲁扎的小街上，经过楚库尔主麻古浴室往下走。路上，我会让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去买一包吃的东西或是一束鲜花。不是每次，但平均每隔一次我会送给芙颂一件小礼物，有时是开玩笑的一块口香糖，有时是我在黄金市场或是贝伊奥鲁找到的一个蝴蝶形状的胸针或是首饰。
一些严重堵车的晚上，我们也会从道尔马巴赫切开到托普哈内，然后往右拐到博阿兹凯散大街上。在这八年时间里，每当汽车拐进凯斯金他们家的那条街道时，就像小学那些年，早上走进学校所在街道时那样，我的心跳会加快，我会感到一种介于幸福和慌乱之间的不安。
塔勒克先生因为厌倦了交房租才用银行里的钱买下了楚库尔主麻的这栋小楼。凯斯金他们家的大门在二楼。在这八年时间里，一楼那套房产属于他们的小单元房里，住过很多与我们的故事毫不相干，幽灵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的房客。因为日后将成为纯真博物馆一部分的这套小单元房的入口在达尔戈奇街上，所以我很少会碰到住在那里的人家。我听说楼下有段时间住着一个名叫阿伊拉的女孩，女孩的母亲是个寡妇，未婚夫在服兵役，芙颂和她交上了朋友，她们会一起去贝伊奥鲁看电影，但芙颂从来没和我提起她的那些街区上的朋友。
当我摁响面向楚库尔主麻大街的楼门门铃时，头几个月都是内希贝姑妈来开门的，为此她要从上面走一段楼梯下来。而事实上，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即使门铃晚上响起，他们也总是会让芙颂下去开门的。而这，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感觉到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那里。但有时我也会觉得，芙颂的丈夫费利敦确实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而塔勒克先生因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因此他很少会让我觉得不安。
我感觉任何时候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内希贝姑妈，每次为了打破开门后出现的奇怪沉默，总会很注意地去说一些话。多数时候，她会说一些和电视上的新闻有关的话，比如说“一架飞机被劫持了，您听说了吗？”，“他们如实地放了公共汽车出的车祸……”，“我们在看总理对埃及的访问”。如果我去时新闻还没开始，那么内希贝姑妈每次都会带着同样的信念重复这样的一句话：“您来的正是时候，新闻马上就要开始了！”有时她也会说“有您喜欢的春卷”，或是“今天上午，我和芙颂做了葡萄叶包饭，您一定会喜欢。”如果我认为这是为了掩饰难堪而说的一句话，我就会因为害羞而无语。多数时候，我会对她说“是吗？”或者“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然后上楼走进他们家，看到芙颂时，为了掩饰我在那时感到的幸福和害羞，我会用一种夸张的兴奋重复我说的话。
有一次我说：“好啊，让我也来看看飞机事故。”
芙颂应答道：“凯末尔大哥，飞机事故是昨天的事情。”
冬天，脱大衣时，我也可以说“唉，天可真冷啊！”或是“有小扁豆汤吗，太好了……”之类的话。到了1977年2月，因为在楼上就可以“自动”打开楼门，所以要等我走上楼梯、走进房间后才可以说开场白，这就更难了。任何时候都比看上去显得更加细腻、更加慈爱的内希贝姑妈，如果觉得我的开场白不合适就会立刻说上几句话来帮我解围，比如“凯末尔先生，快坐下，别让您的馅饼凉了”，或是“男人不但用机关枪扫射了茶馆，还要不知羞耻地说”。
我会皱着眉头立刻坐到餐桌上。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对我克服进门后的难堪是有帮助的。头几年里，这些东西会是芙颂爱吃的一类东西，比如开心果蜜饼，从尼相塔什有名的拉提夫馅饼店里买来的奶酪馅饼，腌金枪鱼和鱼子酱。我会特意说些关于它们的话，然后随意地把它们交给内希贝姑妈。内希贝姑妈总会说：“唉，您干吗这么客气！”随后我会拿出芙颂的礼物给她，或是把礼物放到一个她看得见的地方，同时我还会接茬对内希贝姑妈说：“经过馅饼店时，我闻到了里面的香味，忍不住就买了！”我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关于尼相塔什那家馅饼店的话。同时，我会像一个迟到的学生那样，蹑手蹑脚地立刻坐到我的座位上，在刹那间我会感觉很好。过一会儿，突然我会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这些都是异常幸福的时刻。
入座后我们第一次对视的时刻，对我来说既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也是我立刻明白，感觉到当夜将会如何度过的一个特殊时刻。如果我在芙颂的眼神里——即使她皱着眉头——看到了一种幸福和轻松，那么，那夜也会是幸福和轻松的。如果她的眼神是不快和不安的，那么那夜也会是那样的。如果她不笑的话，我也不会笑得太多，头几个月里我也不会去逗她笑，只会默默地坐在那里。
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分别坐在长餐桌的左右两头，我面对电视坐在餐桌的右角，内希贝姑妈的对面。如果费利敦在家会坐在我左边，如果他不在家，有时难得来的客人会坐我边上。晚饭刚开始时，内希贝姑妈为了方便出入厨房，会背对电视坐着，吃到一半，等厨房里的事情减少后，她会坐到我的左边，芙颂的右手边，这样她就能够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我和内希贝姑妈就这样肘靠肘地坐了八年时间。内希贝姑妈坐到我身边后，长餐桌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这个空出来的地方，有时费利敦晚上回来后会坐在那里。那时芙颂就会坐到丈夫的身边，而内希贝姑妈会去坐到芙颂的位子上。在那种情况下，看电视就会变得很困难，但到了那个钟点节目本来就已结束，电视也早就被关掉了。
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的当中，如果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烧，需要有人进出厨房，那么内希贝姑妈有时会让芙颂去做这件事。当芙颂拿着盘子，端着锅子出入厨房时，她就会不断地在我和电视之间来回走动。当她的父母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电影、智力竞赛、天气预报、发动军事政变的帕夏发表的一篇措辞激愤的演讲、巴尔干摔跤锦标赛、马尼萨梅西尔糖膏节、阿克谢希尔城解放六十周年的庆典仪式时，我会兴致勃勃地看我的美人左右来回的走动，我知道这就是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像她的父母那样觉得她是走入电视与他们之间的一样东西。
在我去凯斯金他们家的1593个夜晚里，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坐在餐桌上看着电视度过的。但是我无法用说出八年里去了那里多少次的轻松，说出每次我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害羞，所以我会让自己相信，我回去的时间其实远远早于我离开他们家的时间。让我们想起时间的东西，当然就是电视节目结束的钟点。在TRT那持续四分钟的节目闭幕式上，当迈着统一步伐的士兵升起国旗，并向国旗敬礼时，《独立进行曲》会随之响起。如果算我平均7点到他们家，等到电视节目结束，也就是夜里12点左右离开，那么可以得出每次我在芙颂他们家待了五个小时的结果，但其实我待的时间会比这更长。
我去他们家四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颁布了戒严令，实施了宵禁。因为晚上10点开始戒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9点45分，在还没看够芙颂时就离开他们家。那些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在宵禁开始前十几分钟迅速变空的黑暗街道上，我坐在疾驶的车里，会感到晚上没能看够芙颂的痛苦。现在，多年以后，每当我在报纸上看见军人们不满国家的现状，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又会可能发生时，作为军事政变的坏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没看够芙颂就要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和凯斯金一家人的关系，多年里当然经过了各种阶段。我们的交谈、期盼和沉默的含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一直在变。对我而言惟一始终不变的是我去那里的原因：我去那里当然是为了见芙颂。我假定芙颂和她的家人对此也是满意的。因为芙颂和她的家人无法公开接受我去那里看芙颂的事实，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被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原因：我是去那里，去芙颂他们家“做客”的。但因为即便是这个含糊的词都不太可信，那么我们会带着一种本能选择另外一个将给我们更少不安的词：我每星期四个晚上是去凯斯金他们家“坐坐”的。
“坐坐”这个词，就像土耳其读者很清楚，但外国参观者无法立刻明白的那样，尽管字典上未被强调，却具有广泛的含义，比如“来做客”，“顺路过来看看”，“一起打发时间”，这个词特别是内希贝姑妈会经常用。晚上离开时，内希贝姑妈总会客气地对我说：“凯末尔先生，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晚上除了坐在餐桌上，别的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看电视，有时长时间沉默，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当然我们还吃饭，喝拉克酒。内希贝姑妈为了告诉我晚上他们在等我，头几年里，即使很少她还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凯末尔先生，明天我们还等您过来，我们吃您喜欢的西葫芦塞肉”，或是“明天我们看实况转播的花样滑冰比赛”。她说这些话时，我会朝芙颂看一眼，我会希望在她的脸上看到一种认可的表情，一个微笑。如果内希贝姑妈说“您来，我们一起坐坐”，芙颂也认可的话，那么我会想这些单词没有欺骗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是的，也就是一起坐坐。因为它以最淳朴的形式触碰到了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和芙颂待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坐坐”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我绝不会像一些把鄙视人民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那样，得出在土耳其每晚“坐在一起”的几百万人其实什么也没做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会想到，在因为爱、友情，甚至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的一些更加深切的本能而彼此依赖的人们之间，“一起坐坐”是一种需求。
为了对一些事件，那八年作个介绍和表示尊重，我在博物馆的这个位置上，展出芙颂他们家在楚库尔主麻居住的那栋楼的二层，也就是他们家一楼的模型。楼上还有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以及芙颂和她丈夫的两个卧室，一个浴室。
博物馆参观者仔细看模型时，立刻就会发现我在餐桌右角上的位置。让我来为那些没能参观博物馆的好奇读者描述一下：电视在我的左前方，厨房则在我的右前方。我的身后是一个摆满了物件的展示柜，里面有水晶杯、纯银和陶瓷的糖罐、利口酒酒具、从来没用过的咖啡杯、会在伊斯坦布尔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展示柜里展出的鹦鹉眼睛<small>31</small>小花瓶、旧表、一个纯银打不着火的打火机和一些其他小玩意儿。有时我椅子的后腿会撞到柜子上，那时里面的所有东西就会随着柜门上的玻璃一起颤动。
就像餐桌上的所有人一样，那么多年的晚上我都坐在那里看了电视，但只要我把目光稍微往左斜一点，我就能轻松地看到芙颂。为此我根本不需要动一下头或者把头转向她。这就给了我看电视时只要转一下眼睛，在不被任何人察觉的情况下，长时间欣赏芙颂的机会。我总那么做，我已精通此道。
在我们看的那些电影最煽情、最激烈的时刻，或者是屏幕上开始放一条让我们所有人都兴奋的新闻时，欣赏芙颂脸上的表情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在以后的几天，几个月里，那部电影里最感人的画面会伴随着芙颂脸上的表情一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我的眼前会首先浮现出芙颂脸上的表情（这表示我想芙颂，我该去他们家吃晚饭了），随后才是电影里的那个画面。八年里，我们在凯斯金他们家餐桌上看到的电影里出现的那些最激烈、最感人和最奇怪的画面，以及伴随那些画面出现在芙颂脸上的各种表情，被一起镌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八年时间里，我对芙颂的眼神，她脸上那与电影里的不同情感相对应的各种表情是那么得了如指掌，以至于即使我不认真看电影，我也可以从芙颂的表情上明白，我们正在看的那一幕发生了什么。有时因为过度饮酒，劳累，或因为我和芙颂又在互相斗气，我会无法专心看电视，但我仅仅从芙颂的眼神里就能明白电视里放的一些重要东西。
餐桌的左边，有一个灯罩总是歪斜地待在上面的落地台灯，它的旁边是一个L形的长沙发。因为吃、喝、说笑让我们疲劳的有些晚上，内希贝姑妈会说“让我们去沙发上坐一会吧！”或是“等你们离开餐桌后我给你们喝咖啡”。那时，我就会去坐在沙发靠近展示柜的那头，内希贝姑妈会坐到沙发的另一头，而塔勒克先生则会坐到凸窗前面向大坡的那个沙发上。为了能从我们坐的地方清楚地看见屏幕，必须调整电视的角度，这个任务通常由依然坐在餐桌上的芙颂来完成。有时芙颂调完电视角度后会坐到长沙发的另一头，她母亲的身边，那时母女俩就会互相靠着看电视。有时内希贝姑妈会一边看电视，一边抚摸女儿的头发、后背，就像在鸟笼里饶有兴致看着我们的柠檬那样，我会用余光去欣赏母女之间的这种幸福的亲近，并从中得到一种特殊的快感。
当我好好地靠在L形沙发上时，随着夜色加深，也由于我和塔勒克先生喝的拉克酒的作用，有时我会犯困。当我用一只眼睛看电视时，我的另外一只眼睛则仿佛在看着我灵魂的深处。我会为人生把我带到的这个奇怪地方感到羞惭，我会想到带着愤怒立刻起身离开那里。我会在自己不满意芙颂的眼神，她很少对我笑，没有给我希望，冷漠地对待我的手、胳膊和身体，以及因为巧合，不小心碰到她的那些糟糕、黑暗的夜晚有这样的感觉。
在那些时刻，我会站起来，走到凸窗前，微微拉开凸窗中间或是右边的窗帘，朝楚库尔主麻大街张望。在潮湿、下雨的日子里，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上会闪烁出路灯的光亮。有时我会去关照一下待在凸窗当中笼子里，正在慢慢衰老的金丝雀柠檬。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会一边看电视，一边说一些关于柠檬的话，比如“给它喂过食了吗？”，“我们要给它换水吗？”，“今天它大概不太开心”。
他们家的一楼后面还有一个带阳台的小房间。这个房间白天用得更多，内希贝姑妈会在那里做缝纫活，如果塔勒克先生在家会在那里看报纸。我记得，第一个半年过后，当我在餐桌上感到不安，想要来回走走时，如果房间里的灯也亮着的话，我会经常走进那个房间，站在阳台的窗前往外看，我喜欢站在缝纫机、裁缝用具、旧报纸、杂志、开着的柜子和杂物堆里，喜欢用眨眼的工夫往口袋里塞一样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减轻我对芙颂思念的物件。
从这个房间的阳台窗户上，我既能看见反射在玻璃上的、里面那个我们吃饭的房间，又能看到窗外毗连在窄小街道上的那些穷人房子的里面。有几次，我在其中的一户人家里看见了一个胖女人，她穿着厚睡衣，每晚临睡前会从一个药盒里拿出一片药片，然后仔细阅读盒子里面的一张纸。我从有天晚上来后屋的芙颂那里得知，这个女人就是在我父亲的工厂里工作了很多年、用一只假手的拉赫米的妻子。
芙颂轻声告诉我，她来后屋是因为好奇我在那里干什么。我和她在黑暗中，并排站在窗前朝窗外看了一会儿。因为那时我在内心深切地感到了我对他们持续八年的造访在她心里产生的问题，要我说的话，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作为男人和女人在她心里产生的问题，所以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
要我说的话，那天夜里，芙颂是为了向我表示亲近才离开餐桌到我身边来的。她静静地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这平常的街景也说明了这点。当我看着完全因为她的出现才显得富有诗意的瓦块和锌板屋顶、冒着青烟的烟囱、亮着灯光的人家时，我很想把手放到芙颂的肩上，很想拥抱她，触摸她。
但是，我在他们家头几个星期里得到的有限经验告诉我，如果我那么做的话，芙颂就会非常冷漠、生硬地对待我（就像几乎被骚扰了那样），她会推开我，或者索性转身离开，她的这些动作会带给我巨大的痛苦，我们会对彼此玩一段时间的怄气游戏（一种我们已经慢慢精通了的游戏），也许甚至我将会有一段时间不去凯斯金他们家吃晚饭。尽管我知道这些，但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样东西在有力地推我去触摸她，亲吻她，至少从旁边靠近她。当然我喝下的拉克酒在这里也产生了一些作用。但如果我不喝酒，我也会在内心痛苦而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
如果我克制自己不去碰她——我很快学会了这点——那么芙颂就会更向我靠近，也许她会轻轻地，“不小心”地触碰到我，也许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好听的话，抑或她会像几天前那样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了吗？”。那时，芙颂说：“我非常喜欢夜里的这种寂静，非常喜欢在屋顶上转悠的小猫。”而我在内心几乎带着痛苦又感到了同样的进退两难。现在我可以触摸她，抓住她，亲吻她吗？我非常想这么做。但是在头几个星期，头几个月里——就像后来我想了很多年那样——她没有给我发出任何邀请，只礼貌、客气地说了一些一个读完高中、有教养、聪明的女孩应该对一个富有、爱上自己的远房亲戚说的话。
带着我说的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八年里我一定想过很多，也很沮丧过。我们朝窗外的夜景最多看了两到两分半钟，我在这里展出描绘这个夜景的一幅画。博物馆参观者看这幅画时，请在心里感受一下我那进退两难的窘境，也别忘记芙颂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细腻、优雅的行为。
最后我说：“因为你在我的身边，我才会觉得这个夜景如此美丽。”
芙颂说：“快进去吧，爸爸他们要担心了。”
我说：“只要你在我身边，这样的一个夜景我可以幸福地看上很多年。”
“饭菜要冷掉了。”说完芙颂就走回了餐桌。
她知道自己说的话有多冷漠。等我也坐回到餐桌上后不久，芙颂终于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她发自内心地甜美地笑了两次，随后当她把这个日后也被我加进收藏的盐瓶递给我时，她还让她的手指重重地触碰到了我的手。于是一切的不愉快也就过去了。

56 柠檬电影公司
三年前，当塔勒克先生得知女儿在她母亲的支持和同意下参加了选美比赛后曾大发雷霆，但因为爱芙颂，没能经得住她的哭闹和哀求，听到事后的那些反应时，又因为自己宽容了这件丑事而后悔不已。在他看来，在阿塔图尔克时期，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初那些年举办的选美比赛是件好事，因为穿着黑色泳衣的女孩们走上T台，既证明了她们对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也向全世界证明了她们有多现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低俗的、没有一点文化和修养的歌手和准模特女孩参加的比赛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以前的那些比赛上，当主持人用一种绅士风度询问参赛姑娘今后梦想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会斯文地表示姑娘还是处女的。而现在，当他们询问“她们在男人那里寻找什么”时，（正确答案是：性格）会像哈康·塞林康那样油腔滑调地傻笑。塔勒克先生对住在家里的电影人女婿也多次明确说过，绝不希望女儿再次进入这样的冒险。
芙颂，因为害怕父亲也反对她成为电影明星，害怕他为此设置各种秘密和公开的障碍，因此总是用一种塔勒克先生听不到的方式谈论丈夫即将拍摄的“艺术电影”话题，至少我们在像这样地耳语。在我看来，塔勒克先生因为喜欢我对他的家人表现出来的关心，喜欢和我一起喝酒、聊天，因此他对这个话题充耳不闻。因为“艺术电影”这个话题，在头几年对于遮掩我每星期四个晚上为什么去他们家，内希贝姑妈也十分清楚的真正原因是一个可信的借口。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看到女婿费利敦那张善意、可爱的脸时，我会以为他对一切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开始想到，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甚至不把我当回事地在背后嘲笑我，当然为了拍电影他十分需要我的资助。
快到11月底时，在芙颂的引导下，费利敦写完了他的剧本。一天晚饭后，费利敦为了让我告诉他们最后的决定，在楼梯口，在芙颂皱着眉头的目光注视下，很正式地将他的剧本交给了我这个准制片人。
芙颂说：“凯末尔，我希望你认真看一看。我相信这个剧本，也信任你。别让我失望。”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亲爱的。这（我指着手上的稿纸）是因为你将成为演员，还是因为它将是一部‘艺术电影’（20世纪7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的一个特殊概念）才这么重要？”
“两者都是。”
“那样的话你就当电影已经拍好了。”
在名为《蓝色的雨》的剧本里，没有会给芙颂、我，或是我们的爱情和故事带来一个新亮点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我欣赏他的睿智和聪明分析的费利敦，今年夏天向我一一历数的那些达到一定文化和教育水平、十分希望向西方人那样拍摄“艺术电影”，却始终未能如愿的土耳其电影人所犯的错误（模仿、造作、道德说教、粗制滥造、情节剧、商业民粹主义，等等），为什么现在他也犯了？读着乏味的剧本时，我想到他的艺术热情，就像爱情一样，是一种让我们的脑子迟钝、让我们忘记原本知道的东西，向我们隐藏真相的疾病。费利敦因为商业担忧，在剧本里为芙颂设计的三场脱戏（一次在做爱时，一次在法国“新波浪”式泡沫浴缸里若有所思地抽烟时，还有一次在她梦里的一个天堂花园里游荡时）也是毫无品位和完全不必要的！
原本我就压根不信任这个电影剧本，现在由于这三场脱戏我就更加反对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塔勒克先生可能有的还要强硬。当我坚决地作出必须为难这件事一阵的决定后，我立刻告诉芙颂和她的丈夫，剧本写得很好，我决定开始行动，为此“作为一个制片人”（我在这里摆出了一副不拿自己当回事的制片人的样子）——就像费利敦建议的那样——我准备和技术人员以及演员候选人见面。
于是入冬时，我们三人开始去贝伊奥鲁后街上的那些“俱乐部”，制片人办公室，二等演员、准明星、跑龙套的演员、影视城工人们去的茶馆，我们去的最多的则是制片人、导演、有点名气的演员从傍晚到深夜待在那里喝酒、吃饭的酒吧。我们不时去的所有这些地方，离凯斯金他们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有时这条路会让我想起，内希贝姑妈说的费利敦是为了靠近这些地方才和芙颂结婚的话。有些晚上我会在门口接他们，有些晚上和她的父母吃完饭后，我们三人，我、费利敦和挽着他胳膊的芙颂，会一起走去贝伊奥鲁。
佩鲁尔酒吧是一个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希望在那里遇见电影明星和想成为电影明星的女孩的新贵，是在伊斯坦布尔立业、喜欢寻欢作乐的农村地主的子弟，小有名气的记者，电影评论家和娱乐作家经常出入的地方。整个冬天，我们结识了许多在夏天看的那些电影里扮演配角的人（其中包括费利敦那个在电影里扮演背信弃义会计的留着细长小胡子的朋友），我们也成为了由这些可爱、愤怒、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组成的社团的一部分，这些人会无情地说彼此的坏话，喜欢对所有人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电影剧本，每天还都必须见上一面。
费利敦是个很受欢迎的人，他崇拜那里的某些人，给某些人当过助手，他想和所有人友好相处，因为他会去这些电影人的桌上坐上好几个小时，因此我和芙颂常常会单独待在一起，但这并不是让我感觉幸福的特殊时刻。因为当费利敦在我们身边时，芙颂很少会放下那种说着“凯末尔大哥”的半纯真、半虚伪的语言和个性，即便和我真诚交谈，她说的那些话，也会是一个和过来和我们聊天的那些人以及她未来的电影生涯有关、我也应该注意的警告。
我喝多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又单独坐在一起时，我对芙颂的那些电影幻想和小盘算感到了厌烦，一时间我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也将影响她的事实，我真心感到她也会赞成我要说的那些话。我对她说：“亲爱的，挽起我的胳膊，让我们现在立刻离开这个糟糕的地方。我们去巴黎，或是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巴塔哥尼亚。让我们忘记所有这些人，让我们俩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芙颂却说：“凯末尔大哥，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人生已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些每天去酒吧、称自己“我们是这里的在编人员”的醉鬼们，几个月后把芙颂看做了他们年轻而漂亮的儿媳或是弟媳，把我则当成了一个想拍艺术电影的“善意、愚蠢的百万富翁”。但是那些不认识我们的人，尽管认识却依然想在追求芙颂的问题上试试运气的醉鬼，一个个酒吧转悠过来后远远看见她的人，狂热地希望别人知道他们人生故事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多），很少会让我们单独待在一起。我喜欢那些拿着拉克酒杯过来和我们说话的陌生人把我当做芙颂的丈夫。而芙颂每次都会用一种让我心碎的一丝不苟笑着说，她丈夫“是坐在那张桌上的胖子”。而这样的结果就是，陌生人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开始无望地追求她。
每个人的追求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正在为摄影小说寻找像她那样的“土耳其式清纯美女”；有些人会立刻请她在即将拍摄的一部新的《先知易卜拉欣》电影里扮演女主角；有些人会什么话也不说，盯着她看上好几个小时；有些人会在一切都变成物质的这个金钱世界里，谈论一些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的小情调和雅趣；当一些人在背诵锒铛入狱的诗人写的关于爱情、思念的诗句时，远处桌上的一些人要么会为我们付账，要么会给我们送来一盘水果。由于我的为难和不情愿，在那些我们冬末很少去的贝伊奥鲁场所，每次我们都会碰上一个在电影里扮演凶恶看守、坏女人侍女的膀大腰圆的女人。她会邀请芙颂去在她家举办的“许多像芙颂那样上过学、有文化的年轻女孩”参加的舞会；一个穿背带裤、戴领结、挺着啤酒肚的矮个老评论家，则会把他那只蝎子般的手放在芙颂的肩上，说“一个极大的声誉”正在等着她，她可能成为第一个闻名于世的土耳其电影明星，他还会告诫她要注意自己迈出的每一步。
不论是对还是错，也不管是认真还是荒唐，芙颂都会认真地去对待所有那些请她出演电影，拍摄摄影小说和当模特的邀请，她会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会用一种我认为是她在当售货员时学来的过分夸张，甚至低俗的赞美之词，赞扬那些她认识的所有有名、没名的电影演员，她会一方面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另一方面则在做一件完全与此相反的事情，试图让所有人觉得她有趣，她会要求我们更多地去这些地方。当我对她说，不该把电话给每个向她发出邀请的人，如果她父亲知道会很不安时，有一次她先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随后生气地说，如果费利敦的电影遇到麻烦拍不成的话，她要去另外一部电影里扮演角色。等我伤心地去了另外一张桌子后不久，她拉着费利敦来到我身边，说“像去年夏天那样，我们仨去吃饭吧。”
我带着一些羞惭在慢慢地习惯成为其中一员的这个电影和酒吧团体里交了两个新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传闻。其中一个是苏罕丹·耶尔德兹，作为第一批土耳其整容手术的尝试者，她的鼻子被整成了一个怪异而丑陋的形状，但因这个鼻子所赋予的“坏女人”身份，她变成了一个有名的中年女演员。另外一个是萨利赫·萨热勒，“性格演员”。他演了多年有威信的军官和警察后，现在为了养家糊口在国产色情电影里做配音，他用呼哧呼哧的声音笑着、咳着向我讲述了这阵子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
在几年时间里，就像人们得知自己多数朋友是秘密组织的成员那样，我惊讶地得知不单单是萨利赫·萨热勒，我们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大部分演员都在国产的色情电影里工作。看上去像贵妇的中年女明星，像萨利赫先生那样有性格的男演员，为了养家糊口，为那些不太下流的外国电影做配音，在那些做爱的场景里，他们会用夸张的声音来表现电影里没能完全表现出来的细节。多数结了婚、有了孩子、以严肃著称的演员，会跟他们的朋友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么做是为了“不离开电影世界”，但刚开始时，他们会向所有人隐瞒这件事，包括他们的家人。但他们的那些影迷，特别是小城市里的热情影迷还是会从他们的声音里认出他们，写信给他们表示厌恶或是恭维。一些大胆、拼命想挣钱的演员和多数是佩鲁尔酒吧常客的制片人，在那些日子里拍摄了国产的色情电影，这些电影应该作为“第一批穆斯林色情电影”载入史册。大多数这样的电影是把色情和幽默混在一起的，电影里的做爱场景里依然会出现俗套、夸张的叫喊声，从走私来的欧洲书本上学来的所有做爱姿势会被一一模仿，但所有男女演员，就像小心、谨慎的处女们那样，绝不会脱掉他们的内裤。
在我们一起去贝伊奥鲁，电影人经常出入的那些场所时，特别是在佩鲁尔酒吧，当芙颂和费利敦为了认识更多的人，也为了了解市场行情而辗转在一张张桌子上时，我会听两个中年朋友，特别是苏罕丹女士给我讲的那些“让我注意”的事情。比如，那个戴着黄领带、穿着轻薄衬衫、留着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绅士的制片人，即便是和芙颂讲话，我也要禁止，因为这个著名的制片人在阿特拉斯影院顶层的办公室里，只要和三十岁以下的任何一个女人单独待在一起，就会立刻锁上门奸污这个女人，随后他会答应让这个哭泣的女人在他的电影里担任女主角，但等到电影开拍时，他承诺的主角就会变成一个三流的角色，比如说，在一个好心的土耳其富人家里制造是非，让所有人都反目为仇的德国保姆。她还让我要小心她的前任老板，那个允诺要给费利敦的艺术电影提供技术支持，因此费利敦不断去他身边和他开玩笑的制片人穆扎菲尔，她让我至少要警告费利敦。因为这个无耻的家伙，大概在两个星期前，还是在佩鲁尔酒吧，还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和两个一直和他处于商业竞争中的中等电影公司老板，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弄到芙颂打了赌，赌注是一瓶走私的法国香槟酒（作为西方人和基督教徒的一个奢侈品，香槟拜物主义经常会出现在那个时期的电影里）。多年来一直在电影里扮演坏女人（不是恶魔似的），被娱乐新闻称为土耳其民族的叛徒苏罕丹，一边跟我讲这些故事，一边用手里的长毛线针为三岁的可爱外孙织一件三色的毛衣，她还给我看了在《布尔达》杂志上的毛衣样子。对于那些嘲笑她抱着红、绿、蓝三色毛线团坐在酒吧的人，她会说“我在这里等新片约时不会像你们这些醉鬼那样无所事事地坐着”，她会瞬间轻松地放下贵妇的架子破口大骂。
像在佩鲁尔那样的一些地方，晚上8点以后当所有知识分子、电影人和明星喝得酩酊大醉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粗暴的事情。看到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安的萨利赫·萨热勒，会用一种让人想起他多年扮演的公正和理想的警察角色的浪漫姿态，避开我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说笑着坐在远处一张桌子上的芙颂，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像我这样很有钱的商人，绝不会为了要让她成为演员而把漂亮的亲戚带到这种地方来。这当然伤了我的心。为此，我把这位演员朋友的名字加到了“对芙颂不怀好意的男人”名单里。苏罕丹有一次则说了一句我一直没能忘记的话。她说，我的漂亮亲戚芙颂，就像生下她外孙的女儿一样，是一个能够成为好母亲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好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我也日渐有了这样的一些忧虑，因此在1977年的年初，我让费利敦感觉到，他应该在技术团队上作出一个决定了。在过去的每个星期里，芙颂都在贝伊奥鲁的酒吧里，在电影人出入的场所里，不断结交新的朋友。这些朋友因为对她的仰慕，向她发出了拍电影、拍摄影小说和广告的邀请。而我几乎每天，带着一种现实的心境在想，芙颂会在短时间里离开费利敦。从芙颂那甜美、友好的微笑，趴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一些有趣故事的行为里，我感觉这个日子不会太远。我对自己说，离开费利敦后我要立刻和她结婚的芙颂，不太多走进这个电影世界，对她来说也会是好的。不需要和这些人来往，我们也可以让她成为演员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费利敦和芙颂在一个办公室里处理这些事情会更好。前期的商谈已经足够，为了费利敦要拍的电影，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
在芙颂的提议下，我们笑着给公司起了我们的金丝雀柠檬的名字。我们把柠檬的照片也印上了名片，从这张小名片上可以看出，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新天使电影院的旁边。
我让有我一个特别账号的农业银行贝伊奥鲁分行，每月初向柠檬电影公司投入1200里拉。这个数字比萨特沙特公司拿最高薪金的两个经理的工资总和还要多一些，费利敦作为公司的经理拿其中的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于支付房租和电影的费用。

57 无法起身告辞
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着急拍电影，但是在开机拍摄前，就通过柠檬电影公司给费利敦钱，我的内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颂家时我也更少感到羞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些晚上，当我感到想见芙颂的那种无法抵抗的强烈欲望时，同时一种同样强烈的羞惭在我灵魂深处被唤醒时，我会对自己说，我已经给他们钱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惭了。想见芙颂的欲望让我的脑子变得如此愚钝，以至于我甚至不去问自己，我给的钱是用哪种逻辑来减轻我的羞惭的。我记得1977年春天里的一天，快到吃晚饭的钟点，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一起看电视，我的内心被同样的欲望和同样的羞惭撕裂，我在沙发上（父亲坐的地方）像块石头那样，纹丝不动地坐了半个小时。
母亲说了晚上看见我在家时总要说的那句话：
“你在家待一个晚上，让我们好好吃一顿饭。”
“不行，亲爱的妈妈，我要出去……”
“这个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娱乐，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赶场？”
“朋友们非要我去，亲爱的妈妈。”
“我不该是你的妈妈，而该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着……马上让贝科里去楼下的卡泽姆那里买点羊排，让他给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饭。吃了羊排，你再去见你的那些朋友……”
在厨房里听到母亲说话的贝科里说：“我现在就去肉铺。”
我编造道：“不，妈妈，这是卡拉罕他们家儿子的一个重要宴请。”
母亲带着一种合乎情理的狐疑说：“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我经常去芙颂家的事情不知道母亲和奥斯曼了解多少？我压根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去芙颂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为不想让母亲产生怀疑，我会先在家里和母亲吃一顿晚饭，然后去芙颂家再吃一次。这样的晚上，内希贝姑妈会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饱的，她会说“凯末尔，今晚你一点没胃口，你不喜欢什锦菜吗？”
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吃晚饭，如果我能熬过最想芙颂的那几个小时，我会以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里，但晚饭后一小时，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的思念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母亲也会觉察到。
“你又开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别走得太远，现在街上也变得危险了。”
作为“冷战”的一个延续，虔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虔诚的左派分子之间不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发生冲突。那些年里，街上不断有人被杀害，半夜里茶馆会遭扫射，大学里每隔一天会发生一次类似占领——抵制的事件，炸弹爆炸，银行被武装分子抢劫。城里的所有墙壁因为被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口号而变得五颜六色。就像绝大多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我对政治也一点不感兴趣，我会认为街上彼此杀戮的战事对谁也没好处，我会觉得政治是一些拉帮结派，和我们完全不同、无情、特殊的人们的消遣。当我让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开车时，我会谈起政治，仿佛谈论像地震或是水灾那样的一次自然灾害，仿佛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让自己远离它别无选择。
无法待在家里的每个晚上——多数晚上都是这样的——我不是非去凯斯金家不可的。有时我会真的去参加宴请，有时我会希望结识一个可以让我忘记芙颂的可爱女孩，有时我也会开心地和朋友们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带我去的一个聚会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会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遇到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时，或是在塔伊丰拽我去的一个夜总会里半夜遇到老朋友，一边听着多数从意大利和法国歌曲翻唱来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边又打开一瓶威士忌时，我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里去。
我最容易从夜晚和他们一起吃完饭，看完电视，回家的钟点到来时陷入的呆钝和犹豫里明白自己的烦恼有多深，多严重，而不是从去他们家之前感到的犹豫和羞惭里。在这八年时间里，除了因为对自己的境遇应该感到并充分感到的羞惭之外，我还和另外一种特殊的羞惭较上了劲，这就是有些晚上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起身离开她家的羞惭。
电视节目，每晚会在11点半到12点左右，伴随着国旗、阿塔图尔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们的图像结束，随后再盯着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像——就像一个新节目可能会因错出现一样——再看上一阵后，塔勒克先生会说“芙颂，我的女儿，可以去把它关掉了”，或者芙颂会主动去关掉电视。现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会在那一刻开始，这是一种如果不立刻起身离开我将会过多打扰他们的感觉。我无法去思考这是一种多么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觉，我会立刻对自己说：“再过一会儿我就走”，因为我经常听见他们用带刺的语言在背后说那些电视节目一结束，连“晚安”也不说就走掉的客人，和因为家里没电视、跑来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立刻离开的邻居。我不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当然他们知道，晚上我来不是为了看电视，而是为了接近芙颂，但是为了赋予我的造访一种正式的氛围，有时我会打电话给内希贝姑妈说“今晚我去和你们一起看电视，有《历史的篇章》！”既然我那么说了，那么电视节目一结束我就应该起身离开了。因此电视关掉后，我会再坐一会儿，随后我会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该走了，但我无论如何就是没走，就像被粘在椅子或是L形长沙发上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当我因为羞惭微微出汗时，那些时刻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挂钟的嘀嗒声也会变成一种让人不安的噪音，我会对自己重复四十遍地说道“现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诸行动，还是呆坐在那里。
甚至在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满意地解释这种呆钝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历的爱情一样——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以下一些击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1.每次说完“我要走了”，不是塔勒克先生，就是内希贝姑妈肯定会说“再坐一会儿，凯末尔先生，我们谈得多开心啊！”，他们会挽留我。
2.如果他们没这么说，芙颂会一边甜美地笑着，一边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着我，把我的脑子搞得更乱。
3.正想说要走时，有人肯定会开始讲一个新故事或是打开一个新话题。因为不听完这个新故事便起身告辞会显得不礼貌，于是我会不安地再坐上二十分钟。
4.此间，遇上芙颂的目光，我会忘记时间，等我再偷偷看表时，我会慌乱地发现四十分钟已经过去，我依然会说“我要走了”，但依然还是无法让自己站起来。那时，我会对自己的行为愤怒，我会感到一种深切的羞惭，这种羞惭会把那个时刻变得无法承受的沉重。
5.那时，我会去寻找一个再坐一会儿的新借口，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6.塔勒克先生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拉克酒，也许我也该陪陪他。
7.等待时间到12点整，如果我说“12点了，我要走了”，那么我的离开会变得容易些。
8.也许现在切廷在茶馆里正和人聊得起劲，我可以稍微再等他一会儿。
9.街区里的年轻人正坐在下面的大门前抽烟、聊天，如果这时我出去，他们会说我闲话的。（进出凯斯金家时，我碰见的那些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沉默，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但因为看见我和费利敦相处得很融洽，因此他们也就没法说什么“街区的名声”了。）
不管费利敦在还是不在，都会增加我的不安。从芙颂的眼神里我也明白自己的窘境。更难的是，芙颂用她的眼神给予我希望，那是在延长我的痛苦。想到费利敦十分信任妻子时，我会得出他们拥有一段美满婚姻的结果，我会倍加痛苦。
最好的办法是，用禁忌和传统来解释费利敦的无动于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别说是当着父母的面追求一个已婚的女人，即使斜眼看一下，在那些穷人和小城市的人中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费利敦会认为，我根本不会想到在一个幸福家庭的氛围里看电视时和芙颂调情，其实我也觉得费利敦的这个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我的爱情和我们所坐的家庭餐桌被那么多的细节和禁止包围着，即使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我深深地爱着芙颂，但我们都有义务“做出”一副似乎确实知道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样子。我们还确信，我们将可以永远承担这个义务。当我发现这点时，我才明白，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敏感的禁止和习俗，我才能如此频繁地见到芙颂。
为了让故事的这个要点引起注意，我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男女关系更加开放，不需要蒙面纱，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现代西方社会里，如果我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次，那么所有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我去那里见芙颂的事实。那时，嫉妒的丈夫将不得不来阻止我。因此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我既无法见到他们，也无法让我对芙颂的爱情以这种形式存在。
如果那天晚上费利敦在家，时间一到便起身告辞对我来说不会太难。如果费利敦出去找他的电影人朋友了，那么关掉电视后，我还会坐在那里，无法去想“再喝一杯茶”，或是“凯末尔先生，请您再坐一会儿！”的话完全是出于礼貌，我会对自己说，我将根据费利敦回来的时间来决定自己离开的时间。但在这八年时间里，我甚至没能完全明白自己到底是该在费利敦回来之前，还是在回来之后离开。
头几个月，头几年里，我觉得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会更好。因为在费利敦一进门，我们四目相视的那个时刻，我会感觉自己十分的糟糕。在那样的夜晚，回到家后，为了能够入睡，我至少还要再喝上三杯拉克酒。另外，如果费利敦一回来我就走，那就意味着我不喜欢他，我去那里只为了见芙颂。所以等费利敦回来后，我至少还要再坐半个小时，而这会让我手足无措，会平添我内心的羞惭。费利敦回来前离开则意味着我承认自己的罪过和羞惭，我在逃避他。我觉得这是不得体的。在欧洲的小说里，那些和伯爵夫人调情的不体面的花花公子会在伯爵回来之前一小会儿匆匆逃离城堡，我是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做的！也就是说，为了能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我走的时间和他回来的时间之间必须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我要早早地离开凯斯金的家。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很晚了我都无法起身告辞，早就更不可能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就像一艘触礁的轮船，堆满了无能和羞惭。我试图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试图让自己感觉稍微好一点。当我在脑子清醒的一个时刻认识到，我将无法起身告辞，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即使再过一会儿我也将无法离开时，我会为自己的滞留找到一个新借口。
10.我对自己说，让我等费利敦回来和他谈谈剧本上的那个问题。费利敦回家后，我这样尝试了几次，我努力去和他交谈。
有一次，我说“费利敦，据说有办法可以更快地从审查机构得到消息。你知道吗？”即使不完全是这句话，我对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瞬间桌上的人立刻都沉默了。
费利敦说：“帕纳尧特茶馆有个爱尔莱尔电影人的会议。”
随后，他像美国电影里丈夫下班回家用一个半是真诚、半是习惯的动作亲吻妻子那样，亲了亲芙颂。有时，从芙颂对他的拥抱里我明白这些亲吻是真诚的，我的情绪会因此变得一团糟。
费利敦多数晚上会和电影界的作家、画家、影城的工人、摄影师们待在茶馆里，或是去参加在家里举办的聚会，他和这些因为各种原因多数彼此有争执的人们分享着一种社团生活。费利敦很看重这些和自己一起吃喝玩乐的人们的奋斗和幻想，就像他很容易因为这些电影人朋友的暂时快乐而开心一样，他也会因为他们的沮丧而瞬间变得痛苦不堪。在看到这些时，在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我觉得自己在白白地为芙颂没能和丈夫一起出去而烦恼。事实上在我没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每星期一到两次，芙颂总会穿上一件时髦的衬衫，戴着我送给她的一个胸针，和丈夫一起去贝伊奥鲁。他们会在像佩鲁尔、佩尔黛那样的地方坐上好几个小时。随后，我会从费利敦那里打听到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
无论是费利敦，我，还是内希贝姑妈都非常清楚，芙颂非常想尽早进入电影界。另外我们也知道，当着塔勒克先生的面谈论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尽管塔勒克先生无声地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们还是不该让他去面对这些事情。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塔勒克先生知道我在资助费利敦。直到柠檬电影公司成立一年后，我才从费利敦那里得知他的老丈人知道了我对他女婿的资助。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和费利敦在凯斯金他们家之外，建立起了一种工作上的朋友关系，甚至是一种私人朋友关系。费利敦是一个爱交际、理智和十分真诚的人。我们不时会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见面，谈论剧本、审查委员会出的难题以及男主角的人选问题。
已经有两个非常有名和英俊的男演员表示，他们准备在费利敦的艺术电影里扮演男主角，但我和费利敦都对他们表示怀疑。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在历史题材的电影里杀死拜占庭牧师、一巴掌打翻四十个暴徒的狂妄好色之徒，我们知道他们会立刻追求芙颂的。留着小黑胡子的这些厚颜无耻的演员都有一个重要的职业技能，那就是用双关语来暗示，他们已经和拍戏的女演员，甚至是还不到十八岁的影星上床了。像“电影里假戏真做的亲吻”或是“影视城里的爱情”那样的报纸标题，因为既可以让明星们出名，又可以把观众吸引到影院里，因此是电影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费利敦和我决心让芙颂远离这些丑闻。当我们作出这样一种保护芙颂的共同决定后，考虑到费利敦因此将遭受的损失，我让萨特沙特又给柠檬电影公司的预算追加了一些钱。
那些日子里芙颂的一个行为也让我很担心。一天晚上，当我去他们家时，内希贝姑妈道歉似的对我说，费利敦和芙颂一起去了贝伊奥鲁。我将忧伤深埋心底，不动声色地和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一起看了电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再次看见芙颂和她丈夫出去后，我请费利敦吃了一顿午饭，我告诉他芙颂过多地和这些电影人混在一起对我们的艺术电影是不会有好处的。费利敦必须以我去他们家为借口，要求芙颂夜里留在家里。我还语重心长地对费利敦说，这对家庭、对我们即将拍摄的电影都会是更好的。
我的警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晚上当我又没看见他们时，我明白即便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费利敦和芙颂依然还在去像佩鲁尔那样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又沉默地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看了电视。直到夜里两点以后芙颂和费利敦回到家，就像忘记了钟点那样，我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一起坐着，告诉他们自己在那里读了几年大学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跟他们说，美国人很勤奋，同时也很单纯和善良；晚上他们睡得很早；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会在父亲的逼迫下一大早骑车挨家挨户地送报纸或是牛奶。他们笑着但又好奇地听我讲，好像我在开玩笑一样。随后，塔勒克先生问了一个他十分好奇的问题，他说，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和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他问，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不是都是那样的，还是那只是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的问题瞬间把我搞糊涂了，我发现自己早已忘记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什么样的了。而这，在后半夜里给了我一个已经将青春、一种在美国体验到的自由情感留在了身后的印象。塔勒克先生模仿了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还说如果是警匪片，那么铃声会更加强硬，他也模仿了警匪片里的铃声。两点过了，我们还在抽烟，喝茶，说笑。
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说不清，我坐到那么晚是为了让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晚上不要出门，还是因为那晚如果我见不到芙颂会很不开心。但在我再次严肃地和费利敦谈了这个问题，坚持跟他说我们应该一起保护芙颂，让她远离那些电影人之后，我去的那些晚上，芙颂和费利敦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
作为一种对芙颂将要出演的艺术电影的支持，我和费利敦第一次在那些日子里开始考虑拍摄一部商业片。可能这个电影草案也让芙颂同意晚上不出去了。作为报复，有些晚上，没等我去他们家，芙颂就去楼上睡觉了。从中，我得出她在跟我生气的结论。但她也从没放弃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等我下次再去时，她对我会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她会无缘无故地问起我的母亲，或是主动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一勺饭，于是乎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
尽管我和费利敦之间的友情在日益加深，但这一点也不阻碍我晚上在他回来之前陷入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费利敦一回来，我会感觉自己在那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不属于那个我看见的世界，但我却执意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1977年3月，在电视新闻不断播出政治会议，茶馆被轰炸，反对派政客被枪杀的一个夜晚，在很晚的一个钟点（因为羞愧，我没能去看表），费利敦回到了家里，我无法忘记他看见我时脸上出现的表情。这是一个真心为我担忧的好人的忧伤眼神——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脸上，还有在我看来让费利敦成为一个谜团的那种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充满温和、乐观和善意的单纯表情。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后，晚上10点以后开始的宵禁，给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烦恼带来了一个限制。但是我的烦恼没有因为宵禁而结束。只仿佛被挤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而变得更浓更重了。实行宵禁的那些夜晚，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危机从9点半开始慢慢加重，尽管每个时刻我都在气愤地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但我依然还是无法站起来。因为逐渐减少的时间甚至不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到10点差20分左右，我的慌乱便会变得无法忍受。
最终当我跑上大街，钻进雪佛兰时，我和切廷便陷入是否能在10点以前赶回家的慌乱；而每次我们都会晚三到五分钟。军人们在10点（后来这个时间被延长到了11点）过后的头几分钟里，从不会去拦下在大街上疾驶的汽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宵禁前像疯子一样疾驶的汽车在塔克西姆广场、哈尔比耶、道尔马巴赫切出的车祸，我们还看见那些下车后大打出手的司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道尔马巴赫切皇宫的后面，看见一个从一辆冒着蓝烟的普利茅斯牌汽车里走出来，带着狗、酩酊大醉的先生。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辆因为追尾水箱破裂的出租车，像贾阿尔奥卢浴室那样冒出一股蒸汽。回家的路上，小巷里那令人发指的黑暗、昏暗大街上的空旷让我们感到恐惧。终于回到家，临睡前喝上最后一杯拉克酒时，记得有天晚上我祈求真主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然而我是否真的愿意摆脱这份爱情，摆脱对芙颂的迷恋，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后我也没能完全搞清楚。
临走前我听到的任何一句好听的话，芙颂或是她的家人说我的几个甜美、乐观的单词，即便是含糊的，也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在瞬间让我感到，我将能够重新赢得芙颂，我所有的造访没有白费，于是，我能够不太费劲地起身离开他们家。
坐在餐桌上时，在最出人意料的一个时刻芙颂对我说的一句美言，比如她说的“你去理发了，头发剪得好短，但挺好”（1977年5月16日），或是她带着怜爱对她母亲说的关于我的一句话“他就像小男孩一样喜欢吃肉丸，是吧？”（1980年2月17日），抑或是一年后下雪的一天晚上，我刚进门她就说“凯末尔，因为等你，我们还没有上餐桌，我们说但愿今晚他会来”，她的这些话会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无论那天晚上我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悲观情绪去的，也不管看电视时我感到了哪种不祥的预感，只要时间一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门边，拿下挂在衣架上的大衣，毫不拖延地走出房门。先穿大衣，随后对他们说“告辞，我走了！”，这会让出门变得很轻松。如果我早离开了他们家，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在切廷开的车里，我会感觉自己很好，我会去考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去想芙颂。
经过所有这些嘈杂混乱后的一两天，我再次去他们家时，一看见芙颂，我立刻明白了吸引我去那里的两样东西。
1.如果我远离芙颂，世界，就会像一个没有头绪的谜团让我感到不安。一看见芙颂，我感觉谜团，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变得有条不紊，我会想起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美好的地方，我会因此感到轻松。
2.晚上在他们家和她四目相对时，每次我的心里都会升腾起一股胜利的喜悦。尽管所有那些令人失望、让人感觉丢脸的迹象，是一种那天晚上我也能够去那里的胜利，多数时候我也会在芙颂的眼里看到这种幸福的光彩。或是我那么认为，我感到自己的执着和坚定影响了她，我相信自己的生活是美好的。

58 通姆巴拉游戏
我是在凯斯金家玩着通姆巴拉迎来1977年的。想起这件事可能是因为前面提到了“生活的美好”。然而，作为除夕的娱乐去凯斯金家，对于展示我人生中不可否认的变化也是重要的。离开茜贝尔，让我不得不远离自己的朋友圈，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五次又让我放弃了许多老习惯，但直到那年的除夕，我一直在试图让自己和亲人们相信，我仍然在继续原来的生活，或是随时都能够回到那种生活中去。
为了远离茜贝尔，为了不让不好的回忆伤害任何人，也为了摆脱解释为什么销声匿迹的麻烦，我从扎伊姆那里打听没见面的熟人的消息。我和扎伊姆在福阿耶、加拉齐，或是新开的一家上流社会饭店里见面，我们会像两个渴望谈论生意的严肃朋友那样，津津有味地谈论人生和别人的事情。
扎伊姆已经对和芙颂一般大的年轻情人阿伊谢感到不满了。他说，就像她太幼稚，无法同他分担烦恼同担忧一样，她和我们的那帮朋友也始终合不来。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坚持说还没有新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从他的讲述中我明白，扎伊姆和阿伊谢的亲密只停留在接吻上，女孩十分小心、矜持，在没对扎伊姆的诚意完全确信前，就会保护自己。
扎伊姆说这些时问道：“你笑什么？”
“我没笑。”
扎伊姆说：“不，你笑了。但我不介意。让我来告诉你一件更好笑的事情。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星期几乎有七天在约会，他们出入于各个饭店和俱乐部。麦赫麦特带努尔吉汗去夜总会，让她听老歌和古典土耳其歌曲。他们还找到以前在电台唱歌的七八十岁的老歌手，和他们交朋友。”
“是吗……我不知道努尔吉汗对音乐那么感兴趣……”
“爱屋及乌嘛。其实麦赫麦特也不太懂那些老歌。现在为了影响努尔吉汗，他也在学习。他们一起去萨哈夫拉尔买书，去跳蚤市场找旧唱片……晚上他们去马克西姆、贝贝克夜总会听穆泽燕·塞纳尔<small>32</small>唱歌……但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听唱片。”
“什么意思？”
扎伊姆小心翼翼地说：“他们每晚都去夜总会，但一次也没单独待在一个地方做爱。”
“你怎么知道的？”
扎伊姆说：“他们在哪幽会？麦赫麦特还跟他父母住在一起。”
“在马奇卡的后面，不是有一个他带女人去的地方吗？”
扎伊姆说：“他也带我去喝过威士忌。那里完全就是一个和情人幽会的地方。如果努尔吉汗是个聪明人，就绝不会去那种糟糕的地方，如果去了，她就会明白麦赫麦特将因此不和自己结婚。连我都觉得自己怪怪的，因为邻居们会从门上的猫眼去看他今夜是否又带回了妓女。”
“让麦赫麦特怎么办？单身男人想在城里租一套房子容易吗？”
扎伊姆说：“他们可以去希尔顿。或是在一个好街区为自己买一套房子。”
“麦赫麦特喜欢和父母一起过家庭生活。”
扎伊姆说：“你也喜欢。让我友好地和你说一件事好吗？但你不能生气。”
“我不生气。”
“你和茜贝尔偷偷摸摸地在办公室约会，还不如把她带去你和芙颂约会的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的话，今天你们就不会分手了。”
“是茜贝尔告诉你的吗？”
扎伊姆说：“不是，亲爱的，茜贝尔不会和任何人说这种事情，你别担心。”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有趣的闲聊突然转到了我的烦恼上，像是我遭遇了一场灾难那样说起我经历的那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扫兴。因为扎伊姆发现了这点，于是他接着说，有天夜里在贝伊奥鲁的羊肚汤店里，他碰到了麦赫麦特、努尔吉汗、塔伊丰和老鼠·法鲁克。后来他们开着两辆车一起去海峡玩了。还有一个晚上，当他和阿伊谢在埃米尔岗坐在车里喝茶、听音乐时，他们碰上了私生子·希尔米和其他一些人，随后他们开着四辆车，先去了在贝贝克新开的帕利兹延夜总会，然后又去了有银色叶子乐队演出的郁金香花园夜总会。
一方面为了吸引我回到过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他对夜生活的沉醉，扎伊姆津津有味地告诉了我这些娱乐活动的所有细节，当我听他讲这些时，并没想太多，但后来当我在凯斯金家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娱乐活动。但读者们也别认为，我因为没能和老朋友们一起继续从前那种快乐的玩乐生活而沮丧了。只是，有时，当我坐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时，我会产生一种世界上没发生任何事情，即使发生了，也离我们很遥远的感觉，仅此而已。
1977年的除夕夜我也一定沉浸在了这样的一种感觉里，因为我记得在游戏当中的一瞬间，自己在想扎伊姆、茜贝尔、麦赫麦特、塔伊丰、老鼠·法鲁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做什么。（据说扎伊姆在夏天的别墅里让人支起了电取暖器，还派看门人去点了壁炉，正在那里举办一个邀请了“所有人”的大聚会。）
芙颂说：“凯末尔，快看，抽到27了，你有的！”看见我的心思没在游戏上，她用手拿起一颗干扁豆，放到了我的通姆巴拉纸牌上，遮住了27。她笑着说：“别走神！”有那么一瞬间，她用小心、担忧，甚至是怜爱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当然，我是为了从芙颂那里得到这样的关注才去他们家的。我感到了一种异常的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为了不让他们伤心，为了不让母亲和哥哥知道我将在凯斯金家过除夕夜，我先在家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随后，奥斯曼的儿子，我的侄儿们说“快，奶奶，让我们来玩通姆巴拉吧！”于是我又和他们玩了一轮游戏。我记得，在我们全家一起玩通姆巴拉的时候，当我和贝玲的目光相遇时，她像是在怀疑这种幸福家庭画面的做作，用“你怎么了！”的眼神皱起了眉头。
我对贝玲轻声说：“没什么，我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随后我说，自己该去参加扎伊姆的聚会了，当我匆忙离开前，我又看到了贝玲那洞察一切的眼神，但我什么也没表露。
当切廷开车向凯斯金家疾驶时，我既慌乱，又幸福。因为他们一定在等我吃晚饭。是我告诉内希贝姑妈要和他们一起过除夕的，有一次我在门口告诉她，我一定会来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请别让芙颂那天晚上和丈夫出去找朋友们玩”。因为在我那么好心支持他们的所有电影梦想，感觉自己和他们那样亲近时，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夜晚出去，在内希贝姑妈看来是一件非常难为情的事情，也是一种不懂事的行为。内希贝姑妈说，她觉得费利敦在我去的夜晚出门也是“不懂事”。但因为没人对此有抱怨，因此这是一种被我们无声忽视的孩子气。因为他不在家时，有时内希贝姑妈不是也用“孩子”来提到费利敦的吗？
离开我们家之前，我拿了一套母亲为赢得通姆巴拉游戏的人准备的奖品。到凯斯金家之后，我快步跑上楼梯，一进门——当然像往常一样，在我感受到和芙颂目光相遇的幸福之后——就从塑料袋里拿出了母亲的奖品，一边高兴地说“这是通姆巴拉游戏获胜者的奖品”，一边把它们码在了餐桌的边上。就像母亲从我们儿时起在除夕夜里做的那样，内希贝姑妈也准备了很多小奖品。我们把她准备的奖品和母亲的那份混在了一起。那天晚上我们玩得那么开心，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在除夕夜，把我拿去的奖品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奖品混在一起玩通姆巴拉，成了我们不可改变的习惯。
我在这里展出我们在八个除夕夜里玩过的通姆巴拉用具……在我们家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四十年时间里，母亲在除夕夜，也是用同样的一套通姆巴拉用具先是让我、哥哥和堂兄弟们，后来又让她的孙子们开心的。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在游戏结束，奖品散发完，孩子、邻居们开始打哈欠，打瞌睡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拾通姆巴拉用具，她会把从天鹅绒袋子里一块块抽出来的数字块（90块）数一遍，把写着数字的纸牌用蝴蝶结捆成一摞，把我们用来遮住纸牌上数字的干扁豆放进袋子里，然后把布袋收起来等待第二年的除夕。
现在，多年以后，当我忙着用全部的真诚，将一切一一展现出来来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爱情时，我感到，我们在除夕夜一起玩通姆巴拉，深刻触及了那些神奇、怪异年份的灵魂。通姆巴拉作为一种意大利人在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玩的那不勒斯游戏，就像很多除夕夜的仪式和习惯那样，在阿塔图尔克实行年历改革后，通过黎凡特和意大利人家庭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在短时间里成为很多家庭除夕夜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纸会在年底向读者赠送用廉价硬纸板做的、塑料数字的通姆巴拉用具。那些年，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通姆巴拉手，他们手拿一个黑布袋，用走私美国烟或是威士忌作为奖品来引诱路人。大街上的这些通姆巴拉手，会用一种可以被称做“迷你通姆巴拉”的游戏和一个其中有诈的布袋，把大街上随时准备试试运气的人们的钱骗到手里。通姆巴拉这个单词，带着“抽签和试运气”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年，在我每星期去芙颂他们家四五次的时候进入土耳其语的。
我用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创始人的兴奋，用能够像物件的故事那样来讲述我的故事的激情，从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准备的各种奖品里精心挑选出了一些样品。
内希贝姑妈每年一定会在奖品里放上一块小女孩或是小男孩的手帕，母亲也那么做。这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呢？那就是“除夕夜玩通姆巴拉，是专属于小女孩的一种快乐，但我们成年人也会在那夜像孩子一样快乐”。儿时在我们家，除夕夜里如果一个年长的客人得到了一件为孩子买的礼物，那他（她）一定会说：“啊，我正需要这样的一块手帕！”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完这话后，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说了一句双关语那样，会互相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看到这些动作，我会觉得大人们是带着一种玩笑的态度来玩通姆巴拉的，我会因此而不安。很多年以后，1982年除夕夜，当我在凯斯金家第一个把纸牌上的第一行数字全部对上，像个孩子一样大叫“沁可”时，内希贝姑妈边说“恭喜，恭喜，凯末尔先生”，边给了我这块手帕。就是在那时，我说道：“我正需要一块这样的手帕！”
内希贝姑妈极为严肃地说：“这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一块手帕。”
那时，那个夜晚，我明白在凯斯金家，就像邻居的孩子们那样，我是用自己全部的纯真来玩通姆巴拉的。无论是在芙颂、内希贝姑妈，还是在塔勒克先生的身上多少都有一种玩笑的态度，有一种模糊的“假装那么做”的样子，但我始终是真诚的。看见我现在不时用一种接近调侃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爱情故事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请记住，我是带着全部的真诚去经历那些时刻的，任何时候我都是善意的。
母亲每年会把几双童袜放进奖品里，这让我们感觉奖品是一些家里本该买的东西。尽管这种感觉减少了奖品的奖励性，但同时，即便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会让我们像对待珍贵的东西那样去看待我们的袜子、手帕、核桃夹子，或是在阿拉丁小店里买来的一把便宜的梳子。但在凯斯金家，所有人，甚至是孩子，游戏结束时，不会因为袜子，而是因为赢了游戏而开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像这袜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物件不是属于每个个人的，而仿佛是属于整个家和家庭的，但这也不完全对，因为我会不断感到，楼上有芙颂和她丈夫分享的一个房间，一个柜子，有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会经常带着幻想和痛苦去想那个房间、里面的东西和芙颂的衣服。但在除夕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去想这些我们才玩通姆巴拉的。有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会感到，我们看电视也是为了感受（我们在玩通姆巴拉时感受到的）那种纯真的情感。
玩通姆巴拉时，或是在平常的一个夜晚，当我们安宁地看着电视时，当我把凯斯金家里的一个物件（比如多年后达到一个可观数字的、带着芙颂手上味道的勺子）装进口袋时，内心里那种稚气单纯的情感会消失一段时间，那时我会感到一种自由，我明白自己将可以随时起身离开那里。
1980年的除夕夜，我把在订婚那天的最后一次约会上，自己和芙颂一起喝威士忌的古董杯子（我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留下的纪念品），作为一个制造惊喜的奖品拿去了他们家。1979年以后，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再给他们带去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因为就像我对芙颂的爱情那样，这成为了一件不言而喻被接受的事情，因此在笔、袜子、肥皂那样的小礼物中间出现一个只有在拉斐·珀尔塔卡尔的古玩店里买到的贵重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让我伤心的是，当塔勒克先生赢了通姆巴拉，内希贝姑妈拿出奖品时，芙颂竟然没发现这个带着我们爱情最悲伤日子印记的杯子。还是她想起来了，但因为气我的鲁莽（费利敦和我们一起过了那个除夕夜）而假装不知道呢？
在此后的三年半时间里，只要塔勒克先生喝拉克酒时拿起那个杯子，我就想去回忆和芙颂最后一次做爱时的幸福，但就像不能去想一个被禁问题的孩子一样，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当我和塔勒克先生坐在一起时，我当然是不能那么做的。
物件的力量，以及积淀在其中的回忆，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幻想力和记忆力的表现。别的时候我绝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甚至会觉得这些低俗的放在篮子里的埃迪尔内肥皂，用肥皂做的葡萄、木梨、杏子和草莓，因为成为了游戏的奖品，才会让我想起除夕夜感到的深切安宁和幸福；我在凯斯金家餐桌上度过的那些神奇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人生那慢慢流淌的温和的音符。但我真诚而朴实地相信，这些情感不单单属于我，多年后见到这些物件的博物馆参观者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为了给我的这个信念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展出那些年除夕夜开奖的新年特别彩票。内希贝姑妈也像母亲那样，每年买一张在12月31日晚上开奖的彩票，把它当做通姆巴拉的一个奖品。无论是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对于得到那张彩票的人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同样的一句话：
“太好了，今晚你真幸运……看看，说不定你还能中大奖呢。”
1977年到1984年的八年除夕夜里，因一个奇怪的巧合，芙颂竟然六次得到了彩票。但等到当夜抽奖结果在收音机和电视里宣布后，依然因为一个奇怪的巧合，她没中到过任何的奖金，包括最小的“保本”奖。
无论在我们家，还是在凯斯金家，在赌博、运气和人生的问题上（特别是塔勒克先生和客人们玩纸牌时）有一句总会被重复的警句。这句话同时也是对输家的调侃和安慰。
“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所有人都会在合适时机说的这句话，我是在1982年的除夕夜，电视直播并由安卡拉第一公证处公证的抽奖结果宣布后，在芙颂仍然没中到任何奖金时，带着醉意和不假思索说出来的。
“鉴于您在赌场的失意，芙颂女士，”我模仿着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优雅英国绅士的口吻说，“您将在情场上得意！”
芙颂也像电影里的一个聪明、文雅的女主角那样，毫不犹豫地说：“凯末尔先生，对此我没有任何怀疑！”
1981年底，因为我相信，横亘在我们爱情前面的障碍几乎被我跨越了一半，因此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句可爱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上午，1982年的第一天，当我彻底从酒精里清醒过来，和母亲一起吃早饭时，我恐惧地想到，也许事实上芙颂说的是一句双关语。因为“情场得意”所暗示的幸福，很显然并不是芙颂日后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生活的幸福，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从她那调侃的语气里我明白了这点。
后来，我又认为自己是因为过分的猜疑而想到了一些错误的东西。让芙颂（和我）说这些没水平的双关语的东西，当然是那句把爱情和赌博联系在一起、不断被重复的话。
纸牌游戏、国家彩票的抽奖、通姆巴拉以及饭店和娱乐场所里的那些大告示，把除夕夜日益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喝酒、赌博的放荡之夜。像《民族报》《翻译》和《每天》那样的保守派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激愤文章。我记得，生活在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的一些有钱的穆斯林家庭在年前，会像电影里的基督徒们在平安夜所做的那样，买一棵松树来装扮，这些松树还会拿到大街上展示。母亲对此也感到了不舒服，尽管她没有像宗教媒体那样说一些买松树的熟人“堕落”或是“异教徒”，但她说他们“没脑子”。母亲有一次在餐桌上对奥斯曼那个想买松树的小儿子说：“我们本来就没太多的森林……别让我们再去破坏松树林了！”
除夕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会出现成千上万卖国家彩票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走进富人的街区。1980年12月里的一个傍晚，当我在挑选通姆巴拉奖品时，我看见四五个刚放学的男女高中学生，在捉弄一个在我们家对面街上卖彩票的圣诞老人，他们说笑着撕扯着他那用棉花做成的白胡子。走近后我明白，扮成圣诞老人的是我们对面那栋公寓楼的看门人。当孩子们撕扯着他的白胡子羞辱他时，哈伊达尔拿着手上的彩票低下了头。又过了几年，塔克西姆的马尔马拉酒店里的蛋糕店，为迎接新年摆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宗教主义者放在那里的一颗炸弹爆炸后，保守派对赌博、酗酒的除夕娱乐的愤怒也更加激烈地显露了出来。我记得，凯斯金他们一家人对这起爆炸事件的重视不亚于除夕夜将在国家电视台出现的肚皮舞娘。尽管保守派的报纸上刊登了许多激愤的批判文章，但在1981年，那时的著名肚皮舞娘塞尔塔普还是出现在了电视上，只是她让我们，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TRT的管理者让身段优美的塞尔塔普穿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别说是那“举世闻名”的肚子和酥胸了，就连她的腿也看不见了。
塔勒克先生说：“你们这些可耻的小丑，还不如让女孩裹着床单上台呢！”其实塔勒克先生看电视时很少生气的，不管喝了多少酒，他都不会像我们那样对屏幕上的人评头论足。
有些年，作为通姆巴拉的奖品，我给内希贝姑妈他们带去了从阿拉丁小店买来的挂历。1981年的除夕夜，芙颂赢了挂历，那年在我的坚持下，挂历被挂在了电视和厨房之间的墙上，但我不在的那些日子里，谁也不会去撕挂历。而事实上每张挂历上都会有一首诗、历史上的今天介绍和做礼拜的时间，另外挂历上还有一个让不识字的人明白做礼拜时间的钟面，还有为那天推荐的菜谱以及烹调方法、历史故事和笑话，外加一句关于人生的警句。
有天晚上我说：“内希贝姑妈，你们又忘撕挂历了。”那时电视节目已经结束，士兵们迈着正步已把国旗升起，我们也都喝了很多拉克酒。
“又过去了一天，”塔勒克先生说，“感谢真主让我们有饭吃，有房子住，我们的肚子饱饱的，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人生还能有什么奢求！”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夜晚结束前塔勒克先生说的这些话，尽管我一来就发现挂历没被撕去，但我还是会到临走前才说起这事。
内希贝姑妈会接茬说道：“而且是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说完这话，她会探过身去亲吻芙颂，如果芙颂不在身边，她会叫道，“来，过来，我任性的女儿，过来让你妈妈亲亲你。”
有时，芙颂会像一个小女孩那样，坐到她母亲的怀里，内希贝姑妈会长久地抚摸她，亲吻她的胳膊、脖子和脸颊。无论母女的关系是好还是坏，八年时间里，她们从未放弃过这种让我深受感动的示爱仪式。她们笑着互相亲吻时，尽管芙颂非常清楚我在看她们，但她从来不会朝我看一眼。当我看见她们那种幸福的样子时，我会感觉自己很好，会不太为难地立刻起身告辞。
有时听到“我们爱的人”这句话，不是芙颂坐到她母亲的怀里，而是日益长大的邻居孩子阿里坐到芙颂的怀里，芙颂亲吻他一阵后会对他说：“你快走吧，要不你的爸妈会怪我们不放你走了。”有时，芙颂会因为上午和母亲吵过架而生气，当内希贝姑妈说“女儿，过来”时，她会说“行了，妈妈！”那时内希贝姑妈就会说：“那就去把挂历撕了吧，别让我们搞不清日子。”
那时芙颂会一下子高兴起来，撕下挂历后会笑着高声朗读上面的诗歌和菜谱。内希贝姑妈会说“对啊，让我们用葡萄干和木梨做水果羹吧，好久没做了”，或是“是啊，朝鲜蓟出来了，但巴掌大的朝鲜蓟是不会好吃的”一类的话。有时她也会问一个让我紧张的问题：“我做菠菜馅饼，你们要吃吗？”
如果塔勒克先生没听到这句问话或是那晚他不开心，他就不会作答，那时芙颂也会什么话也不说，开始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明白芙颂是因为残忍和好奇才这么做的，因为她知道我不能像是凯斯金家的一员那样对内希贝姑妈说该烧什么。
“芙颂很喜欢馅饼，内希贝姑妈，您一定要做！”我会这么说来摆脱困境。
有时塔勒克先生会让芙颂撕下挂历，然后把那天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读一下，芙颂也会读。
“1658年9月3日，今天奥斯曼军队开始包围道皮奥城堡”，或是“1071年8月26日，今天的曼济科特广场战役<small>33</small>后，阿纳多卢的大门向土耳其人打开了。”
塔勒克先生会说“嗯。拿来给我看看……他们把道皮奥写错了。拿走吧，现在再给我们念一下今天的警句……”
芙颂念道：“家就是填饱肚子、心有所系的地方。”当她开心地带着玩笑在念时，她的目光突然和我的相遇了，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瞬间我们都沉默了，仿佛大家都在思考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出现过很多神奇的沉默时刻，像人生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形式、我们为什么而活那样，许多在别的地方我不会想到的问题，会在他们家餐桌上心不在焉地看电视、用余光看芙颂、和塔勒克先生闲聊时想起。我喜欢这些神奇的沉默时刻，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明白这些让我们感到人生神秘的时刻，是因为我对芙颂的爱情才变得那么深刻和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让我想起它们的那些东西。那天芙颂念完后扔到一边的这张挂历，就是我用再看一遍的借口拿来，随后趁别人不注意时装进口袋藏起来的。
当然不是每次我都是这么轻松的。从凯斯金家拿东西时我也碰到过很多尴尬的时刻，我不想说它们来延长我的故事，也不想让它们来把我的故事变得可笑，但我要说1982年的除夕夜发生的一件小事：在我带着从通姆巴拉赢来的手帕离开前，开始日益仰慕芙颂的邻居孩子阿里走到了我身边，除了一贯的调皮他身上还多了另外一种神态：
“凯末尔先生，刚才您不是赢了一块手帕嘛……”
“是的。”
“那是芙颂小时候用过的手帕。我能再看一眼吗？”
“亲爱的阿里，我不知道把它放哪儿去了。”
“我知道，”那小子说。“您把它放进这个口袋了，一定在那里。”
他几乎要把手伸进了口袋。我往后退了一步。外面在哗哗地下着雨，所有人都聚到了窗前，没人听见孩子在说什么。
“亲爱的阿里，很晚了，但你还在这里。待会儿你爸妈要怪我们了。”
“我马上就走，凯末尔先生。您会把芙颂的手帕给我吗？”
我皱起眉头，轻声说道：“不会，我有用。”

59 让剧本通过审查
为了让费利敦的剧本得到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很多年前从报纸新闻和别人讲的故事里我就知道，无论是国外的，还是本国的，在电影院公映的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但直到柠檬电影公司成立后，我才发现审查委员会在电影业的重要性。报纸上，只有当一部在西方备受重视、在土耳其也有所耳闻的电影被完全禁放后才会提到审查委员会的那些决定。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因为含有亵渎泛突厥主义的内容被禁演，《巴黎最后的探戈》，因为剪掉了所有的性爱场景，因此变成了一部比原版还要“艺术和无聊”的电影。
在审查委员会任职多年、佩鲁尔酒吧的合伙人和我们桌的常客梦想·哈亚提先生，有天晚上对我们说，其实他比欧洲人更相信思想自由和民主，但他绝不会允许（也不将允许）那些试图利用土耳其艺术电影来欺骗朴实而善良民众的人。同时还是导演与制片人的梦想·哈亚提说，就像许多其他佩鲁尔的常客那样，他同意在审查委员会任职，是为了“让其他人发疯！”，随后，像在开玩笑时那样，他会对芙颂眨眨眼。眨眼的一个目的就是对侄女年龄的小女孩说“亲爱的，我在开玩笑”，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微微的挑逗。梦想·哈亚提知道我是芙颂的“一个远房亲戚”，他用我这个身份的人能够宽容的尺度来追求芙颂。他的外号是佩鲁尔酒吧的常客给起的，因为他在讲日后准备拍摄的电影时（他不停地转悠在每张桌子上，要么说他的电影，要么收集各种闲话），会不断地使用这个词。每次他都会来和芙颂坐一会儿，他两眼盯着芙颂，不厌其烦地跟她讲他的一个电影梦想，每次他都会让她“绝不考虑商业因素”，“立刻、真心”地说是否喜欢他的电影主题。
每次芙颂都会说：“非常好的一个主题。”
梦想·哈亚提也每次都会说：“拍的时候，您一定要同意出演角色。”他总会摆出一副凭本能和倾听心声来做任何事情的样子，随后他还会补充道：“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坐在桌上时，如果他不时也看我一眼，我会觉得他这么做是因为知道总是看着芙颂讲话会显得不礼貌，我则努力做出友好的姿态，朝他笑笑。我们发现和芙颂一起开始我们的第一部电影还有待时日。
在梦想·哈亚提看来，除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阿塔图尔克、土耳其军队、宗教人士、总统、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不受欢迎的评论和不雅的性爱场面，土耳其电影其实还是自由的。但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有时他会笑着承认。因为在半个世纪里，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不单单是那些国家要禁止、让掌权者们感到不安的主题，凡是他们觉得出格的电影，都会习惯地用各种理由来禁止，像幻想·哈亚提那样的人，他们非常热衷于用一种发自内心的乐趣和幽默来随意使用这种权力。
哈亚提先生还是一个爱讲笑话的人，他会带着猎手说起捕获的黑熊的乐趣，讲那些年他们是如何禁放电影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都会把我们给逗乐。比如，用讽刺手法来反映一个工厂门卫冒险经历的电影，用的是“羞辱土耳其门卫”的借口；讲述一个已婚、有孩子的母亲对另外一个男人爱情的电影，“因为对为母之道不敬”；讲述逃学孩子快乐历险的电影，用“误导孩子不上学”的理由禁止上映。他说，如果我们也热爱电影事业，想让无辜的土耳其观众看到我们的电影，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和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时也来光顾佩鲁尔，但他们全都是他的好朋友。说这些话时他一直看着我，从中我明白他想以此来吸引芙颂。
然而，我们也无法知道为了让剧本通过审查，我们对哈亚提先生能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哈亚提先生离开审查委员会后拍的第一部电影，也因为“一个私人恩怨”被禁放了。一谈到这件事，哈亚提先生就火冒三丈。他花了一大笔钱拍摄的那部电影里，一个暴躁的父亲，因为多喝了点酒发现沙拉里没有加醋，就对妻子和孩子们大发雷霆，这个画面导致了电影的禁放，理由是“为了保护社会根基的家庭制度”。
梦想·哈亚提在佩鲁尔用委屈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画面以及另外两个让审查委员会生气的家庭争吵画面来源于他的生活，其实，最让他生气的是审查委员会那些老朋友禁放了他的电影。据说，一天夜里，他和他们一直喝到了酩酊大醉，如果传闻正确的话，那就是天快亮时，因为一个女孩的问题，他和审查委员会里一个最好的朋友在一条后街上打了起来。是贝伊奥鲁警察局的警察把他们从泥泞的街道上拽起来的，两个老朋友没有彼此抱怨，在警察的鼓励下两人最终和解了。据说梦想·哈亚提为了让自己的电影能在影院公演，也为了摆脱破产的困境，仔细地从电影里剪掉了所有破坏家庭制度的争吵画面；而一个膀大腰圆的哥哥，在信徒母亲的鼓励下打弟弟耳光的场景，却经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保留了下来。
梦想·哈亚提这样对我们解释道，国家认为不合适的镜头经审查被剪去，“其实还是好的”。因为被剪过的电影还能在影院放映，如果还能让人明白，那就能挣回本钱。最大的灾难就是拍好的一部电影被完全禁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聪明的土耳其制片人的建议下，国家带着善意把审查分成了两个步骤。
首先需要把电影剧本送去审查委员会，电影的主题和画面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在土耳其，就像准备干任何一件事情的公民在得到国家“批准”时面对的所有情况一样，在这里也滋生出了一种复杂的许可和贿赂的官僚作风，为应对这些困难，又催生出了那些让公民的申请通过官僚机构审查的中间人和公司。我记得，1977年春天，我和费利敦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很多次找谁来让我们的《蓝色的雨》通过审查的事情。
有个外号叫打字机·德米尔，非常受欢迎、勤奋的希腊人。他让审查委员会通过剧本的方法，就是把每个写好的剧本用他那有名的打字机和风格重新打一遍。这个膀大腰圆的老业余拳击手，是一个灵魂优雅、细腻的人。他会把剧本里的那些尖角磨圆，用纯真来缓和富人和穷人、工人和老板、强奸者和受害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对立，他会巧妙地用一些带着旗子、祖国、阿塔图尔克和真主的动听语言，来平衡主人公在电影最后说的那些会让审查者抓住，然而却是观众喜欢的愤怒、强硬和批判的话语。他真正的能耐，则是把剧本里每个粗暴、过激的点，用幽默、轻松和可爱，变成一种神奇的人生细节。那些经常贿赂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大电影公司，即便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剧本，也为了要沾上他那可爱、神奇、稚气的气息，把剧本交给打字机·德米尔修改。
得知夏夜里让我们深受感动的神奇土耳其电影里那无与伦比的诗意归功于打字机·戴米尔后，在费利敦的建议下我们带上芙颂，去了“剧本医生”在解放街区的家里。在一面巨大的挂钟发出嘀嗒声响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一台被赋予传奇色彩的旧雷明顿打字机，我们感到了电影里那特别而神奇的氛围。德米尔先生很礼貌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先把剧本留下，他说，如果他喜欢剧本，就会用打字机把剧本重新打一遍以便通过审查，他指着那堆放在烤肉和水果盘中间的文件说，但这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手头还有很多活。他指着身边一对二十几岁，长着猫头鹰眼睛的近视眼双胞胎姐妹说，是女儿们帮他一起修改剧本的，他夸赞“她们比自己做得更好”。女孩中稍胖的一个认出了芙颂，提到她在四年前举办的土耳其选美比赛中闯进了决赛，这让芙颂十分开心。可惜的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些了。
然而，重新写好，也是专门为芙颂打造的剧本，三个月后才由同一个女孩说着特别赞美和仰慕的话送了回来（她说：“我爸爸说这完全是一部欧式的艺术电影。”）。我从英颂板着的面孔，不时说出的一些恼怒的话里明白，她对此很不满意，我也试图告诉她，她丈夫也比较拖拉。
晚上在凯斯金家，我和芙颂离开餐桌能够单独说话的机会是很有限的。每晚，晚饭结束前，我们会走到柠檬的笼子前去给它喂食，喂水，看它用嘴啄墨斗鱼的骨头（那是我从埃及市场买来的）。但那里离餐桌很近，我们之间很难有亲昵行为。除非耳语，或是过分大胆。
更合适的一条途径，则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自然产生的。芙颂平常除了去找那些向我隐瞒的街区朋友玩（多数是未婚的女孩或是刚结婚的女人），和费利敦一起去电影人出入的场合，做家务，给依然还在接缝纫活的母亲帮忙，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学”画鸟。“自学”是她自己的表述。但我会感到这种业余消遣后面的激情，因为这些画我更爱她了。
这个爱好是因为一只乌鸦开始的，那只乌鸦就像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那样，停在了后屋阳台的铁栏杆上，而且它看见芙颂也不飞走。那只乌鸦还来过很多次，它停在栏杆上，用那明亮而令人恐惧的眼睛斜视芙颂，它甚至让芙颂惧怕了。有一天，费利敦为乌鸦拍了一张照片，于是，芙颂就照着这张我在这里展出的黑白小照片，用水彩慢慢地画了一张我很喜欢的画。随后又有一只鸽子和麻雀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她又继续画了它们的画。
费利敦不在的夜晚，饭前或是电视上放长长的广告时，我会问芙颂“你的画怎么样了？”
碰上她高兴的时候，她会说“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会一起去那因内希贝姑妈的缝纫用具、剪刀和布块而显得零乱的后屋，在小吊灯昏暗的光线下看她画的那些画。
我总会发自内心地说：“非常好，真的非常好，芙颂。”同时我会感到一种想去触摸她，触摸她的后背和手的强烈欲望。我从锡尔凯吉的那些卖进口文具的文具店里，给她买了漂亮的、“欧洲进口”的图画纸、本子和水彩用具。
芙颂会说：“我要把伊斯坦布尔的所有鸟都画下来。费利敦拍了一张麻雀的照片。后面接着画麻雀。我就这么自己画着玩。你觉得猫头鹰会飞到阳台上来吗？”
有一次我说：“等到有一天，你一定要办一个画展。”
芙颂说：“其实我想到巴黎去看那些博物馆里的画。”
碰到她不开心的时候，她会说：“凯末尔，最近几天我没法画画。”
我当然知道她不开心的原因，那就是别说电影的开拍，即便是剧本，我们都还没能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拍摄的剧本。有时尽管她的画没太多进展，但芙颂完全会为了和我说电影的事情而去后屋。
有一次她说：“费利敦，不喜欢打字机·德米尔的修改，他在重写……我已经跟他说了，也请你跟他说说，别再拖了。让我们开始拍我的电影吧。”
“好的。”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夜里，我们又去了后屋。芙颂画完了乌鸦，在慢慢地画一只麻雀。
我盯着图画看了很久后说：“真的画得很好。”
芙颂说道：“凯末尔，现在我明白了，要拍费利敦的艺术电影还要等好几个月。那样的东西审查委员会是不会轻易批准的，他们会怀疑的。但前天在佩鲁尔，穆扎菲尔先生来了我们的桌上，他让我去演一个角色。费利敦跟你说过吗？”
“没有。你们去了佩鲁尔？芙颂，你要小心，那些人全都是色狼。”
“别担心，费利敦很小心，我们俩都很小心。你说的没错，但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提议。”
“你看过剧本吗？是你喜欢的剧本吗？”
“我当然没看过剧本。据说如果我接受，他们会让人去写一个剧本。他们想找我谈谈。”
“电影的主题是什么？”
“凯末尔，电影的主题重要吗？还不是一部穆扎菲尔先生风格的爱情情节剧。我想接受他们的提议。”
“别着急。他们都是些坏人。让费利敦去和他们谈，他们的用意可能不好。”
芙颂问：“怎么不好？”
但我没再说什么，立刻心烦意乱地回到了餐桌上。
不难想像，像穆扎菲尔先生这样一个能干的导演推出芙颂拍摄的一部商业情节剧，是会让芙颂立刻红遍整个土耳其的。坐在用煤炉取暖、令人窒息的电影院里的人群，逃学的学生，无业游民，爱幻想的家庭主妇和暴躁的单身男人，自然会迷恋上芙颂的美丽和人性。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旦芙颂成名，她对我，对费利敦都不会有好气，也许甚至还会抛弃我们。当然我无法把芙颂想像成一个为了名利可以不顾一切、和娱乐专栏作家保持讨价还价关系的人；然而，从那些去佩鲁尔酒吧的人的眼神里我明白，很多人为了让她离开我——我用这个词是因为我首先想到了它——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任何事情。一旦芙颂成为明星，很遗憾，我会更加爱她，但同时我失去她的恐惧也会变得更大。
我记得，那天晚上，当我看到芙颂那愤怒的眼神时，我再次意识到，其实我那美人的心思既不在我身上，也不在她丈夫身上，她沉浸在成为电影明星的幻想里，我为此感到担忧，甚至是慌乱。很早我就意识到，如果芙颂和出入这些酒吧的一个制片人或是一个名演员私奔，眼睁睁地抛弃我和她丈夫，那么我的痛苦将远远大于1975年夏天我所忍受的。
费利敦对于我们面前的这些危险知道多少？他对那些商业制片人试图将他妻子拖进一个糟糕世界的想法也是略知一二的，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提醒他——用一种隐晦的语言——注意这些危险，我还向他暗示，一旦芙颂在那些糟糕的情节剧里扮演角色，他将拍摄的艺术电影，对我来说将会毫无意义。然而半夜当我坐在父亲的沙发上，独自一人喝着拉克酒时，我会担心是否和费利敦说了太多的话。
5月初，电影开拍季节到来之前，梦想·哈亚提去了柠檬电影公司，他说，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女演员被她嫉妒的情人打伤了，如果芙颂出演她的角色会很合适，这对于像芙颂这样一个漂亮、有文化的女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十分清楚我的那些担忧的费利敦礼貌地拒绝了他，我认为他甚至压根没跟芙颂提起这件事……

60 在安宁饭店度过的海峡夜晚
我们为了让芙颂远离她一去佩鲁尔酒吧就聚集过来的雄饿狼们所做的事情，有时不会让我们烦恼，反而会让我们发笑，甚至开心。读者们应该还记得那个出现在我订婚仪式上的传闻作家白色·康乃馨吧，当我得知他准备为芙颂写一篇“一颗新星即将诞生”的文章后，我告诉芙颂，这人不可信。随后，像玩捉迷藏那样我们一起逃避了他。一坐到芙颂的桌上，顷刻间就会把心里的爱情诗句写到餐巾纸上，用感人的语言向她表白的诗人记者的作品，也在我的努力下，在没让任何一个读者看到之前，就被佩鲁尔的老招待员塔亚尔扔进了垃圾桶。我、费利敦、芙颂，当我们三人随后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会笑着将其中的一些故事（不是全部）讲给彼此听。
我们在佩鲁尔酒吧以及类似的酒吧和酒馆里碰到的多数电影人、记者和艺术家，喝多了酒就会开始可怜他们自己而哭起来，而芙颂却完全相反，她喝下两杯拉克酒后会高兴地变得天真起来，像个俏皮的女孩那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有时，我也会觉得，就像夏天我们去看电影，去海峡吃饭时那样，芙颂是因为她、我和她丈夫，我们三人在一起而开心的。因为厌烦了那些讥讽和传闻，我很少去佩鲁尔，如果在那里就会监视芙颂周围的那些人，多数时候我会说服芙颂和费利敦去海峡吃晚饭。因为我们早早离开了佩鲁尔，芙颂一开始会不高兴，但在路上和切廷一起聊天时她会变得那么开心，以至于我觉得，我和他们——就像我们1976年夏天时做的那样——一起更多地去饭店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更好。为此，我首先要说服费利敦。因为芙颂和我，我们两个人，当然是不能像两个情人那样一起去任何一家饭店的。因为让费利敦离开他的电影人朋友会很困难，因此有一次我说服了内希贝姑妈，然后我和芙颂还有她丈夫去萨勒耶尔的乌尔江饭店吃了竹荚鱼。
1977年夏天，因为塔勒克先生也没过多反对，甚至很情愿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此在凯斯金家看电视的我们——一起坐着切廷开的车——开始去海峡的饭店了。因为我想让参观博物馆的每个人用我记住的幸福来记住我们的这些出游，因此我要来细细地说一说。小说和博物馆的目的，不正是真诚地讲述我们的回忆，让我们的幸福变成别人的幸福吗？那年夏天，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起去海峡的一家酒馆吃晚饭，成了我们的一个好习惯。在随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什么季节，我们会经常——每月一次——坐上车，像去参加婚礼那样说笑着出发，要么去一家海峡的饭店，要么到一家有名的大夜总会去听塔勒克先生喜欢的老歌。别的一些时候，则会因为芙颂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的电影始终无法拍摄等烦恼，让我们忘记这个乐趣。然而不开心的几个月过后，当我们又一起坐上车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一起能够玩得很开心，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爱上了彼此。
那时，塔拉卜雅，是去海峡游玩的伊斯坦布尔人最钟爱的一个地方，那里鳞次栉比的酒馆外面的人行道上摆满了桌子，桌旁坐满了人，通姆巴拉手、卖牡蛎和杏仁的小贩、拍完照一小时后拿来照片的摄影师、卖冰激凌的小贩、多数饭店都有的土耳其小乐队和民歌手不停地在桌子周围转悠（那时周围还看不到一个游客）。车子穿行在马路两边饭店中间的窄小街道上，托着装满了冷菜碟子托盘的招待们则不停地穿梭在车子和客人们中间。我记得我们每次去那里，内希贝姑妈都会惊讶于那些招待的速度和勇气。
我们去的是一个名叫“安宁”的不太引人注意的饭店。去海峡的第一个晚上，因为有空位我们进了这家饭店，塔勒克先生也很喜欢，因为他可以“远远地免费”欣赏从旁边的宝石夜总会里传来的土耳其音乐和老歌。另外一次，当我说如果去宝石夜总会我们可以更好地听老歌时，塔勒克先生立刻说，“行了，凯末尔先生，别去给那蹩脚乐队和乌鸦嗓子的女人送钱！”但吃饭时，他更仔细，也更津津有味和愤愤不平地听了旁边传来的音乐。他说歌手们的“嗓子不好、耳朵不灵”，他会高声地纠正他们的错误，会在歌手之前把歌唱完以此来显示他知道所有的歌词，喝下三杯拉克酒后，他会带着一种深沉和忧郁，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为音乐打节拍。
当我们离开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家，坐车去海峡游玩时，仿佛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去海峡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芙颂可以坐在我的身边。在那些拥挤的桌子中间，谁也看不见她的胳膊贴上了我的胳膊，当她父亲听音乐，她母亲欣赏海峡周围摇曳的灯光、薄雾缭绕中的黑暗时，我俩会在嘈杂声中，像两个刚认识、刚学会欧式男女朋友关系的羞怯的年轻人那样，小心翼翼、轻声地谈论我们的饭菜、夜晚的美丽和她父亲的可爱。在父亲面前抽烟总会感到不自在的芙颂，在海峡的饭店里，会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欧洲女人那样，大大方方、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我记得，我们从戴着墨镜、粗鲁的通姆巴拉手那里买来纸牌试了运气，什么也没赢到后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在赌场失意了”，随后我们为此害羞，再后来则感到了幸福。
这不仅是从家里出来，古典奥斯曼诗歌里描绘的喝着葡萄酒和情人并肩坐着的幸福，也是和街上的人群在一起的幸福。当饭店之间的窄路被车堵上时，坐在车里的人和饭店里的客人之间会瞬间爆发“你斜眼看了女孩”，“你为什么把烟头扔到我身上”的争吵。酒过三巡后，醉鬼们会开始唱歌，客人们的掌声和喧哗声会让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那时，如果车灯照到了奔波在各家饭店表演“东方舞”的舞娘那缀满金色亮片的舞服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汽车的喇叭就会像11月10日1 <small>34</small>轮船发出的汽笛那样，开始发自内心地响起来。随后，在炎热夜晚的当中，风会突然转向，扔在码头和鹅卵石路面上的榛子壳、瓜子壳、玉米芯、西瓜皮、纸张、报纸、汽水瓶盖、海鸥和鸽子的粪便以及塑料袋上面的尘土会瞬间被风吹起，刹那间还能听到从街道另一边的树上传来的沙沙声，那时，内希贝姑妈会用手捂着面前的盘子说：“孩子们，起风了，小心你们的饭菜！”过一会儿，风瞬间又会转向，东北风会从黑海带来一阵夹带着海藻味的凉爽。
夜晚结束前，当“这饭钱为什么那么贵”的争吵出现时，饭店里会响起一阵阵歌声，我和芙颂的手、胳膊和腿会贴得更近，甚至彼此缠绕，以至于有时我会以为自己将会幸福地晕倒。有时我开心得会喊来摄影师为我们拍照，让吉卜赛女人给我们大家看手相。有时我会感觉仿佛第一次和她相识。在那里，坐在芙颂的身边，当我的胳膊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时，我会想自己将和她结婚；看着月光时，我会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那时，我会再喝一杯加了冰块的拉克酒，随后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会带着一种恐惧的欢愉发现那里硬邦邦地挺了起来，但我不会因此惊慌失措，就像我们在天堂里的祖先那样，我会感到自己、我们进入了一种完全从罪恶和罪孽里净化出来的精神世界，我会任由自己沉浸在幻想、欢愉和坐在芙颂身边的幸福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亲近，而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却从来不能这样。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后我们将能够成为一对和谐、幸福的夫妻，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我们很般配”。甚至我俩都会在心里感到这一点。我十分幸福地记得，当我们愉快地谈天说地时，因为她说“你想尝尝吗？”，我用自己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一个黝黑的小肉丸，还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励下，我用叉子从她的盘子边上叉起几颗橄榄扔进了自己的嘴里，我在这里展出那些橄榄核。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侧着身子和旁边桌上一对像我们的情侣（男人三十多岁、棕色头发，女孩二十岁，白皮肤，黑头发）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夜里临走前，我碰上了从宝石夜总会出来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我们站在路边没提及任何老朋友，认真地讨论了一番“在夜里这个钟点，海峡边开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别时，我远远地指着正在上车的芙颂和她父母说，我带亲戚来玩海峡了。我想告诉日后去我博物馆的参观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只有少量的私人轿车，从美国或是欧洲买来轿车的富人们，常常会开车带熟人、亲戚们出去逛街。（儿时我经常听到母亲问父亲：“萨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们坐车出去玩玩，你去吗？还是我和切廷——母亲有时也会说‘和司机’——带他们出去玩？”父亲则回答道：“行了，你带他们出去吧，我很忙。”）
回家的路上，我们会一起在车里唱歌。每次唱歌都是塔勒克先生开的头。一开始，他会哼着去回想一首老曲子和歌词，随后他会让我们打开收音机去找一首老歌，或者当我们还在寻找时，他就开始唱一首刚才从宝石夜总会听到的老歌。有时我们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外国的奇怪语言，我们会瞬间安静下来。那时，塔勒克先生会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莫斯科电台”。热身阶段过后，塔勒克先生会先开个头，然后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加入其中。在车里，听着由老歌组成的一个音乐会，在海峡路边高大的枫树和黑暗的树阴下回家时，我会在前座上朝他们转过身，努力跟着他们唱居尔泰金·切奇的《老朋友》，尽管我因为不知道全部的歌词而害羞。
无论是在车里一起唱歌，还是在海峡的饭店里有说有笑地吃饭，其实我们当中最开心的是芙颂。尽管如此，能够出门的那些夜晚，芙颂还是喜欢和佩鲁尔酒吧里的电影人待在一起。因此，为了一起去海峡吃饭，我会先去说服内希贝姑妈，因为内希贝姑妈从不愿意放过让芙颂和我待在一起的机会。另外一条途径就是劝说费利敦。因此，有天晚上，我们把费利敦无法离开的摄像朋友雅尼也带去了海峡。费利敦利用柠檬电影公司的条件在和雅尼一起拍广告片，我也不去干涉他们，我赞成他们去挣钱。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费利敦挣了钱，带着妻子离开丈母娘和老丈人搬出去住，我还怎么能够见到芙颂。我害羞地感到，有时我也是为此想和费利敦友好相处的。
那天晚上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没去，所以在塔拉卜雅既没听从旁边的夜总会里传来的歌声，也没能在回家的路上一起唱歌。芙颂坐到了丈夫身边，一直在说电影界里的传闻。
因为那天夜里我不开心了，所以在另外一个晚上，当我和费利敦还有芙颂从佩鲁尔酒吧出来时，我对费利敦另外一个想和我们一起去的朋友说，车上没位子了，因为待会儿我们要接芙颂的父母去海峡。大概我说话时有点粗暴，因为我看见那个宽脑门的人惊讶甚至是愤怒地瞪大了深绿色的眼睛，但我没在意。随后，我们去楚库尔主麻，在芙颂的协助下，骗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去了塔拉卜雅的安宁饭店。
我记得，坐下开始喝酒后不久，我感到了不安，从芙颂那拘束、紧张的神态里，瞬间我想到自己没能从流淌的夜色里得到乐趣。为了能够找到让我们开心的通姆巴拉手和卖新鲜核桃的小贩，我转身朝后面看了一眼，我在两张桌子的后面，看见了有同样一对深绿色眼睛的男人。他和一个朋友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上，正在看着我们喝酒。费利敦发现我看见了他们。
我说：“你的朋友坐上车，跟来了。”
费利敦说：“塔希尔·汤不是我的朋友。”
“离开佩鲁尔时，在门口想跟我们一起来的人不是他吗？”
“是的，但他不是我的朋友。他在国产的摄影小说，还有暴力、武打片里扮演角色。我不喜欢他。”
“他们为什么跟着我们？”
一时间，我们都沉默了。坐在费利敦身边的芙颂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变得紧张起来。塔勒克先生在听音乐，但内希贝姑妈也在听我们讲话。没过多久，我从芙颂和费利敦的眼神里明白，那人在朝我们走来，我转过身去。
“对不起，凯末尔先生，”塔希尔·汤对我说，“我的目的不是来打扰你们。我想和芙颂的父母谈谈。”
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个在一场军官的婚礼上邀请一个喜欢的女孩跳舞之前，征得女孩父母同意的文雅、英俊小伙子的表情，就像报纸上那些关于礼仪和礼貌专栏上写的那样。
他靠近塔勒克先生说：“对不起，先生，我想和您说件事。芙颂的电影……”
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这人在跟你说话呢。”
“我也跟您说。您是芙颂的母亲吧？您是她的父亲。你们听说了吗？土耳其电影界的两位重要制片人穆扎菲尔先生和梦想·哈亚提先生，邀请你们的女儿出演重要角色。但听说因为电影里有接吻的镜头，你们拒绝了邀请。”
费利敦冷静地说：“没这回事。”
像往常一样，塔拉卜雅的噪音很大。塔勒克先生要么是真没听见，要么就是装做没听见，就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土耳其父亲所做的那样。
塔希尔·汤用一种流氓的语气说：“什么没这回事？”
我们全都明白，他喝多了，想挑事。
“塔希尔先生，”费利敦小心翼翼地说。“今晚我们一家人来这里坐坐，我们压根不想说电影的事情。”
“但我想说……芙颂女士，您为什么要害怕？您快告诉他们，您想演电影。”
芙颂逃避了他的目光。她在镇定地抽着烟。我站了起来。费利敦也同时站了起来。我们和那人走到了桌子中间。其他桌上的人都把头扭向了我们。我们一定是摆出了土耳其男人打架前摆出的、让人想起公鸡打架的动作以及流氓的架势，因为不想错过打架场面的好奇观众、想找乐的醉鬼们在向我们靠拢。塔希尔的朋友也起身走了过来。
一个熟知酒馆斗殴的老年、有经验的招待立刻走过来说：“好了，先生们，别聚在一起，快散开吧。大家都喝了酒，发生一点摩擦是正常的。凯末尔先生，我们在你们的桌上放了一盘煎牡蛎，还有一盘鲭鱼。”
我要对几百年后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未来的幸福人们说，那时土耳其男人会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大打出手，比如茶馆，在医院排队时，交通堵塞时，足球赛上。惧怕打架而退缩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希望他们别误解我们。
塔希尔的朋友从后面走过来，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摆出一副“你是绅士”的样子把他拽走了。费利敦也抓住我的肩膀，用“一点也不值得！”的表情让我坐了下来。因为他这么做了，我要感激他。
夜色中，当一艘轮船的探照灯在随着东北风起伏的波浪上晃动时，芙颂仍然在抽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她也一点也不逃避我的目光。当她用一种几乎是骄傲、挑战的眼神看着我时，瞬间我感到，最近两年他们经历的事情、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远比这个喝醉的演员制造的那个小麻烦要大得多，也危险得多。
后来，塔勒克先生，用一种非常凝重的神情，摇晃着手上的拉克酒杯和脑袋，和着从珍宝夜总会传来的歌声，唱起了塞拉哈廷·皮纳尔的《我从哪爱上了那个残忍的女人》，我们知道分享歌曲的忧伤会很好，于是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过了很久，半夜，在回家的路上，当我们在车上一起唱歌时，我们仿佛完全忘记了前面发生的事情。

61 看
而事实上我根本没忘记芙颂的背叛。很显然塔希尔·汤在佩鲁尔看着看着爱上了芙颂，是他让梦想·哈亚提和穆扎菲尔先生邀请她在他们的电影里扮演角色的。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梦想·哈亚提和穆扎菲尔先生，因为看到了塔希尔·汤对芙颂的好感，于是向她发出了邀请。塔希尔·汤走开后，芙颂的样子就像一只打翻了牛奶的小猫，从中我明白至少她给了他们希望。
1977年夏天，自从在安宁饭店发生了那件事情后，芙颂不再被允许去贝伊奥鲁电影人出入的场所，特别是佩鲁尔，这是我在事后第一次去凯斯金家时，从芙颂气恼和愤怒的眼神里感觉到的。后来，在柠檬电影公司见面时，费利敦告诉我，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事后很慌乱，这阵子芙颂想去佩鲁尔很难，即使和街区里的朋友见面也有限制，出门前，她必须像未婚的女孩那样得到母亲的批准。我记得，这些没有维持太久的强硬措施让芙颂很难过。为了安慰芙颂，费利敦会用一些夸大的言辞说自己也不会去佩鲁尔了。我和费利敦都很清楚，我们应该尽快开拍费利敦的艺术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芙颂开心。
然而，剧本还没修改到可以让审查委员会通过的程度，同时我还感到费利敦也无法在短时间里做到这点。从我们在后屋的谈话里我明白，芙颂也十分清楚并且痛苦地感到了这点，我为此很伤心。因为我不喜欢听芙颂的愤怒质问，也不愿意看见她据理力争的样子，所以我很少问她“画画得怎么样了？”。只有在我明白芙颂那天很高兴，我们在后屋会真的谈论图画时，才会问她这个问题。
多数时候，我见她都不开心，因此从不问“海鸥画的怎么样了？”，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她的愤怒。当我深切地感到她在用眼神和我交流时，芙颂也会用一种更加特殊的眼神来看我。即便我们去后屋三五分钟，夜晚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会在对视中，在给它们赋予含义中过去。楚库尔主麻的晚餐上，多数时候，我会试图从芙颂的眼神里解读她对我、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她的情感。曾经我鄙视用眼神来交流的方式，但在短时间里我很快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年轻时，当我和朋友们去一家影院，或是一起坐在饭店，抑或是坐船去岛上春游时，总会有人说：“先生们，那边的几个女孩在看我们！”我们的一些朋友会因此兴奋起来，而我向来是对此抱有怀疑态度的。因为其实在人多的地方，女孩们很少会去看周围的男人，即使看了，一旦她们的目光和男人的相遇，她们会像撞见一团火那样，立刻恐惧地移开视线，并不会再朝那个方向看一眼。在我刚开始去凯斯金家的头几个月里，当大家一起坐在餐桌上看电视时，一旦我们的目光在不经意间相遇，芙颂就会像这样，像撞见一团火那样逃避我的目光。我认为这是一个土耳其女孩在街上碰到一个陌生人时做出的举动，我一点也不喜欢。但后来，我开始想，芙颂是为了挑逗我才这么做的。我刚开始懂得对视的艺术。
以前，无论是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还是在商店、市场里，也不管她们是否包着头巾，我很少看见女人看男人——即便是在贝伊奥鲁——就更别说女人和别的男人对视了。但另一方面，除了那些依媒妁之言结婚的人，我也听到过很多彼此看见后结识，随后结婚的人说“我们是目成心许的。”尽管他们是依媒妁之言结婚的，但母亲甚至也宣称，她和父亲是在阿塔图尔克也出席的一个舞会上远远看到彼此而喜欢上的，他们什么话也没说，是目成心许。父亲尽管从来没让母亲难堪，但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们是和阿塔图尔克出席了同一场舞会，但很可惜，那晚他根本没看见穿着时尚、戴着白手套的十六岁的母亲，他根本不记得有那么一回事。
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女人和男人在家庭之外根本无法结识、见面的社会里，目光对视的意义——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度过了一段青年时光——我是在三十岁后，因为芙颂才明白的……但我非常清楚我明白的这样东西的价值，我也一直在内心深处感到了它的深刻含义。芙颂总是像古代伊朗细密画里的女人，或是当时的摄影小说和电影画面里的女人那样看我。在餐桌上坐在她的斜对面，我的任务不是去看无聊的电视，而是去解读我的美人的眼神。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也许是因为她发现了我的这个乐趣并想惩罚我，因此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芙颂会像害羞的女孩那样开始瞬间移开她的目光。
我想，她不愿意在家庭餐桌上回忆或是想起我们在一起经历的事情，另外还在因为我们没能让她成为电影明星而生气，刚开始我会认同她。但一段时间过后，和我的眼神接触她都如此逃避，在我们那些幸福的性爱后，她做得像个羞涩的处女和一个压根不认识的陌生男人对视那样，开始让我愤怒。没有人会来管我们，也就是当大家在吃饭，或是茫然地看着电视时，抑或是完全相反，当我们被感人的连续剧里分手的画面感动得热泪盈眶时，不经意间的对视，会让我非常幸福，我会欣喜地明白，那夜我去那里是为了那眼神的交汇。但芙颂却逃避我的目光，仿佛根本没感到眼神交汇时的幸福，这让我心碎。
难道她不知道我是因为无法忘记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才去那里的吗？带着这样的想法，随后我会感到她从我的眼神里明白了我对她的怨恨。或者大概这只是我的幻想。
感觉和幻想开启的这个暧昧世界，成了我在芙颂的帮助下慢慢学习对视艺术的微妙时得到的第二大发现。对视，当然就是不说话，只用眼神来向对方讲述我们自己的一条途径。然而，无论是被讲述的东西，还是被理解的东西，其实都带着一种让我们喜欢的深刻的暧昧。我无法完全明白芙颂用眼神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一段时间以后，我明白被表达的东西其实就是眼神本身。刚开始时，即便很少，我会从芙颂那瞬间变得凝重、充满表情的眼神里感到她的愤怒、决心和灵魂深处的风暴，瞬间我的脑子会变得一片混乱，在她面前我仿佛会退缩。随后，当电视里出现了一个勾起我们幸福回忆的画面，比如像我们那样接吻的一对情侣出现在电视上，我想看到她的眼睛时，她却会毫不妥协地避开我的目光，甚至索性转过身去，这会让我造反。就是在那时我养成了目不转睛、执意盯着她看的习惯。
我会直视着她的眼睛，长久、专注地看着她。当然，在家庭餐桌上，我的这种注视多数时候不会超过十到十二秒，最长、最大胆的会达到半分钟。未来现代、自由的人们有理由认为，我在这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情是一种“骚扰”。因为我那执意的目光，我把芙颂想隐藏，甚至是想忘记的我们那些以往共同的秘密、我们的爱情搬到家庭餐桌上了。当然喝酒或是我的醉意不能成为一个借口。但如果连这都不能做的话，我大概会发疯，也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去凯斯金家的力量了。
多数晚上，当芙颂从我们的第一次对视、我那放肆的坚持里明白，我处在这样愤怒和痴迷的一个夜晚，我将会不断去看她时，她不会惊慌失措。就像把无视男人们那骚扰、让人不安的眼神变成一种本事的所有土耳其女人那样，她会坐在我的对面不再看我一眼。那时我会像疯子那样，对她更生气，更直勾勾地看着她。著名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在《国民》报的专栏上警告过城市街道上那些愤怒的男人们，很多次他在文章中写道：“看见一个漂亮女人时，别像要吃掉她那样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看。”芙颂因为我的目光，把我看做杰拉尔·萨利克笔下的那种男人，会把我激怒。
茜贝尔以前经常跟我说，那些从小城市来到伊斯坦布尔的男人，看见一个没戴头巾、化了妆、抹了口红的漂亮女人，就会仰慕地，直愣愣地看个不停，这种行为对于女人来说就是一种骚扰。就像在城市里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类男人中的一些，随后会跟踪被他们看了很久的女人，一些会用一种骚扰者的姿态表明他们的存在，一些则像幽灵那样无声无息，远远地跟着女人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
1977年10月的一个夜晚，塔勒克先生“因为身体不适”早早地上楼睡觉去了。芙颂和内希贝姑妈在甜蜜地交谈着，而我则在若有所思地——我认为是那样的——看着她们，突然我和芙颂的目光相遇了。就像那些天我经常做的那样，我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芙颂说：“别那样！”
刹那间我惊呆了。芙颂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我的眼神。一开始因为害羞我没能接受当时的窘境。
我嘟囔道：“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别这么看。”说着芙颂更加夸张地模仿了我的眼神。因为她的这个模仿，我明白自己也像摄影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在看她。
就连内希贝姑妈都忍不住笑了。随后看到我的样子她害怕了。她说：“我的女儿，别像小孩那样去模仿所有人，所有东西。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我聚拢起浑身的力气说：“不，内希贝姑妈，我很理解芙颂。”
我真的理解芙颂吗？当然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所爱的人。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至少以为我们理解了也是一件好事。我承认，即便是以为理解给予的满足感，在八年时间里我也很少体会到。
我感觉自己快要陷入无法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危机了。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站起来，嘟囔着时间不早了就离开了那里。回到家，想着自己将永远不再去凯斯金家，我一直喝到烂醉。母亲在旁边的房间里痛苦呻吟般地，却又是十分健康地打着呼噜。
就像读者猜到的那样，我又生气了。但这种气恼没持续太久。十天后，我又若无其事地敲响了凯斯金家的门。一走进他们家，一和芙颂的目光相遇，我就从她眼中的光芒里明白，看见我她很开心。在同一个时刻，我也变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然后我们还是坐到了餐桌上，继续对看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从坐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的聊天上——多数时候芙颂也在旁边加入我们的谈话——得到了从未尝过的乐趣。对此我也可以说，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家庭。那些夜晚不仅仅是因为和芙颂面对面坐着，也因为加入了凯斯金家的交谈，我会沉浸在一种轻松、乐观的情感里，我仿佛忘记了去那里的原因。
当我沉浸在这样的情感里时，在夜晚一个平常的时刻，当我和芙颂的目光不经意间相遇时，刹那间我仿佛会重新想起那个晚上让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对芙颂无尽的爱，瞬间我会像是从梦中醒来那样振奋和兴奋不已。在那些时刻，我希望芙颂也能感到同样的兴奋。刹那间如果她也能像我这样从这纯真的梦境中醒来，她就会想起我们曾经一起体会过的那更深刻、更真实的世界，就会在短时间里离开丈夫和我结婚。但我没能在芙颂的眼神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想起”、一个“觉醒”，我只感到了一种结果是无法起身告辞的心碎。
在电影的事情始终没有结果的那段时间里，芙颂表现得好像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幸福，但却几乎不看我一眼。她的眼神会变得很茫然，她好像对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很感兴趣那样看电视，或是对街区里一个邻居的传闻很感兴趣那样听别人讲话，她做出一副仿佛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坐在父母的餐桌上聊天说笑的样子。那时，瞬间我会陷入一种极度空虚和一切毫无意义的情感，仿佛我和芙颂根本不可能有未来，日后她也根本不可能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
多年后，我把芙颂那几个月里气恼的眼神和其他那些有意义的眼神，比做土耳其电影里那些女演员的眼神。但这里没有任何模仿，像土耳其电影里的女主人公们那样，芙颂在她父母和男人们身边也无法倾诉自己的烦恼，她只能用眼神来表达她的愤怒、愿望和情感。

62 为了打发时间
有规律地见芙颂，让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因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办公室。（哈尔比耶那栋公寓楼的侧墙上英格还在笑吟吟地喝着梅尔泰姆汽水，但据扎伊姆说，广告对汽水的销售已没太多帮助了。）因为脑子不再过多地想着芙颂，因此我不但能够很好地工作，还可以发现别人设下的圈套，作出应对的决定。
奥斯曼委托凯南管理的泰克亚伊，就像预料的那样，在短时间里成了萨特沙特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由于凯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为每次想到他的野马轿车、工厂和他对芙颂的爱情，都会让我忧伤的纺织品商人吐尔嘎伊先生，——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一点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销售留给了泰克亚伊。吐尔嘎伊先生用他一贯的优雅似乎已经忘记了没被邀请去订婚仪式的事情，现在和奥斯曼还开始了家庭间的交往。冬天他们一起去乌鲁达山滑雪，一起去巴黎、伦敦购物，还订阅了相同的旅游杂志。
我对日益壮大的泰克亚伊的侵略性感到惊讶，但也无计可施。凯南毫无顾忌地用高薪把几个新近被我招进公司的年轻、雄心勃勃的管理者（两个因为他们的勤奋和诚实多年来一直是萨特沙特顶梁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几次吃晚饭时，我对母亲抱怨了哥哥对我的欺诈和他为了赚钱针对父亲创建的萨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亲以“别让我介入你们的事情”为由，没有帮我。我认为因为奥斯曼的灌输，母亲从我离开茜贝尔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秘的怪异上，以及我以为她对我去凯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闻上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无法好好地管理父亲留下的公司。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我对凯斯金家的造访、我和芙颂的对视、我们的晚饭和交谈、冬夜也会开车去的海峡游玩，所有这一切仿佛都达到了一种时间以外的平凡（和美丽），一种总是在重复彼此的连贯。我们始终无法开始费利敦的艺术电影，但我们一直在作准备，就像过几个月就可以开始那样。
芙颂要么是已经明白，艺术电影还需时日，商业片则会把她一人独自留在危险的街道上，要么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样子。因为她用眼神向外宣泄的愤怒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当我们的目光在家里的餐桌上交汇时，她不再像一个羞涩的女孩那样逃避我的目光，而会用一种让我想起自己所有缺点的愤怒直视我的双眼。那时，我会因为她释放了内心的愤怒而忧伤，但同时我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亲近了。
晚饭结束前，我又开始问她：“芙颂，画儿画得怎么样了？”，费利敦在家时我也这么问。（自从安宁饭店那夜后，费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本来电影业也不景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仨起身离开餐桌，去后屋看了很长时间芙颂那阵子正在画的鸽子。
我耳语般地说：“芙颂，我很喜欢你这么慢慢地耐心画画。”
费利敦用同样耳语的声音说：“我也是这么说的。让她开个画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颂说：“我画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最难画的是鸽子头上那些羽毛的光泽。你们看见了吗？”
我说：“是的，我们看见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认为费利敦那天晚上是因为要看《体育时间》才留在家里的，因为一听到电视里传来的进球声，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颂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静静地看她画的画，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颂，我很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巴黎，去看那里的画，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
这句大胆的话，是一种可以导致板脸、皱眉，甚至是不说话和生气惩罚的罪过，但芙颂很自然地对待了它。
“我也想去，凯末尔。”
像很多孩子那样，我也在上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时，有段时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套房里“自学”画画，梦想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那时，我怀揣类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绘画的童真梦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没有一个可以欣赏绘画的博物馆，也没有那些可以带着天真的乐趣翻看的图画和复制品书籍。但我和芙颂对绘画艺术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让我们开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鸟放大着色的乐趣。
我在凯斯金家越来越多地尝到了这种天真幸福的奇怪乐趣，随着这种乐趣的日益增加，他们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无聊了。和芙颂一起去看她画的画，跟踪画上的细微进展，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次在后屋轻声谈论接下来她要画哪只鸟，是斑鸠、老鹰，还是海鸥，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
但是，在这里仅用“幸福”这个词是不够的。我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我在那间后屋体会到的诗意，那三五分钟给予我的深切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如果用更夸张的辞藻来说，那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安宁的感觉，当然来自于芙颂优雅的美丽和我对她的爱情。在后屋能够和她交谈三五分钟，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也来自于我们身处的场所，那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饭，我也会很幸福，但那会是另外一种幸福。）和地点、场所、精神状态有关的这种深切安宁，会和我在周围看见的那些东西，芙颂慢慢画着的画、地上的乌沙克<small>35</small>地毯的砖红色、布块、钮扣、旧报纸、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镜、烟灰缸和内希贝姑妈织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出去前拿起一个小物件扔进口袋里，随后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那个顶针、扣子或是线团会让我想起所有这一切，会延长我的幸福。
内希贝姑妈，每次吃完晚饭，把锅子、盘子收拾进厨房，把剩菜放进冰箱后（博物馆参观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凯斯金家的那个冰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冰箱很神奇），会去后屋拿她那个织毛衣用的又大又旧的塑料袋，或者会让芙颂去拿。因为这同时是我们去后屋的时间，所以她会对芙颂说：“女儿，出来时带上我的毛钱袋！”因为她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线、聊天。尽管内希贝姑妈不反对我们单独待在后屋，但我认为因为她惧怕塔勒克先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待得太久她会进来说：“我来拿毛线袋，《秋风》就要开始了，你们不来看吗？”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间，一个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孩（大概是家里没有别人）；坎迪尔之夜<small>36</small>，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只穿着袜子的脚；土耳其电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过海峡的轮船；坏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头盒子。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会和我斜眼看见的，当时正在看着那个画面的芙颂脸上的一个细节、她的一个动作连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着手的样子、她不经意地将手上的叉子放到盘子边上的样子、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掐灭香烟的样子。有时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后来想起的梦境那样，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能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这些由疑问和图画构成的幻想，我跟画家们说了很多次，但我始终没能为自己的那些疑问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芙颂看到那一幕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是什么让她那么投入地进入了剧情？我很想去问她这些问题，但凯斯金家人看完电影后的交谈，更多是和电影的道德结论有关的，而不是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内希贝姑妈会说：“可耻的家伙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我还是可怜那个孩子。”
塔勒克先生会说：“行了，他们压根就把孩子给忘了。这些家伙一心只想着钱。芙颂去把电视关掉。”
这些家伙——电影里的奇怪欧洲男人，持枪美国歹徒，那个怪异和可耻的家庭，甚至是拍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随着芙颂按下按钮，会瞬间进入一个永久的黑洞——就像从浴缸的下水口流出的脏水那样——消失在屏幕里。
电视一关掉，塔勒克先生马上会说：“啊！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它们！”
它们，是指电视里的国产或是外国电影，公开论坛，也可能是知识竞赛节目里自以为是的主持人和愚蠢的选手！这话会增加我内心的安宁，我会感到似乎他们也发现了我在这里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我会想在那里待更长的时间，我明白，自己那么想不仅仅是因为和芙颂待在同一个房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的乐趣，也是因为和凯斯金一家人同处在这个家，这栋楼里所给予的深切情感。（那里，是一个博物馆参观者像在时光里流连那样漫步的神奇地方。）我希望博物馆参观者们特别记住，我对芙颂的爱情，慢慢地蔓延到了她的整个世界，和她有关的一切，她所有的时刻和物件。
看电视时我感到的那种时间以外的情感，这种把我在八年时间里对凯斯金家的造访和我对芙颂的爱情变为可能的深切安宁，惟一会在看新闻时被破坏。因为国家正在被拖向一场内战。
1978年，夜里在我们的街区也会有炸弹爆炸了。通往托普哈内和卡拉柯伊方向的那些街道处在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控制之下，报说很多犯罪计划都是在这里的茶馆被制订出来的。沿着楚库尔主麻大街往上，通向吉汗基尔的那些蜿蜒曲折的小街上则居住着库尔德人、阿拉维派教徒、亲近各种左翼派系的小公务员、工人和学生。他们也喜欢使用武器。有时，这两派的恶棍们为了一条街道、一个茶馆、一个小广场的统治权，会发生武装冲突；有时，随着情报机关和国家遥控的强盗们放置的一枚炸弹的爆炸，双方会发生激战。多数时候切廷会处在双方的战火之中，不知该把雪佛兰停在哪里，在哪家茶馆门口等我，他在这段时间里受了很多罪。然而有几次当我说晚上自己可以独自去凯斯金家时，他却坚决反对我那么做。我离开凯斯金家时，楚库尔主麻、托普哈内和吉汗基尔的街道还都不会空下来。甚至在我们开车回家时，还会看见那些挂海报、贴告示或是往墙上写口号的人，我们会恐惧地互相看上几眼。
因为晚上的新闻里总在说爆炸、杀戮和屠杀的事情，因此凯斯金他们一方面会因为在家而感到安宁，但另一方面却会为未来陷入不安。因为所有新闻都糟糕得让人难以忍受，因此那段时间，相对于新闻来说，我们更喜欢谈论读新闻的漂亮播音员阿伊塔奇·卡尔杜兹的姿势和面部表情。和西方那些看上去自如、轻松的女播音员相反，阿伊塔奇·卡尔杜兹不但很拘谨，还从来不笑，她总是像一根蜡烛那样一动不动地快速念着纸上的新闻。
塔勒克先生会不时地说：“停一停，孩子，喘口气，你会给憋死的。”
尽管这句玩笑话也许已经说过上百次，但我们依然会笑，就像第一次听到那样，因为很守纪律、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很害怕读错的女播音员，有时不念完一句话就不会停下来喘口气；句子一长，为了不憋死就会越读越快；那时她的脸就会开始红起来。
塔勒克先生说：“唉，她的脸又开始红起来了。”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稍微停一停，至少咽口吐沫……”
阿伊塔奇·卡尔杜兹，好像听到了内希贝姑妈说的话，瞬间会从纸上抬起眼睛，朝坐在餐桌上半慌乱、半高兴的我们看一眼，同时，就像一个刚刚做了扁桃体切除术的孩子那样，费劲地咽一口吐沫。
内希贝姑妈说：“孩子，你真棒！”
像猫王在孟菲斯的家中去世，红色旅劫持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记者杰拉尔·萨利克在尼相塔什的阿拉丁小店前面和他妹妹一起被枪杀的消息，我们都是从这个女播音员的嘴里听到的。
看电视时，凯斯金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在世界和他们之间设置下一段让我感觉很安宁的距离，他们设置距离的另外一条途经则是，把屏幕上出现的那些人比做我们周围的人，并在吃饭时，长时间地争论这种比喻有多恰当。我和芙颂也会真诚地加入这些争论。
我记得，1979年底，当我们在看苏联占领阿富汗的那些画面时，我们花很长时间争论阿富汗新总统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是不是很像一个在我们街区面包房里干活的人。话题是内希贝姑妈打开的，她和塔勒克先生一样喜欢这样的比较。一开始，我们谁也没能明白她说的是面包房里的哪个人。因为有些晚上，我会让切廷在面包房前停车，然后跑去买新鲜的热面包，所以我对在面包房里干活的那些库尔德人的面孔还是有些熟悉的，因此我完全赞同了内希贝姑妈的观点。而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却执意坚持说，收钱的那人一点也不像阿富汗新总统。
有时，我觉得芙颂完全是为了和我作对才坚持相反意见的。比如我说——就像我们这里的帕夏一样——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观看阅兵式时被杀害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几乎和那个在楚库尔主麻大街和博阿兹凯散大街角落上卖报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可芙颂却说一点也不像。因为萨达特被害的消息在电视上出现了好几天，因此我和芙颂之间的这场争论，变成了一种我一点也不喜欢的神经战。
如果一个比喻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被广泛接受，那么谈起屏幕上的重要人物时，比如安瓦尔·萨达特，就会把他说成是杂货店的巴赫里。在我去凯斯金家吃晚饭的第五个年头里，我们把做被子的纳齐夫比做法国性格演员让·迦本（我们看过很多他的电影）；把楼下和母亲住在一起的阿伊拉比做晚上在电视上说天气预报的胆怯播音员；把去世的拉赫米比做每晚在电视上宣读强硬声明的政党主席；把电工埃菲比做星期天晚上讲一周进球的著名体育记者；把切廷（特别是因为他的眉毛）比做美国的新总统里根。
当这些著名的人物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都会在心里产生一种开玩笑的欲望。内希贝姑妈会说：“快来，孩子们，快看巴赫里的美国老婆，多漂亮！”
有时，我们会努力地琢磨屏幕上的一个名人像谁。比如，对于努力为巴勒斯坦的冲突寻求解决方案、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内希贝姑妈会问：“你们看，这个人像谁？”在我们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时，餐桌上会出现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在屏幕上的那个名人消失，新的新闻，广告，别的画面出现后也会持续下去。
正在那时，我会听到从托普哈内、卡拉柯伊方向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我会想起城市的喧哗和人群，当我试图让正在靠岸的轮船在眼前闪现时，我会不情愿地发现，自己竟然如此深地融入了凯斯金家的生活，我在这张餐桌上竟然度过了那么多时间，在汽笛声中我竟然一点没发现岁月的流逝。

63 娱乐专栏
国家正在被拖向一场内战，爆炸的炸弹，街上的冲突，不仅让晚上去看电影的人减少了很多，也让“电影工业”受到了冲击。但佩鲁尔酒吧，其他的电影人酒馆，还是像往常那样人头攒动，但因为晚上没人上街了，所有人都在为能够在广告片或是每天都在拍新片的色情和武打片里找到工作而挣扎。因为大制片人不再给两年前我们在露天影院里观看的那类电影投资，所以我感觉在佩鲁尔的那些电影人中间，作为给电影投资、资助柠檬电影公司的富有电影爱好者，我的重要性凸现了出来。一天傍晚，在费利敦的坚持下我又去了很久未去的佩鲁尔酒吧，在那里我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人，随后我从那些喝醉的人那里得知，失业给电影人酒吧带来了好处，因为“整个耶希尔恰姆都在喝酒”。
那天夜里我也和那些不幸的电影人一起喝到了天亮。我记得，那夜我和在安宁饭店对芙颂表示好感的塔希尔·汤也愉快地聊了天。我和年轻、可爱的帕帕特亚也是在那夜，用她的话来说“成为朋友”的。几年前在家庭题材的电影里，扮演卖面包圈照顾失明母亲，或是含泪忍受继母折磨的无辜小女孩的帕帕特亚，现在像所有人那样，因为梦想的无法实现、失业和在国产色情片里当配音而抱怨，为了能让费利敦也感兴趣的一个剧本拍成电影，她需要我的帮助。我模糊地发现费利敦对她很关心，他们之间用电影娱乐记者的话来说有一种“情感的接近”，更有甚者，我惊讶地看见费利敦因为帕帕特亚在跟我吃醋。天快亮时，我们仨一起离开了佩鲁尔，我们在黑暗的街道上，在醉鬼们撒过尿，年轻人写过激进口号的黑暗墙壁之间，朝着帕帕特亚和她在便宜夜总会唱歌的母亲居住的位于吉汗基尔的家走了一段时间。在寒冷的街道上，当那些具有威胁性的野狗尾随着我们时，我把送帕帕特亚回家的任务交给了费利敦，我则回到了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尼相塔什的家里。
在那些喝醉了的夜晚，在半睡半醒之间，我会痛苦地想到，青春已逝，就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不到三十五岁我的人生就已定型，今后在我的人生里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幸福了。尽管我的心里还有很多爱情和爱的欲望，但在我看来自己的未来却在日益变得狭窄和黑暗，我感觉这是一种来自于政治谋杀、无休止的冲突、昂贵的物价和破产消息的错觉所导致的，有时我会这么安慰自己。
有时，因为晚上去楚库尔主麻见了芙颂，因为看着她的眼睛和她说了话，因为从凯斯金家的餐桌和家里偷了那些日后可以让我想起她的物件，也因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把玩了那些物件，我会觉得自己似乎根本就不可能不幸福。有时我会像欣赏一幅画和纪念品那样，欣赏我从凯斯金家餐桌上拿来的芙颂用过的勺子和叉子。
有时，我又会强烈地感到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为了不为此痛苦，我会努力去想一件别的事情，寻找一些别的借口。当我见了扎伊姆，听说了上流社会的各种传闻后，我会觉得远离朋友们那种令人厌烦的生活，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损失。
扎伊姆认为，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交往了三年还从没做过爱。但他们说决定结婚了。这是最大的新闻。扎伊姆看来，尽管包括麦赫麦特在内的所有人知道努尔吉汗和法国男人在巴黎谈过恋爱做过爱，但努尔吉汗在婚前不和麦赫麦特上床的问题上是坚决的。努尔吉汗开玩笑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一段长久、真正、幸福和安宁的婚姻的首要条件不是富有，而是婚前不做爱。麦赫麦特也喜欢这样的玩笑，他们会在讲那些祖先的睿智、古典音乐的美丽、具有伊斯兰教苦行僧人性情的大师们的禁欲故事时开这些玩笑。扎伊姆认为，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对奥斯曼帝国和我们祖先的好奇，根本没达到他们在上流社会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虔诚。其中的一个原因，扎伊姆认为，是他们俩在宴请上的酗酒。但同时扎伊姆带着敬意说，尽管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却从未有失他们的礼貌和优雅。麦赫麦特一喝葡萄酒，就会激动地认为奥斯曼古诗里的玫伊和巴代<small>37</small>不是隐喻，而是真正的葡萄酒，他会朗诵谁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奈迪姆<small>38</small>和富祖里<small>39</small>的诗句，看着努尔吉汗的眼睛，为对真主的爱举起手中的酒杯。扎伊姆认为，这些玩笑在上流社会从未被质疑，甚至有时被尊重地接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和茜贝尔解除婚约之后，在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孩们中间掀起的一股强烈的慌乱之风。可以看出，我们的案例，在20世纪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成为了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过分信任男人的警示。据说母亲们，那些日子里还会因为我们的事情告诫她们的女儿们要倍加小心。但别让我过分地看重自己。因为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是一个非常小和脆弱的世界，就像在一个小家庭里那样，人们不会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感到太深的羞愧。
再者，1979年后，我完全习惯了在家、办公室、芙颂他们家和迈哈迈特公寓楼之间建立起来的新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当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想着和芙颂度过的幸福时光，沉浸在幻想中时，我会带着一种介于困惑和惊讶之间的情感注视那些日积月累的“收藏品”。不停积攒起来的这些物件，慢慢变成了展示我那浓烈爱情的标志。有时，它们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让我想起和芙颂度过的幸福时光的安慰物，而像是在我灵魂深处掀起的一阵风暴的有形的延伸物。有时，我会为自己积攒的这些物件感到害羞，不愿意别人看见它们，我会恐惧地想到，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这些不断增加的物件将能够把迈哈迈特公寓楼单元房里的所有房间从头到脚地填满。我从凯斯金家拿来这些物件，并不是因为打算着日后用它们来做什么，而只是因为它们能让我想起过去。我也从没想过它们会不断增加以至于将塞满房间和整套房子。因为这八年时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幻想着几个月之内，最多六个月说服芙颂和我结婚中度过的。
1979年11月8日的《晚报》，在题为《社会》的娱乐专栏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我在这里展出一份剪报。
电影和上流社会：一则谦卑的忠告
如果说继好莱坞和印度之后，土耳其是世界上拍摄电影第三多的国家，我们大家都会很高兴。但很可惜，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因为让民众害怕晚上出门的左、右恐怖分子和色情电影，让我们的家庭远离了影院的大厅。尊敬的土耳其电影人们也无法找到拍电影的资金和看电影的观众。因此土耳其电影业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愿意去耶希尔恰姆拍“艺术电影”的富有商人。以前，这些喜欢艺术的电影爱好者，会是那些来自于小城市、想结识漂亮女演员的新贵。许多让我们的评论家们赞不绝口的“艺术电影”，事实上既没能在西方的影院里公映，也没能在欧洲贫穷小镇举办的电影节上得到过一个安慰奖，然而它们却为我们很多新贵和年轻女“艺术家”们的结识、谈情说爱提供了帮助。但这是老话了。现在则开始了一种新的时尚……富有的艺术爱好者们去耶希尔恰姆不再是为了和漂亮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而是为了让他们早已爱上的女孩们成为演员。他们中最后的一个便是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单身青年K先生（他的名字在此保留）。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据他说是“远房亲戚”的已婚年轻女人，还为她十分嫉妒，以至于现在无法同意开拍他自己让别人写的“艺术电影”。据说，他不仅表示“我无法忍受她和别人接吻！”，还如影随形地跟着那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导演丈夫。他自己手拿拉克酒杯在耶希尔恰姆的酒吧、海峡的酒馆里转悠，却连漂亮、年轻、已婚的演员候选人出门都要嫉妒。几年前这位富人和一个退休外交官的女儿订了婚，他在希尔顿举办了一场整个上流社会出席、我们也在本专栏上写过的隆重订婚仪式。可后来为了他现在说“我要让你成为演员”的漂亮亲戚而不负责任地解除了婚约。这个不负责任的富家子弟继那个在索邦读过书的外交官女儿之后，现在又要来毁掉特别是让花花公子们垂涎三尺的漂亮演员候选人F的未来，对此我们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们要向厌倦了说教语录的读者们致歉，给上流社会的K先生一个忠告：先生，在美国人登上了月球的这个现代社会里，没有接吻镜头的一部“艺术电影”是不可能的！您首先要作出一个决定，要么和一个包着头巾的农村姑娘结婚，忘记西方电影和艺术，要么放弃让那些您对别人看她们的目光都会嫉妒的漂亮女孩成为演员的梦想。当然如果您的用意只是“让她们成为演员”……
BK
《晚报》上的这篇文章，我是在和母亲吃早饭时看见的。母亲每天会把送到家里的两份报纸从头看到尾，尤其不会放过上流社会的绯闻。趁她去厨房，我把登载着文章的那页报纸撕下，叠好，塞进了口袋。离开家时，母亲问我：“你又怎么了！没精打采的！”在办公室，我试图做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我给泽伊内普女士讲了一个有趣的笑话，吹着口哨在走廊里来回溜达，还和萨塔沙特那些日益变得没精打采、因为没事干而解《晚报》上字谜的老员工们开了玩笑。
但是午休后，我从他们的表情里，从秘书泽伊内普女士那过分怜惜——还有一些惧怕——的眼神里明白，所有萨特沙特员工都已看过了那篇文章。随后我又对自己说，也许是我弄错了。午饭后母亲打来电话说，她等我回去吃午饭，因为我没回去而伤心了。她用一贯的声音，却用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怜惜的语气问道：“亲爱的，你还好吗？”我立刻明白，她听说了文章的事情，找来报纸看了，哭了（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哭过后的深沉），她还从撕掉的报纸上明白我也看到了那篇文章。母亲说：“我的孩子，世界上充满了魔鬼灵魂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任何事情。”
我说：“亲爱的妈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点也不明白。”母亲说：“我什么也没说，孩子。”
如果那时我像心里想的那样去和她推心置腹地交谈，我确信在表达了对我的爱和理解之后，她一定会说我也有错，她还会想知道芙颂故事里的所有细节。也许，她还会哭着说有人对我施了巫术。她可能会说：“有人在家里的一个角落，大米或是面粉罐里，办公室的抽屉下面藏了一个念过咒语、让你爱上别人的符咒，你要立刻把它找出来烧掉！”但我感觉因为没能分担我的忧伤，更重要的是因为没能打开话题，她扫兴了。但她对我的状况还是予以了尊重。这会是我的状况严重性的一个表现吗？
此刻，读了《晚报》的人们会多么鄙视我，多么笑话我那愚蠢而贪婪的恋爱状态，他们对文章的细节又会相信多少？我一边在不断地想这些，一边又在想芙颂看了会多伤心。母亲打完电话后，我想给费利敦打电话，告诫他要让芙颂和她父母远离今天的《晚报》。但我没那么做。第一个原因是我害怕说服不了费利敦。第二个，也是更深刻的原因则是，尽管文章里充满了对我的诋毁，把我当成了一个傻瓜，但事实上我对文章还是满意的。我向自己隐藏了这种满意，但现在，多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我和芙颂的关系，我对她的亲近——不管是什么——最终上了报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被社会接受了！整个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关注的《社会》专栏上的文章——尤其是像这样一篇嘲讽、刻薄的文章——会被议论好几个月。我试图去相信，这些传闻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我和芙颂结婚并重回上流社会的一个开端，至少我可以去幻想这样的一个幸福解决办法。
但这些都是因为绝望产生的安慰自己的幻想。我感觉自己因为上流社会的传闻、伪造的错误消息在慢慢地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感觉仿佛不是因为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决定而变成了一个生活怪异的人，而是因为这篇文章变成了一个被社会排挤的人。
当然文章下面的署名BK，就是白色·康乃馨。我对请他去订婚仪式的母亲生气，也对我认为给作家散布了谣言的（“我无法忍受她和别人接吻！”）塔西尔·汤充满了愤怒。我多么想和芙颂单独坐在一起谈谈这些事情，和她一起诅咒我们的敌人，多么想去安慰她，也多么希望她来安慰我。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刻和芙颂挑战似的出现在佩鲁尔酒吧。费利敦也必须和我们一起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这篇文章是一个多么卑劣的谎言，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醉醺醺的电影人、带着极大乐趣看这篇文章的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的嘴巴堵上。
然而文章刊登的那天晚上，尽管我用了全部的意志，但还是没能去凯斯金家。我确信内希贝姑妈会来安慰我，塔勒克先生会做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我无法确认和芙颂的目光交汇时会怎么样。我们的目光一旦交汇，我们自然会互相体会到文章在她和我的灵魂里产生的风暴。而这，不知为什么是可怕的。另外，我还立刻意识到，目光交汇时我们明白的其实不是我们灵魂里的风暴，而是那篇充满谎言的文章其实是“真实”的！
是的，文章中的许多细节，如读者所知是错误的，我不是为了要让芙颂成为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才和茜贝尔解除婚约的……我也没让费利敦写剧本。但这些只是细节。报纸的读者和议论这件事的所有人将会明白的事情，就是这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爱芙颂，因为我为芙颂所做的一切，我蒙羞了！所有人都在嘲笑我，笑话我的处境，最善意的人在可怜我。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窄小，大家的彼此熟悉，就像这些人没有很大资产和公司那样，他们也根本没有不可放弃的原则和理想，这一切没有减少我的耻辱，恰恰相反，在我的眼里放大了我的无能和愚蠢。因为我的愚蠢，我错过了真主很少施舍给世人的一种真正体面、幸福的生活！我明白，能够摆脱这种状态的惟一途径就是和芙颂结婚，让我的事业走上正轨，挣很多钱带着胜利重回上流社会，然而我既无法在自身找到能够实现这一幸福计划的力量，也憎恨那个我所说的“上流社会”。更有甚者，我还知道，凯斯金家的氛围在这篇文章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我的那些幻想了。
在爱情和羞辱把我带入的这个地方，除了躲进自己的内心和保持沉默，我别无选择。整个一星期，每晚我都独自去看电影，我在考纳克、希泰和坎特影院看了很多美国电影。电影，尤其对像我们这样不幸的人们，必须制造一个可以让我们散心、让我们开心的新世界，而不是真实地展现现实和我们的不幸。看电影时，如果我能够把自己放到某个主人公的位置上，那么我会觉得我夸大了自己的烦恼。我还会想到，自己夸大了报上那篇文章的作用，只会有少数人明白文章里被嘲笑的那个人是我，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忘记，因此我会感到轻松。而要从修正谎言的偏执中摆脱出来却是困难的，因为一想到它们我就会变得“软弱”，我耿耿于怀地想像到，整个上流社会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件事，一些人会做出伤心的样子，添油加醋地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们讲述报上的文章。我真实地估计到，所有人都会笑着去相信那些谎言，比如我对芙颂说“我要让你成为演员”，随后和茜贝尔解除婚约。那种时刻，我因为自己无能到成了娱乐专栏的嘲弄话题而责怪自己，但文章里的一些谎言连我自己也开始去相信了。
在那些谎言里，我想到最多的是我对芙颂说的那句话，“我不能忍受你在电影里和别人接吻！”情绪不好时，我会想到，这句话最会被人笑话，我最想修正的也正是这句话。声称我是一个不负责任解除婚约的浮夸富家子弟的话也让我生气，但我想认识我的那些人对此是不会相信的。而事实上他们是可以相信“我不能容忍你和别人接吻”这句话的，因为尽管我看上去很欧化，但事实上我身上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有时我在想自己有没有带着醉意或是开玩笑地跟芙颂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即便是为了艺术或是工作，我也压根不愿意让芙颂和别人接吻。

64 海峡上的大火
1979年11月15日凌晨，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我们恐惧地跳下床在走廊上抱作一团。整栋楼也像在强烈地震中那样左右摇晃了一下。我们以为那些天被扔在茶馆、书店、广场上的炸弹这次被扔在了泰什维奇耶大街的附近，但我们却看见了从海峡另一边、于斯屈达尔方向升起的熊熊火焰。因为早已习惯了政治暴力和炸弹，因此看了一段时间远处的大火和变红的天空后，我们重又回去睡下了。
据说是一艘装满石油的罗马尼亚油轮在海达尔帕夏水域和一艘希腊小船相撞，油轮和泄漏到海峡的石油因为爆炸而燃烧了起来。早上紧急加印的所有报纸和整座城市都在说这件事，所有人都指着像一把黑伞那样笼罩在伊斯坦布尔上空的浓烟说海峡在燃烧。在萨特沙特的一整天里，我和那些年老的女员工和疲惫的管理者们一起，在内心里感到了大火的存在，我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晚上去凯斯金家吃饭的一个好借口。我可以在凯斯金家的餐桌压根不谈那篇文章而不停地说大火的事情。但就像对于所有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海峡上的大火在我的脑海里和政治谋杀、过高的通货膨胀、排队、国家贫困潦倒的状态等让所有人不开心的灾难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它们的一个标记和图画。看着报纸上关于大火的新闻时，我感觉其实我想到了自己的灾难，甚至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大火的消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晚上我去了贝伊奥鲁，我对独立大街上的冷清感到惊讶，我在那里走了很长时间。像萨拉伊、菲塔什那样上映廉价色情电影的大电影院门口除了一两个不安的男人之外竟然别无他人。走到加拉塔萨拉伊广场时，我想到自己离芙颂他们家已经很近了。就像夏天的一些晚上他们一家人出来吃冰激凌那样，他们可能会来贝伊奥鲁，我可能会碰到他们的。但我在街上既没看见任何一个女人，也没看见任何一个家庭。走到土内尔时，因为害怕重新靠近芙颂他们家，害怕陷入她对我的引力，我走向了相反的方向。经过加拉塔塔后，我从于克塞克卡尔德勒姆一直走了下去。妓院所在的街道和于克塞克卡尔德勒姆街区交会的地方，依然聚集着很多不幸的男人。他们也像城里的所有人那样，仰头看着天空上的黑云和黑云下面的橙色光亮。
我和从远处看大火的人群一起走过了卡拉柯伊大桥。在桥上用鱼线钓竹荚鱼的人们也在看大火。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走到了居尔哈内公园。公园里的路灯，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多数路灯那样，要么被石块砸碎了，要么因为停电不亮了，但不仅仅是公园、托普卡帕宫、海峡的入口处、于斯屈达尔、萨拉贾克、贞女塔，所有地方都被油轮的火焰照得像白天一样。一大堆躁动的人群在看大火，公园里的光亮既直接来自于油轮上的火焰，同时又折射到了公园上空的黑云上，它像一盏照亮欧式客厅的落地灯那样散发出了一种柔和的光亮，让人群显得更加幸福和安宁。或者是观看的乐趣让所有人开心了。这是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开车、乘公共汽车、步行而来的，由富人、穷人、好奇和痴迷的人们组成的人群。我看见了包着头巾的奶奶，怀抱孩子搂着丈夫的年轻母亲；着魔似的看着火焰的无业游民；奔跑的孩子；坐在汽车和卡车里边看火焰边听音乐的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跑来叫卖面包圈、芝麻蜂蜜糖、牡蛎塞米饭、炸羊肝、土耳其薄皮比萨饼的小贩和端着托盘来回跑动的卖茶人。阿塔图尔克塑像的周围，卖烤肉丸、香肠的小贩，点起了带玻璃罩手推车上的煤炉，四周弥漫着带烤肉味的浓烟。叫卖阿伊让和汽水（没有梅尔泰姆）的孩子们，把公园变成了一个市场。我买了一杯茶，在长凳空出来的一个地方坐下，和身边一位没牙的贫穷老人一起幸福地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
直到大火熄灭，整个星期我每晚都去了公园。有时当火焰变得很微弱时，突然又会因为一团新的火焰而像头一天那样剧烈燃烧起来，那时带着惊讶和恐惧观看大火的人们脸上会闪现出橙色的光影，不仅仅是海峡的入口，就连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塞利米耶军营、卡德柯伊海湾，也会被时而是橙色、时而是黄色的一种光亮照亮。那时，我和人群一起着魔般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景色。过一会儿，传来一声爆炸声，灰烬洒落或是火焰无声地慢慢变小。那时观众们也会放松下来，开始喝茶、聊天。
一天夜里，我在居尔哈内公园的人群中看见了努尔吉汉和麦赫麦特，但我没让他们看见就溜走了。一天傍晚，当我以为影子像他们的一个三口之家是他们时，我明白，自己很想在那里看见芙颂和她的父母，也许我就是为此才每晚去那里的。就像在1975年夏天——已经过去四年了——那样，当我看见一个像芙颂的女人时，我的心跳就还会加快。我觉得凯斯金他们是一个在内心深处感到是灾难把我们彼此连在一起的家庭，因此我应该在“独立号”罗马尼亚油轮的大火熄灭之前去他们家，应该和他们分担这场灾难的痛苦并忘记过去的伤痛。这场大火对我来说可能会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吗？
另外一天晚上，当我在公园的人群中寻找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时，我碰到了塔伊丰和斐甘。因为一瞬间我已走到他们面前，所以我没能逃开。他们既没谈起《晚报》上的文章，也没谈到上流社会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传闻竟然一无所知，这让我极为高兴，我和他们一起离开了公园，——大火正在熄灭——我坐上他们的车，和他们一起去了一家在塔克西姆后面新开的酒吧，一直喝到了天亮。
第二天，星期天晚上我去了凯斯金家。我睡了一上午，在家里和母亲吃了午饭。晚上，我是乐观、高兴、满怀希望、甚至是幸福的。但一到他们家，一看见芙颂的眼睛，我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因为她是郁郁寡欢、绝望和懊恼的。
“凯末尔，你还好吗？”她模仿着幻想中的一个成功、幸福的贵妇口气问道。但还在我的美人这么模仿时，我就没能相信她。
我老练地说：“一点也不好。工厂、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太多了，我没能过来。”
土耳其电影里，当年轻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之间产生一种亲近时，为了让最粗心的观众明白这点并为之感动，总会有一个善解人意的阿姨欣喜地对他们看上一眼……内希贝姑妈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眼神看了我和芙颂一眼。但随即她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因此我明白那篇八卦文章后，家里人经历了很多痛苦，就像我订婚后那样，芙颂又哭了好几天。
塔勒克先生说：“女儿，给客人倒拉克酒。”
因为三年来他一直装作一无所知，只把我当做晚上去做客的亲戚那样用爱意和真诚来招待我，因此我对塔勒克先生一直是充满敬意的。但现在我对他很生气，因为面对女儿也深切感到的痛苦、我的无奈、生活把我们带到的这个境地，他竟然能够如此得无动于衷。现在让我来说一下我甚至对自己都隐藏的无情观察：塔勒克先生很可能知道我为什么去他们家，但因为来自老婆的压力，他认为知而不言“对家庭”会更有益。
我也像她父亲那样，用一种半造作的语气说：“是的，芙颂女士，像往常那样请您给我倒上拉克酒，让我好好享受一下最终回到家的幸福。”
即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那句话，指的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只能说我的不幸让我不知所云了。但芙颂明白了隐藏在这句话背后的情感，我以为她的眼泪会瞬间夺眶而出。我发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我想起了过去、自己的人生、时间的流逝和以往的岁月。
我们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刻就是那几个月，那几年。一方面芙颂不能成为电影明星，另一方面我也不能更接近她。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还丢了脸，遭到了羞辱。就像夜晚“我无法起身告辞”那样，我知道我们也将很难摆脱这种困境。只要我每星期去见芙颂四、五次，无论是她还是我，就都不可能会有一种别样的生活，这点我们俩都感到了。
那天的晚饭结束前，我习惯、但更加真诚地说：“芙颂，过了这么长时间，你的斑鸠画的怎么样了，我很好奇。”
她说：“斑鸠早画完了。费利敦找到了一张很好看的燕子照片，现在我在画燕子。”
内希贝姑妈说：“画得最好的就是这个燕子。”
我们去了后屋。那是一只优雅的燕子，就像那些停在阳台栏杆、窗台和烟囱上的其他伊斯坦布尔鸟儿一样，它被成功地画在了餐厅面向大坡的凸窗前面。因为用了一种奇怪和幼稚的透视画法，所以鸟的身后可以看见鹅卵石路面的楚库尔主麻大坡。
我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尽管我十分真诚，但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深切的挫败感。我说：“整个巴黎都应该看见这些画！”其实就像我往常想说的那样，我真正想说的是“亲爱的，我很爱你，很想你，远离你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看见你又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但是仿佛图画世界里的缺憾变成了我们世界里的缺憾，当我忧愁地看着燕子图画上的轻松、简单和单纯时看见了这点。
我感到了一种来自内心的痛楚，我小心翼翼地说：“芙颂，画得非常好。”
如果我说画上有一种韵味，这种韵味让人想起受英国绘画影响的印度微型画、日本和中国的花鸟画、奥特朋<small>40</small>的仔细、甚至是伊斯坦布尔商店里出售的一种巧克力威化饼干里的鸟系列画，请记住我爱她。
我们看了芙颂在鸟儿身后描绘的城市风景。它们在我内心唤醒的不是喜悦，而是忧愁。我们非常爱这个世界，我们属于它，也因此我们仿佛留在了这些图画的单纯里。
“下次你用更鲜艳的颜色画城市和鸟身后的那些房子吧……”
芙颂说：“无所谓，亲爱的，我只是在打发时间。”
她把拿起来给我看的画放到了一边。我看了看那些非常吸引我的颜料、画笔、瓶子和染上了五彩颜料的抹布。就像那些鸟儿的图画一样，所有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前面放着内希贝姑妈的布块和几个顶针。我把一个彩色陶瓷的顶针、一根芙颂刚才烦躁地拿在手上的橘黄色蜡笔扔进了口袋。我们在1979年底经历的最黑暗的几个月，也是我从凯斯金家偷东西最多的时期。这些物件，不再仅仅是我经历的一个时刻的标志，一样让我想起那个美好时刻的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那个时刻的一个部分。比如我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的火柴盒……这里的每个火柴盒都被芙颂的手触摸过，都留着她手上的味道和隐约的玫瑰水香味。就像我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其他物件一样，当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单元房里拿起这些火柴盒，我就能重温和芙颂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和她四目相视的乐趣。但当我拿起火柴盒不经意似的放进口袋时，我在心里感到的幸福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从我痴迷地爱着、却“无法得到”的人身上，掰下了即便是一个很小部分的幸福。
掰下这个词暗示的东西，当然是我们所爱之人神圣躯体上的一个部分。但对我来说，三年时间里，她的父母、我们吃晚饭的餐桌、取暖炉、煤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古龙水瓶、香烟、拉克酒杯、糖罐，楚库尔主麻家里的所有东西，在我脑海里都慢慢变成了芙颂的一部分。就像每星期能够看见芙颂三四次感到的幸福那样，因为能从凯斯金家——也就是从芙颂的生活中——拿（偷是个错误的词）三四件，有时六七件，甚至像在那些最不幸的时候那样十到十五件东西去迈哈迈特公寓楼，我会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情感里。芙颂的一件物品，比如她若有所思看电视时拿在手上的一个盐瓶，眨眼功夫被我塞进口袋，聊天、慢慢喝着拉克酒时，知道盐瓶在我口袋里，“我已经拥有了她”，会给予我一种如此大的幸福，以至于最后我能不太费劲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被我塞进口袋的那些东西，1979年夏天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那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
那些年不仅仅对芙颂，对我来说也是最不快乐的岁月。多年后，当生活让我遇见伊斯坦布尔的那些痴迷、怪异、不幸的收藏家时，当我去他们那被纸张、垃圾、盒子、照片塞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拜访他们时，当我试图去明白我的这些兄弟在积攒汽水瓶盖或是演员照片时的感受，明白每件新物品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我想起了自己从凯斯金家拿东西时的感受。

65 小狗摆设
在我讲述的这些事件的很多年后，在我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馆而去的旅行中，我会在秘鲁、印度、德国、埃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花几天时间去看里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万个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会喝上一两杯酒，然后独自在街上走几个小时。在利马、加尔各答、汉堡、开罗和许多其他城市里，我会透过窗户或是窗帘的缝隙，看那里的人家吃晚饭时是怎么看电视的，又是怎么说笑、聊天的，我会找各种借口走进他们家里，甚至和主人们一起合影。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家的电视上都放着一个小狗摆设。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上百万的家庭，为什么都觉得有必要在电视上放一个小狗摆设呢？
这个问题，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第一次我是在凯斯金家问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颂他们在尼相塔什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家时，我就立刻发现了一只陶瓷狗，随后我得知，那只狗在电视机前是放在晚上他们一起收听的收音机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兰、一些巴尔干城市、拉合尔和孟买的很多家里看见的那样，凯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块手工钩织的小垫子。有时狗的旁边会被放上一个小花瓶，一个海螺，（有一次，芙颂微笑着把海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被挤压在海螺里的海洋的嗡鸣声）有时狗会被靠上一个烟盒，狗就成了烟盒的警卫。摆在桌上的小狗，有时是根据烟缸和烟盒的位置来调整的。让我感觉小狗会摇头，甚至会扑向烟缸的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为是内希贝姑妈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我仰慕地看着芙颂时，我看见她去变换了电视上小狗的位置。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对小狗，甚至是对电视机的注意时，她这么做也许只是一种不耐烦的举动，因为我们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亲准备的饭菜。但这，还是没解释为什么要把狗放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年里，电视机上还放过另外一个为烟盒做支撑的小狗。一段时间电视上还出现过两只真的会摇头的塑料狗，那些年经常能在出租车和小公共后窗上看见这样的狗，但它们随后又消失了。很少谈论的这些小狗的行踪，当然是和我对凯斯基家物品的兴趣息息相关的。在电视机上面的小狗快速变化的这段时间里，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已经感觉或是知道，就像别的那些物件一样，它们都是被我“拿走”的。
其实我压根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收藏”，也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积攒物品的癖好，因为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像火柴盒、芙颂的烟头、盐瓶、咖啡杯、发夹那样不难拿也不会引起注意的第一批东西后，我开始拿更会引起注意的像烟缸、茶杯和拖鞋那样的东西，同时，我也开始慢慢买来新物件来代替那些被我拿走的东西。
“前天我们不是说到那只电视机上的小狗了吗！在我那里。我们的法特玛女士在收拾东西时不小心把它摔坏了。我买来了这个，内希贝姑妈。我是在埃及市场给柠檬买鸟食、芜菁种子时，在那里的一家店里看见的……”
“啊，这只黑耳朵狗好漂亮，”内希贝姑妈说。“完全就是一只野狗……你这个黑耳朵！快坐下。它给人安宁，我可怜的小狗……”
她从我手上接过小狗，把它放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一些电视机上的小狗，就像挂钟的嘀嗒声那样，会给予我们安宁。一些狗的样子是狰狞的，一些则是丑恶、讨人嫌的，但它们让我们感觉自己居住在一个有狗看护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感觉是被保护的。因为夜晚，在街区的街道上会不时回响起政治派别们的枪声，因此家之外的世界让我们越来越觉得可怕了。黑耳朵野狗，是八年时间里在凯斯金家电视上待过的十几只小狗中最可爱的一只。
1980年9月12日，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那天早上带着一种本能我比谁都起得早，我看见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其他小街上空无一人，我立刻明白又发生了自我儿时起每十年发生一次的军事政变。街上不时有载满唱着进行曲士兵的卡车经过。我立刻打开了电视，看了一会儿阅兵式的画面和夺取政权的帕夏们的讲话后，我去了阳台。我喜欢泰什维奇耶大街的空旷、城市的宁静、清真寺天井里栗子树叶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五年前，和茜贝尔一起搞了夏末聚会后，我也是在这个阳台上，也是在早上的这个时间，看过同样的风景。
听着电视里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歌手唱战争和英雄题材的民歌时，母亲说：“这下可好了，国家正面临灾难。但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个粗鲁、难看的人上电视呢！贝科里今天是来不了了，法特玛你做饭，冰箱里有什么？”
戒严令实施了一整天。看着不时从街上快速开过的卡车，我们知道政客、记者，很多人被带走了，我们为从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庆幸。所有报纸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欢迎政变。直到晚上，我和母亲都待在家里，我们收看了电视上不断重播的军事政变的声明、阿塔图尔克的老影像，读了报纸，看了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担心芙颂，担心他们家里和楚库尔主麻的氛围，因为据说在有些街区，就像1971年的军事政变那样，军人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
母亲说：“这下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上街了。”
然而因为晚上10点以后实行宵禁，所以军事政变让芙颂他们家的晚饭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国观看的惟一电视频道上，帕夏们因为他们过去的老习惯，每晚在新闻上不单单喝斥政治家，还喝斥所有的民众。很多参与了恐怖活动的人，作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处死了。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每当看见这些死刑消息时我们都会沉默。那时，我会感觉，自己离芙颂更近了，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不仅仅是政治家、反对派的知识分子，连诈骗犯、违反交规的人、往墙上写政治标语的人、经营妓院的人、拍摄和放映色情电影的人以及卖走私香烟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关进了监狱。没像前一次军事政变时那样，军人们在街上抓那些留着长发和“嬉皮士”大胡子的年轻人去理发，但他们立刻驱逐了很多大学老师。佩鲁尔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则作出了军事政变后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少喝酒、让自己更少因为爱情丢脸、把我拿东西的习惯控制在一个适度里的决定。
军事政变后没过两个月，一天晚饭前我发现自己单独和内希贝姑妈待在了厨房里。为了能够有更多时间看见芙颂，晚上我开始早去他们家了。
她说：“我的孩子，凯末尔先生，电视上面您拿来的那个黑耳朵小狗失踪了……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所以立刻发现了。没了就没了吧，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许是小狗自己想离开的。”说完她哈哈笑了起来，但看见我脸上僵硬的表情后，她随即变严肃了。她说：“怎么办呢？塔勒克先生总在问‘小狗怎么没了？’”
“我会解决的。”
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尽管我在沉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在接近宵禁开始的钟点时，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觉得，芙颂和内希贝姑妈也感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内希贝姑妈有几次不得不说“无论如何千万别晚了！”。10点过五分，我终于离开了他们家。
回家的路上，因为宵禁开始后我们还在街上，所以谁也没来阻拦我们。我在车上想了很长时间小狗摆设在家里的意义，我先把它们拿去再把它们拿走的问题。小狗的消失他们是在十一个月后才发现的，可内希贝姑妈却以为他们是“立刻”发现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们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其实都是收音机时代留下的。一起听广播时，脑袋会不由自主地转向收音机，那时眼睛就会在那里寻找一样有趣、让人镇静的东西。当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家里的壁龛后，他们就让小狗晋升到了电视机的上面，但因为现在眼睛全盯在屏幕上，因此谁也发现不了这些小动物。于是我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拿走了。
过了两天，我给凯斯金家拿去了两只陶瓷的小狗。
我说：“今天我在贝伊奥鲁的日本商店的橱窗里看见了它们。它们好像就是为了放在我们的电视机上面而被造出来的。”
“啊，它们太可爱了，”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您干吗要去破费。”
我说：“黑耳朵的消失让我伤心了。其实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它在电视机上的孤独。看见这两只狗开心、友好的样子，我想这次让两只快乐、幸福的小狗待在电视机上面就好了。”
内希贝姑妈问：“凯末尔先生，小狗的孤独真的让您伤心了吗？您真是个有趣的人。但我们就是因为您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喜欢您。”
芙颂在对我甜美地微笑着。
我说：“被丢弃在一边的东西会让我很伤心。中国人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有灵魂的。”
“前几天电视上说，我们土耳其人没从中亚过来之前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内希贝姑妈说，“那天晚上您不在，芙颂，那个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啊，您把小狗们放在那里很好。是让它们这么面对面待着，还是朝我们待着，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突然塔勒克先生说：“让左边的那个朝我们待着，右边的那个冲它坐着。”
有时在谈话最奇怪的地方，在我们认为他压根没听我们说话的一个时候，塔勒克先生会突然插话，他会说一些表明他比我们更清楚细节的明白话。
他接着说道：“那样的话，它们既可以交朋友，不至于心烦，又可以看着我们，成为家里的一分子。”
即便我很想要它们，但一年多时间里我没去动那两只狗。我是在1982年把它们拿走的，那时每当我从凯斯金家拿走东西，我要么会在一边留下一些钱，要么会第二天立刻去买一样更贵的东西拿来给他们。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电视上既出现过针垫和狗，也出现过狗和卷尺那样奇怪的组合。

66 这是什么东西？
军事政变后四个月，一天夜里，我在宵禁前十五分钟离开了凯斯金家，路上我和切廷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被检查身份证的军人拦了下来。当时我安宁、舒坦地坐在后座上，因为我什么也不缺。然而，当拿着我身份证的士兵看了我一眼后，瞬间把目光停留在我身边的擦木梨丝刨子上时，我感到了不安。
刨子是我因为老习惯刚才在凯斯金家趁没人注意时带着本能拿下的。这让我那么开心，以至于没太费劲就早早地离开了他们家。带着一种猎人想不时骄傲地看一眼刚刚捕获的鹬鸟的冲动，我从大衣口袋里拿出刨子，把它放到了我的身边。
晚上一到凯斯金家，我就立刻闻到了弥漫在家里的香甜木梨酱味。聊天时，内希贝姑妈说下午她和芙颂一起用小火熬了木梨酱，母女俩一边熬果酱一边聊了天。我还幸福地从她的描述里想像了芙颂用木勺慢慢搅拌果酱的样子。
有时，军人检查了车和乘客的身份证后就会放行。有时，则会让车上的所有人下来，随后从头到脚地把车子和乘客检查一遍。他们也让我们下车了。
我和切廷下了车。他们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我们按照命令像电影里的罪犯那样张开双臂趴在了车身上。两个军人检查了手套箱、车座下面和车上的每个角落。被周围高高的公寓楼挤在当中的色拉塞尔维大街上的人行道是潮湿的，我记得，几个路人经过时朝执行任务的军人和我们这些被检查的人看了几眼。宵禁马上就要开始，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前面就是曾几何时，几乎我们所有高三学生都去过、麦赫麦特认识其中很多女孩的著名妓院六十六（房子的门牌号）。那里所有的窗户都是漆黑的。
一个军人问道：“这东西是谁的？”
“我的……”
“这是什么玩意？”
瞬间，我感觉自己将无法说出那是一个擦木梨丝的刨子。因为我以为，如果我说了，他们就会立刻明白我对芙颂的痴迷；那么多年为了见一个已婚的女人，我每星期去她和父母同住的家里三四次；情况的糟糕和我的绝望；其实我是一个又怪又坏的人。因为和塔勒克先生碰杯喝下的拉克酒，我的脑子是迷糊的，但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因此做了错误的评判。我只是觉得，木梨刨子，一个刚才还在芙颂他们家厨房里的物件，现在却落到了一个我认为是善意的特拉布宗<small>41</small>人士兵手里是奇怪的，但问题不仅仅如此，更为深刻的是，它关乎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
“先生，这个东西是您的吗？”
“是的。”
“兄弟，这是什么？”
我又陷入了一阵沉默。一种像无法起身告辞那样的降服和无奈在慢慢包围着我，在我没说出罪状之前，我希望我的军人兄弟能理解我，但不行。
上小学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古怪、也有点愚蠢的同学。当老师把他叫到黑板前，问他做没做数学作业时，他就会像我这样一声不吭地站着，既不说没做，也不说做了，只是带着一种内疚和无能的表情，一会儿把身体的重量放到右腿，一会儿又放到左腿，不断变换着站姿，在我们面前一直站到把老师气疯为止。在教室里惊讶地看着他时，我是无法明白，人一旦开始沉默就不可能再开口了，这种沉默甚至会持续很多年，上百年。儿时，我是幸福和自由的。但多年后的那天夜里，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我明白了什么是无法说话。我还模糊地感到，我对芙颂的爱情最后也变成了这样一种执拗、一个自闭的故事。我对她的爱情，我的痴迷，不管是什么，无论如何也走不到我和她自由分享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还在一开始我就在灵魂深处明白，在我讲述的这个世界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走上了在内心里寻找芙颂的道路。我认为，芙颂也知道我会在内心里找到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
切廷说：“长官，那是一个刨子……就是您知道的擦木梨丝用的刨子。”
切廷是怎么一下子认出刨子的？
“那他为什么不说？”他转向了我。“你看，在实行戒严令……你聋了吗？”
“长官，凯末尔先生这阵子很难过。”
“为什么？”军人问道，但他的工作是不允许这样一种怜悯的。他严厉地说：“过去，去车上等着！”他拿着刨子和我们的身份证走开了。
在我们后面排队的一辆小车的明晃晃的灯光下，我看见刨子闪了一下，随后被扔进了前面的一辆小军用卡车里。
我和切廷开始在雪佛兰车里等起来。接近宵禁时间时，街上的车都在加速。远处，我们看见急速在塔克西姆广场转弯的车子。我和切廷都不说话，我感到了老百姓在面对警察搜查和检查身份证时感到的那种恐惧和犯罪感。我们听到了车上钟表的嘀嗒声，为了不出声，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我想到，擦木梨丝的刨子在车上一个中尉的手里，我为此感到不安。静静地等待时，我带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担忧感到，如果军人没收了刨子，我会非常痛苦，因为担忧的强烈，多年后我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切廷打开了收音机。广播里在宣读戒严司令部的各种声明。逮捕令上的名单、各种禁令和被捕人员的名单……我让切廷换了一个电台。一阵刺啦啦噪音后，我们听到了一些从一个遥远国度传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正好切合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当我在享受着倾听时，外面飘起的一阵小雨在一点一滴地打湿我们的前窗玻璃。
宵禁开始后二十分钟，一个士兵朝我们走了过来。他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他说。
切廷问道：“他们不会因为宵禁后我们还在街上而再把我们拦下来吧？”
“你们就说被我们拦下了，”军人回答说。
切廷发动了汽车。军人给我们让了道。但我下了车，走到了军车前面。
“长官，大概我母亲的刨子留在你们这里了……”
“你看，原来你既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你不是很会说话吗？”
另外一个军人说：“先生，这是一件锋利的东西，禁止你带在身上！”这人的军衔更高。“拿去吧，但别再带在身上了。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商人。”
“你好好交税吗？”
“好好交的。”
他们没再说什么了。尽管我有点伤心，但因为重新得到了刨子，我是幸福的。回家的路上，当切廷慢慢地、小心翼翼开车在街上行驶时，我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伊斯坦布尔那些除了野狗便空无一人、黑暗的小巷，白天因为丑陋和破旧让我难过、被水泥公寓楼包围的大街，现在却显得充满了诗意和神秘。

67 古龙水42
1980年1月的一天，我和费利敦在雷江斯饭店吃了一顿午饭，我们喝了拉克酒、吃了竹荚鱼，谈了电影的事情。费利敦正和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摄影师雅尼一起拍广告片。尽管我对此毫无异议，但他还是不安地说“我们是为了钱才拍的！”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很轻松的费利敦，是一个年纪轻轻就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得到了生活乐趣的人，他会为这类道德问题而痛苦，着实令我费解，然而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早早地成熟了，这也让我懂得，很多人其实是表里不一的。
费利敦说：“有一个现成的剧本，如果我要为钱拍东西，我就拍它，那会更好。虽然有点低俗，但却是一个好机会。”
“现成”或是“万事俱备的一个剧本”，是我不时在佩鲁尔听到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剧本已经通过了审查，拍摄需要的所有许可都已得到。在很少有观众喜欢的剧本能够通过审查的那段时间里，每年必须拍一两部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为了不闲着会去选择一个其实他们压根没想过的现成剧本来拍摄。因为审查委员会，多年来砍掉了每个有趣、不同想法的尖锐棱角，让所有电影都彼此雷同，因此对于多数导演来说，不知道电影的主题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电影的主题对芙颂适合吗？”我问费利敦。
“一点也不适合。但对于帕帕特亚来说是合适的。是个非常轻浮的角色，女演员需要演一些脱戏。男主角也一定要是塔希尔·汤。”
“塔希尔·汤不行。”
于是，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塔希尔·汤，好像我们的主题不是让帕帕特亚替代芙颂来出演我们的第一部电影。费利敦说，我们应该忘记塔希尔·汤在安宁饭店制造的事端，他说：“我们不应该感情用事！”有一刻，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替芙颂想过多少？我问了电影的主题。
“一个有钱人，勾引了一个漂亮的远房亲戚女孩，随后又抛弃了她。失去了贞洁的女孩为了报复当了歌手……那些歌本来就是为帕帕特亚写的……电影本来是梦想·哈亚提要拍的，但因为帕帕特亚拒绝成为他的奴隶，一气之下他就放弃了。剧本就这样被闲置了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剧本、歌曲、整个电影，别说是芙颂，就是对费利敦来说也极为糟糕。因为想到不管怎样，我的美人晚饭时总会对我瞪眼、板面孔，那么至少让费利敦高兴也是一件好事，因此也带着拉克酒给予的勇气，我同意了为电影投资。
1981年5月，费利敦开始拍摄“现成的剧本”。片名用的是哈利特·齐亚<small>43</small>八十年前写的爱情和家庭题材小说《破碎的生活》。然而，叙述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西化的优秀富人和中产阶级身上故事的小说，和讲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泥泞后街和夜总会里的剧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个为了给失去的贞洁复仇，带着巨大的仇恨和意志力，因为唱爱情歌曲而一举成名的歌手，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相反，不是因为结了婚，而是因为没能结婚而非常不幸。
电影是在老的佩丽影院开拍的，有段时间所有带唱歌情节的电影里的夜总会场景都是在那里拍摄的。撤掉了座椅的影院，摆上桌子后被变成了一家夜总会。影院宽敞的舞台，即使比不上那时最大的马克西姆夜总会和位于耶尼卡帕的恰克尔夜总会，但也足够大了。在顾客们一边吃喝，一边观看舞台上的歌手和幽默主持人以及像杂技和魔术那样的其他“综艺节目”的夜总会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既可以听到土西结合的土耳其音乐，也拍摄了很多带唱歌情节的电影。电影中的那些夜总会场景，主人公们首先会用一种夸张的语言介绍自己和他们的痛苦，但多年后，就像从观众和顾客那疯狂的掌声和激动的泪水中也能明白的那样，他们仍将是在夜总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费利敦向我透露了耶希尔恰姆的制片人们为了降低群众演员的成本而采用的各种方法：从前，因为像泽齐·缪然<small>44</small>和艾美尔·萨英<small>45</small>那样的真正歌手多数时候会在电影里扮演他们自己，因此只要戴领带、穿西装和举止文雅的人都会被作为观众请进拍摄现场。夜总会的桌子会被那些愿意免费观看明星的人坐满，这样不花一分钱，群众演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最近几年，像帕帕特亚那样鲜为人知的演员取代了那些歌唱家。（在电影里，扮演远比自己更加有名的歌唱家的这些小明星，会在一两部电影后变得和他们扮演的角色一样有名，于是又会有更加没名的穷歌手在电影里扮演他们的角色。有一次穆扎菲尔先生告诉我说，土耳其观众厌倦那些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电影里都有名和富有的人。一部电影的神秘力量，来自它的明星在现实生活和电影里的地位差距。而电影故事原本就是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的。）因为没人会穿戴齐整地去布满灰尘的佩丽影院听一个无名歌手唱歌，因此就给那些扮演观众的带领带、穿西装的男人和不带头巾的女人提供免费烤肉。以前，塔伊丰喜欢在朋友聚会上调侃他在露天影院里看过的土耳其电影，在他模仿了那些吃饱了肚子摆出富人架势、戴领带的穷演员的造作姿态后，他会带着一种受委屈之人的真诚恼怒愤愤不平地说，其实土耳其富人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从费利敦拍摄前，用他在当助理时的例子跟我说的那些事情里知道，便宜的群众演员除了错误地宣传富人，还可能会制造出更大的麻烦。一些人吃了烤肉，不等拍摄结束就要离开；一些人在桌上看报纸；一些人当明星歌手唱到最感人的歌词时，和其他群众演员说笑（其实这和现实生活是相符的）；一些人则疲于等待而在桌上睡着了。
第一次去《破碎的生活》的拍摄现场时，我看见“剧务主任”因为生气，正在满脸通红地训斥那些看着镜头的群众演员。就像一个真正的电影制片人，一个老板那样，我静静地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正在那时，我听到了费利敦的声音，于是一切在瞬间被赋予了土耳其电影那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低俗的魔力，帕帕特亚手拿麦克风开始走在延伸到观众席间的高台上。
五年前，我和芙颂和费利敦在椴树楼附近的一个花园影院里看过帕帕特亚出演的一部电影，帕帕特亚扮演一个让因误会而分手的父母和好的能干、机灵和善良的小女孩。而现在，（带着一种标示所有土耳其孩子命运的速度），帕帕特亚却变成了一个疲于奔命、愤怒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牺牲品。失去了土耳其电影的悲剧色彩和纯真，因此命中注定会早死的不幸女人的样子，对于帕帕特亚来说就像是一件非常合体的衣服那样合适。当我想起帕帕特亚儿时的纯真时，我可以明白她现在的状态；而从她在舞台上那疲惫和愤怒的状态里，我可以看到她儿时的纯真。在一个不存在的乐队的伴奏下——费利敦将会使用从别的电影人那里拿来的音乐——帕帕特亚像一个模特那样走着，她带着一种绝望的反抗走到了对真主造反的边缘，她那复仇的渴望，因为让人想起了她所忍受的强烈痛苦，因此让我们黯然神伤。在和那里的所有人一起拍摄这个镜头时，我们在帕帕特亚的身上感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即便有些低俗。打瞌睡的群众演员打起了精神，就连那些送烤肉的招待员也开始驻足观看了。
帕帕特亚像拿着镊子那样拿着手里的麦克风。那些年，大明星们都有反映各自特点的拿麦克风的姿势，而帕帕特亚却为此带来了一种全新和原创的风格，我在佩鲁尔认识的一个记者认为，这是不久后她将成为一个大明星的佐证。在那些年的夜总会里，固定在一个三脚高支架上的麦克风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着长长电线的移动麦克风，这给歌星走下舞台，走近观众创造了机会。然而它带来的问题是，歌星一方面要用悔恨和愤怒的动作，有时用眼泪来强调歌曲的情感，另一方面不得不去注意那根长长的电线，就像家庭主妇为了不让吸尘器的长线绕到桌腿上而忙碌。因为在放录音，所以帕帕特亚其实没在真唱，麦克风的电线也没连在、绕在任何地方，但帕帕特亚却做出一副电线绕到了什么地方的样子，用一个非常优雅和柔和的动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同一个记者带着仰慕对我说，这些动作就像一个为跳绳的伙伴摇绳子的小女孩的动作。
快速进行的拍摄告一段落时，我祝贺了费利敦和帕帕特亚，我对他们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自己俨然成了报纸和娱乐版块上的那些制片人了。也许是因为记者们在旁边的缘故！但是费利敦身上也出现了一种完全像报纸上说的那种导演的气质：拍摄的速度和忙乱带走了他身上的稚气，仿佛他在两个月里一下长了十岁。他的身上出现了一种有始有终、坚决、强大、略微带点残酷的男人气概。
那天我感觉到，帕帕特亚和费利敦之间产生了一种爱情、至少是一种认真的关系。但我还不能完全确信。因为当身边有记者时，大小明星们都会做出一副他们之间发生了秘密恋情的样子。或是在那些准备娱乐和电影版面的记者们眼里有一种散发出禁忌、罪孽和罪过味道的东西，而演员和电影人也在配合着他们那么做。记者拍照时，我远离了镜头。因为芙颂每星期会在某个地方找来像《声音》《周末》那样上面有许多电影界新闻的杂志来看。我觉得她会在这些杂志上看到有关费利敦和帕帕特亚的绯闻。而帕帕特亚也有可能会暗示，她和男主角塔希尔·汤，甚至和我——“和制片人！”——发生了恋情。然而，其实不需要任何人去暗示什么，因为那些准备娱乐和电影版面的人，一旦认定哪条消息会大卖就会去编造这条消息，然后再添油加醋地写出来。有时他们会在一开始就诚实地告诉演员那是虚假的消息，而演员们也会配合他们摆出必要的“亲密姿势”。
我既为芙颂远离这种生活和这些人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因为她没能经历这些喧哗和有趣的事情而为她感到惋惜。事实上，在电影和生活中——两者在观众的眼里是相同的——扮演各类堕落女人、经过了命运的循环后成为了一个女明星的人，转眼间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淑女继续她的演艺生涯也是可能的。芙颂可能也在幻想这个吗？为此她需要为自己找一个黑社会的“教父”，或是那种关系上的一个胆大妄为的流氓有钱人。这些流氓一旦和明星们建立了关系，就会立刻禁止她们在电影里演接吻和裸露的戏。裸露指的仅仅是——未来世纪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不要误会——小腿和肩膀的裸露。明星若得到一个“教父”的庇护，那么关于她的那些低俗、嘲讽和无耻的新闻也会被立刻封杀。曾经有一个对此类禁令不知情的年轻记者，因为写了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某“教父”庇护下的女明星高中当舞女时被著名大厂主包养的消息，腿上便被打了一枪。
看拍电影时，我一边自得其乐，一边又痛苦地想到，芙颂在离佩丽影院步行十分钟的家里无所事事地坐着。拍摄一直持续到宵禁的钟点。晚饭时，我会想到，如果凯斯金家餐桌上我的位子是空的，那么芙颂会认为我放弃她而选择了拍电影，我会为此而慌乱。于是，晚上，我会带着愧疚和一种幸福的承诺从佩丽影院沿着鹅卵石路面走下大坡去凯斯金家。芙颂最终会是我的。我让她远离电影是对的。
我明白自己还因为一种同志和挫败的情感依恋她，而这，有时会比爱情更让我感觉幸福。感到这点时，城市街道上的夕阳、从破旧的希腊人公寓楼里散发出来的潮湿和陈旧的味道、叫卖鹰嘴豆米饭和炸羊肝的小贩、在鹅卵石路面的小巷里踢足球的孩子们踢过来的足球、我用力将滚到脚边的足球高高踢出而得到的嘲笑掌声，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开心不已。
那些日子，无论从电影拍摄场到萨特沙特的走廊，还是从茶馆到凯斯金家，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那就是一夜屋银行家们给出的高额利息。因为通货膨胀快要接近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所有人都想找个地方把钱存起来。凯斯金他们在晚饭前也会议论这个话题。塔勒克先生说，他从不时去的茶馆里听说，有些人为了让钱保值去黄金市场买了黄金，有些人则把钱交给了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利息的各式各样的银行家，很多人在把手里的黄金兑换成现钱，还有人取出了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他会烦躁地说这些事来征求我这个商人的意见。
费利敦以拍电影和宵禁为由很少回家，他也不从我给柠檬电影公司的钱里拿出一分钱来给芙颂。从前，我从他们家拿走东西后会买去新的东西，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留钱而不再买东西了。这是一个月前，从我拿走塔勒克先生的一副旧纸牌后开始的。
我知道芙颂为了打发时间会用纸牌来算命。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玩牌时会用另外一副牌，内希贝姑妈难得和邻居玩牌时也从来不会拿出这副牌。我“偷”的这副牌里有几张的边角已经破损，牌的背面还有污渍，有几张已经折断了。芙颂曾经笑着说，因为这些标记和污渍她认识某些纸牌，因此用这副牌算命就容易算通。我拿起纸牌仔细地闻了闻，除了旧纸牌上那特有的香水、潮湿和灰尘的味道，我还闻到了芙颂手上的味道。纸牌上的味道让我感到一阵眩晕，因为内希贝姑妈也发现了我对纸牌的兴趣，因此我堂而皇之地把牌放进了口袋里。
我说：“我母亲也算命，但从来算不通。据说用这副牌算命的人会转运。认识这些污渍和破损后，我母亲的运气也会好起来的。最近她很烦躁。”
内希贝姑妈说：“向维吉黑大姐问好！”
当我说要从阿拉丁的小店里买一副新牌过来时，内希贝姑妈一开始一直说“不要我破费”。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说起了一副在贝伊奥鲁看到的新牌。
芙颂那会儿在后屋。我把从口袋里拿出来的一沓钱羞愧地放到了一边。
“内希贝姑妈，您能去买两副新牌吗？一副给你们，一副给我母亲。从这个家里拿去的纸牌会让我母亲高兴的。”
内希贝姑妈说：“当然。”
十天以后，我拿走了一瓶新开的佩雷嘉牌古龙水，我在放古龙水瓶子的地方，又带着一种奇怪的愧疚留下了一沓钱。我确信在头几个月里，芙颂对这些钱物交易是一无所知的。
其实那么多年我一直在从凯斯金家拿走古龙水的瓶子。但那些都是空瓶子，或是马上要用完，即将被丢弃的瓶子。除了拿空瓶子来玩的小孩，没人会去注意那些空瓶子的。
我会带着渴望，甚至是希望把晚饭后很久才招待大家用的古龙水像一种圣水那样，涂抹到我的手上、额头上和脸颊上。我也总会着魔般地看芙颂和她父母用古龙水时的动作……塔勒克先生会在看电视时慢慢拧开古龙水的瓶盖，而我们也知道过一会儿放第一个广告时，他会把瓶子交给芙颂说“问问有人要古龙水吗？”芙颂首先会往她父亲的手上倒古龙水，塔勒克先生会像得到一种医疗救助那样把古龙水涂到手腕上，他还会像一个克服呼吸困难的人那样深深地将古龙水的香味吸进肺里，随后还会不时地去闻一闻手上的余香。内希贝姑妈只要一点点古龙水，她会用我在母亲那里看到的优雅动作，慢慢地搓手掌，就好像在手心里滚动一块肥皂让它出泡沫那样。如果在家，费利敦会从妻子那里要最多的古龙水，他会像一个就要渴死的人那样张开手掌，像一个痛饮水的人那样几乎带着贪婪把古龙水涂到脸上。我会从所有这些动作里，从古龙水给予的香味和凉爽里（因为在寒冷的冬夜里，也会有同样的古龙水仪式）感到它完全不同的一个含义。
就像乘坐大巴旅行前，乘务员往每个乘客的手里倒古龙水一样，我们的古龙水也让每晚聚在电视周围的我们感到，大家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美好，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在分享同样的命运（这也是电视里的新闻强调的一种情感），尽管我们每晚在同一个屋檐下看电视，但人生是一种冒险。
轮到我时，当我迫不及待地张开手掌，等待芙颂来倒古龙水时，我们的目光会相遇。那时我们会像一对一见钟情的情侣那样深情地凝望彼此。当我去闻手上的古龙水时，我根本不会去看自己的手掌，而是始终看着芙颂的眼睛。有时我眼神里的那种浓烈、坚定的爱意会让她忍不住笑起来。那似有似无的笑意会在她的嘴角停留很长时间。在那个微笑里，我会看见一种对于人生、我的爱恋、我每晚的拜访的怜爱和嘲讽，但我不会因此心碎。恰恰相反，我会在霎那间更爱她，会想把古龙水的瓶子拿回家。在随后的一次造访里，当我发现古龙水快要用完时，我会用眨眼的工夫把瓶子塞进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口袋里。
在《破碎的生活》拍摄的那些日子里，晚上7点左右，天黑之前，当我从佩丽影院朝楚库尔主麻走去时，有时我会有一种那个时刻的生活片段其实以前已经经历过的感觉。完全相同的人生我将重新经历一次，而那前世里既没有太大的不幸，也没有太大的幸福。但这前世里有一种让我感觉非常沉重的忧伤……也许这是因为我看见了故事的结局，知道既没有什么大胜利，也没有什么大幸福在等待我的缘故。因此，在爱上芙颂的第六个年头结束时，我从一个认为人生是一次充满未知、有趣冒险的人，正在变成一个对人生心怀不满、自闭、忧伤的人。人生中不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感觉在慢慢占据我的内心。
在那些春天的夜晚，我会说：“芙颂，我们去看看你画的白鹤好吗？”
而芙颂会没精打采地说：“不，没什么新进展。”
有一次，内希贝姑妈插话道：“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白鹤从我们的烟囱上飞了起来，凯末尔先生，它飞到的地方可以看见整个伊斯坦布尔。”
“我很好奇。”
有时芙颂会诚实地说：“今晚我心情不好……”
那时我会看见塔勒克先生的心在颤抖，他慈爱地想保护女儿，他在为此忧伤。感到芙颂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今晚，也是人生窘境的一个表述，我会因此伤心，于是我决定从此不再去《破碎的人生》的拍摄现场。（这个决定我很快就实施了。）而另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芙颂的这个回答，是她多年来对我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一个部分。从内希贝姑妈的眼神里，我也会感到，她既在为我的，也在为芙颂的态度而烦恼。就像托普哈内上空的乌云笼罩了天空一样，当我们感到人生的困境和烦恼笼罩在我们心头时，我们会陷入一阵沉默，像往常那样我们会去做三件事：
1.我们会去看电视。
2.我们会再倒上一杯拉克酒。
3.我们会再点上一根烟。

68 4213个烟头
在我去凯斯金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这些一头碰到过芙颂那玫瑰般的嘴唇，进入她的嘴巴，有时就像我摸到过滤嘴时明白的那样因为碰到了她的舌头而被浸湿，以及多数时候被涂抹在她嘴唇上的口红染上了一层可爱红色的烟头，全都是带着深切痛苦和幸福回忆的非常特殊和私密的东西。九年时间里，芙颂一直在抽萨姆松<small>46</small>牌香烟。开始去凯斯金家吃晚饭后不久，我也在芙颂的影响下，放弃万宝路开始抽萨姆松了。我是从在街上卖走私香烟的小贩和通巴拉手那里买来清淡型万宝路的。我记得，有天夜里，我们谈到清淡型万宝路和萨姆松都是烟味浓烈、味道相近的香烟。芙颂说，萨姆松烟更会让人咳嗽，而我则说，美国人不知道往烟草里添加了哪些毒素和化学物质而把万宝路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害的东西。因为塔勒克先生还没坐上餐桌，因此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们互相让了烟。在这八年时间里，像芙颂那样，我也像烟囱那样吞云吐雾地抽了很多萨姆松，但是为了不给未来的人们树立一个坏榜样，我不会在故事里过多地说那些经常出现在老电影和小说里的抽烟细节。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生产，通过走私船只和渔船运入土耳其的假冒万宝路，也和美国的真万宝路一样，一旦点着就能烧到最后。而萨姆松却不能自己从头烧到尾，因为烟草既潮湿又粗糙。因为有时里面会出现没有完全磨碎、像木屑一样的烟叶梗、烟叶的粗经脉和潮湿的烟草块，因此芙颂抽烟前会用手指先将香烟搓软。我也从她那里学来了这个动作，点烟之前就像芙颂那样，我会用手指自动地把烟转着捏一捏。如果那时她也在那么做，那么和芙颂对视会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我去凯斯金家的头几年里，芙颂抽烟时会做出不能在父亲面前抽烟的样子。她会把烟倒捏在手心里，就像把手上的烟藏起来那样，她也不会把烟灰点到她父亲和我用的屈塔希亚烟缸里，而是“不让任何人看见”地弹到咖啡杯的小碟里。她父亲、我和内希贝姑妈会毫无顾忌、随意地吐出嘴里的烟，而芙颂则会像课堂上跟身边同学急急忙忙说一句悄悄话那样，瞬间把头转向右边，朝着远离餐桌的一个地方，匆忙地把肺里的蓝色烟雾从嘴里吐出来。我非常喜欢这个让我想起我们那些数学课的动作，喜欢她脸上那种假装害羞以及慌乱和犯了错的表情，我会想到，今生自己会永远爱她。
为了在父亲面前遵守类似不抽烟、不喝酒、不翘二郎腿的传统家规所做的所有这些表示“尊敬”的动作，在随后的几年里都慢慢消失了。塔勒克先生当然看见女儿抽烟了，但他没有像一个传统的父亲那样做出应有的反应，他因为芙颂的那些表示尊敬的动作而满足。看这些“假装那么做”的仪式、这些人类学家根本无法理解的复杂细节，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我从不认为“假装那么做”是虚伪的；当我看着芙颂那些可爱、迷人的动作时，我会提醒自己，我之所以能够看见凯斯金他们，完全是因为每晚我们都在“假装那么做”。因为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恋人，像真实的我那样坐在那里。我只有装作一个去他们家做客的远房亲戚那样，才能够看见芙颂。
我不在时，芙颂会把烟一直抽到过滤嘴那里。我会从去他们家之前被掐灭在烟缸里的烟头上明白这点。我能够立刻从烟缸里分辨出芙颂的烟头，这不仅和香烟的牌子，也和芙颂掐灭烟头的动作和她当时的情感有关。而我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就像抽纤长、优雅的美国女士烟的茜贝尔和她的朋友那样，芙颂几乎抽到半截就会把烟掐灭。
有时，她会用一个生气的动作把烟掐灭。有时这会是一个不耐烦的姿态，而不是一个生气的动作。我也见过很多次她愤怒地掐灭烟头的动作，我会为此感到不安。某些日子，她会用非常小而执着的动作，把烟头在烟缸底部点几下来熄灭。有时，在谁也不注意时，她会像在慢慢地踩踏一个蛇头那样，用劲、慢慢地把烟头摁灭在烟缸里。那时，我会想到，她是在把心里的所有愤怒发泄到烟头上。看电视、听别人聊天时，她也会若有所思，看也不看地就把烟掐灭在烟缸里。我还经常看见她为了腾出手去拿勺子或是水罐，急急忙忙一下就把烟掐灭的动作。在她开心、幸福的那些时候，就像不给任何痛苦就把一个动物杀掉那样，她会用食指尖轻轻地把烟摁灭在烟缸里。在厨房干活时，就像内希贝姑妈那样，她会让烟头瞬间碰到龙头里流出的水，然后把它扔进垃圾桶里。
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赋予了每个出自芙颂之手的烟头一个特殊的形状和灵魂。我会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把它们从口袋里拿出来仔细查看，我会把它们每一个比做一样不同的东西，比如，脖子和脑袋被踩扁、驼背、受了委屈的黑脸小人儿，或是令人恐惧的奇怪问号。有时我会把那些烟头比做渡船的烟囱，或是海里的小虫。有时，我会把它们当做警示我的感叹号，来自未来的一种危险的信号，难闻的垃圾，或是一种表达芙颂灵魂的东西，甚至是这个灵魂的一个部分。我会轻轻地舔一下过滤嘴上的口红印，沉浸在关于人生和芙颂的沉思里。
我在博物馆里展出自己在这八年时间里攒下的4213个烟头，我在每个烟头下面注明了我拿到它的日期。看到这些的参观者们，千万别认为我在用没用的东西充斥展柜，因为每个烟头的形状，都是芙颂掐灭它时感到的一种强烈情感的表现。比如，1981年5月17日，也就是《破碎的生活》在佩丽影院开拍的那天，我从芙颂的烟缸里拿来的这三个被用劲折弯的烟头，不仅会让我想起那几个糟糕的月份，还会让我想起芙颂那天的沉默、她离电影的遥远以及她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里还有两个被狠狠掐灭的烟头，它们是在我们看电视里播放的《虚假的幸福》电影时被掐灭的。电影里的男主角，我们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艾克雷姆（就是曾经也扮演过先知易卜拉欣的著名演员艾克雷姆·居奇鲁）说道：“努尔坦，人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要更多的东西试图得到幸福！”他那一贫如洗的情人努尔坦无声地低下了头。芙颂就是在这个时候掐灭了其中的一个烟头，而另外一个则是在那个镜头过后十二分钟被掐灭的。（芙颂平均九分钟抽完一根萨姆松。）
我记得，一些看上去还齐整的烟头上的污渍，来自于芙颂在一个炎热的夏夜吃的酸樱桃冰激凌。夏天的夜晚，推着三轮小车在托普哈内和楚库尔主麻小巷里，边喊“奶油冰激凌！”边摇铃铛慢慢转悠的卡米尔，冬天则会叫卖海尔瓦甜食。有一次，芙颂告诉我，卡米尔的手推车，也是让从小给她修自行车的贝希尔修的。
看到另外一两个烟头和它们下面的日期，我想起在炎热的夏夜里，我们吃过的油炸茄子、酸奶以及我和芙颂一起看着窗外的情景。在那种时候，芙颂会拿一个小烟缸在手上，然后不时往烟缸里点烟灰。那时，我会把她想像成一个去出席一场豪华舞会的女人。抑或是和我站在窗前聊天时，她会模仿这样的一个女人。如果愿意，她可以像我，或是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把烟灰弹到窗外，在窗边把烟掐灭随后把烟头扔下去，或者用手指直接把燃着的烟头弹出去，然后看烟头在黑暗中旋转着落下。但芙颂从来不会那么做，她文明、优雅的举止也为我树立了榜样。远远看着我们的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在一个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西方国家，在一个舞会上，为了互相认识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文雅地交谈。看着窗外时，我们会说笑着谈论刚才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结局、夏日夜晚的闷热、在街上玩捉迷藏的孩子们。而那时，海峡方向会吹来一阵轻风，和着海藻味和金银花醉人的清香，轻风会给我带来芙颂头发和肌肤的芳香，以及这香烟的好闻烟味。
有时，当芙颂正要掐灭烟头时，我们的目光会在不经意间相遇。在电视上看一部悲凄的爱情影片时，或是跟随着沉重的音乐，被一部关于“二战”的纪录片中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影响时，芙颂会冷漠地把烟掐灭。就像在这个例子里一样，如果那个时刻我们的目光碰巧相遇，那么瞬间我们之间会产生一股电流，我们俩就会想起我为什么会坐在他们家的餐桌上，那时被掐灭的烟头就会带有一种奇怪的形状，就像当时混乱的脑子一样。随后，我会听到从远处的一艘大船上传来的汽笛声，我会用那艘船上的人们的视角来思考世界和自己的人生。
有些夜晚我只拿一个，有些夜晚则会拿几个烟头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当我随后把它们一个个拿到手上时，我会想起属于过去的一些“时刻”。那些烟头，让我清楚地明白，其实我积攒的所有物件，正好就一一对应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些时刻。
不用把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积攒的物件拿到手上，即便仅仅看它们一眼，我就已经能够想起和芙颂一起拥有的过去，晚上我们在餐桌上坐着的样子。一个陶瓷的盐瓶、一副小狗形状的裁缝卷尺、一个开罐头器，或是芙颂他们家厨房里永远不会缺少的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瓶，我用物件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一个个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的记忆里仿佛正在扩散成一段久远的时间。就像看着烟头那样，看着那些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日积月累的物件，我就会一幕幕地想起我们坐在芙颂他们家餐桌上时所做的一切。

69 有时
有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只默默地坐着。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像我们那样讨厌电视里的节目，那时他就会用余光看报纸。有时，一辆车会按着喇叭从坡上下来，那时我们都会停止说话、伸长耳朵去听车开过。有时，下雨了，我们就会去听雨点打在窗户上的噼啪声。有时，我们会说“天真热啊。”有时，内希贝姑妈会忘记放在烟缸里的烟，走进厨房后再点上一根。有时，不让任何人发现，我会盯着芙颂的手看上十五到二十秒，那时我就会更加爱慕她。有时，电视的广告里会出现一个女人介绍我们那时正在吃的一样东西。有时，远处会传来一声爆炸声。有时内希贝姑妈，有时芙颂，会起身离开餐桌，往暖炉里添上一两块煤。有时，我会想下次来不送发夹给芙颂，送她一个手镯。有时，我竟然会忘记我们正在看的一部电影的主题，一边看电视，一边回忆在尼相塔什上小学时的那些日子。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让我去给你们煮点椴树花水来喝吧！”有时，芙颂会那么忘我地打哈欠，以至于我会想到，她忘记了整个世界，她在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打出一段更加安宁的人生，就像夏天从一口清凉的井里打出一桶水那样。有时，我会对自己说，别再坐着了，该走了。有时，对面公寓楼底层那家开到很晚的理发店在送走最后一个顾客后，店主会快速拉下金属卷帘门，那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会回响在整个街区。有时，会停水，一停就是两天。有时，从烧煤的取暖炉里，除了火焰我们还会听到别的一个声响。有时，完全因为内希贝姑妈说“你喜欢吃我今天做的橄榄油四季豆，明天您接着过来吃”，于是第二天我还会去他们家。有时，我们会谈起美苏争斗、“冷战”、夜里经过海峡的苏联战舰、马尔马拉海域里的美国潜艇。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今天晚上太热了”。有时，从芙颂的表情里我会明白她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我会想去她幻想的那个国度，但是，我会觉得自己、我的人生、我的沉重、我坐在餐桌上的样子完全是绝望的。有时，餐桌上的东西在我眼前会变成山脉、低谷、山峰、高原和盆地。有时，我们会看着电视，瞬间一起笑起来。有时，我们会同时聚精会神地去看电视上的一个节目，在我看来，这仿佛是对我们的一种为侮辱。有时，看见邻居孩子阿里在芙颂的怀里爬上爬下，我会很生气。有时，我会和塔勒克先生，带着一种诡秘和狡猾的神情，轻声谈论经济形势上的敏感问题。有时，芙颂会去楼上，好长时间也不下来，这会让我不开心。有时，电话铃响了，但却是打错的。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下周二，我给你们做南瓜甜食”。有时，三四个年轻人唱着足球歌，叫嚷着从坡上下来，走向托普哈内方向。有时，我会帮着芙颂给暖炉添煤块。有时，我会看见一只蟑螂慌乱地跑在厨房的地面上。有时，我会感觉到芙颂在桌下把脚放在了拖鞋的上面。有时，巡夜的人会正好在我们的门前吹响哨子。有时我，有时芙颂，会起身去把忘记撕掉的挂历一张张撕去。有时，乘没人注意，我会再去舀一勺粗小麦粉做的海尔瓦甜食。有时，电视上的图像会变模糊，塔勒克先生说“女儿，你去调一调”，芙颂会去调电视后面的一个按钮，而我则会从后面看着她。有时，我会说“我再抽根烟，然后就走”。有时，我会完全忘记时间，就像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那样，舒坦地躺在“现在”里。有时，我会认为自己发现了地毯里面的细菌、虫子和寄生虫。有时，在两个电视节目中间，芙颂会从冰箱里拿来冰水，塔勒克先生则会去楼上上厕所。有时做了西葫芦、西红柿、茄子和柿子椒塞米饭，我们会连着吃两天。有时，吃完晚饭，芙颂会离开餐桌去和柠檬说话，我会以为她在和我说话。有时，夏夜里，一只从凸窗外飞进来的飞蛾，会像疯子那样开始快速地围着灯打转。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起一个她新近听到的旧传闻，比如，电工埃菲的父亲曾经是个出了名的土匪。有时，我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我、动情、久久地看着芙颂，就像只有我们俩那样。有时，一辆小车会那么静悄悄地在经过，以至于我们只能从玻璃的震动上才会感觉到。有时，会从费鲁扎清真寺传来祷告的召唤。有时，芙颂会动不动就离开餐桌，跑到面向大坡的窗前，仿佛带着一种深切的思念等待一个人那样，久久地看着窗外，这会让我心碎。有时，看着电视我会去想完全不同的事情，比如，我会幻想我们是在轮船餐厅里遇到的乘客。有时，夏夜里，内希贝姑妈会把在楼上房间里用的灭蝇喷雾剂拿到楼下来，在餐厅里“转着喷一下”，苍蝇会应声落地。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起古时的伊朗皇后苏雷亚，她会跟我们讲这个因为不能生育而离婚的女人所经历的痛苦和她在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时，塔勒克先生会看着电视说“他们怎么又让这个无耻的家伙上电视了！”有时，芙颂会连续两天穿同样的衣服，但它们依然会让我觉得不同。有时，内希贝姑妈会问“有人要吃冰激凌吗？”有时，我会看见对面楼上的一个人站在窗前抽烟。有时，我们会吃油炸凤尾鱼。有时，我看见凯斯金他们真诚地相信世上是有公道的，罪犯必将会在今世或来世得到惩罚。有时，我们会沉默很长一段时间。有时，不仅是我们，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沉默。有时，芙颂会说“爸爸，开饭前请你先别偷吃！”那时我会感到，因为我的缘故，他们甚至在餐桌上都不能轻松自在。有时，我却不这么想，我会发现所有人都很自在。有时，聚精会神看电视的内希贝姑妈，点着烟后会忘记把火柴吹灭，直到火快烧到她的手。有时，我们会吃用烤箱做的面条。有时，一架飞向耶希尔柯伊机场方向，准备降落的飞机在黑色中会从我们的上空呼啸而过。有时，芙颂会穿一件露出细长脖子和前胸上部的衬衫，看电视时，我会注意不让自己的目光总停留在她那白皙的脖颈上。有时，我会问芙颂“你的画儿画得怎么样了？”。有时，电视上说“明天要下雪”，但到了第二天并没有下雪。有时，会听到一艘大油轮发出的慌乱汽笛声。有时，远处会传来枪声。有时，旁边邻居会用力地撞上楼门，那时，我身后展示柜里的茶杯会颤抖。有时，电话铃响了，柠檬会把它当做一只雌鸟而开始激动地鸣叫，我们大家都会笑它。有时，会有一对夫妇来做客，我会感到一点难堪。有时，塔勒克先生会跟着电视上的于斯屈达尔音乐社团女声合唱团一起唱老歌。有时，两辆小车会在窄小的街道上相遇，两个司机固执地不给彼此让路，他们会因此争执、对骂，随后走下车开始大打出手。有时，家里、街上、整个街区都会出现一阵神奇的寂静。有时，晚上，除了馅饼和腌金枪鱼，我还会给他们带去鲭鱼干。有时，我们会说：“今天可真冷啊！”有时，塔勒克先生晚饭后会笑着从口袋里拿出清爽牌薄荷糖，请我们每人吃一粒。有时，楼门前的两只猫会先野蛮地叫上一阵，随后开始尖叫打架。有时，芙颂会立刻戴上那天我送她的耳坠或是别上胸针，吃饭时我会悄悄地告诉她很漂亮。有时，我们会深深地被电视上爱情电影里的重逢和接吻镜头打动，我们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今天菜里的盐我放少了，想加的随便加。”有时，远处在闪电、打雷。有时，一艘旧的海峡轮船发出的尖细汽笛声，会带着忧伤直刺我们的心窝。有时，我们在佩鲁尔认识的一个演员会出现在电视上的一部电影、一个连续剧或是广告里，那时我很想看见芙颂的眼睛，而她却会逃避我的目光。有时，停电了，我们会在黑暗中看见火红的烟头。有时，会有一个人吹着一首老歌的口哨从楼门前走过。有时，内希贝姑妈会说“唉，今天晚上我烟抽得太多了。”有时，我的眼睛会盯在芙颂的脖子上，为了整个晚上不去过多地看那里，我会不太难地就管住自己。有时，刹那间会出现一阵深沉的寂静，内希贝姑妈会说：“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人死了。”有时，塔勒克先生的一个新打火机会打不着火，我会想是时候送他一个新的了。有时，内希贝姑妈会去厨房冰箱里拿一些吃的过来，回来后她会问我们刚才电影里发生了什么。有时，从我们对面的单元房里会传来夫妻吵架声，因为丈夫殴打了妻子，所以我们会听到惨叫声。有时，冬天的夜晚，卖米酒的小贩会摇着铃铛，叫喊着“维法的米——酒”经过楼门口。有时，内希贝姑妈会对我说：“今天您很开心！”有时，为了不探过身去抚摸芙颂，我会艰难地克制自己。有时，特别是在夏夜，会突然刮起一阵风，门会被撞上。有时，我会想到扎伊姆、茜贝尔和我的一些老朋友。有时，苍蝇会停在我们的饭菜上，内希贝姑妈会很生气。有时，内希贝姑妈会从冰箱里为塔勒克先生拿来矿泉水，她会问我“您也要吗？”有时，还不到11点，巡夜的人就会吹着口哨从楼门口经过。有时我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对她说：“我爱你！”但我只能用我的打火机为她把烟点燃。有时，我发现自己上次拿来的紫丁香还在花瓶里待着。有时，又会出现一阵沉默，邻居家的一扇窗户会被打开，有人会往楼下扔一袋垃圾。有时，内希贝姑妈会问：“最后这个肉丸子谁吃？”有时，看着电视里的那些帕夏，我会想起服兵役的那些日子。有时，我会深切地感到不单单是自己，我们所有人都是微不足道的。有时，内希贝姑妈会问：“猜猜看，今天晚上的甜食是什么？”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剧烈地咳嗽，芙颂会起身为他父亲拿来一杯凉水。有时，芙颂会别上很多年前我送她的一个胸针。有时，我会开始以为电视上的图像和解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时，芙颂会问我一个关于电视上的话剧演员、文学家或是教授的问题。有时，我也会帮着把餐桌上的脏盘子拿去厨房。有时，因为我们的嘴里塞满了食物，因此餐桌上会出现一阵沉默。有时，一个人打了哈欠，随后其他人也都跟着打哈欠，当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后会笑着谈论这个话题。有时，芙颂会完全沉浸在电视上的电影里，那时我会希望自己是电影里的主人公。有时，烤肉的味道会一直散不去。有时，我会想到，完全因为我坐在芙颂的身边才会这么幸福。有时，我会说：“找个晚上，我们去海峡吃晚饭吧。”有时，我会认为，人生不在别处，正好就在那里，在那张餐桌上。有时，完全因为电视上在说那个话题，我们就会去争论一些我们根本不懂的问题，比如，在阿根廷消失的国王墓地、火星上的地心引力、人不呼吸可以在水下待多久、摩托车在伊斯坦布尔为什么是危险的、于尔居普的“精灵烟囱”<small>47</small>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刮来的一阵强风会在窗户上呼啸，暖炉管道里也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有时，塔勒克先生会想起五百年前法提赫<small>48</small>让战舰上岸经过五十米外的博阿兹凯散大街，随后再让战舰下海进入哈里奇湾的事情，他说：“那时他刚刚十九岁啊！”有时，芙颂吃完饭会起身离开餐桌去看柠檬，过一会儿我也会走去她的身边。有时，我会对自己说：“幸亏今天晚上我又来了！”有时，塔勒克先生会让芙颂去楼上帮他拿老花镜、报纸或是彩票，那时内希贝姑妈会对她说：“下来时别忘了关灯！”有时，内希贝姑妈说，我们能赶上在巴黎的远房亲戚的婚礼。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大叫一声：“别说话！”为了让我们能够听见家里的窸窸窣窣声，他会用眼睛示意一下天花板，那时，我们都会伸长耳朵去楼上那一开始我们无法明白到底是老鼠，还是小偷发出的窸窣声。有时，内希贝姑妈会问丈夫：“亲爱的，电视的声音可以吗？”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塔勒克先生的耳朵也越来越不灵了。有时，我们之间会出现一阵很长时间的沉默。有时，下雪了，雪花会积在窗台和人行道上。有时，放焰火了，我们大家都会离开餐桌，去看那绽放在夜空中的五彩焰火，随后，我们会闻到从窗外飘进来的火药味。有时，内希贝姑妈会问：“凯末尔先生，要我给您把水加满吗？”有时，我会说：“芙颂，我们去看看你的画好吗？”有时我们会去看，那时，我明白，和芙颂一起看她的画时，任何时候我都是幸福的。

70 破碎的生活
宵禁时间推迟到11点后一星期，一天晚上，离宵禁时间还有半小时，费利敦回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以电影为由，说夜里睡在片场就不回家了。他喝得酩酊大醉，显然他的情绪很坏，很痛苦。看见坐在餐桌上的我们后，他强迫自己说了一些客套话，但没能坚持很久。当他的目光和芙颂的相遇时，像从一场旷日持久的艰苦战争中溃败而回的士兵那样，他没说太多话就去了楼上的卧室。芙颂本该立刻起身跟丈夫上楼的，但她没那么做。
我直视她的眼睛，仔细观察着她的一切。她也知道我在观察她。她点上一根烟，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样慢慢地抽着。（她不再像对塔勒克先生害羞那样，扭头往旁边吐烟了。）她若无其事地掐灭了烟。而我也陷入了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以为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这个毛病又严重复发了。
11点差9分，当芙颂又把一根萨姆松烟——用一种稍微变沉重的动作——放到嘴上时，她仔细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我们用眼神瞬间向对方讲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仿佛已经交谈了一整夜。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我的打火机为她点着了烟。芙颂用土耳其男人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能看见的一个动作，瞬间握住了我拿打火机的手。
我也点了一根烟，就像没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那样，我慢慢地抽完了烟。每时每刻我都感到了宵禁时间的临近。内希贝姑妈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她因为对事情的严重性感到了害怕，所以一声也没吭。塔勒克先生当然也认识到了这种奇怪的状况，只是不知道该对什么视而不见。11点过10分，我离开了他们家。我认为，就是在那天夜里我明白，自己将会和芙颂结婚。因为明白芙颂最终会选择我，我是那么开心，以至于我忘记了宵禁后上街不仅会让自己，也会让切廷遇到危险。切廷在泰什维奇耶的家门口让我下车后，会把车停到前面的诗人·尼伽尔街上的一个车库里，随后从后街不让任何人看见走回附近的一夜屋街区的家里。那夜，我像个孩子，幸福得无法入眠。
七个星期后，《破碎的生活》在贝伊奥鲁的萨拉伊影院举办了首映式，那晚我在楚库尔主麻和凯斯金他们在一起。其实，芙颂作为导演的妻子，我作为制片人（柠檬电影公司的大半个股东是我）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但我们俩都没去。芙颂本来也不需要借口，因为她和费利敦一直在吵架。她的丈夫整个夏天很少回家，很有可能是和帕帕特亚生活在一起。他每隔两星期回到楚库尔主麻的家里一次，每次也都是为了回来拿一两件东西，衬衫或是书。这些情况我是间接从内希贝姑妈一些含蓄的谈话里知道的，尽管我很好奇，但我从来没敢提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我从芙颂的眼神和状态里明白，她禁止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事情。但我还是从内希贝姑妈那里得知，有一次费利敦回来时和芙颂吵架了。
我猜想，如果我去了首映式，芙颂一定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她会为此很伤心，一定会惩罚我。然而，另外一方面，作为电影的制片人，我当然是应该去出席首映式的。那天吃完午饭，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应我的要求往柠檬电影公司打了电话，她说我母亲病得很厉害，那天我不会出门。
在《破碎的生活》即将第一次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爱好者和记者们见面的钟点，外面在下着雨。我没让去泰什维奇耶家里接我的切廷走托普哈内，而是绕道塔克西姆和加拉塔萨拉伊再去凯斯金家。当车从萨拉伊影院前面经过时，透过被雨打湿的车窗，我看见了几个为去首映式而打着雨伞、穿着时尚的人，用柠檬电影公司的钱做的一两张海报，但这些一点也不像我几年前幻想的那场为芙颂主演的电影举办的首映式。
晚饭时，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压根没说到这件事。我们，塔勒克先生、内希贝姑妈、芙颂和我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我们吃了肉末面条、酸奶黄瓜末、西红柿沙拉和白奶酪。我们还吃了我从尼相塔什奥马尔店里买来、一进门就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室里的冰激凌。我们还不时走到窗前去看外面下的雨和从楚库尔主麻大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一整夜，好几次我都想要问芙颂，她的画画得怎么样了，但从她那生硬的表情和紧皱的眉头上我觉得，那会不合时宜。
尽管评论家们发表了一些嘲讽、鄙视的言论，但《破碎的生活》既在伊斯坦布尔，也在别的城市得到了电影观众的好评，还因此创下了票房纪录。帕帕特亚用两首愤怒而哀怨的歌来抱怨悲惨命运的最后几幕，特别让小城市里的女人们为之落泪，无论年轻还是年老，很多人带着哭肿的眼睛走出那些潮湿而憋闷的影院。倒数第二幕也得到了一致好评，在那一幕，帕帕特亚开枪打死了那个不断向她求饶、几乎在孩提时就欺骗并玷污了她的那个恶富人。那一幕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扮演富人的——他还扮演过拜占庭的神父和亚美尼亚的民兵——我们在佩鲁尔的朋友艾克雷姆先生，因为厌倦了街上那些企图对他吐口水、打耳光的人，一段时间没敢出门。在被称为“恐怖年代”的军事政变之前的时期，人们远离了影院，而电影的另外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最终又把人们拉进了放映大厅。不仅是影院，佩鲁尔酒吧也复苏了。看见电影事业活跃起来的电影人，也开始愿意每天去佩鲁尔展示一下他们自己了。10月底，风雨交加的一个夜晚，宵禁开始前两小时，当我在费利敦的坚持下去了佩鲁尔时，我看见自己在那里的声望高了许多，用那些日子的话来说，我是春风得意。《破碎的生活》的商业成功让我变成了一个成功——甚至是精明和狡猾的——制片人，而这也让来我桌上小坐、想和我交朋友的人明显增多，他们中既有摄影师，也有著名的演员。
我记得，那天夜里到最后，我的脑子被恭维、关注和拉克酒弄得昏昏沉沉，有段时间，梦想·哈亚提、费利敦、我、帕帕特亚和塔西尔·汤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至少和我一样醉的艾克雷姆先生，提起报纸上重复出现的强奸镜头的照片，和帕帕特亚开了下流的玩笑。而帕帕特亚则笑着说，她对“没有市场”的“穷”男人一点不感兴趣。帕帕特亚有一阵怂恿费利敦去教训一下旁桌上那个“自命不凡”的评论家，那人评价《破碎的生活》是“一部粗俗的情节剧”，并以此来取笑她，但这事后来也被忘记了。
艾克雷姆先生说，电影放映后他得到了很多拍银行家广告的邀请，而事实上坏人是拍不了广告的，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那时的热门话题，是那些给百分之二百利息的银行家。银行家们利用耶希尔恰姆的著名面孔在报纸和电视上大做广告，因此他们在电影界很受欢迎。佩鲁尔酒吧里那些脑子昏沉的常客，因为把我看做一个成功、现代的（梦想·哈亚提曾经说过，“一个热爱文化的商人是现代的”）商人，因此一谈到这类话题就会表示尊敬地安静下来，多数时候还会来征求我的意见。《破碎的生活》获得票房成功后，人们开始认为我是一个高瞻远瞩和“无情的资本家”，多年前我为让芙颂成为一个明星而去佩鲁尔的事情也被人遗忘了，同时被遗忘的还有芙颂。想到人们竟然能够如此迅速地忘记芙颂，我的内心就会因我对她的爱而燃烧起来，我会想立刻见到她；我感到，因为她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我会更加爱她；我会再次想到，因为让她远离这些心怀不轨的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
帕帕特亚在电影里唱的那些歌，是她母亲的朋友、一个名不经传的老歌手唱的。因为电影的成功，帕帕特亚也想自己唱一遍并做成唱片。那天晚上，作为柠檬电影公司，我们决定支持她的这个想法并续拍《破碎的生活》。其实，续拍电影不是我们的决定，而更多的是阿纳多卢的那些放映大厅和影片分销商们的决定。那么多人坚持让我们拍续集，以至于费利敦说，说不就意味着“违背事物的本性”。（这是那时的另外一句俗套话）。帕帕特亚，在电影的末尾，就像所有那些失去童贞的女孩那样，没能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就死去了。为了拍续集，我们决定，帕帕特亚其实并没有死，她只是被子弹打伤了，但为了躲避那些坏人，她只能装死。第二部电影将在医院里开拍。
帕帕特亚在三天后刊登在《国民报》上的一篇采访里，宣布了第二部电影即将开拍的消息。对她的采访每天都会出现在一份报纸上。电影刚开始放映的头几天里，很多报纸暗示，帕帕特亚和塔希尔·汤之间发生了一段真实而秘密的恋情，但这个话题已经枯竭了，现在帕帕特亚在否认这段恋情。费利敦那些天打电话告诉我说，最有名的男演员也愿意和帕帕特亚一起拍电影了，塔希尔·汤的分量已经不够了。而帕帕特亚也在最新的采访中开始说，她和男人除了接吻，没有更亲近的体验。最让她无法忘怀的记忆就是，在一个蜜蜂嗡嗡飞舞的葡萄园里，和一个男人、一个青春时期恋人的初吻。可惜的是，这个小伙子后来在塞浦路斯和希腊人打仗时牺牲了。帕帕特亚，从此之后没有和任何一个男人亲近过。是的，爱情的痛苦依然只有一个中尉才能够让她忘记。当费利敦说，其实他不喜欢这类虚假采访时，帕帕特亚则争辩说，她做这一切是为了让新电影能够通过审查。费利敦也不试图向我隐瞒他和帕帕特亚的关系。我对他那种与世无争、不为琐事烦恼、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单纯、看似真诚的状态羡慕不已。
帕帕特亚的第一张名为《破碎的生活》的45转唱片，在1982年1月的第一周面世了，尽管没有像电影那样受到追捧，但依然还是很受欢迎的。军事政变后，城里被涂上石灰的墙壁上贴出了宣传单，报纸上也做了一些小广告。因为土耳其的惟一电视频道、在国家监控之下的TRT的审查团（其实它的名字更优雅：音乐审查委员会），认为她的唱片轻浮，因此帕帕特亚的声音既没能在电台，也没能在电视上出现过。尽管如此，唱片依然让帕帕特亚接受了一系列新的采访，在这些采访里出现的那些一半真实、一半事先安排好的辩论则更让她名声大噪。帕帕特亚参加了许多争论，比如“阿塔图尔克主义的现代土耳其女孩，应该先考虑嫁人，还是工作？”；她在卧室里的镜子前（她买了一套半流行、半土式的现成家具），边玩玩具熊边说，很遗憾她还没能结识梦中的白马王子；当她和一副正经家庭主妇模样的母亲在厨房做菠菜馅饼时——芙颂他们家的厨房里也有同样的搪瓷锅——她强调说，自己远比电影里那个受伤和愤怒的主人公赖尔赞要正派、无瑕和幸福得多。（但她也说过：“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赖尔赞！”）费利敦有一次骄傲地对我说，帕帕特亚其实非常专业，她一点也不在乎报纸、杂志上的那些采访以及新闻里说的那些事。他说，帕帕特亚，不像我们在佩鲁尔认识的某些非专业、愚蠢的明星和小明星那样，因为担心一条虚假的娱乐新闻会错误地向大众介绍自己而烦恼，她会一开始就自己说谎来掌控话题。

71 凯末尔先生，您很久没来了
那些日子里，我们的国产汽水梅尔泰姆在和可口可乐及一些类似的外国大公司进行艰难的竞争，当梅尔泰姆决定在夏初的广告宣传活动中启用帕帕特亚时——广告片也将由费利敦来拍摄——我和早已远离、但没有任何过节的老朋友圈发生了最后一次、让我伤心的冲突。
扎伊姆，当然知道帕帕特亚是属于柠檬电影公司的。为了友好地谈论这些问题，我和扎伊姆在福阿耶吃了一次午饭。
扎伊姆说：“可口可乐给那些销售网点做贷款销售，免费提供有机玻璃屏风，还散发挂历和礼物，我们没法应付。年轻人本来就像猴子，一看见马拉多纳（那个时期的足球明星）手上的可口可乐，也不管梅尔泰姆是不是更便宜、更健康和本国产品，非要开始喝可乐。”
“你也别生气，如果难得喝一次汽水，我也喝可乐。”
“我也是……”扎伊姆说，“别去管我们喝什么了……帕帕特亚会让我们在小城市里更有竞争力。但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我们可以信任她吗？”
“我不知道。她是个有野心、贫穷的女孩。她的母亲，是一个退休的小夜总会歌手……爸爸没见过。你担心什么？”
“我们投那么多钱。以后她若是去拍一部色情片，或者和一个已婚男人搅在一起……小城市里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据说她和你的芙颂的丈夫在一起。”
他用“你的”来说起芙颂，还有那时他脸上出现的“你和那些人很熟悉”的表情，让我很不高兴。我问道：“难道梅尔泰姆在小城市里更受欢迎吗？”崇尚现代和欧派的扎伊姆，用英格和西方的广告宣传活动向市场推出的梅尔泰姆汽水，不再像他希望的那样在有钱的伊斯坦布尔人当中和大城市里得到推崇，这让他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情绪。
“是的，在小城市里我们更受欢迎。”扎伊姆说，“因为他们的口味还没被破坏，因为他们是更纯正的土耳其人！但你也别一不高兴就借题发挥……我非常理解你对芙颂的情感。在这个年代，你多年坚守的这份爱情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样东西，别去管别人怎么说。”
“谁说什么了？”
扎伊姆小心翼翼地说：“没人说什么。”
这话意味着“上流社会已经把你忘记了”。我们俩都对此感到了不舒服。我喜欢扎伊姆是因为他不但说实话，还从不愿意让我受到任何伤害。
扎伊姆也看到了我眼里的爱意。他用一种十分友好和可信的神情笑了笑，随后皱起眉头问道：“怎么了？”
我可以不去在乎这个话题，扎伊姆也会理解。但被老朋友们忘记，不知为什么还是让我心烦了。
我说：“一切都很好。我将要和芙颂结婚。我会带着她重新回到上流社会……当然，如果我能原谅那些说三道四的人。”
“亲爱的，别去管他们，”扎伊姆说。“一切都会在三天里被忘记。从你的表情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你很好。听说了费利敦的事情后，我就明白芙颂也会慢慢清醒过来的。”
“你从哪听说费利敦的？”
扎伊姆说：“也别去管它了。”
我转换话题问道：“怎么样，结婚有戏吗？有新情人吗？”
扎伊姆看着走进饭店的那些人说：“私生子？希尔米和他老婆奈斯丽汗……”
“噢噢噢，看看谁们在这里！”希尔米说着来到了我们身边。奈斯丽汗也很时尚。私生子·希尔米不相信贝伊奥鲁的裁缝，衣服全是从意大利买来的，他对自己的衣着很讲究。我喜欢他身上的时尚和富有感。但我也明白，自己不可能把一切当做玩笑，若无其事地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对他们微笑。刹那间，我觉得奈斯丽汗像是有点恐惧地看着我。我和他们握了手，但对他们很冷淡，更有甚者，我的脑子一直在想刚才的事情并为此烦恼。我觉得，刚才因为受到母亲看的那些杂志和娱乐新闻的影响，用一个像“上流社会”那样奇怪的词，自负地对扎伊姆说要重回那里很荒唐，现在我在为此感到羞愧。我想去和芙颂一起生活的世界，去楚库尔主麻。福阿耶饭店依然那么火爆，我饶有兴致地像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样，看了看花盆里的变豆菜、空空的墙壁和漂亮的灯具。但是福阿耶在我眼里变老了，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变旧了。有一天我和芙颂会不再为任何事烦恼，完全带着生活和在一起的幸福来这里吃饭吗？“完全有可能，”我想到。
扎伊姆说：“你在想什么好事？”
“没有，我在为你想帕帕特亚的事情。”
“鉴于她要为梅尔泰姆拍广告，今年夏天将成为梅尔泰姆的代言人，那么这个女人应该去出席我们的会议和邀请什么的。你认为如何？”
“你想知道什么？”
“她会好好表现，会知道该怎么做吗？”
“她为什么会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明星。”
“我也这么认为……土耳其电影里不是有那类扮演富人的做作的人吗……别让我们像他们那样。”
扎伊姆用从他母亲那里得到的修养说了“别让我们那样！”，而事实上他要说的当然是“别让她那样”。不仅仅是帕帕特亚，他看下层社会的每个人都会用这种眼光。但坐在福阿耶时，我的脑子是清醒的，足以明白为扎伊姆的狭隘生气而让自己扫兴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
我问饭店的领班萨迪准备为我们推荐那种鱼。
他说：“凯末尔先生，您很久没来了。您母亲也一直没过来。”
“我母亲，自从父亲去世后就失去了去饭店吃饭的乐趣。”
“凯末尔先生，请您带老夫人来吧。我们会让她开心的。卡拉汗家的孩子自从他们的父亲去世后，每星期带他们的母亲来这里吃三次午饭，他们让她坐在靠窗的桌子上。老夫人既可以吃牛排，还可以看着路边的行人打发时间。”
“那女人是从后宫出来的……”扎伊姆说。“她是切尔克斯人，绿眼睛，尽管已经七十岁了，还依然很漂亮。你给我们推荐什么鱼？”
萨迪的脸上有时会出现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他会把鱼挨个数一遍，然后眉飞色舞地把每种鱼的新鲜程度和美味介绍一遍。有时他也会立刻做出决定。
“扎伊姆先生，今天我给你们上油炸鲈鱼。今天我就不推荐别的鱼了。”
“旁边放什么？”
“水煮土豆，紫花南芥，您想要什么都可以。”
“之前给我们吃什么？”
“今年的腌金枪鱼。”
扎伊姆看着菜单说：“再拿点洋葱过来。”他翻开写着“饮料”的最后一页，责备道：“好啊，百事可乐、安卡拉汽水，竟然还有埃尔万，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
“扎伊姆先生，你们的人送完一次货后就不再来了。空瓶子在后面的箱子里已经放了好几个星期了。”
扎伊姆说：“你说得不错，我们伊斯坦布尔的配售网点很糟糕。”他转身对我说：“你知道这些事情，萨特沙特怎么样，我们怎么才能让配售好起来？”
我说：“别去说萨特沙特了。奥斯曼和吐尔嘎伊先生开了一家新公司，把我们弄惨了。我父亲去世后，奥斯曼变得野心十足。”
扎伊姆不愿意让萨迪听到我们失败的事情。他说：“你最好去给我们每人拿一杯双份的俱乐部拉克酒和冰块。”萨迪走后，他皱起眉头说：“你亲爱的哥哥奥斯曼还想和我们做生意。”
我说：“这事我不管。我不会因为你和奥斯曼做生意就对你生气。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别的还有什么新闻？”
扎伊姆从“新闻”这个词里立刻明白我指的是上流社会，为了让我高兴，他跟我说了很多有趣的事情。他说，沉船·居万这次又在图兹拉和巴伊拉姆奥卢之间的岸边，让一艘生锈的货船搁浅了。居万从国外用废铁的价钱买来一些腐烂、生锈、停运和污染环境的船只；随后用文字游戏把这些船只像真实、昂贵的船只那样上报给官僚机构，在政府和国家机关里的熟人帮助下，靠贿赂从“土耳其海运发展基金会”获得无息贷款；随后把船弄沉，从国家的巴夏克保险那里得到巨额赔款；最后再把搁浅的锈船卖给做钢铁生意的朋友，不用离开办公桌就能赚到大钱。居万，在俱乐部喝下两杯酒后会骄傲地说：“我是一个一生从未上过船的大船主。”
“当然这是丑闻。但事情的败露并不是因为那些欺骗手段，而是因为他把船沉在了他给情妇买的别墅前面。居万把船沉在别墅房子的花园和沙滩之间后，这下所有人因为海水被污染而成了起诉者。据说他的情妇整天在抹眼泪。”
“别的呢？”
“据说，阿冯杜克家和曼格尔里家都把钱给了银行家·戴尼兹，钱都打水漂了。阿冯杜克夫妇因此急急忙忙去把他们的女儿从锡安圣母院带了回来，要让她结婚。”
我说：“那女孩很丑，不值钱。再说怎么可以相信银行家·戴尼兹呢？他应该是这些银行家中最穷的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扎伊姆问道：“你有钱在银行家手上吗？你相信一个听说过他名字的有名银行家吗？”
我们都知道这些新银行家是无法承受那么高的利息的，更何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是卖烤肉、卡车轮胎，甚至是国家彩票的。但是，一些大做广告、快速发迹的银行家在破产之前还是坚持了一段时间。据说，就连在报纸上嘲讽、批判那些银行家、对这些骗子嗤之以鼻的经济教授也经不起高额利息的诱惑，说“至少可以存一两个月”，就把钱给了银行家。
我说：“没有一个银行家手里有我的钱。我们公司的钱也不在银行家手里。”
“他们给的利息那么高，以至于让人觉得正经做生意的人都是傻瓜。如果我把投到梅尔泰姆的钱交给银行家卡斯泰尔利，今天就翻两倍了。”
现在，多年后，当我再次想起我们在福阿耶的那些谈话，我感到了人生的空虚和荒诞，我记得当时也有这种感觉。只是，现在我是用自己讲述的这个世界的愚蠢，或者用一种更加文雅的表述，用这个世界的荒谬来为此做解释的，而当时则是用一种可悲的轻浮，我并没为此感到太多的烦恼，甚至还笑着、骄傲地接受了它。
“梅尔泰姆真的一点也不赚钱吗？”
我说这话时没过脑子，但扎伊姆不高兴了。
他说：“我们只能相信帕帕特亚了，但愿她不会让我们难堪。在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的婚礼上，我想让帕帕特亚唱梅尔泰姆的广告歌。因为所有媒体都会在那里，在希尔顿。”
我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对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要在希尔顿结婚的事情竟然一无所知。我很生气。
扎伊姆说：“我知道他们没请你。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不请我？”
“这个问题他们争论了很多次。就像你能猜到的那样，茜贝尔不想看见你。她说‘如果他来，我就不去’。茜贝尔是努尔吉汗最好的朋友。另外她还是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的媒人。”
我说：“我也是麦赫麦特最好的朋友。我也可以算是他们的媒人。”
“别为这事让自己伤心了。”
我说：“为什么非要听茜贝尔的？”但说这话时我没觉得自己很在理。
扎伊姆说：“所有人都认为茜贝尔很委屈。因为订婚后，你和她在海峡边上的别墅里，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后抛弃了她。所有人都在说这件事。母亲们用你们的事情来吓唬她们的女儿。尽管她一点不在乎，但所有人都在为茜贝尔感到伤心。他们对你当然也很生气。所以现在你也别怪他们站在茜贝尔一边。”
我说：“我不怪他们。”但是我责怪了。
我们喝着拉克酒，开始默默地吃起鱼来。我和扎伊姆头一次这样吃饭时谁也不说话。我注意到了那些来回跑动的招待的脚步声。饭店里有一种由笑声、讲话声和刀叉声组成的持续的嘈杂声。我愤怒地决定，以后再也不来福阿耶了。但还在那么想时我就明白，我喜欢这里，我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扎伊姆刚才在说，今年夏天他想买一艘快艇，快艇需要一个安装在尾部的大马达，但他在卡拉柯伊的店家里什么也没找到。
“行了，别再板着脸了。”他突然说道，“没人会因为不能去参加在希尔顿举办的婚礼就这么生气。难道你从来没去过吗？”
“我不喜欢朋友们因为茜贝尔而排斥我。”
“没人排斥你。”
“那么，如果让你决定，你会怎么做？”
扎伊姆做作地说：“什么决定？噢，我明白了。我当然非常希望你能去。我们在婚礼上会玩得很开心。”
“问题不在玩乐，在更深层。”
扎伊姆说：“茜贝尔是个非常可爱、特别的女孩。你伤了她的心。更有甚者，你让她在人前陷入了困境。凯末尔，你有的这么板着脸恶狠狠地看着我，还不如承认自己的过错。那样回到从前的生活，忘记一切不愉快，对你来说会更容易些。”
我说：“也就是说，你也觉得我错了，是吗？”明明知道继续这个话题短时间里我可能会后悔，但我还是继续了。我说：“如果童贞依然还那么重要，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出欧派和现代的样子？还不如诚实一些。”
“大家都很诚实……你错在认为童贞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对你，对我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无论多么欧派和现代，这个问题在这个国家，对于一个女孩来却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是说茜贝尔不在乎吗？”
扎伊姆说：“即使茜贝尔不在乎，但社会在乎。我确信你也不在乎，但是白色·康乃馨写了那篇关于你的荒唐文章后，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尽管你其实一点也不在意，但你还是因此伤心了，不是吗？”
我认为扎伊姆特意选择了那些让我愤怒的细节，比如“你从前的生活”。如果他要让我伤心，那么自然我也可以让他伤心。尽管我对自己说，要克制，因为喝了两杯拉克酒我才这么说的，以后会后悔的，但我是真的生气了。
我说：“亲爱的扎伊姆，其实我觉得让帕帕特亚在婚礼上唱梅尔泰姆的广告歌太商业化了，非常不合适。”
“可那女人正在为广告活动和我们签协议。行了，行了，别跟我生气了……”
“会很低俗……”
扎伊姆自信地说：“我们选择帕帕特亚，就是因为她的低俗。”我以为他会说，是我出资拍的电影把这种低俗推向了市场，但扎伊姆是个好人，这样的话他想也不会想到。他说，他们会管好帕帕特亚的。他严肃地说：“但是作为朋友我要对你说，亲爱的凯末尔，那些人没有排斥你，是你在排斥他们。”
“我做什么了？”
“你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你觉得我们的世界既没趣也不好玩。你做了一件自认为是深沉、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爱情成了你炫耀自己的一样东西。你别对我们生气……”
“就不可能是更简单的一件事吗？我们的性爱很美好，然后我就迷上她了……爱情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另外，你还会感到更深的意义，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和你们无关的！”
“和你们”这个词，是我脱口而出说出来的。刹那间，我感到扎伊姆在从很远的地方看我，他早就对我绝望了。他已无法再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听我说话时，他注意的不是要对我说什么，而是日后怎么和朋友们说。我从他的脸上已经看到了这点。而事实上，扎伊姆是个聪明人，他会注意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他对我还抱有一种怨恨的情绪。这点我也感到了。看着他那种远离我的眼神，瞬间我也在自己的眼里，远离了自己的过去和扎伊姆。
扎伊姆说：“你很重感情。因为这我很爱你。”
“麦赫麦特是什么态度？”
“你知道，他很爱你。但是他和努尔吉汗在一起很幸福，那种幸福是你、我无法理解的。他不希望任何事情、任何烦恼来破坏这种幸福。”
“我明白了。”我决定停止谈论这个话题。
扎伊姆立刻明白了这点。他说：“你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些！”
我说：“好的，我会理智的。”直到午饭结束，我们没再说什么值得一提的话。
扎伊姆有一两次为了让我高兴尝试着说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传闻，他也试图和离开前来我们桌上的私生子·希尔米和奈斯丽汗开玩笑来缓和气氛，但都没成功。希尔米和他老婆的优雅服饰在我看来也变得做作，甚至虚伪。我脱离了自己的朋友圈。也许，我在为此伤心，但心里却有一种更深的怨恨和愤怒。
饭钱是我付的。在福阿耶门口，就像两个知道因为一次长期的旅行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我和扎伊姆真诚地拥抱了一下并亲吻了对方的脸颊。随后我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两个星期后，麦赫麦特往萨特沙特打了电话，他为没邀请我去希尔顿的婚礼而道歉，他告诉我说，扎伊姆和茜贝尔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他以为我也知道众所皆知的这件事情。

72 人生也就像爱情一样……
1983年初的一天晚上，当我在凯斯金家正要准备坐上餐桌时，我觉得餐厅里有一种陌生和一种空缺感。我仔细环顾了一下四周，尽管沙发的位置没有改变，电视机上也没被放上一只新的小狗，但房间的墙壁就像被涂上了一层黑漆那样，一种陌生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那些天，我在内心深处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所经历的并不是自己选择并坚决要经历的一种人生，——就像爱情一样——而是一种发生在我身上、梦境般的东西。为了既不和这种悲观的人生观抗争，也不完全向它屈服，我只能做出一副脑子里没有这种意识的样子。也可以说，我已经决定让一切顺其自然了。我也用同样的逻辑来对待餐厅在我内心唤醒的不安，我决定不去理会它。
那些天，为了纪念格蕾丝·凯利去世两周年，文艺频道TRT 2在播放她的电影。每周四晚上的《艺术电影》是由我们的朋友、著名演员艾克雷姆念着手上的稿纸来主持的。因为酗酒，艾克雷姆先生的手会发抖，为此他把手藏在一个装满玫瑰的花瓶后面，他念的稿子则出自于费利敦的一个旧友（他们的关系因为一篇嘲讽《破碎的生活》的文章而破裂了）、年轻的电影评论家之手。并不十分领会这些华丽、学术性文字的艾克雷姆先生，在抬起头宣布电影“现在”开始之前，像是透露秘密那样说道，多年前在一次电影节上，他结识了“优雅的美国明星王妃”，她非常喜欢土耳其男人，他还露出一种浪漫的表情暗示，其实他可以和漂亮的明星发生一段伟大爱情的。结婚的头几年里，芙颂因为从费利敦和他的年轻评论家朋友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格蕾丝·凯利的事情，因此她从不会错过这些电影。我也不想错过芙颂看着脆弱、无奈但健康的格蕾丝·凯利时的样子，因此每周四晚上，我都会坐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
那个星期四，我们看了希区柯克的《后窗》。电影不但没能让我忘记内心的不安，反而使之加重起来。因为八年前，我没和萨特沙特的员工一起吃午饭，独自去影院看的就是这部电影，看电影时我想的是和芙颂的接吻。用余光看着芙颂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样子，在她身上找到一些像格蕾丝·凯利那样优雅和单纯的东西也没能让我得到安慰。也许是因为电影的缘故，我再次陷入了在凯斯金家吃晚饭时定期会陷入的一种情感，这是一种无法从一个令人窒息的梦境中走出来的情感，就像无法从一间越变越小的房间里走出来那样。时间仿佛变成了一种越变越窄的东西。
为了能够在纯真博物馆里展示这种无法从梦境里走出来的情感，我忙了很久。这种情感有两个方面：一来作为一种被感知的精神状态，再者用一种错觉来向我们展示世界。
作为一种被感知的精神状态，感觉我们在一个梦境里，有点像喝了酒或是抽了大麻后感到的那样，但它们又是不同的。这种感觉有点像仿佛无法完全经历那个时刻、经历现时的一种东西。在芙颂他们家，在晚饭时，很多次我都感到那个时刻仿佛曾经经历过……那个瞬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格蕾丝·凯利的电影或是类似的一样东西，以前我们也曾看过；我们在吃饭时说的那些话也是彼此相似的，但这种感觉又不是由此产生的。我不会觉得自己正在经历那个时刻，而仿佛是在远处看着那个时刻。当我的身体就像别人的身体那样在话剧舞台上经历现在时，我却会在远处看着自己和芙颂。我的身体仿佛是在今天，而我的灵魂却在远处看着它。我所经历的那个时刻，是我想起的一件事情。纯真博物馆的参观者们，看着我在那里展出的物件，扣子、杯子、芙颂的梳子和老照片时，不能像看面前现有的东西那样，而一定要像我的回忆那样去看。
像一个回忆那样经历那个时刻，是一种和时间有关的错觉。另外，我还感到了一种和场所有关的错觉。与此最近的感觉，就是儿时儿童杂志上一些和视觉错觉有关的游戏给予我的不安，比如找出其中的七个不同之处或是最小的那一个，我在这里展出它们的一两个例子。儿时，类似“请您找出国王藏身的地下通道的出口”、“为了离开森林，兔子该从哪个洞里出来”的游戏尽管会让我不安，同时也会让我愉悦。而事实上在我去凯斯金家吃晚饭的第七个年头里，芙颂他们家的餐桌对我来说开始变成一个越来越没趣和令人窒息的地方。那天晚上芙颂也感觉到了这点。
“怎么了，凯末尔，电影您不喜欢吗？”
“不，我喜欢。”
“也许是一个你不喜欢的主题……”她小心翼翼地说。
“恰恰相反。”说完我便沉默了。
芙颂对我的心情、情绪和不安表示关注，更何况还是在餐桌上，当着她父母的面那么做，是那么特别的一件事，以至于我说了一两句关于电影和格蕾丝·凯利的好话。
芙颂说：“但今晚你一点也不开心，凯末尔，别隐瞒了。”
“好吧，我说……好像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变了，但是什么，我始终没能搞明白。”
一时间，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柠檬被拿到后屋去了，凯末尔先生，”内希贝姑妈说，“我们还在纳闷您怎么还没发现呢。”
我说：“是吗！我怎么就没发现呢。而事实上我是那么喜欢柠檬……”
芙颂骄傲地说：“我们也很喜欢它。我决定画它，所以把鸟笼拿到里面去了。”
“你开始画了吗？……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
因为长时间的郁郁寡欢，缺乏激情，芙颂已经很久没画鸟了。走进后屋时，我先去看的是芙颂刚刚开始画的画，而不是柠檬。
芙颂说：“费利敦也不再拿鸟的照片回来了。我也决定画真实的鸟了。”
芙颂的语气，她的轻松，像谈起过去的一个人那样说起费利敦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一阵眩晕，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说：“芙颂，这幅画的开笔画得很好。柠檬将是你最好的一幅画。因为你非常熟悉它。据说如果人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拿来做艺术主题，就会获得成功。”
“但我不会去写实。”
“怎么说？”
“我不画它的鸟笼。柠檬将像一只自由的鸟儿那样自己飞到窗前。”
那星期，我又去凯斯金家吃了三次晚饭。每次吃完晚饭，我们都去后屋，讨论画上的细节。柠檬在画里，在笼子外面显得更加快乐和生动。当我们去后屋时，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它的画，而不是柠檬本身。带着一种半正式，但却是真诚的语气谈论完画上的问题后，每次我们都会说起去巴黎参观博物馆的事情。
星期二晚上，当我看着柠檬的图画时，即便像一个高中生那样激动，我还是说出了事先想好的那些话。
我轻声说道：“亲爱的，我们应该一起离开这个家，告别现在的这种生活。人生是短暂的，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较着劲地过去了。我们应该一起去另外一个地方幸福地生活。”芙颂做出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但柠檬却叽叽喳喳地答应了我。“已经没有什么要害怕、顾忌的事情了。你和我，我们俩，一起离开这个家去一个别的地方，另外一个家，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幸福地生活直到生命结束。芙颂，你刚二十五岁，我们面前还有半个世纪的人生。为了得到那五十年的幸福，最近六年里我们已经受够了磨难！让我们俩一起走吧！我们别再较劲了！”
“凯末尔，我们在较劲吗？我怎么一点没觉得。别把手放那儿，鸟会害怕的。”
“它不怕，你看，它在吃我手上的食儿。我们把柠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她用一个知己的语气友好地说：“现在我爸爸要担心了。”
第二个星期四，我们看了希区柯克的《捉贼记》。整部电影，我看的不是格蕾丝·凯利，而是芙颂看她时的眼神。从她脖子上主动脉的跳动到她的手在餐桌上的摆动，从她整理头发的样子到她拿着萨姆松的姿势，我都看到了她对明星王妃的关注。
在我们去后屋看柠檬的画时，芙颂说：“凯末尔，你知道吗，据说格蕾丝·凯利的数学也很糟糕。她也是从模特开始演艺生涯的。但我只妒嫉她会开车。”
艾克雷姆先生在介绍电影时，像介绍一个十分特别的家人那样对土耳其的艺术电影观众们说，去年，明星王妃就是在这部电影里开车经过的路上，甚至是在同一个拐角因车祸而辞世的。
“你为什么嫉妒？”
“我不知道。开车让她显得非常强大和自由。也许是因为这个。”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马上教你。”
“不，不，不行。”
“芙颂，我知道你很聪明。我能够在两个星期里教会你，让你拿到驾照，轻轻松松地在伊斯坦布尔开车。没什么好害羞的。我也是在你这个年龄（这是不对的）学会开车的，是切廷教我的。只要你有点耐心、要冷静。”
芙颂自信地说：“我有耐心。”

73 芙颂的驾照
1983年4月，我和芙颂开始为驾照考试而忙碌了。从我们第一次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起并争论了这个话题后，其间因为犹豫、扭捏和沉默又过去了五个星期。我俩都知道，这不仅意味着要通过驾照考试，我们之间的亲近也将通过一次考验。更何况这将是对我们的第二次考验，因为我估计真主不会再给我们第三次机会，因此我很紧张。
此外，我也明白这是好好接近芙颂的一次契机，而这个契机是芙颂给我的，为此我很开心。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的整个过程中，我变得越来越轻松、高兴和乐观了。太阳，经过了一个黑暗而漫长的冬季后，终于慢慢地从云雾中走了出来。
就在这样春光明媚的一个日子里（用我从迪万买来的一个巧克力蛋糕为她庆祝了二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三天，1983年4月15日，星期五），为了去上我们的第一节课，中午我开着雪佛兰在费鲁扎清真寺前面接上了芙颂。芙颂坐在了我的身旁。是她让我不要在楚库尔主麻他们家门口，而是在离街区人们好奇目光五分钟路程以外的坡顶拐角上接她的。
整整八年后，我俩第一次单独去一个地方。当然我很幸福，但又是激动和紧张，以至于无法发现自己的幸福。我感觉不像是和一个我为她经受了八年磨难的女孩，在那么多共同的经历和痛苦之后的再一次见面，而像是和一个别人为我找到并安排好、堪称无可挑剔的新娘候选人的第一次见面。
芙颂穿了一条非常适合她的连衣裙，白底色的连衣裙上有橘红色玫瑰花和绿叶的图案。就像一个训练时总穿同样一身运动服的运动员那样，每次上驾驶课她都会穿上这条V字领，长度到膝盖下面的优雅连衣裙，就像运动服那样，上完课后裙子会完全湿透。三年后，当我一看见这条挂在芙颂衣柜里的裙子时，我立刻想起了我们那些紧张而令人眩晕的驾驶课，想起我们在星星公园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王宫前度过的幸福时光，为了能够重温那些时刻，我立刻带着本能拿起裙子，在袖子和领口上闻了闻芙颂那无双的体味。
芙颂的裙子首先会在腋下湿起来，随后潮湿的印迹会慢慢向胸口、胳膊和腹部蔓延。有时我们会把车停在公园里一个有阳光的地方，那时，可爱的阳光就会像八年前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爱时那样照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微微出汗。但是真正让芙颂、随后让我大汗淋漓的东西却是，我们在车里的害臊、紧张和慌乱。当芙颂犯了一个错误时，她会生气，满脸涨得通红，开始出汗。比如让车子的右轮蹭到马路牙子时，变速器发出刺耳的声音提醒我们齿轮的存在时，或是发动机熄火时。但真正让她大汗淋漓的还是在她错误踩离合器的时候。
芙颂在家时已经看过交通法规的书，几乎烂熟在心，方向盘用的也不错，但就像很多准司机那样，她就是学不会用离合器。她会小心翼翼、慢慢地把车开在学车道上，在路口减速，像一个小心的船长让船靠上岛上的码头那样谨慎地向人行道靠近，当我正要说：“真棒，我的美人，你真能干”时，她的脚会过快地离开离合器，那时车子就会像一个咳得喘不气来的老人那样开始向前冲着发抖。我会在像一个打嗝、咳嗽的病人那样抽搐着摇晃的车里大声叫道：“离合器，离合器，离合器！”但是芙颂因为慌乱会不去踩离合器，而是踩上油门或是刹车。踩到油门时，车子那咳喘的状况会愈发剧烈并进入一种危险的状态，随后会突然熄火。那时，我会看见汗像水那样从芙颂通红的脸上，额头上，鼻尖上，太阳穴上流下来。
芙颂会边擦汗边羞愧地说：“行了，够了，我是学不会开车的，我要放弃了！我天生就当不了司机。”她会快速下车，走向远处。有时，她则会什么也不说就下车，边用一块手帕擦汗边走到四五十步开外的地方，独自猛抽烟。（有一次，两个以为她独自一人来公园的男人立刻向她走了过去。）或是在车上立刻点燃一根萨姆松，恼怒地把被汗水浸湿的烟头掐灭在烟缸里，她会说自己是拿不到驾照的，反正她也没有这样一个愿望。
那时我会慌乱，就像不单单是她的驾照，我们未来的幸福也会泡汤那样，为了让芙颂保持耐心和冷静下来，我几乎会求她。
被汗水浸湿的裙子会粘在她的肩膀上。就像在我们做爱的那些春日里那样，我会久久地看着她那被汗水浸湿的优美身体，漂亮的胳膊，慌乱的表情，紧皱的眉头和紧张的样子。一坐上驾驶座后不久，芙颂的脸就会因为慌乱和生气而涨得通红，出汗后她会解开裙子上面的几个扣子，但她会出更多的汗。当我看着她那汗津津的脖子，太阳穴和耳朵后面时，我会努力去想像、看见、回忆八年前我把它们放进嘴里的她那美妙的乳房，那黄色木梨般优美的形状。（同一天夜里，当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喝下几杯拉克酒后，我幻想自己还看见了她那草莓色的乳头。）有时芙颂开车时，我感觉她发现了我陶醉在对她的凝望中，但她并不在意，甚至还喜欢这样时，我会更加燥热难耐。当我为了向她演示如何用一个柔和的动作换挡而探身过去时，我的手会碰到她的手、美丽的胳膊和大腿，那时我会觉得在车里我们的灵魂已先于我们的身体融合在一起了。随后，芙颂的脚又会过早地离开离合器，那时56式雪佛兰就会像一匹发烧、可怜的马儿那样，瑟瑟发抖地哆嗦起来。随即发动机熄火了，刹那间，我们会感到公园，生活在前方的宅邸和世界的沉静。我们会着迷地去听一只早于春天开始飞舞的小虫的嗡嗡声，我们会发现，生活在春日的公园里，生活在伊斯坦布尔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躲避整个世界的皇宫、皇宫里的大花园和里面的宅邸，在共和国建立后变成了有钱人家开车游玩和新手学车的一个公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曾经在花园的大水池里像个孩子那样玩过微型军舰（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曾经计划要把他和他的这个微型军舰一起炸飞上天）。我从像私生子·希尔米、塔伊丰，甚至是扎伊姆那样的朋友那里听说，一些没处可去的勇敢、热切的情侣，为了接吻，会去公园那些有百年树龄的枫树和栗子树后面的阴暗角落。看见躲在树后相拥而吻的这些勇敢的情侣，我和芙颂会陷入一阵长久的沉默。
就像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做爱时那样，当最多持续两个小时、对我来说却仿佛过了好几个小时的驾驶课结束时，我们之间会出现一种暴风雨过后的静默。
开出公园的大门时我会说：“去埃米尔岗喝茶好吗？”
芙颂会像一个害羞的年轻女孩那样轻声答道：“好的。”
我会像一个第一次成功和别人介绍的新娘候选人约会的小伙子那样激动不已。当我把车开在海峡路上时，在埃米尔岗的水泥码头上停车坐在车里喝茶时，我会幸福地说不出话来。芙颂也会因为对刚才的强烈精神刺激感到疲惫而沉默，抑或只说些和开车和我们的驾驶课有关的话。
喝茶时，有一两次我试图在雪佛兰雾蒙蒙的车窗后面去触摸她、亲吻她，但芙颂像一个婚前不希望有任何一种性亲近的有原则、守节操的女孩那样，礼貌地推开了我。看到芙颂并没有为此不高兴，也没有对我生气，让我欣喜若狂。我认为，我的喜悦里，还有一些小城市的新郎候选人得知自己要娶的年轻女孩“有节操”后感到的那种欣喜。
1983年6月，为了准备参加驾照考试必需的各类文件，我和芙颂几乎跑遍了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因为当时实施的紧急状态，准司机们被派遣到卡瑟姆帕夏军医院接受神经方面的体检。一天，我们在医院发体检报告的队伍以及一个暴躁的医生门口等了半天后，终于拿到了一份显示芙颂神经系统健全、反应能力正常的报告，随后我们去附近的街区转了转，一直走到了皮亚莱帕夏清真寺。还有一天，当我们在塔克西姆的急救中心排了四小时的队却得知医生回家后，为了平息内心的愤怒，我们在居米什苏尤的一家小俄罗斯餐厅里早早地吃了晚饭。另外一次，因为耳喉鼻科大夫休假，我们被派去了海达尔帕夏那里的医院，在乘船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后甲板上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我记得，在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了等待处理我们交去的文件，我们上街走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前行在铺着鹅卵石的斜坡和窄小的街道上时，我们经过了法提赫酒店。那是七年前，我在其中一个房间里为芙颂忍受巨大痛苦、得到父亲去世噩耗的酒店，那天，在我看来仿佛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当我们又准备好一个文件，把它放进上面沾满红茶、咖啡、墨水和油渍的文件夹时，我们会高兴地离开医院，带着庆贺成功的激动走进一家小饭店，有说有笑地吃饭。在那里，芙颂会轻松自如、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抽烟，有时她会伸手拿起我放在烟缸上的香烟，用它——就像一个战友那样——点燃自己的香烟，用一个渴望娱乐的人的乐观眼神审视世界。看到自己已婚、忧伤的情人其实对游玩、欣赏旁人的生活和街区、感叹城市生活的妩媚、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是如此开放时，我会更加深爱她。
芙颂会说：“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扛了一面比他人还长的镜子？”在街区后面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和我一起，带着一种比我更真诚的喜悦看了踢足球的孩子们后，她会去后面的黑海杂货铺里买两瓶汽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对于扛着粗铁棍、拿着水拔子，对着旧木房带栅栏的窗户、水泥阳台高声叫道“通下水道！”的人，芙颂会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去关注；在开往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她会拿起小贩介绍的既能刨西葫芦，又能挤柠檬，还能当做切肉刀来用的新式厨具仔细研究一番。随后，走在马路上时，她会说：“看见那孩子了吗？他快要把他弟弟勒死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泥泞的儿童乐园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我们会说：“怎么了？他们在卖什么？”并立刻跑过去。我们会一起去看耍熊的吉普赛人，在马路当中层层叠叠扭打在一起的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学生们，交尾时纠缠在一起的狗儿们（在街区人们嘲弄的叫喊声和难为情的眼神下）忧伤的眼神。当保险杠相撞，两个司机摆出打架的架势怒气冲天地走出车时；一只从清真寺天井里蹦出来的橙色塑料球一弹一跳地从坡上滚下时；我们会驻足观看。我们也会和路人一起看轰鸣着挖公寓楼地基的挖掘机，摆在橱窗里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
就像重新认识彼此一样，我会从一起发现伊斯坦布尔、每天看见城市和芙颂的新变化里获得极大满足。当我们见证医院的简陋和无序，看见一大早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医生的落魄老人，遇见在后街的空地上违禁宰杀牲口的慌乱屠夫时，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正在把我们彼此拉近。我们的故事里那离奇，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一面，相对于我们在街上感到的城市和人们的那些可怕的阴暗面来说，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城市让我们感到了人生的平常，教会我们摆脱罪恶感的阴影，谦逊地生活。走在街上，乘坐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时，我会在内心感到人群给予的抚慰力量。在渡船上，我会仰慕地去看和旁边怀抱熟睡孙儿、戴着头巾的老妇愉快交谈的芙颂。
因为有了她，那些天在伊斯坦布尔，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消遣那样，我体会到了和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一起转悠的所有乐趣和紧张。当我们走进一家医院的办公室，迈进一个国家机关的单位时，所有人都会扭头去看她。老公务员们会放下高高在上、鄙视穷人和老妇的架子，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从不看她的年龄，一律尊称她为“夫人”！就像有人和别的病人说话时用“你”，和芙颂说话时着重强调“您”那样，也有很多人看也不看她一眼。既有带着欧洲电影里那些儒雅绅士的语气说“我能帮您做什么吗？”的年轻医生，也有因为没发现我的存在，文雅地开着玩笑和芙颂套近乎的老油条教授……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时感到的慌乱，甚至是恐慌。有些人面对芙颂时会不说正事，一些人会结巴，一些人则会瞠目结舌，会在她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沟通的男人。当他们看见我，认为我是她丈夫时，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而我也会无奈地和他们分享这种轻松。
我会说：“芙颂女士为申请驾照需要一份耳鼻喉的检查报告，我们是从贝西克塔什转过来的。”
在走廊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会说：“医生还没来。”他会打开我们手中的文件随便翻一下。“你们去办公室作个登记，再去拿个号，然后等着。”当我们发现他用眼睛示意的病人队伍有多长时，他会接着说道：“所有人都在排队，不等是不行的。”
有一天，我想找个借口往工作人员的手里塞一点钱，但芙颂却说：“不行，别人等，我们也等。”
排队时，和工作人员、病人交谈时，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她丈夫，这让我很受用。我对此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我们很般配，而不是一个女人绝不会和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去医院。在医学院附属医院排队时，我们去杰拉赫帕夏的后街上转了一转，当我突然找不到芙颂时，一个戴头巾的阿姨从一栋破旧木房子的窗户里探出头来对我说，“我的妻子”进了旁边街上的杂货店。在这些边远的街区里，即便我们引人注目，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慌乱。有时孩子们会跟在我们的身后，有时我们会被认为是迷路的人，甚至是游客。有时，一个被芙颂吸引的小伙子，为了能够更多地，即便是远远地看她，会跟着我们走过很多条街，但当我的目光和他的不期而遇时，他便会礼貌地走开，不再尾随我们。常常有人从门口或是窗户探出身子来问我们，我们在找谁，我们要去哪里。有一次，一个好心的阿姨看见芙颂要吃刚从一个小贩那里买来的李子，便说：“等等，姑娘，让我给你洗了再吃！”她立刻从家里跑出来，拿走我们手上的纸袋，在家里底层的厨房里洗好了李子，还为我们煮了咖啡。她问我们是什么人，在那里找什么，当我告诉她，我们是夫妻，想在街区里找一处漂亮的木房子居住时，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的邻居。
在这期间，我们一方面在星星公园里挥汗如雨地继续上令人疲乏和沮丧的练习课，另一方面在准备交规考试。有时，为了打发时间在茶馆喝茶时，芙颂会从包里拿出《简易司机手册》和《驾照考试的问题和答案》之类的书，笑着给我念一两个问题或是答案。
“公路是什么？”
“是什么？”
“公路是指用于公众通行的道路和场所。”答案的一半芙颂已经能够背出来，一半还要看着书来念。“那么，交通是什么呢？”
“交通是行人和动物们……”我会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个以前经常听到的答案。
芙颂会说：“当中没有‘和’。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喜欢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想起中学的时光、所有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功课、上面写着分数的成绩单也让我开心。一高兴我也会问芙颂一个问题。
“爱情是什么？”
“是什么？”
“爱情就是，芙颂在公路、人行道、家里、花园和房间里转悠时，在茶馆、饭店和家里的餐桌上坐着时，看着她的凯末尔所感到的一种依赖的情感。”
芙颂会说：“嗯……回答得很好。那么看不到我时，你就不爱了吗？”
“那时就会变成一种糟糕的痴迷，一种病态。”
芙颂会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这对驾照考试有什么用！”她会露出一副让我感到婚前不能过多持续这类玩笑和挑逗的表情，而我那天也不会再去开一个类似的玩笑。
交规考试是在贝希克塔什的一个小皇宫里举行的。那里曾经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疯儿子努曼王子为了打发时间听后宫女孩弹乌德琴，画印象派海峡风景画的地方。共和国成立后，这里变成了一个暖气始终烧不热的政府机构办公楼。当我在门口等芙颂时，我再次后悔地想到，八年前，当她在大学入学考试上流汗时，我也应该在塔什克什拉的门口等她的。如果我取消和茜贝尔在希尔顿的订婚仪式，派我母亲去提亲的话，那么在这八年时间里我们就会有三个孩子了。但是如果近期结婚，我们依然还有足够的时间生三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对此我也是那么地确信无疑，以至于当芙颂高兴地跑出来说“我全做出来了”时，我差点要问她今后我们要几个孩子，但最终还是控制了自己。晚上我们还是得在家里和芙颂的父母一起老老实实地吃晚饭，看电视。
芙颂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交规考试，但却没能通过第一次的路考。尽管参加路考的所有人，因为要让他们明白事情的严肃性都会在第一次考试时被留下，但我们对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准备。据说，考试很快就结束了。芙颂是和三个男考官一起坐上雪佛兰的，她成功地发动了汽车，稍微往前开了一会儿后，一个坐在后面、声音洪亮的考官说：“您没看后视镜！”芙颂回头问道：“您说什么？”于是他们就立刻让她停车，下车。因为司机开车时是不能回头的。考官们带着不想在如此糟糕的一个司机的车里冒生命危险的慌乱下了车，而芙颂因为他们的这种鄙视而惴惴不安了。
他们让芙颂在四周后，也就是7月底去参加第二次路考。那些清楚交管部门的官僚作风和驾校受贿情况的人们看见我们那忧伤、被羞辱的样子都觉得好笑，在一个由一夜屋改建的茶馆里（墙上挂着四幅阿塔图尔克的照片和一面大钟），他们用一种友好的语气告诉了我们得到驾照的必要途径。他们说，如果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由退休警察授课的特殊、昂贵的驾校，（我们并不需要去上课）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路考，因为很多考官和警察是驾校的合伙人。上这类驾校的人，路考时可以开一辆经过特殊准备的旧福特轿车。这辆车上紧挨着驾驶座的地方，被挖开了一个显示路面的大洞。被要求在一个窄小地方停车的准司机，透过那个洞可以看见路面上的彩色标记；如果同时还可以看到挂在后视镜上的停车指南，那就可以明白在哪个颜色的标记上需要把方向盘向左打到底，在哪里需要挂倒挡，这样就能够不出差错地把车停好了。如果不报驾校，那么我们还可以直接交一大笔钱。作为一个商人，我清楚有时行贿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芙颂发誓说，她不会给那些不让她通过考试的警察一分钱，于是我们只好在星星公园里继续练车。
交规的书上，规定了开车时必须遵守的上百种小规则。在考官面前，考生仅仅规范地开车是不够的，同时还要用夸张的动作来证明自己遵守了这些规则，比如说，看后视镜时，还必须用手去扶一下镜子表示看了。这是一个在驾校和路考上熬白了头发、和蔼的老警察用一种十分友善的语气告诉芙颂的。他说：“孩子，路考时你既要开车，还要做出开车的样子。第一点是为你自己，第二点是为了国家。”
练完车，在太阳开始失去威力的那些钟点，和她一起去埃米尔岗，在岸边停车，喝咖啡、汽水，或是坐在鲁梅利希撒尔的一家茶馆里要个俄式茶壶喝茶，这是充满乐趣的，因此我会觉得相对于这些乐趣来说，考试的烦恼是微不足道的。但读者们也千万别认为我们是幸福、快活的恋人。
有一次我说：“我们练车的成绩会比数学更好！”
芙颂谨慎地说：“看吧……”
喝茶时，有时我们会像一对结婚多年、所有话题早就说完的夫妻那样沉默地坐着，就像那些幻想着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个世界的不幸的人们那样，我们会好奇地看着从面前经过的俄罗斯油轮、远处的黑伊贝利岛，甚至是开往黑海方向的萨姆松游轮。
芙颂第二次路考也没能通过。这次他们要求她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那就是在坡上倒着把车停在一个想像中的停车点。当芙颂让雪佛兰颤抖地窜了一下后，他们立刻用同样轻蔑的神情让她离开了驾驶座。
从替别人写申请的人到卖茶的人，从退休警察到准备拿驾照的人，有一群男人在和我一起好奇地从远处看芙颂路考，当其中一人看见驾驶座上依然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考官时，他说：“他们让那女人留下了。”有一两个人还笑了笑。
回家的路上，芙颂一句话也没说。没问她我就把车停在了奥尔塔柯伊。我们坐进了市场里面的一家小酒馆，我为自己和她各要了一杯带冰块的拉克酒。
喝下几口酒后，我说：“芙颂，其实人生很短暂也很美丽。别让自己再受这些残酷的惩罚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恶心？”
“他们要钱。我们就给他们钱吧。”
“你认为女人就是开不好车吗？”
“这不是我的观点，是他们的……”
“所有人都这么想……”
“亲爱的，千万别在这件事上也和自己较劲。”
我希望芙颂没听到我说的最后这句话。
她说：“凯末尔，我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和自己较劲。只是，当尊严被别人踩在脚底下时，人是不应该屈服的。现在我希望你做一件事，请你好好听，因为我是认真的。凯末尔，我要拿到驾照，但绝不行贿，你千万别来管这件事。你也别背着我去行贿、找后门，我会发现的的。如果你做了，我会很伤心。”
我低下头说：“好的。”
我们又都喝了一杯拉克酒。傍晚时分，酒馆里空无一人。油炸牡蛎，撒上百里香、孜然的小肉丸子上停着迫不及待和犹豫不决的苍蝇。为了能够再次看见那个对我而言有着极为珍贵回忆的小酒馆，多年后我又去了奥尔塔柯伊，但整栋楼都被拆掉了，酒馆的位置上和周围开了一些卖小礼品和饰品的小店……
那天晚上，离开酒馆上车前，我抓住了芙颂的胳膊。
“我的美人，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单独在一家酒馆里吃饭。”
“是的，”她说。她眼里瞬间闪烁出的光芒，让我感到了难以置信的幸福。她说：“我还要跟你说件事。把钥匙给我，我来开车。”
“当然。”
在贝西克塔什和道尔马巴赫切的那些路口，在大坡上她微微出了一点汗，但尽管喝了酒，她还是顺利地把雪佛兰开到了费鲁扎清真寺的前面。三天后，为了准备考试，我在老地方接她时，她又要求开车，但因为城里到处都是警察，我让她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那天很热，但我们的练习却十分美满。
回家的路上，看着海峡里波浪起伏的海水，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要是带了泳衣就好了。”
那次以后，芙颂出门前会在花连衣裙里穿上我在这里展出的蓝色比基尼。在我们练完车后去的塔拉卜雅海滩上，在从码头上跳进海水前一刻她才会脱去连衣裙。八年后，我才能在一瞬间非常害羞地朝我美人的身体看了一眼。在同一时刻，芙颂会像逃离我那样跑着跳进海里。钻入海水时，她身后出现的海水、泡沫、可爱的一种光亮、海峡的深蓝色、她的比基尼，所有这些在我的脑海里组成了一幅难以忘怀的图画和情感。这美妙的情感和幸福的色彩，多年以后，我在老照片、明信片和伊斯坦布尔的收藏家们那里寻找了很多年。
我也立刻跟着芙颂跳进了海里。脑子里奇怪的一角在对我说，海里会有妖魔鬼怪袭击她，我必须追上她，保护她。我记得，在波涛汹涌的海水里，我带着一种极端幸福的疯狂和失去那种幸福的慌乱使劲地游，有一瞬间因为慌乱我像要被淹死一样。可芙颂已经被海峡的激流卷走了！那个瞬间，我也想和她一起去死、立刻死去。正在那时，海峡那爱开玩笑的波涛瞬间平息了，我在面前看到了芙颂。我们俩都已气喘吁吁了。我们像幸福的恋人那样相视一笑。但是当我想触摸她、亲吻她时，她却像那些讲原则、守节操的女孩那样对我板起脸，带着一种冷酷的神情蛙泳着离开了。我也跟在她身后蛙泳前行。我边游，边在水里行赏她那美丽双腿的划水动作和她那圆润的臀部。过了很久，我感觉我们游出了很远。
“够了！”我说，“别再逃了，这里会有激流，会把我们卷走，我俩都会被淹死。”
转过身，看见我们游出多远时，我吓了一大跳。我们已置身在城市的中央。塔拉卜雅海湾、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安宁饭店、其他的饭店、塔拉卜雅酒店、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前行的汽车、小公共、红色的公共汽车、后面的小山顶、比于克代雷山脊上的一夜屋街区，整座城市都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就像看一幅巨大的微型画那样，仿佛我不仅仅是在看海峡和城市，也在看我过去的人生。远离城市和自己的过去有点像在梦境里。身处城市中央的海峡里，和芙颂在一起却如此远离所有人，是一种像死亡那样的恐惧感。当波涛汹涌的大海掀起一个大浪让芙颂惊愕时，她发出了一声轻微的惊叫，随后为了抓住我，她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和肩膀。我已十分清楚地知道，直到死，我不会离开她。
这烈火般的触碰后——也可以说是拥抱——芙颂借口一艘运煤船正在靠近，随即游走了。她游得很好也很快，我拼命追赶她。上岸后，芙颂离开我去了更衣室。我们一点也不像不会因为彼此的身体而感到害羞的情人。恰恰相反，我们像一对奉父母之命、为结婚而认识的年轻人那样腼腆、沉默和羞怯，我们无法去看对方的身体。
来去练车、偶尔在城里开车，芙颂已经熟练地学会开车了。但她还是没能通过8月初的那场考试。
“我又没过，但随它去，让我们忘记这些坏人吧。”芙颂说，“我们去游泳好吗？”
“好。”
就像很多像去参军那样带着朋友去考试、拍照、随后遭遇失败的准司机们那样，我们坐在芙颂边抽烟、边粗暴按响喇叭开的车里离开了考场。（多年后当我再去那里时，我看见原来那些光秃秃、满是垃圾的小山头变成了一片带泳池的豪华住宅区。）直到夏末，我们一直在星星公园里练车，但是驾照，已经成为一个我们一起去游泳，或是去一家酒馆的借口。有几次，我们在贝贝克的码头边租了小船，一起把船划到一个远离水母和柴油污染的地方，随后和激流抗争着下了海。为了不被激流卷走，我们会一人抓住小船，另外那人抓住他（她）的手。我很喜欢在贝贝克租小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抓着芙颂的手。
就像一种疲惫的友情那样，我们在谨慎地体验着八年后开花的爱情。在这八年时间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把我们心中的爱情推到了一个更深的地方。尽管即便在我们最少关注它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到爱情的存在，但当我看见芙颂在婚前根本不想冒险更加亲近时，我只能一再压抑内心里拥抱她、亲吻她的欲望。我开始认为，情侣们婚前失去控制草率做爱非但不能给他们日后的婚姻带来幸福，反而会带来失望和烦恼。我想自己依然不时会在某些地方看见的像私生子·希尔米、塔伊丰和麦赫麦特那样，去妓院并为他们的风流自诩的朋友们是有点没有灵魂的。我也幻想，和芙颂结婚后，我将忘记自己的痴迷，快乐而成熟地去拥抱我所有的朋友。
夏末，芙颂还是和原来的几个考官一起再次参加了路考，她又一次被留下了。像往常那样，她抱怨了一阵男人对于在伊斯坦布尔开车的女人的成见。一说到这个话题，她脸上就会出现几年前她说起儿时那些对她动手动脚的可耻大叔们时的表情。
一天傍晚，练完车后我们去了萨勒耶尔沙滩，当我们坐在一边喝梅尔泰姆汽水时（也就是说帕帕特亚的广告活动还是有点成功的），我们碰见了塔伊丰的朋友法鲁克和他的未婚妻，一刹那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羞惭。这不是因为1975年9月，法鲁克多次去了阿纳多卢希萨尔的别墅，见证了我和茜贝尔在那里的生活，而是因为我和芙颂沉默着喝汽水时，我们看上去并不十分快乐和幸福。那天的沉默还因为我们感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下海。因为那天傍晚，第一批白鹭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提醒我们美好的夏季结束了。一星期后，随着第一场秋雨的降临，沙滩也关闭了，从此以后无论是芙颂，还是我都没再想去星星公园开车。
又被留下三次后，芙颂最终在1984年初通过了路考。考官们烦她了，也明白了她是不会行贿的。为了庆祝，那天晚上，我带着她、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去了贝贝克的塔克西姆夜总会，我们在那里听了穆泽燕·塞纳尔唱的老歌。

74 塔勒克先生
一起去贝贝克塔克西姆夜总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全都喝醉了。穆泽燕·塞纳尔出场后，我们一起跟着她唱了一些歌。当我们异口同声地唱着歌曲的副歌部分时，所有人都在微笑着看着彼此的眼睛。现在，多年后，我感到，整个夜晚有一种告别仪式的氛围。其实，相对于芙颂来说，塔勒克先生更喜欢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歌。但我想芙颂也会因为看见父亲喝酒唱歌，因为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没人像你》那样的歌而开心的。那天夜晚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不再有人奇怪费利敦的缺席了。那夜，我幸福地想到，我和芙颂，还有她的父母竟然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
有时，我会从一栋被拆掉的楼房，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有孩子、快乐、乳房丰满的女人，或是从一家十分熟悉的商店关门上，明白时间的流逝而慌乱。那些天，我痛心地看到香舍丽榭精品店关门了，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我失去了回忆，同时也在瞬间让我感到自己错过了人生。九年前，我看见杰尼·科隆包的橱窗里，现在摆放着一串串意大利香肠、奶酪轮、刚刚进入土耳其市场的欧洲品牌沙拉酱、面条和碳酸饮料。
那些天吃晚饭时，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婚姻、孩子和家庭的最新消息和传闻，也会让我不安，尽管我一直对这类消息很感兴趣。当母亲羡慕地说，我儿时的朋友老鼠·法鲁克婚后不久（三年了！）已经有第二个孩子，而且还是男孩时，没能和芙颂共度人生的想法会让我感到沮丧，然而母亲却什么也没察觉，依然不停地说着。
她说，夏齐曼特自从把大女儿最终嫁给了卡拉汗家的儿子后，每年2月份就不去乌鲁达山，而是带上小女儿和卡拉汗一家去瑞士玩一个月。他的小女儿在那边的酒店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阿拉伯王子，正当夏齐曼特也要成功地嫁出小女儿时，他们得知那个阿拉伯王子不仅有一个妻子，甚至还有一个后宫。母亲还从苏阿迪耶别墅的邻居艾萨特先生那里听说，哈里斯家的大儿子——说到“就是那个下巴最长的”时，母亲哈哈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冬天和德国保姆在艾兰柯伊的别墅里被抓到了。对于小时候拿着小桶和铲子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沙子的烟草商马鲁夫的小儿子被恐怖分子绑架、交了赎金后被释放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母亲很是诧异。是的，尽管这件事没被媒体曝光，但因为一开始他们吝啬不愿意给钱，因此被“所有人”议论了好几个月，我怎么就会不知道呢？
我会因为母亲的这个问题后面是否有对我去芙颂他们家的讽刺而烦恼；会想起她对我晚上拿回家的湿泳裤的询问，她问我去了哪里、跟谁一起去的，她还让法特玛女士问了相同的问题；我会说“亲爱的妈妈，我在很努力地工作”，试图转换话题（而事实上，母亲一定知道萨特沙特的混乱状况）；我会因为九年后别说和母亲分享我对芙颂的痴迷，即便含蓄地提起都没能有而感到不幸；为了忘记我的烦恼，我会让母亲再讲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有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我和芙颂还有费利敦在露天影院里碰到过的杰米莱女士，就像母亲的另外一个朋友穆凯利姆女士那样，把她家日益难以维护的八十年木宅邸出租给了拍历史电影的人，但在拍摄时大宅邸因为一个电路故障着火了，大家认为其实是他们故意让宅邸着火的，目的是在宅邸的地基上盖公寓楼。母亲把这件事细细道道地讲了一遍，从中我明白，她很清楚我和电影界人士的交往。而所有这些细节，一定是奥斯曼告诉母亲的。
我在报上看到，老外交部长麦利克罕在一次舞会上被地毯绊倒，两天后脑溢血去世了。像这种有趣的新闻，母亲是从来不会说的，因为那会提起茜贝尔和订婚仪式。我会从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那里得到一些母亲不想让我知道的消息。巴斯里告诉我说，我父亲的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妻子扎利菲在博德鲁姆买了房子；狗熊·萨比赫其实是个好心肠的人；现在做黄金投资是错误的，因为金价会下跌；今年春天的赛马上会有很多暗箱操作；著名富人吐尔嘎伊先生的头上尽管一毛不剩，但他带着一种绅士的习惯依然有规律地来理发店，两年前希尔顿邀请他去酒店的理发店，但因为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没说这原则是什么），因此拒绝了这个邀请。随后他会询问我的情况，会努力从我的嘴里套一些话出来。我会生气地感到，巴斯里和他的那些有钱顾客对于我对芙颂的痴迷是有所耳闻的，为了不给他们提供说闲话的材料，有时我会去贝伊奥鲁，去父亲的老理发师杰瓦特那里。从他那里我会听到关于贝伊奥鲁的那些无赖（开始称他们为黑社会了）和电影人的故事。比如，帕帕特亚和著名制片人穆扎菲尔在一起的事情，我又从他那里听到了一遍。但是所有这些传播消息和传闻的人都会对茜贝尔、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的婚礼只字不提。从中我应该得出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悲伤和痛苦的结论；但我不这么想，我会自然地对待他们的这种谨慎，就像为了让我高兴，他们经常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我喜欢的关于银行家破产的话题那样。
两年前，我从办公室员工、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破产银行家和存钱给他们的储户的事情，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它表明，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和他们像奴隶一样依附的安卡拉有多么愚蠢。母亲也会说：“你们过世的父亲总是说‘不能相信这些假冒的银行家’”，她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其他愚蠢的富人那样让银行家把钱骗走。（有时，我会觉得奥斯曼从新公司挣来的一部分钱被骗走了，但他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母亲会因为一些她喜欢、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家——比如说，她曾经想让我娶他们漂亮女儿的水桶·卡德里家、居内伊特先生和菲伊赞女士他们家、杰夫代特先生家和帕慕克家——让银行家骗走了钱而伤心，但她会对莱尔赞家几乎把所有钱交给了他们工厂会计（以前是看门人）的儿子而诧异，她诧异他们只因为“他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在电视上做了广告，在用一家可信银行的支票”，就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钱投给这样一个不久前还住在一夜屋里的人（像会惊讶得要晕过去那样，闭上眼睛，半玩笑、半认真地摇头），她会说，“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像和你的那些演员交朋友的卡斯泰尔利那样的人”，随后哈哈一笑。但她从来不会在“你的那些演员”问题上停留。我喜欢和母亲一起每次带着同样的惊讶和高兴，对包括扎伊姆在内的如此“聪明、正经”的人怎么能够这么“愚蠢”而惊讶不已。
其中一个被母亲认为“愚蠢”的人就是塔勒克先生。塔勒克先生存钱给了请我们在佩鲁尔结识的著名演员拍广告的银行家卡斯泰尔利。两年前我以为他损失的钱很少，因为塔勒克先生从没让我看见过他的忧伤和痛苦。
芙颂拿到驾照两个月后，1984年3月9日，星期五，当切廷晚上开车送我到芙颂他们家时，我看见所有窗户都敞开着，窗帘也都没拉上，两层楼的灯全亮着。（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在吃饭的钟点会对楼上亮着的任何一盏灯生气的，只要看见有灯光，她就会说“芙颂，女儿，你们卧室的灯亮着”，芙颂便会立刻上楼去把灯关掉）。
我走上楼梯，作好了面对费利敦和芙颂之间的一场家庭争吵的准备。然而我看见的是，多年来我们坐着吃饭的餐桌是空的，上面没有饭菜。打开的电视上，我们的朋友艾克雷姆先生，穿着大臣的衣服正在发表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演说，一个邻居阿姨和她的丈夫在不知所措地用余光看电视。
邻居电工埃菲说：“凯末尔先生，塔勒克先生去世了。请节哀顺变。”
我快步跑上楼，带着本能，我没走进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的房间，而是芙颂的房间，那个多年来我一直幻想的小房间。
我的美人正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哭泣。看见我后她振作地坐了起来。我坐到了她的身边。瞬间，我们用劲抱在了一起。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开始颤抖地哭起来。
我的真主，把她抱在怀里是多么得幸福！我感到了世界的深刻、美好和无限。她的胸贴在我的胸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拥抱她，而是在拥抱整个世界。她的颤抖让我伤心、悲哀，但同时又让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几乎像梳头那样，我怜爱、小心地抚摸了她的发丝。每当我的手碰到她的额头，她的秀发开始的地方，芙颂就会颤抖着开始一阵新的哭泣。
为了能够分担她的痛苦，我想到了父亲的死。尽管我很爱他，但我和父亲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竞争的关系。而芙颂，就像人们热爱世界、太阳、街道和家那样，发自内心地深爱着她的父亲。我觉得她的眼泪不仅是在为她父亲，也似乎在为整个世界、人生而流。
“亲爱的，别担心，”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从此以后一切都会更好，一切都会改善。我们将会很幸福。”
“我什么也不要！”说着她开始更厉害地哭起来。当我在怀里感觉着她的颤抖时，我久久地、仔细地看了看房间里的物件，她的衣柜、抽屉、小床头柜、费利敦的电影书籍和所有的一切。八年来，我多么想能够走进这个装着芙颂所有物品和衣服的房间。
当芙颂的抽泣变得更剧烈时，内希贝姑妈进来说：“唉，凯末尔，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没有他我还怎么活啊？”她坐到床边开始哭起来。
我在芙颂家度过了整个夜晚。有时，我到楼下，和前来吊唁的邻居和熟人坐在一起。有时，我走上楼，去安慰在自己房间里哭泣的芙颂，抚摸她的头发，往她手里塞一块干净的手帕。当她父亲的遗体躺在隔壁房间，楼下邻居和熟人们喝茶、抽烟、无声地看电视时，九年后，我和芙颂第一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使劲闻了闻她脖子、头发和因为哭泣而出汗的肌肤上的味道。随后我下楼去给客人们续了茶。
对此一无所知的费利敦，那天夜里没有回家。现在，多年后我明白，邻居们不仅自然地看待了我的存在，还像对芙颂的丈夫那样来对待我是怎样的一种礼貌。给所有这些在我出入楚库尔主麻以及进出芙颂他们家时认识的人准备茶水和咖啡、倾倒他们的烟缸、招待他们吃从街角的馅饼店里叫卖来的馅饼外表，帮我、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打发了时间。有一会儿，这三个人，在坡上有一家小店的木匠，博物馆参观者因为那只假手应该还记得的拉赫米的大儿子，塔勒克先生某个下午和他玩纸牌的老朋友，在后屋里分别拥抱了我，并再次让我要节哀顺变。尽管我为塔勒克先生感到哀伤，但我羞愧而深切地感到，内心充满了一种无限的生活欲望，因为正在靠近一段崭新的人生，其实那天夜里我是非常幸福的。
当银行家在1982年6月破产逃去国外后，塔勒克先生开始去一个由和自己一样的“受害储户”（这是报纸喜欢用的一个词）成立的协会。这个协会的目的是用法律手段帮助那些退休人员、小公务员要回被破产银行家骗走的钱，但他们没能成功。就像塔勒克先生有些晚上笑着、用一种几乎毫不在乎的语气讲述的那样——他也会说他们是“一群蠢货”——有时因为无法作出一个共同的决定，一段时间过后受害储户们之间就会出现争吵。这些争吵会演变成推搡、动拳头和打斗……有时，他们会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好的一份申请书送去财政部，或是一家对此没有丝毫兴趣的报社，抑或是一家银行的门口。那阵子，一些人会向银行投掷石块，叫嚷着试图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烦恼，有时一个银行职员会受到攻击。随后还发生了银行家办公室、家被洗劫的事情。塔勒克先生有段时间大概也参与了一起争斗，所以远离了协会，但当我和芙颂为了驾照流汗，下海游泳时，他又开始去协会了。据说，那天下午他在协会为一件事生了气，感到心区疼痛后回了家，就像后来赶来的医生在一秒钟内确诊的那样，他死于心肌梗死。
芙颂还因为父亲死时自己不在家而痛苦。塔勒克先生一定是在床上等了女儿和妻子很长时间。那天，内希贝姑妈和芙颂为了赶做一条裙子去了莫达街区的一户人家。尽管我在资助他们，但我知道内希贝姑妈不时还会拿着她的针线盒去一些人家做活。我不会像别的一些男人那样，认为内希贝姑妈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相反，我对她这么做表示赞赏，尽管没有任何必要。但每次听说芙颂不时也跟她一起去时，我就会感到不安。有时我会担心，我的美人，我的惟一在那些陌生人家里做什么，但芙颂会像说起一次游玩或是一次娱乐那样说起她难得，也越来越少去的那些日子——就像很多年前，她母亲去苏阿迪耶给母亲做衣服那样——她说，她们在去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喝了阿伊让、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天气很好，海峡很漂亮。她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以至于我无法跟她说，结婚后我们将生活在富人中间，那时我们俩都不会愿意碰到一个她曾经去他们家做过针线活的人。
所有人走后，我蜷曲在后屋的长沙发上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她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睡着前，我听到柠檬在笼子里发出的声响，随后还听到了船只的汽笛声。
晨祷的召唤声响起时，我被从海峡传来的汽笛声吵醒。在梦里，芙颂昨天从卡拉柯伊坐船去卡德柯伊的事情和塔勒克先生的去世连在了一起。
我还不时听到了报雾的哨声。雾天特有的一种奇怪的贝壳色光亮笼罩在整个房间里。就像在一个白色的梦境里那样，我轻手轻脚地走上了楼。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搂抱着躺在芙颂和费利敦度过了他们婚姻中头几个幸福夜晚的床上。我觉得内希贝姑妈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当我在门口仔细朝里望去时，我看见芙颂真的还没醒，而内希贝姑妈在装睡。
我走进另外那个房间，轻轻拉起床单，第一次看了看塔勒克先生的遗体。他身上穿着去受害储户协会时穿的西装。他的脸是惨白的，血液聚集在了他的后脖颈上。他脸上的斑点、痣、皱纹，似乎因为死亡在瞬间增多，变大。这是因为他的灵魂走了，还是因为他的躯体从现在起就开始腐烂和改变了？尸体的存在和它所给予的恐惧，远比我对塔勒克先生的爱更为强烈。现在我不想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去认识塔勒克先生，而是想逃离死亡，但我还是没走开。
我喜欢塔勒克先生，因为他是芙颂的父亲，也因为那么多年我们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喝酒，看电视。但因为他从没完全真诚地对待过我，我也没能完全地接受他。尽管我们俩对彼此都不满意，但我们还是友好地相处了那么多年。
一想到这里，我立刻明白其实塔勒克先生从一开始，就像内希贝姑妈那样知道了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应该说是向自己坦白，而不是明白。很有可能在头几个月里他就知道在女儿刚满十八岁时我就不负责任地和她上了床，他认为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有钱人，一个堕落的花花公子。因为我，他把女儿嫁给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婿，他当然会因此恨我！但他从没表露出这种仇恨，抑或是我不愿意看到。他既恨我，又原谅了我。我们就像那些把友情建立在互相无视对方缺点和劣行的无赖和小偷那样对待了彼此。而这让我和塔勒克先生，几年后，相对于客人和主人来说，更像是同犯了。
看着塔勒克先生僵硬的脸时，来自灵魂深处的一样东西，让我想起了临死前父亲脸上出现的那种惊讶和恐惧的表情。而塔勒克先生一定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心梗，他直面了死亡，还和死神稍微抗争了一番，因此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他嘴角的一边痛苦地向下歪斜着，另一边则像咧嘴微笑那样微微地张着。如果是在餐桌上，他那微微咧开的嘴角上会叼着一根烟，面前则会放着一杯拉克酒。但房间里充满的不是已经历的那些事件的力量，而是死亡和空虚的雾霭。
房间里的白色光亮，是从左边的凸窗照射进来的。透过窗户，我看见了空无一人的窄小街道。因为凸窗延伸到了街上，因此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了空中，路的中央。前方可以模糊地看到小巷和博阿兹凯散大街交汇的那个角落。整个街区都还在浓雾中沉睡，一只猫在街上自信而慢慢地走着。
塔勒克先生的床头上，挂着一张在卡尔斯当老师时和学生们拍的合影，照片是在城里俄罗斯人留下的著名话剧院里拍的。床头柜和半开的抽屉也以一种奇怪的形式让我想起了父亲。抽屉里散发出一种可爱的，混杂着灰尘、药品、咳嗽药水和变黄报纸的味道。在抽屉上面，我看见了放在一个杯子里的假牙和塔勒克先生喜欢的雷夏特·埃克雷姆·考楚的一本书。抽屉里放着旧药瓶、烟嘴、电报、折叠起来的病历、银行家的新闻报、煤气和电的发票、旧药盒、退出流通市场的旧硬币和其他许多小杂物。
不等凯斯金他们家来人我就回到了尼相塔什的家里。母亲已经醒来。她坐在床上正在吃法特玛女士给她拿来的早饭，她的怀里放着一个枕头，枕头上放着一个装着烤面包、鸡蛋、果酱和黑橄榄的托盘。看见我她显得很开心。得知塔勒克先生去世后，她变得忧伤起来。我从她的脸上、状态上明白，她在内心里感受到了内希贝姑妈的悲痛。但除了伤感，我还在她身上感到了另外一种更深的情感，那就是愤怒。
我说：“我还要去他们家。待会儿让切廷送你去葬礼。”
“儿子，我不去参加葬礼。”
“为什么？”
一开始，她说了两个荒唐的理由。“他们为什么没在报上登讣告，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他们为什么不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举行葬礼，这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看见她在为以前说笑着为自己做衣服的内希贝忧伤，她还是爱内希贝的。但在她内心的更深处，还有另外一样更坚决的东西。看到我的坚持和不安，她生气了。
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吗？因为如果我去了，你就会和那女孩结婚。”
“您在说什么呀？她早就结婚了。”
“这我知道。我会让内希贝伤心，但是，儿子，这么多年来我什么都知道。如果你坚持要和她结婚，周围的人会怎么说。”
“亲爱的妈妈，周围人说什么重要吗？”
母亲说：“你千万别误会。”她严肃地把手上的烤面包片和抹黄油的刀放到托盘上，直视我的眼睛说：“别人怎么说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真实感受。儿子，对此我毫无异议，你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也很漂亮。但她爱你吗？八年了，她为什么还没和她丈夫离婚？”
我羞愧地编造道：“她会离的，我知道。”
“你去世的父亲也喜欢上了一个和女儿同龄的可怜女人……他甚至还为她买了房子。但他对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没像你这样让自己丢脸。连他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她转身对走进房间的法特玛女士说，“法特玛，我们要说一会儿话。”法特玛女士立刻走出房间，还带上了房门。“你们去世的父亲是一个坚强、聪明、非常绅士的男人，尽管这样，他也有一时的冲动和许多弱点，”母亲说道。“很多年前，当你问我要迈哈迈特公寓楼房子的钥匙时，我给你了，但因为想到你也会有你父亲的弱点，因此我警告了你。我对你说‘要小心’，我说了吧？但你压根没听我的话。好吧，你会说，这完全是你的错，内希贝有什么罪过？十年了，因为她和女儿一起让你受这份折磨，所以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我没能更正说，不是十年，是八年。我说：“好的，妈妈，我会对她们说一些您不去的理由。”
“儿子，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如果可以，早就可以了。我也反对你去参加葬礼。”
母亲的这番话，非但没让我觉得我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些天我一直感觉到的那样，而是给我带来了自己不久将和芙颂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喜讯。因此，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还微笑着听她说。我想尽早回到芙颂的身边。
母亲见我不为所动生气了。她用一种非常自信的语气说：“在这样一个女人无法和男人自由结识、见面的国家里是不会有爱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男人一看见一个合适的女人，根本不管她是好是坏，是漂亮还是难看，就会像饿了几个星期的动物那样扑上去。这是所有男人的习惯。然后，他们会以为这是爱情。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爱情？千万别欺骗自己。”
最终母亲让我生气了。我说：“好的，妈妈，我要走了。”
“女人不能去在街区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祷告。”她这么说，好像这是真正的借口一样。
两小时后，当葬礼祷告结束、人群散开时，在人群中也有女人在清真寺前面和内希贝姑妈拥抱告别，但她们的人数确实不多。我记得，我看见了关门的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和杰伊达。在我看见她们时费利敦站在我身边，他戴着一副夸张的墨镜。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每晚我都早早地去了芙颂他们家。但我在餐桌上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仿佛我和芙颂相处中的严肃性和虚假性暴露了出来。在我们中间，无论在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上，还是在“假装那么做”上，塔勒克先生都是做得最好的。现在，他不在了，我们既无法变得自然，也无法回到八年来我们在晚餐时保持的那种半真诚、半虚假的轻松状态。

75 珍珠蛋糕店
4月初下雨的一天，上午在家和母亲闲聊了一会儿，快到中午时我去了萨特沙特。当我喝着咖啡看报纸时，内希贝姑妈打来了电话。她让我这段时间别去他们家，因为街区里传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传闻，她说现在无法在电话里把一切讲清楚，但它们对我来说是一些好消息。我的秘书泽内普女士在旁边的房间里听我们讲话，因此我不想对内希贝姑妈表现出我的好奇，没再追问。
因为好奇抓心挠肺地等待了两天后，还是在同一个钟点，内希贝姑妈来了萨特沙特。尽管八年来我和她在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但在办公室看到她，依然让我觉得很奇怪，以至于我茫然地看了她一会儿，就像看一个为了退换一件有瑕疵的萨特沙特产品，为了拿一个免费的萨特沙特挂历或是烟缸，从伊斯坦布尔的边缘街区或是其他城市跑来，却又错误地走上楼的顾客那样。
泽伊普女士，也许是从我的状态上，也许是因为本来就知道些什么，早就明白来者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当她问我们要喝什么样的雀巢咖啡时，内希贝姑妈对她说：“孩子，如果有土耳其咖啡，我要一杯。”
我关上了房门。内希贝姑妈坐到我的办公桌对面，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一切都解决了，”相对于报喜，她更多的是用一种仿佛在暗示人生其实很简单的口吻说道，“芙颂和费利敦要分手了。如果你把柠檬电影公司留给费利敦，一切就好办了。芙颂也希望这样。但首先你们俩要好好谈一谈。”
“费利敦和我吗？”
“不，芙颂和你。”
看到我脸上绽放的喜悦之情后，她点燃香烟，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尽兴，但简短地给我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她说，两天前的晚上，费利敦回了家，他微微有些醉意，他对芙颂说，已经和帕帕特亚分手，想回家，回到芙颂身边，但当然芙颂不要他了。于是他们吵了一架，很遗憾，他们的叫喊声邻居们、整个街区都听到了，为此他们觉得很丢脸。原来内希贝姑妈就是因为这才让我晚上别去他们家的……后来，费利敦打来电话，他和内希贝姑妈在贝伊奥鲁见了一面。他告诉她，他们决定离婚了。
一阵沉默后，内希贝姑妈说：“我换掉了下面的门锁。我们家不再是费利敦的家了。”
刹那间，我以为，不单单是从萨特沙特前面经过的公共汽车没有了声音，就连整个世界都静默了。见我拿着香烟在着魔般地听她讲话，内希贝姑妈又把整个故事仔仔细细地重新说了一遍。她带着一种一开始就猜到这个结果的自信口吻说：“我没对那个孩子生过一天气。是的，他心肠很好，但也很懦弱……哪个母亲会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一个人……”说完她沉默了。我以为接下来她会说“当然，我们是迫不得已”，但她却说了完全不同的一些话。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做一个漂亮女人比做一个漂亮女孩更难……男人们，你也知道的，凯末尔，会去伤害那些他们无法得到的漂亮女人，而费利敦让芙颂免受了所有这些伤害……”
瞬间，我想到自己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伤害。
随后，她突然说道：“当然，这件事不该拖这么久。”
就像第一次发现我人生中的那些怪异一样，我半惊讶半镇静地沉默着。
“当然，柠檬电影公司是费利敦的权利！”随后我说道，“我会和他谈的。他对我生气吗？”
内希贝姑妈说：“没有。”她皱起眉头说：“但芙颂要和你认真谈谈。当然她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你们要好好谈谈。”
我们随即决定，三天后，下午两点，我和芙颂在贝伊奥鲁的珍珠蛋糕店见面。内希贝姑妈没再多说什么，带着一种对这种陌生环境感到不安的神情，但又像一个好人那样，毫不掩饰幸福地走了。
1984年4月9日，星期一中午，当我为了和芙颂见面去贝伊奥鲁时，我是幸福和激动的，就像一个即将和自己想了好几个月的高中女孩见面的小伙子那样。夜里我没能睡好，在萨特沙特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后，我早早就让切廷送我去了塔克西姆。塔克西姆广场上满是阳光，但任何时候都在背阴里的独立大街的阴凉、橱窗、电影院的入口、儿时我们和母亲去的那些商场里散发出来的潮湿以及灰尘的味道让我稍微平静了一点。回忆和一个幸福未来的承诺让我眩晕。我在分享想去吃点好东西、看一场电影、购物的人群的快乐。
为了给芙颂买一件礼物，我走进了瓦考、贝伊曼和另外两家商店，但我不知道要买什么。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我径直朝土内尔走去，离见面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竟然在密色尔勒公寓楼前面看见了芙颂。她穿着一条白色的带圆点的春装连衣裙，戴着一副挑逗的墨镜和父亲给我的那对珍珠耳坠。因为在看一面橱窗，她没发现我。
“太巧了，不是吗？”我走上前说。
“啊……你好，凯末尔！你好吗？”
“今天天气很好，我就从公司跑出来了。”我说道，好像半小时后我们没有约会，完全就是一场偶遇那样，“我们一起走走好吗？”
芙颂说：“我先要去给我妈买纽扣。她们一再坚持，所以妈妈在赶做一条裙子，和你见面后我要回去帮她。我们去阿伊纳勒市场给她看看木纽扣好吗？”
我们不仅去了阿伊纳勒市场，还去了其他市场里的很多小店。当芙颂在和售货员说话时，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纽扣时，边问边试图从那些旧纽扣中配出一套来时，看着她真是太好了。
她挑出一套旧的木钮扣后给我看了一下。“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很漂亮。”
“好吧。”
她付了钱。九个月后，我在她的衣柜里找到了这些仍然还包在纸的纽扣。
我说：“好了，让我们走走吧。八年来我一直在幻想我们能在贝伊奥鲁遇见一次，然后一起走走。”
“真的吗？”
“真的……”
我们沉默着走了一段时间。我不时也像她那样朝路边的橱窗看一眼，但我看的不是橱窗里展示的东西，而是映照在玻璃上的她那美丽的身影。贝伊奥鲁的人群中，不仅男人，女人们也在仔细地看她，芙颂对此也沾沾自喜。
我说：“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吃蛋糕吧。”
没等芙颂回答，人群中一个女人欣喜地叫了一声后拥抱了她。是杰伊达，她身边跟着两个儿子，一个八九岁，一个更小。当她们说话时，两个穿着短裤、白袜子，和杰伊达一样大眼睛，健康、充满活力的小孩把我打量了一番。
“看见你们在一起真是太好了！”杰伊达说。
芙颂说：“我们也是刚刚碰上的……”
“你们俩太般配了。”杰伊达说。随后她们轻声说起话来。
“妈妈，我烦了，快走吧，求你了。”大孩子说。
我想起八年前，当这个孩子还在她肚子里时，我和杰伊达坐在塔什勒克公园，看着道尔马巴赫切，谈论了我的爱情痛苦。但这既没让我感动，也没让我伤感。
杰伊达走后，我们在萨拉伊影院门口放慢了脚步。里面正在放映帕帕特亚主演的电影《忧伤的旋律》。如果报上的消息没错，那么在最近十二个月里，帕帕特亚在十七部电影和摄影小说里担任了主角，并因此创造了世界纪录。娱乐版面上谎称好莱坞请她去出演主角，而帕帕特亚也拿着《朗文入门》说，她在学英语，为了代表土耳其，她将全力以赴。她的这个谎言则让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沸沸扬扬了。芙颂在看影院门口的那些照片时，看见我在仔细观察她脸上的表情。
“亲爱的，我们快走吧，”我说。
她精明地说：“别担心，我不嫉妒帕帕特亚。”
我们又看着橱窗继续沉默地走起来。
我说：“你戴墨镜很好看。我们进去吃夹心酥球好吗？”
就在我和她母亲约好的那个钟点，我们走到了珍珠蛋糕店前面。我们毫不迟疑地走进了蛋糕店，就像三天来我幻想的那样，后面正好有一张空桌子，坐下后我们点了蛋糕店里最有名的夹心酥球。
芙颂说：“我不是为了好看才戴墨镜的。因为一想到父亲就会流泪，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也不嫉妒帕帕特亚，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她接着说道：“但我敬佩她。就像电影里的那些美国人那样，她一旦拿定了主意就会去坚持，她成功了。我伤心并不是因为自己没能成为像帕帕特亚那样的电影演员，而是因为没能像她那样坚持，我怪我自己。”
“九年来我一直在坚持，但不是只要坚持就可以成功的。”
“可以的，”她冷静地回答道。“你已经和我母亲谈过，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
她用一个坚定的动作拿出了一根香烟。当我用打火机为她点烟时，我看着她的眼睛再次轻声地对她说，我很爱她，坏日子已经结束，尽管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我们的面前还有一大段幸福的时光。
她用一种小心、审慎的语气说：“我也这么认为。”从她那紧张的动作，一点也不自然的表情上我感到，她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一场风暴，她在竭力压抑它们。因为她在坚定地使用自己的意志来使一切完美无缺，因此我更加爱她，但也对她内心的强烈风暴感到了恐惧。
她用一个班级第一名的学生讲述今后打算时的坚定语气说：“等我和费利敦正式离婚后，我要去见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要和他们交朋友。我不着急，可以慢慢来……我和费利敦离婚后，首先你母亲要去我们家提亲。你母亲和我母亲会谈得来的。但首先你母亲要打电话给我母亲，为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而道歉。”
“那天她很不舒服。”
“当然，我知道。”
瞬间，我们沉默着舀了一勺夹心酥球到嘴里。我带着比欲望更多的爱意，看了一眼她那被甜甜的巧克力和奶油塞满的嘴巴。
“我希望你相信并照此去做。在我的整个婚姻期间，我和费利敦之间没发生过夫妻关系。你必须相信这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处女。此生我也只会和你在一起。我们没必要去告诉别人九年前我们度过的那两个月。（尊敬的读者，其实是一个半月差两天）。就像我们刚认识一样。也就是像电影里发生的那样，我和一个人结了婚，但我依然还是处女。”
最后两句话她是微笑着说出来的，但因为我看到了她所要求的事情的严肃性，因此我皱起眉头说：“我明白。”
她用一种理智的表情说：“这样会让我们更幸福。我还有另外一个要求。这其实不是我的，而是你的主意。我想一起开车去欧洲旅行。我母亲也将和我一起去巴黎。我们去博物馆，去看绘画。结婚前，我也想去那里买我们家的嫁妆。”
听到她说“我们家”，我微微地笑了一下。芙颂没用命令的语气，而像胜利打完一场持久战后，用玩笑的语气、微笑着说出合理要求的儒雅将军那样说出了这些要求。随后，她又严肃地皱起眉头说：“要在希尔顿举办一场隆重的婚礼，就像所有人的那样。一切都要完美无缺。”她说这话时极为平静，就像她对九年前我在希尔顿举办的订婚仪式好坏没有任何记忆，只想要一个好的婚礼那样。
我说：“我也想这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小小的珍珠蛋糕店是儿时母亲带我们来贝伊奥鲁时必到的一个地方，三十年来，蛋糕店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人更多，连我们的谈话都变得困难了。
刹那间，蛋糕店里出现了一阵神奇的寂静，我轻声对芙颂说，我很爱她，我会满足她的所有要求，除了余生和她一起度过，我别无所求。
她用复习数学时的那种天真口吻问道：“真的吗？”
其实她是坚定、自信的。她用一个认真的动作点燃了一根烟，随后说出了其他的要求。我不能向她隐瞒任何事情，我要和她分享我所有的秘密，我要诚实地回答她问的关于我过去的所有问题。
我把她说的一切和我看到的一切镌刻在了记忆里：芙颂坚定的表情，蛋糕店里的旧冰激凌机，阿塔图尔克在照片上就像芙颂他们家那张一样的紧皱的眉头。我们决定在去巴黎之前，在家庭内部搞一个订婚仪式。我们还带着敬意谈到了费利敦。
我们又再次谈到了婚前不能有性亲近的必要性：
“不要强迫我好吗？反正你也得不到什么结果。”
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也想用媒妁之言的方式来娶你。”
“本来就是那样的！”她用一种自信的口吻说道。
她说，因为家里没有男人，因此我每天晚上（每天晚上！）去他们家会让街区里的人产生误解。但随后她又说：“当然，街区里的人只是一个借口……我父亲不在了，像从前那样的谈话也就没有了。我很伤心。”
瞬间我以为她会哭，但她克制住了自己。蛋糕店一推就开的弹簧门，因为里面的拥挤关不上了。一群穿着深蓝色西服、带着歪斜细领带、吵吵嚷嚷的高中生走进来，一下就把里面塞满了。他们在互相说笑着，推搡着。没再多说什么，我们起身离开了那里。我享受着在贝伊奥鲁拥挤的人群中走在芙颂身边的乐趣，沉默着一直陪她走到了楚库尔主麻大街的街头。

76 贝伊奥鲁的电影院
我们忠实地按照在珍珠蛋糕店所谈之事的精神去做了。我立刻找了一个和我在尼相塔什那帮朋友不相干的、住在法提赫、我服兵役时的朋友为芙颂做了律师。因为他们夫妻决定协议离婚，因此事情本来就很容易。芙颂笑着说，费利敦为找律师甚至还曾经想要向我咨询。尽管晚上不能再去楚库尔主麻见她，但我们隔天会在贝伊奥鲁碰头，然后一起去看电影。
春天，当街上热起来时，我很喜欢贝伊奥鲁的电影院里的阴凉，儿时我就喜欢。我和芙颂先在加拉塔萨拉伊碰头，随后看着海报选择一家影院，买好票后走进黑暗、凉爽和冷清的影院，借着银幕上反射的亮光选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坐下，手拉手，带着拥有无限时光的人们的轻松观看银幕上的电影。
夏初，在影院开始一张票同时放映两部，甚至三部电影的那些日子里，有一次当我拉了拉裤子坐下，在黑暗中把手上的报纸和杂志放到旁边的空座位上，我的手没能及时找到并抓住芙颂的手时，芙颂那只漂亮的手随即像一只迫不及待的麻雀那样跳进我怀里，像是问“你在哪里”那样张开着，在同一时刻，我的手带着快于我的意识的渴望一把抓不了它。
在那些夏天一下子放映两部（艾迈克、菲塔什、阿特拉斯影院），甚至三部电影（如雅、阿尔卡扎尔、拉莱影院）的影院里，像在冬天那样，因为电影当中没有休息，因此只有在两部电影中间灯光亮起时，我们才能看见是和怎样的一群人在看电影。那些时候，我们会在昏暗、满是霉味的放映大厅里，看着那些仰面坐在座椅上、手上拿着皱巴巴的报纸、穿着皱巴巴衣服的孤独男人，坐在角落里打盹儿的老人，艰难地从电影的梦幻世界回到影院平庸世界里来的爱幻想的观众，轻声说些离婚事宜上的最新进展，东扯西拉地随便聊一会儿。（那时，我们不会手拉手。）八年来我一直盼望的那个结果，她和费利敦正式离婚的消息，就是芙颂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在两场电影当中的休息时间里轻声告诉我的。
她说：“律师已经拿到了裁决书。我是个离婚的女人了。”
镏金的天花板，剥落的墙漆，失去了往日辉煌的萨拉伊影院的昏暗舞台，幕布，零零落落、昏昏欲睡的观众，作为此生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景象在那一瞬间被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像阿特拉斯和萨拉伊那样的电影院里的包厢，直到十年前，就像星星公园那样，还是那些手拉手、找不到一个接吻角落的情侣们去的地方，但芙颂不会让我在包厢里亲吻她，只是不反对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膝盖上。
我和费利敦的最后一次见面并不坏，但与我希望和以为的相反，那次见面对我来说成了一次糟糕的回忆。芙颂在珍珠蛋糕店声称八年来从没和他做过爱，并要我相信这点，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就像很多爱上已婚女人的男人那样，八年来我本来就一直在脑子的一角偷偷地相信这点。完全因为这个信念，这同时也是我故事里的一个秘密要点，我对芙颂的爱情才得以维持那么长时间。
如果我能够长时间、明确而强烈地想到芙颂和费利敦是一对拥有幸福性生活的夫妻（我带着痛苦尝试了一两次，随后就不再想尝试了），那么我对芙颂的爱情就不会维持那么长时间。多年来我欺骗自己相信的事情，当芙颂带着一种确信的口吻说出来并命令我一定要相信时，我立刻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真的，甚至我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但因为在他们婚姻的第六年费利敦本来就已抛弃了她，因此我还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但一想到这点，我立刻对费利敦产生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嫉妒和愤怒，我想羞辱他。八年来我从没对他产生过这种愤怒，而这让我们几乎没发生任何冲突地度过了这段时间。现在，八年后，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费利敦特别是在头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容忍我，原因就是他和妻子之间的这种幸福的性生活。就像每个和妻子过着幸福生活，但又喜欢去茶馆和朋友谈工作、闲聊的男人那样，费利敦晚上想出去。当我看着费利敦的眼睛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我限制了芙颂在结婚头几年里和丈夫体验的幸福——这是我对自己隐瞒的另一个信息——但我没感到愧疚。
八年来在我内心里无声无息潜伏着的嫉妒心，在我和费利敦的最后这次见面时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就像我对一些老朋友所做的那样，我明白，费利敦也是我此生不该再见的一个人。知道多年来我对在我之前爱上芙颂并为此忍受了多年痛苦的费利敦一直抱有兄弟和同志情感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此时我对他的愤怒。我要说的是，现在我开始理解费利敦了，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谜。好了，不说这个话题了。
从费利敦的眼睛里，我则感到了他对我和芙颂未来幸福的一些嫉妒。但在迪万酒店里吃的那顿最后的午饭上，我们俩都因为喝了很多酒而轻松了不少，谈完柠檬电影公司转给费利敦的细节后，我们谈起了一个让我们轻松、高兴的新话题。费利敦终于要在近期开拍他的艺术电影《蓝色的雨》了。
因为那天我和费利敦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没回萨特沙特就直接慢慢走回家去睡觉了。我记得，睡着前我对因为担心来到我床前的母亲说“人生太美好了！”。两天后，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傍晚，切廷开车把我和母亲送去了楚库尔主麻。母亲做出一副似乎已全然忘记不愿意参加塔勒克先生葬礼的样子。但她的内心并不平静，就像她紧张时所做的那样，一路上她一直都在不停地说话。快到芙颂他们家时，她说：“啊，这里的人行道修得多好啊。我一直想来看看这些街区，这个坡好陡，这里还真不错。”当我们到他们家时，暴雨前的一阵凉风吹起了路面上的灰尘。
母亲此前已经给内希贝姑妈打电话表示了哀悼，她们在电话里谈过几次。然而我们的“提亲”，一开始还是变成了对塔勒克先生的吊唁。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比吊唁更深的一层东西。在开始的一番寒暄和“这里还真不错，我太想你了，我们大家都很伤心”的一席话之后，内希贝姑妈和我母亲开始抱头痛哭起来。芙颂则跑上了楼。
当一道闪电在近处划过时，抱在一起的两个女人惊讶地直起了身子。随后下起了一阵雷阵雨，当天空依然在轰隆作响时，二十七岁的离婚女人芙颂，像一个十八岁接受提亲的女孩那样，用优雅的动作端着一个托盘为我们送来了咖啡。
“内希贝，芙颂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母亲说，“像你一样……她笑得多可爱，长得多漂亮！”
“不，她可比我聪明多了。”内希贝姑妈说。
母亲说：“过世的穆姆塔兹也总是说，奥斯曼和凯末尔比他更聪明，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年轻的一代好像是比我们更聪明。”
内希贝姑妈说：“女孩们肯定更聪明。你知道吗，维吉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她没说大姐——一生中最让我后悔的事是什么……”她说，有段时间她非常想开一家店来卖自己做的衣服，让自己扬名，但却没能找到勇气。随后，她抱怨道：“那些甚至不会用剪刀、做针线的人现在却成了著名时装店的老板。”
有一阵，我们一起走到窗前去看外面下的雨，从坡上倾泻而下的雨水。
坐上餐桌时，内希贝姑妈说：“过世的塔勒克先生很喜欢凯末尔。每天晚上他都会说‘我们再等等，兴许凯末尔先生会过来。’”
我感到母亲对这句话很反感。
母亲说：“凯末尔知道自己要什么。”
内希贝姑妈说：“芙颂也很坚决。”
母亲说：“反正他们已经决定了。”
但“提亲”的话没再说下去。
我、内希贝姑妈和芙颂每人倒了一杯拉克酒，尽管母亲很少喝酒，但她也要了一杯。喝下两口酒后，就像父亲说的那样，母亲立刻因为拉克酒的味道，而不是拉克酒本身高兴了起来。她说起和内希贝一起通宵达旦赶做夜礼服的事情。两位母亲都喜欢这个话题，于是她们提起了那时的婚礼和礼服。
内希贝姑妈说：“维吉黑的那条百褶裙可出名了，后来其他一些尼相塔什的女人也要我为她们做同样的裙子，甚至还有人从巴黎找来同样的布料放到了我的面前，但我没给她们做。”
当芙颂带着一种庄重的神情离开餐桌走去看柠檬时，我也跟着站了起来。
母亲坐在餐桌上对我们说：“看在真主的份上，别在吃饭时去玩鸟。别担心，你们俩有的是时间看对方……等等，等等，不洗手我绝不让你们上饭桌。”
为了洗手，我上了楼。本可以在下面厨房里洗手的芙颂也跟了上来。在楼上的楼梯口，我一把抓住了芙颂的胳膊，看着她的眼睛，带着渴望亲吻了她的嘴唇。这是一次持续了十一到十二秒的深沉、成熟、震撼的接吻。九年前，我们像孩子那样接吻，而这次接吻却带着这九年的所有沉重、力量和精神，它离幼稚很远。芙颂先跑下了楼。
没再多高兴，注意着从嘴里蹦出的每句话，我们匆匆吃完了饭。雨一停，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车里我说：“亲爱的妈妈，你忘提亲了。”
母亲问道：“这些年你去了他们家多少次？”见我一时间无言以对，母亲接着说道：“算了，不管你去过多少次了……内希贝的那句话让我很不高兴。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你很少陪我吃晚饭，我有点伤心的缘故——她摸了摸我的胳膊——但你放心，儿子，我不介意。但我也不能做得像跟一个高中女孩提亲那样。她是一个结过婚、又离婚的女人。她很聪明，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既然你们俩已经谈妥、决定了，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做戏，说些假惺惺的话呢。要我说，订婚也没必要……别拖太久，在别人还没说三道四之前马上结婚……欧洲也别去了。现在尼相塔什的商店里什么都有，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巴黎呢……”
见我不言语，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临回房间睡觉前，母亲对我说：“你还真有眼光。她确实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人。她会是你的好老婆。但你要小心，她好像吃了很多苦。当然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别让她心里的愤怒、仇恨，不管是什么了，来毒害你们的生活。”
“不会的！”
相反，一种把我们和生活、伊斯坦布尔、街道、人们，和一切相连的情感正在让我们慢慢地靠近彼此。当我在电影院里抓着芙颂的手时，有时我会感到她在轻轻地颤抖。有时她会把她的肩膀，甚至是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为了让她更好地靠在我的肩头，我会让自己斜靠在座椅上，我会用双手握住她的手，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去抚摸她的腿。头几个星期她不太愿意坐在包厢里，但现在也不再反对了。当我握着她的手看电影时，就像把脉的医生在指尖感觉病人最隐秘的伤痛那样，我会感到芙颂对我们看的电影作出的种种情感反应，于是，我还会因为带着她的情感解释来看电影得到很大享受。
中场休息时，我们小心翼翼地说起欧洲旅行的准备和慢慢一起出去见朋友的事情，但我从没提起母亲关于订婚的意见。我知道，订婚仪式不会顺利，会出现很多闲话，甚至在家庭内部都会产生不安，如果人请多了，会因为人多，如果不请又会因为我们没请任何人而让别人说三道四，我感觉芙颂也慢慢意识到了这点。我想，她也是因为同样的担忧在远离订婚问题。于是，几乎什么也没说，我们决定不搞订婚仪式，从欧洲回来后直接结婚。这样一来，在电影中场休息时，在我们坐在贝伊奥鲁的蛋糕店里面对面坐着抽烟时，我俩也就更喜欢幻想欧洲之旅了。芙颂买了一本为土耳其人写的名叫《开车去欧洲》的书，她会拿着这本书去看电影。我记得，她翻书时，我们讨论了欧洲之行的路线。我们决定，在埃迪尔内过完第一夜后，经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去法国。芙颂还喜欢看旅行指南上的巴黎风景照片，她会说：“维也纳我们也要去。”有时，当她看着书上的那些欧洲风景时，她会沉浸在一种奇怪而忧伤的沉默里。
我会问：“亲爱的，怎么了？你在想什么？”
芙颂会说：“不知道。”
因为内希贝姑妈、芙颂和切廷将第一次走出土耳其，因此他们需要办护照。为了让他们免受国家机关的折磨和排队等待的煎熬，我让在萨特沙特负责这类事情的老警官塞拉米去办了这件事。（细心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八年前我让这个退休的警官去寻找失踪的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我也因此发现因为爱情我已经九年没出国了，我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事实上，以前如果每隔三四个月我不找个借口出国，我会很不开心的。
于是，为了护照的签字，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去了位于巴比阿利的警察局护照分局。这栋奥斯曼帝国末期，宰相、大臣帕夏们居住的，见证了突袭、政治谋杀、高中历史书上讲述的许多恐怖事件的老楼，就像奥斯曼帝国留下的许多雄伟建筑那样，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一个上千人在走廊、楼梯上的文件、盖章、签名队伍里疲惫等待，大家互相谩骂的混乱地方。因为天热和潮湿的空气，我们手里的文件一下子就变得软塌塌的了。
快到傍晚时，为了另外一份文件，我们被转去了位于锡尔凯吉的桑萨尔杨商业中心。当我们从巴比阿利大坡往下走时，在老的梅塞雷特茶馆的上面一点，芙颂没得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同意就走进一家小茶馆，坐了下来。
内希贝姑妈说：“这又是怎么了……”
当她和切廷在外面等候时，我走进了茶馆。
我问道：“怎么了，亲爱的，你累了吗？”
芙颂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她点燃一根烟，狠狠地抽着。“你们走吧，去拿你们的护照吧，我跑不动了。”
“亲爱的，咬紧牙关，眼看就到终点了。”
她坚持了一会儿，闹了一会儿别扭，但最后我的美人不管怎样还是跟我们一起走了。我们在奥地利总领馆办签证时又经历了类似的一次小危机。为了不让他们在签证的队伍里为难，也为了不让他们在面签时受到侮辱，像切廷那样，我让人准备了显示芙颂、内希贝姑妈是萨特沙特高薪聘用的专家级职员的文件。他们给了三个人的签证，但他们对芙颂的年龄感到了怀疑，因此喊她去面签。我也和她一起去了。
因为六个月前，连续几年被拒签的一个人，对着瑞士总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的头连开四枪将其击毙，因此伊斯坦布尔的那些领事馆的签证处都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申请签证的人和欧洲的签证官不再面对面，而是像美国电影里的死囚犯那样，只能隔着防弹玻璃和铁栅栏用电话交谈。领事馆前面，聚满了为了能够靠近签证处、能够走进花园和天井而互相推搡的人群。土耳其职员（人们说德国领事馆的那些职员“两天工夫就变得比德国人还要像德国人了！”）会因为没排好队而责骂、推搡申请签证的人群，他们还会看着一些人的穿衣打扮说“你就别白费劲了！”作出最初的筛选。能够得到约见会让申请人非常高兴，在里面的防弹玻璃前，所有人都会像参加一场艰难考试的学生那样瑟瑟发抖，像小绵羊那样安静而顺从。
因为我们找了后门，所以芙颂没有排队，微笑着走了进去，可没过多久她就脸色铁青地走了出来，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走到了大街上。当她在外面准备点烟而放慢脚步时，我追上了她。我问她怎么了，但她不搭理我。当我们走进瓦唐饮料和三明治宫殿坐下时，她说：“我不想去什么欧洲了，我放弃了。”
“怎么了？他们不给签证吗？”
“他问了我的整个一生。他甚至还问我为什么离婚了。他还问，如果我没有工作又离了婚，那么我靠什么来生存。欧洲我也不去了。谁的签证我都不要了。”
我说：“我会想其他办法来解决的。或者我们乘船，从意大利过去。”
“凯末尔，欧洲旅行我也放弃了。我又不懂外语，我害臊了。”
“亲爱的，我们应该去外面看看……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还有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更幸福的人们。我们会手拉手，走在他们的街道上。世界，不仅仅只有土耳其。”
“是不是我应该去见识一下欧洲才能配得上你？但我也放弃和你结婚了。”
“芙颂，在巴黎我们会很幸福的。”
“你知道我有多固执。凯末尔，别再坚持了。那样我会更固执的。”
但我还是坚持了，多年后当我痛苦地为我的坚持追悔莫及时，我想起，自己当时常常偷偷幻想在旅途中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和芙颂做爱。在从奥地利进口纸张的势利眼·塞利姆的帮助下，我们在一星期后拿到了芙颂的签证。在那些日子里，车子的“临时入境证”也办下来了。芙颂的护照因为我们去巴黎要得到经过的所有国家的签证而变得五颜六色，当我在萨拉伊影院的包厢里把护照给她时，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骄傲，一种做丈夫的骄傲。几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看见芙颂幻影的那些日子里，其中的一个幻影就是在萨拉伊影院碰见的。芙颂接过护照，先咧嘴笑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把那些签证挨个看了一遍。
通过一家旅行社，我在巴黎的北方酒店预订了三个房间。一个给我，一个给切廷，还有一个给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茜贝尔在索邦上大学的那几年里，我去看她时会住在别的酒店，但就像那些幻想日后有了钱要去什么地方的学生那样，我会幻想有一天自己将在这个像是从电影和回忆里走出来的老酒店里度过幸福时光。
“根本没必要，你们结了婚再去。”母亲说，“你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去享受旅行的乐趣，但内希贝和切廷干什么？他们跟着你们去干什么？你们先结婚，然后坐飞机去巴黎度蜜月。我去告诉白色·康乃馨，他会在两个娱乐专栏上像一个浪漫的故事、一则人人都喜欢的传闻那样把这件事写出来的，过不了两天一切都会被忘记。本来那个旧世界也早就变没了。到处都是外来的有钱人。再说，没有了切廷我怎么办？谁开车送我出去？”
“亲爱的妈妈，整个夏天您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只出去了两次。别担心，9月底我们就回来。我答应您，10月初让切廷把您接回尼相塔什来……内希贝姑妈会在巴黎为您挑选婚礼上穿的礼服。”

77 大塞米拉米斯酒店
1984年8月27日，12点过一刻，切廷开车和我来到了楚库尔主麻，我们要去欧洲了。我和芙颂在香舍丽榭精品店遇见到那天已整整过去了九年零四个月，但我甚至既没去想这九年是如何度过的，也没去想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生和个性是如何改变的。因为母亲无休止的告诫和眼泪，也因为交通堵塞我们迟到了。我想结束人生的这一阶段，尽早上路。等了很久，当切廷把芙颂和内希贝姑妈的行李装上后备厢时，我对围观的孩子、我笑着打招呼的邻居的目光既感到烦躁，又感到了一种甚至对自己都隐藏的骄傲。车子开到托普哈内时，我们看到了踢球回来的阿里，芙颂向他挥了挥手。我想到，不久我和芙颂将会有一个像阿里那样的孩子。
在加拉塔桥上，我们摇下车窗，幸福地闻了一下混合着海藻、海水、鸽子粪便、煤烟、汽车尾气和椴树花香的伊斯坦布尔的气味。芙颂和内希贝姑妈坐在后面，我坐在切廷旁边，就像几天来幻想的那样。当车子经过阿克萨拉伊、城墙和边远街区，在铺着鹅卵石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时，我把胳膊放在椅背上，不时幸福地看芙颂一眼。
当车开到城外，巴克尔柯伊后面的一个地方，穿行在厂房、仓库、新街区和小旅店之间时，九年前我去过的吐尔嘎伊先生的纺织厂映入了我的眼帘，但我甚至没能想起那天因为嫉妒忍受的痛苦。车子一开出伊斯坦布尔，多年来我为芙颂经受的所有磨难，变成了一个一口气就能够概括的甜蜜爱情故事。所有以幸福结束的爱情故事，原本就只配拥有几句话！越远离伊斯坦布尔，车里也慢慢越来越安静了。刚上路时，内希贝姑妈不停开玩笑，老是问“天哪，我们没忘记那个吧！”她还对窗外的一切——甚至是在空地上吃草的几匹皮包骨头的老马——发表了评论，但没等车子开到大切克梅杰大桥，她就睡着了。
在恰塔尔加出口处的一个加油站，切廷给车加油时，芙颂和内希贝姑妈下了车。她们从路边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包当地的奶酪，然后坐到旁边露天茶馆的桌上，就着茶和面包圈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奶酪。我也去和她们坐了一会儿，想到照这个速度，我们的欧洲之旅将持续几个月，而不是几个星期。我对此有怨言吗？没有！坐在芙颂对面时，我静静地看着她，感到自己在青春期的舞会上，或是夏初遇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时所感到的那种甜蜜疼痛在慢慢地向我的腹部和胸口蔓延。这不是深切、灼热的爱情之痛，而是一种甜蜜的爱情渴望。
7点40分，照着我们的眼睛的太阳在向日葵田间落下了。切廷打开车灯后不久，内希贝姑妈说：“孩子们，看在真主的份上，我们别走黑路了。”
在双向车道上，卡车司机们一路开着远光灯，直冲着我们驶来。经过巴巴埃斯基后不久，大塞米拉米斯酒店的紫色霓虹灯在黑暗中眨巴着眼睛，这里让我觉得像是个适合过夜的地方。我让切廷减速，当车子绕过边上的土耳其石油加油站，（一只狗“汪汪”叫了几声。）停到酒店前面时，我的心认定八年来我所幻想的事情将会在这里发生，于是开始带着爱情狂跳起来。
三层楼的酒店除了名字没有任何特色，酒店的前台站着一个退休士官（墙上挂着一张他穿着军装、拿着枪的快乐照片），我问他为芙颂和内希贝姑妈要了一个房间，为我和切廷各要了一个房间。躺在房间的床上，看着天花板时，我觉得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每晚独自一人睡在芙颂旁边的房间里，对我来说甚至可能会比等待她九年还要艰难。
走进楼下的小餐厅时，我看见芙颂的打扮很符合我为她准备的惊喜。仿佛酒店是一个欧洲某个富裕海滨小镇里19世纪末留下的豪华酒店，仿佛我们去那里挂着天鹅绒窗帘的精美餐厅吃晚饭，芙颂精心地补了妆，用了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黑太阳香水，我在这里展出它的瓶子，穿了这条和她的口红颜色一模一样的大红色连衣裙。裙子的光泽，把她的美丽、乌黑闪亮的黑发衬托得更加耀眼了。旁边桌上坐着一些从德国回来的劳工家庭，他们好奇的孩子和好色的父亲不时转过身看她一眼。
“今晚你穿这条红裙子很漂亮……”内希贝姑妈说，“如果在巴黎的酒店、街上穿会显得更漂亮。但亲爱的，别在路上时的每天晚上穿。”
为了让我表示赞同，内希贝姑妈朝我看了一眼，但我什么也没说。这不仅是因为其实我希望她每晚都穿上这条让她显得极为漂亮的裙子……还因为我像那些感到幸福就在眼前，但得到它也将会很困难的年轻恋人那样紧张，因此我不愿意开口说话。我感到坐在对面的芙颂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下，因为她在逃避我的目光，在像一个刚开始抽烟的高中女生那样笨拙地抽烟，扭过头吐烟。
当我们看着酒店简单的菜单时，出现了一阵长时间、奇怪的沉默，仿佛我们在回顾过去的那九年。
过了很久，招待员来了，我要了一大瓶新拉克酒。
我说：“切廷，今晚你也喝，好让我们来碰杯。反正吃完饭你不用送我回家。”
“真不简单，切廷你等了那么长时间，”内希贝姑妈用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赏说道。她看了我一眼。“只要有耐心和信仰，就不会有无法赢得的芳心，不能攻克的城堡，是吧？”
拉克酒来了之后，我往芙颂的酒杯里也倒了很多酒，倒酒时我朝她的眼睛看了一眼。看见她就像生气、紧张时所做的那样在看着烟头抽烟，我很高兴。包括内希贝姑妈在内，我们所有人都像喝长生不老水那样，开始带着渴望喝起了加了冰块的拉克酒。没过多久，我觉得轻松了很多。
世界其实是美好的，仿佛我刚刚发现一样。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直到生命结束，我会一直去抚摸芙颂娇美的身体、细长的胳膊、美丽的乳房，会一直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里，闻着她的体香进入梦乡。
就像我在儿时那些幸福时刻所做的那样，我“故意”去忘记让我幸福的事情，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好，带着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了世界：墙上有一张阿塔图尔克穿着燕尾服的照片；它的旁边挂着一幅瑞士风景画和一张海峡大桥的风景照，还有一个九年前的记忆，英格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广告画；我还看见了一面显示着9点过二十分的挂钟、前台墙上写有“夫妻须出示结婚证”的牌子。
内希贝姑妈说：“今晚有《风中的陡坡》，我们让他们把电视调一下吧……”
芙颂说：“妈妈，时间还没到呢。”
一对三十来岁的外国情侣走进了餐厅。所有人都扭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也礼貌地和我们打了招呼。他们是法国人。那些年没有太多的西方游客到土耳其来，但来的那些人多数都会开车过来。
时间一到，酒店的主人、他的戴着头巾的老婆、两个不戴头巾的成年女儿——我看见其中一个在厨房里干活了——调好电视，背对顾客，静静地看起连续剧来。
内希贝姑妈说：“凯末尔先生，你那边是看不到的，到我们边上来。”
我把椅子塞到内希贝姑妈和芙颂的椅子中间，开始看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小山坡上的《风中的陡坡》。但我不能说自己看明白了，因为芙颂裸露的胳膊紧紧地贴在了我的胳膊上！我那贴着她胳膊的左胳膊，特别是左上方，在火中灼烧。我的眼睛在屏幕上，但我的灵魂仿佛已经进入了芙颂的灵魂。
我心里的另外一只眼睛，看见了芙颂的脖子、她美丽的乳房、乳房上草莓色的乳头和她那白净的肚子。芙颂也在慢慢地、更用劲地把她的胳膊靠在我的胳膊上。芙颂把烟头掐灭在一个上面写有“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的烟缸里，过滤嘴上沾满了红色的口红，但我根本没去管它们。
连续剧一结束，电视就被关掉了。酒店主人的大女儿打开收音机，找到了一段法国人喜欢的甜美、轻快的音乐。当我把椅子挪回原地时差点摔倒。我喝得太多了。芙颂也喝了三杯酒，我用余光数的。
“我们忘记碰杯了。”切廷说。
我说：“是的，我们来碰杯。其实到举行一个小仪式的时候了。切廷，现在你来给我们戴订婚戒指。”
我带着一种制造惊喜的神情，拿出了一星期前我在黄金市场买的戒指，打开了盒盖。
切廷立刻附和着说：“这才对。不订婚是不能结婚的。把你们的手指伸过来。”
芙颂立刻笑着，但甚至已经激动地伸出了她的手指。
切廷说：“这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知道，你们会非常幸福……凯末尔先生，你要伸出另外一只手。”
他毫不犹豫地在一瞬间为我们戴上了戒指。一阵掌声响起。旁边桌上的法国人在看我们，另外一两个外国人也鼓起了掌。芙颂甜美地笑着，像一个在金店里挑选戒指的人那样仔细端详着戒指。
我问道：“亲爱的，戒指合适吗？”
“合适。”她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还很好看。”
“是的。”
“跳舞，跳舞。”法国人叫道。
“是啊，快跳吧！”内希贝姑妈说。
收音机里的音乐正适合跳舞。我还能够站稳吗？
我们俩同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楼住了芙颂的腰。她一身香气，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腰、臀和腰椎。
芙颂比我更清醒。她深情地搂着我认真地跳了舞。我想轻声告诉她，我有多爱她，但一时却说不出话来。
尽管我们俩都醉得很厉害，但我们还是清醒的。稍后我们坐回了各自的座椅。法国人又为我们鼓了掌。
切廷说：“我要上去了。早上我要检查发动机。我们一早就上路，是吧？”
如果切廷不一下子站起来，也许内希贝姑妈还会继续坐下去。
我说：“切廷，把车钥匙给我。”
“凯末尔先生，今晚我们都喝了很多酒，您可千万别去摸方向盘。”
“我的手提包落在车上了，我要去拿我的书。”
我接过了他递来的钥匙。切廷瞬间振作起来，弯腰做了一个以前向我父亲表示的极为尊敬的动作。
芙颂说：“妈妈，你怎么把房间的钥匙给我？”
“我不锁门，”内希贝姑妈说，“你开门进来就是了。”
“我这就跟你上去拿钥匙。”
内希贝姑妈说：“别着急。钥匙会在里面的门锁上。我把钥匙插在门锁上，不锁。你随便什么时候上来。”
内希贝姑妈和切廷走后，我们既感到了轻松，也感到了紧张。芙颂就像一个第一次和新郎单独待在一起的新娘那样，害羞地躲避着我的目光。但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害羞还有另外一种情感。我想去触摸她。我探身过去给她点了烟。
“你回房间去看书吗？”她像是要准备起身离开那样。
“不，亲爱的，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开车出去转转。”
“我们喝得太多了，凯末尔，不行。”
“我们一起去转转。”
“你快上去睡觉吧。”
“你怕我出车祸吗？”
“不是。”
“那就让我去开车，让我们拐到旁边的路上，消失在森林里。”
“不行，你快上去睡觉。我要上去了。”
“难道你要在我们订婚的夜晚让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吗？”
“不，我还要坐一会儿，”她说，“其实我很喜欢坐在这里。”
法国人在远远地看着我们。我们一定是沉默地在那里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的目光不时交汇在一起，但却从中看不到任何情感。我的脑子里正在放映着一部由回忆、恐惧、欲望和许多其他我根本无法明白含义的图画接合而成的奇怪电影。随后一只快速游走在桌上的大苍蝇走进了电影。我自己的手，芙颂拿着烟的手，桌上的杯子，法国人也出现在了电影里。尽管我感觉自己已酩酊大醉，但我依然认为脑子里的电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我想此时让整个世界知道我和芙颂之间除了爱情和幸福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用苍蝇在盘子之间游走的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一种表示我们很幸福的样子冲法国人笑了一下，他们也对我们报以了同样的微笑。
“你也对他们笑一笑。”
芙颂说：“行了，我笑过了。你还要我做什么，跳肚皮舞吗？”
我忘记芙颂也醉了，我在意她说的每一句话并为此忧伤。但我的幸福是不会被轻易破坏的。喝着喝着，我进入了人们感觉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刻的精神状态。我脑子里的电影揭示的也正是这个主题。多年来，我为芙颂感受的一切，我为她忍受的所有痛苦，带着世界的复杂和美好，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一个整体，这种整体和完整的情感不仅让我觉得异常美好，还给予了我一种深切的安宁。正在那时，我的脑子对苍蝇如何能够不让脚绕到一起而快速走动产生了兴趣。随后苍蝇消失了。
我握着芙颂放在桌上的一只手，我明白我所感到的安宁和美好正从我的手上传给她，又从她的手上传给了我。芙颂漂亮的左手像一头疲惫的动物那样趴在下面，而我的右手像是另外一头从后面抓住它并粗暴地爬到它身上、压住它的动物。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的脑海里旋转。
我说：“我们跳舞吧。”
“不跳……”
“为什么？”
芙颂说：“现在我不想跳！这么坐着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她指的是我们的手，我笑了笑。时间仿佛停止了，我既觉得我们好像手握手在那里坐了好几个小时，又以为我们才刚刚坐下。一瞬间，我忘记我们在那里做什么了。随后，我看见餐厅里只剩下我们俩了。
“法国人走掉了。”
“他们不是法国人。”芙颂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他们的车牌。他们是从雅典过来的。”
“你在哪里看见了他们的车子？”
“他们要关餐厅了，我们也走吧。”
“我们这不还坐着吗！”
“没错。”
我们又手握手坐了一会儿。
她用右手小心地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能干地用一只手把烟点燃，冲我微笑着慢慢把烟抽完了。我感觉这仿佛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正当我脑子里的一部新电影刚要开始，芙颂抽出她的手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了。我看着她的红裙子，没有任何踉跄、小心翼翼地走上了楼梯。
芙颂说：“你的房间在这边。”
“我先送你回房间。”
她轻声说道：“不，你去你自己的房间。”
“我很伤心，你不信任我。你怎么和我度过一生？”
“我不知道，”她说，“快去你自己的房间。”
“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我很幸福。余生我们的每一刻都会这样幸福地度过，相信我。”
看到我要去吻她，她先搂住了我。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几乎是强吻了她。我们久久地亲吻着。有那么一会儿，我睁开了眼睛，我在狭窄、闷热的走廊上看到了阿塔图尔克的照片。我记得，接吻时我哀求她去我的房间。
从一个房间里传来了一声警告我们的假咳声。一扇门的门锁响了几下。
芙颂挣脱了我的搂抱，拐过走廊消失了。
我在她身后绝望地看了几眼。走进房间后，我和衣一头倒在了床上。

78 夏天的雨
房间并不是漆黑的，埃迪尔内路上以及加油站的灯光照到了屋里。难道远处有一片森林吗？我依稀发现了很远处划过的一道闪电。我的脑子对整个世界，对一切是开放的。
过了很久，我听到有人敲门，我爬起来开了门。
芙颂说：“我妈把门锁上了。”
她试图在黑暗中看清我。我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进了房间。我和衣躺上床，也让她躺到我身边，我搂着她让靠着我。她像一只渴望呵护的小猫那样依偎着我，把头埋在了我的胸前。好像她多靠近我，我们就会多幸福一样，她一边用劲拽我，一边在颤抖。像在神话里那样，仿佛我不立刻吻她我们就会死去。我记得，我们接吻了，我们拉扯着脱去了她身上早已变得皱巴巴的红裙，我们长时间使劲地接吻，因为床在嘎吱作响，我们还不时害羞地放慢了速度，她撒落在我胸前和脸上的头发让我倍感刺激。尽管我用了一些类似“我做了”那样表示肯定的语言，但别认为我们在有意识地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别认为我能够逐一记得每个时刻。
因为喝了太多的酒，也因为兴奋和紧张，我只在事后才依稀记得经历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不再浪费时间、慌乱地去做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幸福的难以置信，我应该从性爱里得到的享受，瞬间即逝的美好时刻，所有这一切全都混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总的印象。仿佛发生了一些在我控制之外的事情，但又像在梦里一样，我以为这些都是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纵的。
我记得，我们钻进了被单，我的肌肤，越接触她的肌肤，就越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我还惊讶地感到，伴随着那些幸福日子里的其他细节，我在重温九年前我们性爱中许多我忘记了，甚至不知道忘记了的回忆。内心里多年来被压抑的幸福欲望，得到我们想要东西的（我甚至已经把她的乳房全部含到了嘴里）成就感，已经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把时间、情感、满足彼此混在了一起。当我想到自己最终得到她时，我对芙颂的一切感到爱慕和怜爱，她发出的性爱呻吟、对我像孩子般的搂抱、天鹅绒肌肤的瞬间闪亮。有一会儿，芙颂坐到了我的怀里，我清楚地记得，在路边经过的一辆卡车（疲惫的发动机发出的沉重轰鸣在模仿我们）越来越近的车灯里，我们快乐而幸福地看着彼此眼睛的那个无与伦比的时刻。随后出乎意料地刮起一阵强风，瞬间一切都在颤抖，附近的一扇门撞上了，树叶像在和我们分享一个秘密那样沙沙作响。远处一道紫色的闪电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
当我们带着越来越强的欲望做爱时，我们的过去、将来、回忆和那个时刻迅速增强的幸福快感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努力克制着叫喊，大汗淋漓地“走到最后”。我对世界、我的人生、一切都非常很满意。一切都是美好、有意义的。芙颂紧紧地依偎着我，我把头靠在她的脖子上，闻着那诱人的芳香睡着了。
过了很久，我在梦里看见了一些幸福的图像。我在这里为博物馆参观者奉送上这些梦境的图像。我在梦里看见的大海，就像儿时的那样是靛蓝的。夏初去苏阿迪耶别墅时，那些关于划划艇、冲浪、钓鱼的记忆，会带着一种美好的渴望充满我的内心。梦里那惊涛骇浪的大海，仿佛在内心里唤醒了夏初时的那些快乐。正在那时，我看见了头顶上慢慢飘过的绵柔云朵，其中一朵像父亲。我看见了在风暴中慢慢沉没的一艘轮船，一些让我想起儿时小人书上的黑白幻影，一些黑暗、模糊、恐惧的图画和回忆。在这些东西上有被遗忘和重新被想起的回忆的滋味。老电影里的伊斯坦布尔画面、覆盖着白雪的街道和黑白明信片，也在我眼前闪过。
梦境里的这些图像，让我懂得，生活的幸福永远不能离开看见这个世界的乐趣。
随后，一阵强风激活了所有这些图像，它吹到我身上，让我那汗津津的后背打了个寒战。刺槐树的叶子像在散发光亮那样左右转动，在风中发出一种可爱的沙沙声。风大时，树叶的沙沙声变成了一种恐怖的嗡嗡声。雷声不断在天空回响。一声巨大的雷声把我从梦中震醒。
“你睡得好香。”芙颂说着亲吻了我。
“我睡了多久？”
“不知道。我也刚刚被雷声吵醒。”
“把你吓着了吗？”说着，我把她搂进怀里。
“不，没有。”
“过一会儿就会下大雨……”
她把头靠在了我的胸前。在黑暗中，我们躺在床上沉默地盯着窗外看了很久。在很远的一个地方，乌云密布的天空不时被一道紫红色的光线照亮。仿佛行驶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路上的卡车和坐大巴旅行的乘客，看不见远处那风起云涌的地方，而只有我们知道世界那奇怪的角落。
先于过往车辆噪音进入房间的是它们的远光灯，它们在我们右边的墙上无声无息地扩大并照亮整个房间，在我们听到车子噪音的瞬间，灯影变换形状后随即便消失了。
我们不时在接吻。随后像玩万花筒的孩子一样，我们依然会去看车灯在墙上玩的游戏。被单下面，我们的腿就像夫妻那样挨着伸在那里。
我们又轻轻、仔细、重新发现般地抚摸起彼此来。因为已经远离了最初的醉意，因此现在做爱变得更加美好和富有意义。我久久地亲吻了她的乳房和芳香的脖子。我记得，在自己发现难以抵御性欲力量的青春期，我带着一种惊奇和着迷这样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漂亮女人结婚，那么他就会从早到晚地和她做爱，不会再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想到了同样幼稚的想法。我们的面前有一段无限的时间。世界离天堂很近，然而是一个半黑暗的地方。
在一辆大巴刺眼的远光灯里，我看见了芙颂迷人、可爱的嘴唇，她脸上出现的那远离了这个世界的表情。大巴的灯光消失后，我依然长久地沉浸在这种情感里。随后我亲吻了芙颂的肚子。窗外的马路不时陷入一阵沉寂。那时，我们听到了从很近的一个地方传来的一只知了的叫声。从更远处是否传来了青蛙的叫声，还是越触摸芙颂，我越发现了世界内部那柔弱的声音、青草中间的沙沙声、从泥土深处传来的深沉的嗡嗡声、我从没能发现的大自然那似有似无的呼吸声，我不知道。我久久地吻着她的肚子，贪婪地舔舐着她天鹅绒般的肌肤。时不时我像一只快乐地从水里伸出头的鸬鹚那样抬起头，在不断变换的光线里，努力去和芙颂的目光交汇。房间里有一只停在我背上、咬了我的、我们不时能够听到它嗡嗡声的蚊子。
我们品尝着重新发现彼此的快乐久久地做了爱。做着相同的动作时，与她重新认识的激动，依然不可磨灭地被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同时还被分了类：
1.我高兴地重温了第一次的幸福体验，也就是九年前，1975年，我和芙颂在四十四天里做爱时发现的一些她特有的行为。她做爱时的呻吟；她那纯真而怜爱的眼神——她会带着关爱皱起眉头——我从两边用劲抓住她的胯时，我们的身体上下重叠在一起时——就像构成一个物件的两部分那样——我们身体各部位之间形成的特殊和谐；接吻时她像花儿那样向我张开的嘴唇。这些都是这九年来我无数次幻想、想起和非常想重温的东西。
2.很多因为忘记没有幻想、重新在芙颂那里看见时想起，令人惊讶的小细节：她的手指瞬间像镊子那样抓住我的手腕；她肩膀后面的黑痣（其他的很多痣在我记得的那些地方）；达到高潮时，瞬间她眼里出现的忧伤，她的目光聚焦在周围的一样小东西上（镶嵌在床头柜上的钟或是盘绕在天花板上的电线）；紧紧搂着我时她慢慢松开双臂，正当我以为她在远离我时，又突然更用劲地抓住我。这些我都忘了，又在一夜间想起。九年来因为我的不断幻想，我让我们的性爱成为了一种虚拟幻想曲，而这些被我遗忘的小脾气和小动作，把我们的性爱，立刻变成了一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活动。
3.芙颂的一些新动作则让我感到惊讶、担心和嫉妒。用指甲使劲掐我的后背；做爱最激烈时，像是在衡量得到的快感、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那样，瞬间停下陷入沉思；或是像突然睡着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待着；抑或像要弄疼我那样，使劲地咬我的胳膊和肩膀。这些让我觉得芙颂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芙颂。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这些新动作也许是因为九年前她没在我那里过夜的缘故。但在她那些强硬的动作里，在她突然陷入自己的深思中，我感到了一种让我紧张的怒气。
4.现在她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新人里还有十八岁时和我做爱的芙颂，但逝去的岁月，就像一棵树的树皮那样，仿佛把里面的树心推到了后面的一个地方。相对于九年前我所认识的那个年轻女孩，我更爱现在躺在我身边的芙颂。我为那些年的流逝，为我们俩都变得更加聪明、深刻、富有经验而高兴。
大大的雨点啪嗒啪嗒地落在了窗户和窗台上。伴随着雷鸣开始下起了一阵阵雨。我们搂抱在一起侧耳倾听夏日雷雨的哗哗声。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
醒来时雨停了，芙颂不在我身边。她站着，正在穿她的红裙子。
“你要回房间吗？”我问，“请你别走。”
“我要去找瓶水。”她说，“我们喝了太多的酒，我渴死了。”
我说：“我也渴了。你坐着，我在楼下餐厅的厨房里看见水了。”
但等我从床上爬起来，她已经打开门无声地走了。想着芙颂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我又幸福地睡着了。

79 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旅程
过了很久我醒来时，芙颂仍然还没回来。我想她回她母亲那里了，我下床，看着窗外点了一根烟。太阳还没出来，天也还没亮，只有一点朦胧的光亮。窗外飘来潮湿的泥土芬芳。前方，加油站的霓虹灯，大塞米拉米斯酒店招牌的灯光，映照在路边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和停放在前面的雪佛兰的保险杠上。
我看见我们吃晚饭、订婚的餐厅有一个面向大路的小花园。那里的椅子和靠垫全都被淋湿了。前面不远处挂在无花果树上的一只灯泡亮着，芙颂坐在灯下的一张长条椅上。她微侧身对着我，正在抽着烟等待日出。
我立刻穿上衣服下了楼。“我的美人，早上好”我轻声说道。
她什么也没说，只像一个陷入沉思、十分烦恼的人那样点了点头。我在长椅边上的椅子上看见了一杯拉克酒。
她说：“拿水时我一看，竟然还有一瓶开过的酒！”她的脸上瞬间出现了一种让人想起她是塔勒克先生女儿的表情。
我说：“在世上最美好的早晨不喝酒我们还能做什么。路上会热的，我们可以在车上睡一整天。小女士，现在我能坐到您的身边吗？”
“我已经不是小女士了。”
我没说什么，静静地坐到了她的身旁。看着对面的风景时，像我们在萨拉伊电影院里那样，我抓住了她的手。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看着周围的世界慢慢变亮。远处依然还有紫色的闪电划过，橙色的云朵正在让巴尔干地区的某个地方下雨。一辆长途大巴呼啸而过。直到它消失，我们盯着车后的红灯看了很久。
一条黑耳朵狗友好地摇着尾巴从加油站方向慢慢朝我们走来。那是一条没有任何特点的普通野狗。它先闻了闻我，随后是芙颂，它把鼻子凑到了芙颂的怀里。
我说：“它爱上你了。”
但芙颂没理我。
我说：“昨天我们到这里时，它也叫过三声。你发现了吗……有段时间你们家的电视机上面有一只和这一模一样的小狗。”
“你把它也偷走了。”
“不算偷。你的母亲、父亲，你们所有人第二年就全知道了。”
“是的。”
“他们说什么了吗？”
“没有。我爸爸有点伤心。我妈妈像是无所谓。而我想成为电影明星。”
“你会的。”
她严肃地说：“凯末尔，你最后这句话在撒谎，你自己也不信。对此我真的很生气。你能很轻松地说谎。”
“为什么？”
“你知道自己从此再不会让我成为电影明星。这已经没必要了。”
“为什么没必要？如果你真的想，是可以的。”
“凯末尔，我真的想了很多年。这点你很清楚。”
狗亲热地朝芙颂扑了一下。
“简直跟那只小狗摆设一模一样。更何况还像它那样，长着淡淡的黄毛，黑耳朵。”
“你拿那些东西去做什么了？小狗、梳子、钟表、烟头……”
“它们会让我感觉好些。”我有点气愤地说，“现在它们全都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的美人，对你我一点也不会害臊。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让你看的。”
她冲我笑了一下。要我说，她的笑里既有怜爱，也有对我的故事和痴迷的嘲笑。
随后她说：“你是不是又想把我当情人养起来？”
“这已经没必要了。”我生气地、重复着她的话说道。
“是的。昨天夜里你把我骗到了手。结婚前你得到了我最宝贵的东西，你拥有了我。像你这样的人就不会结婚了。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半恼怒、半玩笑地说，“我为此等了九年，忍受了它的痛苦。我为什么还要结婚！”
但我们的手依然拉着。为了不让游戏过火，我探身过去用劲亲吻了她的嘴唇。芙颂先我和接了吻，随后逃开了。
“其实我想杀了你。”说着，她站了起来。
“因为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我无法知道她是否听见了这句话。因为我醉醺醺的美人生气了，她重重地踩着高跟鞋走了。
她没进酒店。狗跟着她。他们上了大道，芙颂在前，狗在后，他们开始向埃迪尔内方向走去。我喝掉了芙颂酒杯里剩下的拉克酒（在芙颂他们家，没人注意时有时我也会这么做）。我久久地在身后看着他们。因为路是笔直的，几乎在向无限延伸，天越亮，芙颂身上的红裙也变得更加显眼，因此我觉得好像她不可能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但没过多久，我听不到她的脚步声了。就像耶希尔恰姆的那些电影结尾时那样，走向无限的芙颂的红点消失时，我不安了。
不一会儿，我重新看到了那个红点。我那愤怒的美人还在往前走。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怜爱。我们将一起，像昨夜那样做爱，像刚才那样吵嘴地度过余生。我还是很想少和她吵架，哄她开心，让她幸福的。
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路上的车辆多了起来。司机们是不会让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穿着红裙、长着修长美腿的漂亮女人自在的。为了不让玩笑变味，我坐上雪佛兰，去追她了。
开了一公里半，我在一棵枫树下看见了那只狗。它坐在那里等芙颂。我在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心怦怦地狂跳起来。我放慢了车速。
我看见了花园、向日葵田和农家小院。一幅巨大的广告牌对我说“拿去尝尝，西红柿”。字母“O”<small>49</small>的当中成了靶心，它被从车上射出的手枪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那些洞眼也都生锈了。
一分钟后，当我在远处看见红点时，我幸福地哈哈大笑起来。靠近她时我减慢了车速。她依然带着一种恼怒的表情走在路的右边，看见我也没停下来。我探身摇下了车子的右窗。
“快上车，亲爱的，我们回去吧，要不该迟到了。”
但她没理我。
“芙颂，今天我们要走很长的路。”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她像孩子样地说着，一点也没放慢脚步。
我按照她走路的速度开着车，在驾驶座上叫着和她说话。
“芙颂，亲爱的，你看这美妙的世界多美好。用愤怒和吵架来破坏这美好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你什么也不明白。”
“明白什么？”
她说：“凯末尔，因为你，我没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我真的想当演员。”
“对不起。”
“对不起是什么意思？”她分外气愤地说。
车的速度和她的脚步时而不同步，因此我们无法听清对方的话。
“对不起。”这次我大声叫道，以为她没听见。
“费利敦和你故意不让我去演电影。你在为此道歉吗？”
“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像帕帕特亚、佩鲁尔酒吧里那些醉醺醺的女人吗？”
她说：“反正我们总是醉醺醺的。再说，我根本不会像她们那样的。但是，你们，认为我一旦出名就会抛弃你们，所以一直嫉妒地把我关在家里。”
“你不也一直害怕身边没有一个强大男人而独自走上那条路的吗？芙颂……”
“什么？”她说。她真的很生气，我感觉到了。
我说：“亲爱的，快上车，晚上我们喝酒时再争论。我非常、非常爱你。我们的面前有一段美好的人生。快上车。”
“我有一个条件。”她带着多年前要我把儿童自行车送回她家时的幼稚神情说。
“什么？”
“我来开车。”
“保加利亚的交警比我们的还要腐败。据说会有很多检查。”
她说：“不，不是……现在，我要开回酒店去。”
我立刻停车，开门下了车。换位时我在车的前面抓住芙颂，使出全身力气亲吻了她。她也使劲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把她美丽的乳房紧紧贴在我的胸前拥抱了我，我感到一阵眩晕。
她坐上了驾驶座。她用让我想起在星星公园里的认真劲发动了汽车，仔细地放下手刹后上路了。就像格蕾丝·凯莉在电影《捉贼记》里那样，她把左胳膊肘驾在了打开的车窗上。
为了找地方掉头，我们慢慢向前开去。在一条泥泞村道和主路交汇的地方，她想一下子把车头掉转过来，但她没能做到，车子颤抖着停了下来。
我说：“注意离合器！”
她说：“你竟然没发现我的耳坠。”
“你的哪副耳坠？”
她重新发动了汽车，我们在往回走。
“别开那么快！”我说，“哪个耳坠？”
“我耳朵上的……”她用刚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的人那种半迷糊的声音呻吟道。
她的右耳上戴着那个曾经丢失过的耳坠。难道我们做爱时也在她耳朵上吗？我为什么就没发现呢？
车子开得飞快。
“慢一点！”我叫道。但她已把油门踩到底了。
远处，友好的狗仿佛认出了车子和芙颂，它站到了路中央。我希望狗能发现芙颂换了挡、把油门踩到了底，这样它就能退回到路边去，但它没有。
我们的车速很快，车还在加速。为了警告小狗，芙颂开始按喇叭。
我们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但小狗依然还在原地待着。那时，车子就像风停后在波浪间瞬间挺直的一艘帆船那样，开始毫不摇晃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冲起来，但这是一条微微偏离大路的直线。我明白，我们在全速朝前方路边的枫树靠近，车祸是在所难免的。
那时，我在灵魂深处感到，我们走到了幸福的终点，这是离别这个美丽世界的瞬时间。我们正在全速朝枫树冲去。是芙颂为我们锁定了那个目标。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也看不到自己有一个有别于她的未来。无论我们要去哪里，我们都一起去，我们错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尽管很可惜，但这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我依然还带着一种本能叫道：“小心！”仿佛芙颂对发生的一切一点也不小心那样。其实我是因为本能在叫喊，像一个为了能够从噩梦中醒来而叫喊的人那样。在我看来，尽管芙颂有点醉，但她根本不需要我的警告。好像很清楚在做什么那样，她在用105公里的时速，把车子交付给一棵105年树龄的枫树。我明白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
父亲那辆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雪佛兰，全速、全力地撞到了路左边的枫树上。
枫树后面的向日葵田和田中央的房子，是生产凯斯金他们家多年使用的巴塔纳伊葵花子油的小工厂。车祸前不久，车急速前行时，我和芙颂都发现了这点。
几个月后，我找到了已经变成一堆废铁的雪佛兰，抚摸车身的每个部件以及很多年后我做的一些梦，让我想起车祸前自己和芙颂的对视。
明白即将死去的芙颂，在我们这持续了两三秒的最后对视里，用哀求我救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绝对不想死，她依恋生命的每一秒钟。而我，因为以为自己也要死去，因此我带着和她一起去另外一个世界的欣喜，对着我那充满生命力的未婚妻，我一生的爱人微笑了一下。
此后发生了什么，其实无论是我在医院里躺的那几个月，还是在多年后，我都一点也不记得了，我是从别人的讲述、事故报告、几个月后我在出事地点找到的目击者那里得知一切的。
芙颂，在车撞到枫树六七秒之后，带着撞入她胸口的方向盘，卡在像一个罐头盒那样被折弯的车厢里香消玉殒了。她的头重重地撞到了前窗玻璃上。（土耳其在十五年后才有在车上必须使用安全带的规定。）从我在这里展出的事故报告上来看，她的头盖骨塌陷，脑膜被撕裂，颈椎严重受损。除了胸骨上的骨折和额头上的玻璃划伤，她美丽的身体，忧郁的眼睛，美妙的嘴唇，粉色的大舌头，天鹅绒的脸颊，健康的肩膀，乳房，颈部，肚子上丝绸般的肌肤，修长的双腿，每次看见都会让我发笑的双脚，蜜色、修长的胳膊，丝绸般肌肤上面的黑痣，棕色的汗毛，圆润的臀部以及我任何时候都想在它身边的灵魂，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80 车祸之后
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于是我读了普鲁斯特和蒙田等作家的书籍。当我和母亲看着金色水壶面对面坐着吃晚饭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地看电视。在母亲看来，芙颂的死和父亲的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板起脸，惩罚别人。更何况这两起死亡的背后都有酒，都有对内心郁闷的宣泄。母亲不喜欢这第二个解释，而我却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个想法，是在出院后的头几个月里，当我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坐在我和芙颂曾经做爱的床上，抽着烟看着面前的物件时，在我心里萌动起来的。我感觉，如果能够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我就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为此我必须推出我的藏品。
我很希望和扎伊姆好好谈谈。但在1985年1月，我从私生子·希尔米那里得知，扎伊姆和茜贝尔过得很幸福，他们即将要有一个孩子。私生子·希尔米还告诉我，努尔吉汗和茜贝尔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闹翻了。因为我看重自己的故事，我在所有人的眼神里看到了这点，我不愿意让别人把我看做一个脆弱的人，因此我不去福阿耶、加拉齐的常客们去的那些新饭店和俱乐部。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的新开的夏穆丹饭店里，为了让自己显得高兴，我表现得很夸张，我哈哈大笑，穷开玩笑，还和从佩鲁尔酒吧过去的老招待塔亚尔逗乐，而这些行为导致了类似“终摆脱了那个女孩”的传闻四起。
有一天，我在尼相塔什的拐角碰到了麦赫麦特，我们约好在海峡吃一顿“男人对男人”的晚饭。海峡边上的酒馆不再是什么考究的地方，而已经变成了每晚都能去的地方。麦赫麦特察觉到我的好奇，先跟我说了那些老朋友的事情。他说，他和努尔吉汗还有塔伊丰夫妇冬天一起去乌鲁达山；借了美元债务的法鲁克（我和芙颂在萨勒耶尔沙滩上碰到的法鲁克）通货膨胀后破产了，但他又从银行借来钱推迟了破产；尽管他和扎伊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但因为努尔吉汗和茜贝尔闹翻了，所以也就见不到他们了。他告诉我说，茜贝尔觉得努尔吉汗过分传统，因为努尔吉汗去夜总会听像穆泽燕·塞纳尔那样的土耳其歌唱家唱歌，把斋（我笑着问道“努尔吉汗把斋吗？”）而讥讽她。我立刻觉出，这不是造成两位老朋友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麦赫麦特认定，我想回归原来的世界，他想把我拉到自己的身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芙颂死后六个月，我确定自己不可能再走回那个世界了。
喝了一点酒后，麦赫麦特坦言，尽管他很爱、很尊重（现在，这第二种情感变得更重要了）努尔吉汗，但生了孩子后，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觉得努尔吉汗迷人了。他们因爱而结婚，可有了孩子后不久，一切就都变回了原来的样子。麦赫麦特说，有时他独自去那些新的娱乐场所，有时把孩子放到奶奶那里，然后和努尔吉汗一起出去。为了让我高兴，麦赫麦特决定带我去看看有钱人、广告人去的那些新饭店、俱乐部和酒吧，他把我带去了城里的那些新街区。
另外一天晚上，努尔吉汗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去了艾提莱尔后面的一个一年间拔地而起的庞大新街区，在那里吃了一些据说是美国食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努尔吉汗既没有提起茜贝尔，也没有问我失去芙颂之后的感受。但她做了一件让我深有感触的事情，饭吃到一半时，她突然说日后我会很幸福，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的这句话，却更多地让我觉得，人生的幸福大门已对我关闭。麦赫麦特还是原来的麦赫麦特，但努尔吉汗似乎是我刚刚认识的一个人，仿佛我们的那些共同回忆全都消失了。我觉得这和饭店里的氛围，也和城里这些我一点也不喜欢的新街道有关系。
这些新街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奇怪的钢筋水泥新街区，加深了我出院后立刻感到的东西，那就是芙颂死后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可以说，就是这个感觉让我开始了那些将持续多年的漫长旅途。
只有在我去看望内希贝姑妈时，我才会觉得伊斯坦布尔还是以前的那个我喜欢的伊斯坦布尔。在头几次我们一起流泪的拜访之后，有一天晚上，内希贝姑妈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可以上楼去看芙颂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翻所有东西，可以拿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
上楼前，我做了那件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芙颂把它变成了一种仪式的事情，我去给柠檬喂了水和食饵。每每想起晚饭时我们所做的事情，看电视时我们的谈话，八年来我们一起在餐桌上分享的东西，内希贝姑妈都会潸然泪下。
眼泪……沉默……因为想起芙颂对我们俩都很沉重，因此我会尽快结束上楼去芙颂房间之前要做的事情。我会每两星期从贝伊奥鲁走着去一次楚库尔主麻；尽量不提起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沉默着边看电视边吃晚饭；给日渐衰老、安静的柠檬喂水和食饵；一张张地看芙颂画的画；用洗手的借口上楼；随后心跳加速地走进芙颂的房间，打开她的柜子和抽屉。
芙颂把多年来我送给她的所有梳子、小镜子、蝴蝶形状的胸针和耳坠，藏在了小衣柜的抽屉里。在抽屉里找到我甚至忘记了的手帕、通姆巴拉的奖品袜子、我以为是给她母亲买的木扣子、发夹（吐尔嘎伊先生送她的玩具野马小汽车）、我让杰伊达转交给她的情书，会让我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劳，在那些留有芙颂味道的柜子和抽屉前，我最多只能待上半个小时。有时，我会坐在床边，抽烟休息一会儿，有时为了不落泪，我会去看窗外，有时我会拿走一两把梳子或是一两双袜子。
尽管我已经明白，应该把和芙颂有关的所有物件，包括九年来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积攒、收集的东西以及她房间里的东西，甚至是他们家里的所有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当我开始逐一去参观世界上的小博物馆时，我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986年冬天，下雪的一个夜晚，晚饭后，当我再次去看多年来送给芙颂的蝴蝶胸针、耳坠和各种首饰时，我在首饰盒的一角看见了那对出事时芙颂戴着的，多年来她一直说有一只失踪的、蝴蝶形状、刻有F字样的耳坠。我拿起耳坠下了楼。
我说：“内希贝姑妈，这对耳坠是刚放进首饰盒的吧。”
“亲爱的凯末尔，为了不让你伤心，我把那天芙颂身上的所有东西，红裙子、鞋子都藏了起来。我说把它们放回原处吧，你就立刻发现了。”
“两个耳坠都在她耳朵上吗？”
“我的孩子，那天晚上去你房间之前本来也许要在我们房间躺下、睡觉的。但她突然从包里拿出这对耳坠戴上了。我假装睡着了，她离开房间时我没出声。我是希望你们幸福的。”
芙颂告诉我说她母亲把门锁上的话，我甚至没跟内希贝姑妈说。
做爱时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对耳坠呢？我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内希贝姑妈，我曾经问过您，是否看见过一个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时忘记在楼上厕所里、镜子前面的耳坠。您还记得吗？”“我的儿子，我一点不记得了。别再说这些事来让我哭了。只是，她说过，到巴黎后要戴上一对耳坠让你惊喜的，但我不知道是哪对耳坠。我亲爱的芙颂是很想去巴黎的。”
内希贝姑妈开始哭起来。随后又因为哭道了歉。
第二天，我在北方酒店订好了房间。晚上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巴黎，旅行对我会有好处。
母亲说：“好啊。你也该去管管生意，管管萨特沙特了。也别让奥斯曼拥有了一切。”

81 纯真博物馆
我没对母亲说“我去巴黎不是为了生意”。因为如果她问我为什么要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去。去机场时，我相信这次旅行，是一种和我忽略了芙颂的耳坠以及我的赎罪有关的执迷。
但一上飞机，我明白自己既是为了遗忘，也是为了幻想上路的。因为伊斯坦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和让我想起她的标记融合在一起。当飞机还在空中时，我就发现，离开伊斯坦布尔，我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想芙颂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布尔时，我会在自己的痴迷里看见她，而在飞机上时，我则旁观我的痴迷和芙颂。
当我在博物馆里漫不经心地转悠时，我也感到了同样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说的不是像卢浮宫和波堡那样拥挤和宏伟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时常出现在我面前、几乎无人问津的小博物馆。比如，一个歌迷建造的、预约后我才能进入的依蒂斯·皮耶夫博物馆（我看见了各种梳子和玩具狗），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馆，或是绘画和物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挨着摆放在一起的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我看见了空椅子、吊灯和令人恐惧的空空的场所）。当我去那些地方，独自一人在展厅里转悠时，我会感觉自己的状态很好。在最里面的一个展厅里，我会摆脱那些跟着我的博物馆门卫的目光，当外面传来大城市的喧嚣，马路和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时，我会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边，但却在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我会明白，因为这种新世界的奇异和时间之外的氛围，我的痛苦减轻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有时带着这种安慰，我会觉得，我也能够把自己的收藏集中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来讲述。我会幸福地想到，我能够用芙颂的遗物和我的故事，把包括母亲和哥哥在内的所有人认为我虚度的人生，展示在一个对所有人来说可以引为鉴戒的博物馆里来讲述。
因为知道他是一个伊斯坦布尔的黎凡特人，我去了卡蒙多·尼西博物馆，博物馆提醒我，自己也能够骄傲地展出凯斯金他们家的盘子、刀叉，或是我在这七年时间里收藏的盐瓶，这将让我获得解脱。在邮政博物馆时，我觉得我可以展示芙颂写给我和我写给芙颂的信件。在小失物博物馆时，我又觉得，其实我可以展示自己积攒的和能够让我想起芙颂的所有东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药盒、各种发票。在我坐了一小时出租车去的巴黎城外的莫里斯·拉威尔博物馆里，我看见了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小摆设、洋娃娃、玩具、瞬间让我想起柠檬的铁鸟笼和里面的一只会唱歌的铁鹦鹉。看见它们差点让我潸然泪下。当我在巴黎参观这些博物馆时，我不会因为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些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从一个对自己积攒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者变成了一个自豪的收藏家。
我不会带着这些概念去思考灵魂里的这些变化，只是，当我走进博物馆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会幻想自己也能够通过物件来讲述我的故事。一天晚上，当我在北方酒店的酒吧里，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看着周围的外国人时，就像每个出国（受过一点教育、有一点钱的）的土耳其人那样，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这些欧洲人是怎么，能够怎么看我、看我们的。
随后，我又想到，自己如何能够把对芙颂的情感告诉一个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尼相塔什和楚库尔主麻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遥远国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仿佛我在新西兰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在观察他们劳作、休息、娱乐（和看电视时的谈话）的习惯和风俗时，我爱上了一个女孩。我的观察和我经历的爱情交织在了一起。
现在，就像一个人类学家那样，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件，锅碗瓢盆、装饰摆设、衣服、图画，我才能给自己度过的岁月赋予一种意义。
普鲁斯特喜欢并谈到过这个画家，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后几天去了古斯塔夫·莫罗博物馆。我去那里既是为了芙颂的那些画，也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无法喜欢莫罗的那些古典风格、矫揉造作的历史画，但我喜欢他的博物馆。画家莫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把他度过了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家，变成了一个死后将展出上千幅绘画的博物馆。他把自己两层楼的画室和旁边的家变成了博物馆。当家成为博物馆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家，一个“感性”的博物馆，里面的每个物件都会因为富有含义而熠熠生辉。当我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走在空无一人、所有门卫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馆的展厅里时，我沉浸在一种几乎能够被我称之为宗教的情感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又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了同样的敬畏。）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我立刻去找了内希贝姑妈。我简短地跟她讲了去巴黎和参观博物馆的事情。坐下吃晚饭后不久，我立刻跟她说了脑子里的想法。
我轻松地对她说，就像一个久病的人笑对已经能够摆脱的老毛病那样带着微笑：“内希贝姑妈，你们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从这个家里拿走东西。现在我要拿走这个家，整栋楼。”
“怎么拿？”
“请您把整个这个家、这栋楼带着所有家具卖给我。”
“那我怎么办？”
我们半玩笑、半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了一些动听的话，类似“为了纪念芙颂，我要在这个家里做一些事情”。我也谈到了内希贝姑妈独自一人在这个家里不会幸福的话题。我还说如果愿意，内希贝姑妈可以永远不离开这个家。内希贝姑妈听到“独自一人”后哭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们原来住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为她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单元房。
“在哪栋楼里？”她问。
一个月后，我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们以前住的那套房子的前面一点（就在那个曾经对芙颂动手动脚的卑鄙·大叔杂货铺的正对面），为内希贝姑妈买下了一套大房子。内希贝姑妈则把楚库尔主麻的房子，连同一层和房子里面的所有家具给了我。那个为芙颂打离婚官司的律师朋友建议我去为家具做一个公证，我照办了。
内希贝姑妈一点也不着急搬去尼相塔什的新房子。在我的资助下，她像一个慢慢准备嫁妆的年轻姑娘那样为新家买家具，装电灯，但每次见我她都会笑着说，她永远无法离开楚库尔主麻的家。
她总是说：“凯末尔，我的儿子，我放不下这个家、我的回忆，我们怎么办？”
我就对她说：“那么，内希贝姑妈，我们就把这个家变成一个展示我们回忆的地方。”
因为我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我也更少见到她了。我不断去旅行，是因为我还不完全清楚该如何处理那个家、家具和芙颂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东西。
我对巴黎的第一次拜访，为我以后的旅行提供了经验。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先去一个早在伊斯坦布尔订好，靠近市中心、老的但舒适的酒店住下，随后我会根据事先从书籍、旅游指南上掌握的信息，像一个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学生那样，不慌不忙、一个不落地去逛遍城市里的每一个重要博物馆。我去跳蚤市场、卖各种小玩意和摆设的小店、古玩店转悠，买下和我在凯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盐瓶、烟缸、开瓶器，或是一样我喜欢的东西。无论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在汉堡、巴库、东京，或是里斯本，无论我在哪里，到了晚饭的钟点，我都会去偏远的街区、后街走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够透过开着的窗户，看到房子的里面，看见那些坐在电视机前吃饭的家庭。就像在芙颂他们家那样，我希望能够看见在厨房里做饭的母亲、孩子、父亲、年轻的已婚女人和让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爱上这家女孩的远房富亲戚。
早上，我会踏踏实实地在酒店里吃早饭，然后在那些小博物馆开门之前，在街上、咖啡馆里打发时间，给母亲和内希贝姑妈各寄一张明信片，从当地的报纸上搞清楚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情，一到11点，我就会拿着笔记本，带着乐观的情绪开始参观博物馆。
在一个阴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尔辛基城市博物馆，在那里我发现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屉里看见的旧药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泽勒小镇，参观了一个由一家旧的帽子工厂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当我走在散发着霉味的博物馆里时（里面只有我一个参观者），我看见了一些和母亲、父亲的那些一模一样的帽子。在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州博物馆，当我看见里面的纸牌、戒指、项链、国际象棋、油画时，我带着灵感想到，凯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对芙颂的爱情也值得这样炫耀地展示。在法国南部，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馆里回忆着芙颂的气味度过了一整天。在慕尼黑的旧比纳克老绘画馆里，我看见了伦勃朗的《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这幅画让我想起，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不求任何回报地献出一样我们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还想起很多年前我给芙颂讲这个故事时的情景。在巴黎的浪漫人生博物馆里，我盯着乔治·桑的打火机、珠宝、耳坠和钉在一张纸上的一缕头发看了很久，我会不寒而栗。在讲述哥德堡城故事的历史博物馆里，我耐心地坐在了东印度公司运去的瓷器和盘子前面。1987年3月，在奥斯陆土耳其使馆工作的一个同学的建议下，我去了布列维克城市博物馆，可博物馆那天不开门，为了能够看见里面有着三百年历史的邮局、摄影棚和老药店，我回奥斯陆过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监狱的海洋博物馆，在许多其他博物馆之前，提醒我也可以把一个汇聚了芙颂的许多回忆的海峡轮船模型（比如，卡兰黛尔）和我收集的其他东西一起展出。为了去洪都拉斯，我为签证的事忙了很久。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昆虫博物馆，当我走在那些穿着短裤的游客中间时，我想到，可以像一个真的蝴蝶收藏那样展示多年来我送给芙颂的那些首饰，甚至我还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展示凯斯金家里的蚊子、苍蝇、马蝇和别的昆虫。在中国杭州的中医博物馆里，我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那些药盒。在巴黎新开放的烟草博物馆里，我骄傲地发现，那里的馆藏远远赶不上我八年来的收藏。我记得，在艾克斯普罗旺斯的一个美好春日的上午，我在明亮的保罗·塞尚的画室博物馆里，带着一种无限的幸福和仰慕，参观了里面的画架、锅碗瓢盆、家具和一切。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在整洁的罗克斯之家博物馆，我再次明白，过去像灵魂那样附着在了物件的里面，在那些安静的小博物馆里，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维系在一起的一种美好、一种安慰。然而，为了能够接受和喜欢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够骄傲地展示给别人看，难道我需要去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去看这个著名医生的旧物收藏吗？在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伦敦我都要去参观伦敦城市博物馆里的老理发店，难道是因为对在伊斯坦布尔的理发师巴斯里和杰瓦特的思念吗？为了看到著名护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关伊斯坦布尔的一幅画、一个物件，我去了建在伦敦一家医院里面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在那里我没看见任何一件让我想起伊斯坦布尔的东西，却看到了一个芙颂也有的发夹。在法国的贝藏松市，在位于一个老皇宫里的时间博物馆里，我在钟表之间，倾听着博物馆里的静谧，想了一些关于博物馆和时间的事情。在荷兰哈莱姆市里的特勒尔博物馆，当我边走边看那些放在木框大橱窗里的矿石、化石、奖牌、钱币、旧工具时，在博物馆的寂静中，刹那间我以为自己能够一下说出那种给我的人生赋予意义并给予我一种深切安慰的东西了，但就像爱情一样，一开始我无法表达把我和这些场所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在马德拉斯的圣乔治堡博物馆，那曾经是英国人在印度的第一个城堡，当我在一种闷热和极其潮湿的空气中，徜徉在信件、油画、钱币和日常生活用品中间时，我也感到了同样的幸福。在维罗纳的卡斯特罗古堡博物馆，当我徜徉其中，看到建筑师卡洛·斯卡帕在那些雕塑上留下的丝绸般的光泽时，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博物馆给予我的幸福不仅来自于馆内的收藏，还可能来自于绘画作品、物件摆放上的平衡。但在柏林的马丁·格鲁皮乌斯大楼里的东西博物馆，那些曾经被重视，随后又流离失所的东西让我知道，与之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也可能是正确的，那就是，可以用智慧和幽默来收集任何东西，我们应该收集我们喜欢的所有东西以及和我们所爱之人有关的所有东西，即使我们没有一座博物馆，但藏品上的诗意就将是这些物件的家。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博物馆，我看见了卡拉瓦乔的《被献牲的伊斯玛义》，这幅画首先让我潸然泪下，因为我没能和芙颂一起看到这幅画，随后它让我明白，能够从先知易卜拉欣的献牲故事里得到的启示，就是可以用另外一样东西来代替我们所爱的人，这也正是我对自己多年收藏的芙颂的物件如此依恋的原因。每次去伦敦，我都会对约翰·索恩爵士之家博物馆里的杂乱和拥挤感到惊讶，对其中的绘画展示方式感到钦佩。我会独自一人坐上好几个小时倾听着城市的喧嚣，我会因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将这样展示芙颂的物件，那时我亲爱的情人将在天使层上向我微笑而幸福。但还是巴塞罗那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这个顶层上展示了发夹、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项链、坤包、手镯的感人博物馆，教会了我如何去处理芙颂的那些遗物。在我那流连了五个多月，参观了273家博物馆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在曼哈顿的手套博物馆里，我又想起了那个充满情感的弗雷德里克·马雷斯博物馆。在洛杉矶的侏罗纪时期博物馆，我想起了在一些特殊博物馆里感到的那种不寒而栗的情感，那就是当整个人类生活在另外一段时光里时，我却滞留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在北卡罗来纳州史密斯菲尔德城里的艾娃·加德纳博物馆里，我偷了一张著名影星为一套瓷餐具作广告的展览海报。当我在博物馆里看见小艾娃学生时代的照片，她的晚礼服、手套和靴子时，我是那么悲痛地思念芙颂，以至于我想立刻结束旅行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什维尔附近，为了能够看见那些天刚开放，但随后又关闭了的饮料盒和广告博物馆里的汽水和啤酒罐，我花费了两天时间，随后我又动起了回家的念头，但我还是继续走下去了。五个星期后，在后来关闭的另外一个博物馆，佛罗里达州圣奥斯汀的美国历史上的悲剧博物馆，当我看见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影星简·曼斯菲尔德因为车祸丧生其中的1966款别克车，看到车上的镀镍仪表盘和开始生锈的车骸时，最终我能够决定回伊斯坦布尔了。我明白，一个真正收藏家的家应该是他自己的博物馆。
我没在伊斯坦布尔待很久。在去马斯拉克路的后面，在切廷的引导下，我找到了雪佛兰修理商谢夫凯特师傅的修理厂。当我在修理厂后面的一块空地上，在一棵无花果树下看到我们的1956式雪佛兰时，瞬间因为百感交集我感到了一阵晕眩。后备厢的盖子是开着的，几只从旁边鸡笼里跑出来的母鸡正在生锈的车骸里转悠，四周有很多孩子在玩耍。据谢夫凯特师傅说，车上的一些部件还保留在原处，但没在车祸中受损的几个部件，比如油箱盖、变速箱和后座车窗的摇柄被拆下来，装到别的雪佛兰出租车上了。我把头伸进驾驶舱，在指针、按钮和方向盘曾经牢牢待着的地方，我闻到了被阳光微微晒热的座椅套上的味道，瞬间我被击垮了。带着一种本能，我抚摸了一下和我的童年一样陈旧的方向盘。被压缩在物件里面的浓重回忆让我眩晕和疲惫。
“凯末尔先生，您怎么了，要不您在这里稍微坐一会儿。”切廷善解人意地说，“孩子们，能拿一杯水过来吗？”
芙颂去后，我差点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落泪。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一个浑身上下像煤炭工那样漆黑、满身油污，但两只手干干净净的小帮工，用一个上面写着塞浦路斯土耳其人的托盘（这是我因为习惯写的，参观者在纯真博物馆里别去找）为我们端来了热茶。我们喝着茶，稍微讨了一点价，我重新买回了父亲的车。
切廷问道：“凯末尔先生，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去啊？”
我说：“我要永远和这辆车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是笑着说出这句话的，但切廷明白了我这个愿望的真诚，他没像别人那样说“但是，凯末尔先生，人不能和死去的人一起死。”如果他这么说，我就会告诉他，纯真博物馆就是为了和一个逝者一起生活而建造的。我准备好的这个回答留在了心里，因此我骄傲地说了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话。
“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还有很多东西，我要把它们集中到同一个屋檐下，和它们一起生活。”
有很多我的博物馆英雄，就像古斯塔夫·莫罗那样，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他们把和里面的收藏一起生活的家，变成了死后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我喜欢他们建的那些博物馆。为了去参观我喜欢的上百个以及我从未参观过、对它们充满好奇的上千个博物馆，我继续上路了。

82 收藏家
多年来，我从自己的环球旅行和在伊斯坦布尔获得的经验里看到，有这样两类收藏家：
1.以自己的收藏为荣并希望把它们展出的骄傲者（主要出自西方文明）。
2.把收集、积攒起来的东西藏在一边的害羞者（一种非现代的情况）。
骄傲的人们认为，博物馆是他们收藏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他们看来，一个收藏，无论开始的原因是什么，最终都是为了骄傲地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的。我在美国的私人小型博物馆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介绍：比如，在饮料罐和广告博物馆的介绍上写着，儿时有一天，汤姆放学回家时，从地上捡起了第一个汽水罐。随后他捡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并把它们积攒起来，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目标变成了“收集所有的”汽水罐并将它们展出在一个博物馆里。
害羞的人们则是为收集而收集。像骄傲的收集者那样，一开始对他们来说，积攒物件——就像读者们从我的经历中也能读懂的那样——也是对人生的某种痛苦、烦恼、黑暗动机的一种反应，一种安慰，甚至是一剂良药。然而由于害羞的收藏家们所处的社会不重视收藏和博物馆，因此收集被看成一种需要隐藏的耻辱，而不是一种对知识和学习有帮助、值得尊敬的行为。因为收藏在害羞者的国度里只代表收藏家的伤痛，不代表一种有益的知识。
为了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我开始寻找我们1976年夏天看的那些电影的海报、剧照和电影票。1992年初，我和伊斯坦布尔的电影物品收藏家们建立了联系，他们立刻让我懂得了收集者的耻辱，随后我在城里的许多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种黑暗的情感。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赫夫泽先生把《爱情的磨难到死才会结束》和《两团火之间》等电影的剧照卖给了我。他一再表示，非常高兴我对他的收藏表现出的兴趣，但随后他流露出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
他说：“凯末尔先生，尽管我把这些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卖给您，但是离开它们我很伤心。可是我要让那些耻笑我的爱好的人、那些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垃圾来填满你家’的人看到，像您这样一个出身好、有文化的人对它们的赏识。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既不赌也不嫖，我惟一的爱好就是收集演员照片和电影剧照……您想要帕帕特亚小时候在电影《请听我母亲的呐喊》里的剧照吗？那是在卡兰黛尔船上拍的，她穿着吊带裙，露着肩膀……您是否愿意今晚去寒舍，看一看因为男主角塔希尔·汤自杀，所以只拍了一半的电影《黑色皇宫》的剧照？那些剧照除了我没有别人看过。另外，我还有德国模特英格在第一代土——德电影《中心车站》里的剧照，她为土耳其第一个民族品牌汽水作过广告。她在电影里扮演一个好心、热爱土耳其人的德国阿姨，那是一些她和电影里的恋人埃克雷姆·居奇鲁嘴对嘴的照片。”
当我问到还能在其他什么人那里找到我要的剧照时，赫夫泽先生告诉我说，很多收藏家的家里堆满了剧照、胶片和海报。当电影胶片、剧照、纸堆、报纸、杂志堆满所有房间时，这些收集者的家人（据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结婚）就会弃家离去，那时，他们就会开始收集所有东西，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家变成一个令人无法进入的垃圾屋。他说，在一些著名的收藏家那里肯定有我寻找的东西，只是人根本无法在这种垃圾屋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连走进去都很难。
但赫夫泽先生还是没能经得住我一再坚持，他成功地让我走进了20世纪9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垃圾屋，那些好奇的人们会像传说那样说起的垃圾屋。
我在博物馆里展出的很多电影剧照、伊斯坦布尔的画片、明信片、电影票，以及当时我没想到要收藏的饭店菜单、生锈的旧罐头盒、老报纸、印有公司标志的纸袋、药盒、瓶子、演员和名人的照片、还有比任何东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从那些垃圾屋里淘出来的。在塔尔拉巴什的一栋两层楼的旧房子里，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杂物和纸堆里的塑料椅子上，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拥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里感到的羞愧，在后来造访的一个退休煤气收费员家里也感到了。这个收藏家和卧床不起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用煤气取暖的房间里。（家里其他几间冰冷的房间，因为堆满了杂物根本无法走进去，我远远地看见了一些旧灯、维姆去污剂的盒子和我儿时的一些玩具。）让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亲对儿子的不停责骂，而是我知道，所有这些承载着人们回忆的东西，他们的主人都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过、生活过、多数现在已经辞世了，这些东西将在没到达任何博物馆、没做任何分类、没放进过任何展柜和镜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听说了一个希腊族摄影师的十年悲剧故事。这个摄影师在贝伊奥鲁为婚礼、订婚仪式、生日聚会和各种会议拍了四十年照片，因为无处放置，也因为没人要，他在一栋公寓楼的暖气锅炉里烧毁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钱也无人问津的这些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婚礼、娱乐和会议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楼、街区里会成为讥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变态和孤独，也因为他们去翻垃圾桶、收废品人的车子，因此他们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泽先生没过多忧伤，用一种说出人生真谛的神情告诉我说，这些孤独的人死后，家里的那些东西会被人们带着一种也是宗教气氛的愤怒在街区的一块空地上（过节宰牲的地方）烧毁、或是送给捡垃圾、收破烂的人。
1996年12月，一个名叫内吉代特·无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在托普哈内，离凯斯金家步行七分钟的家里，被倒塌的纸堆和旧物压死了，而他的尸体在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因为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由于大门也被杂物堵上了，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爬进去。当报纸用一种半调侃、半恐吓的语言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伊斯坦布尔人就更惧怕这些收集任何东西的收集家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能够在同一时间想起和芙颂有关的一切，因此我还要告诉读者一个我希望不被认为繁冗的奇怪细节。那个被杂物和纸堆砸死、尸体在家里腐烂的内吉代特·无名，就是我订婚那天晚上说起招魂时，芙颂提到的、还在那时就以为死了的内吉代特。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我的博物馆作出贡献的其他收藏家们表示感谢，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隐藏、令人脸红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惭。1995—1999年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收集我和芙颂去过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的明信片，那时我结识了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到过他。一个不想在我的书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给我的博物馆提供了他的门把手和钥匙收藏。他说，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他说的是男人），一生会碰过将近两万个不同的门把手，他让我相信，这些门把手中的大多数，“我爱的人的手”也一定碰过。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收集家希亚米先生，自从发明了照片，为了得到每艘经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轮船的照片，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他和我分享了有双份的照片，他给了我一个展示我想芙颂时、和她一起走路时听到响着汽笛声的轮船照片的机会，他像一个西方人那样，一点也不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间那些在葬礼上被别在胸口、印在纸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啬地为每张照片讨价还价后，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问了那个我从这些人嘴里听到过很多次的问题，而我也倒背如流地说出了那个我给所有人的回答：
“因为我要建一座博物馆……”
“我没问那个。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些照片。”
这个问题意味着，每个收集、积攒物件的人心里都有一件伤心事，一种深切的烦恼，一处难以启齿的心灵伤痛。我的烦恼是什么？是因为我爱的人远去了，我却没能在她的葬礼上把她的照片别在胸口上吗？还是就像问这个问题的人那样，我的烦恼是一件根本无法启齿、令人羞惭的事情吗？
在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还没有任何私人博物馆，那些因为痴迷而暗自鄙视自己的收集家，也会公开地、不失时机地相互鄙视。这些鄙视还夹杂着收藏家之间的嫉妒，因此会变得更为恶劣。他们听说，内希贝姑妈搬去了尼相塔什，在建筑师伊赫桑的帮助下，我把凯斯金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博物馆楼，也就是我建了“一座像欧洲那里的私人博物馆”，他们还知道我很有钱。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曾期望伊斯坦布尔的收集家们兴许会缓和一下他们的鄙夷态度，因为他们可能会想，我不是因为一个隐秘、深切的心灵伤痛，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像他们那样脑子出了问题，而是就像在西方那样，完全因为我有钱，为了扬名建博物馆而积攒物品的。
在赫夫泽先生的坚持下，也带着兴许会碰上一两件让我想起芙颂，在故事里有一席之地的东西的希望，我出席了一次那些天刚成立的“收集爱好者协会”的会议。在协会租用了一上午的婚礼小礼堂里，我感觉自己好像身处于一群被社会排斥的麻风病人中间。一些从前我听说过名字的协会成员（包括火柴盒收集家寒冷·苏普西在内的大多数读者认识的七个人），用一种比对一个伊斯坦布尔收集家更鄙视的态度对待了我。他们很少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人、一个间谍、一个陌生人，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我。就像赫夫泽先生后来用一种表示歉意的神情解释的那样，尽管我很有钱，但我依然在物件上为我的烦恼寻找出路，这在他们那里唤醒了一种愤怒、厌恶和对生活的绝望。因为他们是一些无辜的人，他们认为一旦有了钱、他们那收集物品的顽疾就会痊愈。当我对芙颂的爱情因为传闻慢慢被大家知道后，这些伊斯坦布尔的第一批认真的收集家不仅后来帮助了我，还让我分享了他们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抗争。
还没有把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物品一件件搬到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之前，我为那些堆集在二十年前我和芙颂做爱的房间里的收藏品拍了一张照。（从后花园不再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而是一台通风设备的噪音。）当这些东西在楚库尔主麻的博物馆家里，和其他那些东西，我在旅途上找到的、凯斯金家里的，我从垃圾屋、协会成员和故事有关的人们那里拿来的东西，混在一起时，一个我在国外的旅行途中，特别是在跳蚤市场上产生的想法，像一幅图画那样展现在了我的眼前。
物品，所有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夹、烟灰缸，就像每年从伊斯坦布尔上空飞过两次的白鹤群那样，无声地迁徙、散落到了世界各地。我在雅典和罗马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了和这个我送给芙颂的一模一样的打火机，在巴黎和贝鲁特的商店里则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待了两年的这个盐瓶，产自伊斯坦布尔的工厂，我不仅在伊斯坦布尔边远地区的饭店里，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也看见过，比如，新德里的一家穆斯林饭店、开罗老城区里一处向穷人施舍食物的地方、巴塞罗那星期天卖旧货的人在人行道上铺的帆布上、罗马的一家卖厨房用具的普通商店里。很显然，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盐瓶，在别的国家里，人们弄出它的模子，用类似的材料又生产出了很多同样的盐瓶。以地中海南部和巴尔干为中心，这种盐瓶的上百万个复制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走进了上百万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盐瓶是如何散布到世界每个角落的问题是一个谜，就像迁徙的鸟儿们彼此间如何建立联系，如何每次都沿着同样的路线飞行那样。随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盐瓶的浪潮，就像东南风在岸边留下很多东西那样，留下新的一拨盐瓶。大多数人甚至没发现和这些物品建立起来的情感关系就把它们给遗忘了，即便盐瓶伴随着这些人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重要时光。
我把自己和芙颂做爱的床、有霉味的床垫和蓝色床单，也拿去了被改造成博物馆的阁楼。凯斯金他们在这里生活时，那个阁楼曾经是老鼠、蜘蛛和蟑螂出没的地方，那里还放着水箱，黑暗、满是霉味，现在变成了一个洁净、明亮和仰望星空的房间。把床放过去之后，在我喝下三杯拉克酒的夜里，我想和所有那些让我想起芙颂的物件一起，在它们那浓郁的情感氛围拥抱里入睡。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用钥匙打开了新开在达尔戈奇街上的楼门，走进了内部结构被改造成博物馆的家，我像一个幽灵那样慢慢爬上笔直、幽长的楼梯，一头倒在阁楼的床上，睡着了。
有些人会用物件来充斥他们生活的地方，临死前再把他们的家变成博物馆。而我在试图用我的床、我的房间和我的存在，把一个已经被变成博物馆的家再变回到家的状态。依恋着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记忆的物件入眠，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特别是在春天和夏天的夜晚，我开始更多地去阁楼过夜了。建筑师伊赫桑在楼的中央设计了一个挑空空间，因此夜晚我可以在内心感到整个空间的深邃，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物件。真正的博物馆，是时间变成空间的地方。
我开始去博物馆阁楼过夜，让母亲不安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重新开始和除了茜贝尔和扎伊姆以外的一些老朋友来往，夏天坐游艇去苏阿迪耶和王子群岛游玩，她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承受失去芙颂的痛苦。和所有熟人相反，她对我在凯斯金家，用我们生活中的物件来建一个讲述我对芙颂爱情的博物馆，没表示任何异议。
她说：“你拿走我柜子里那些旧物件吧，还有抽屉里……那些帽子我是不会再戴了，那些包，还有你爸爸的遗物……我织毛线的家什、还有那些扣子，你也可以拿走，过了七十岁我不会再做针线活了，那样你就不用花钱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日子里，一个月会去看望内希贝姑妈一次，她看上去对新家和新环境还是满意的。我兴奋地告诉她，我新近在柏林参观了贝格鲁恩博物馆，博物馆里展出了他一生积攒的收藏，根据海因茨·贝格鲁恩和柏林市政府签署的协议，在他死之前，他将一直生活在博物馆的阁楼上。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时，能够在其中的一个展厅或是楼梯上，碰到那个还活着的收藏家。内希贝姑妈，这很奇怪，是吧？”
“愿真主让您长命百岁，凯末尔先生，”内希贝姑妈说着又点燃了一根香烟。随后她又为芙颂哭了一会儿，她叼着香烟，老泪纵横，对我笑了一下。

83 幸福
一天半夜，我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在阁楼上我那间没有窗帘的小房间里，在一缕柔美的月光下醒来，我透过楼板挑空处朝博物馆的空间、下面看了一眼。一缕银色的月光，从有时感觉永远不会完成的小博物馆的窗户射进来，让空间和整栋楼显得像一个无垠的空间那样可怕。在每层都像一个阳台那样向空间延伸的楼下几层里，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在这个家里用过的东西、雪佛兰生锈的残骸，从取暖器到冰箱，从我们在上面吃了八年晚饭的餐桌到我们看过的电视机。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躁动。
那天夜里我明白，我的博物馆需要一个目录，它要逐一翔实地介绍其中所有物件的故事。这当然也将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在月光的阴影里，看似悬在空中的每个物件，就像亚里士多德那些不可分割的原子那样，代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我明白，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把时刻连在一起的线条是时间一样，把物件连在一起的线条则将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能够像写一本小说那样来为我的博物馆写一个目录。这样的一本书我自己不会去写，我甚至试也不想试。那么谁能够为我代劳呢？
为此，我找了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他将按照我的讲述、在我的允许下写这本书。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和我父亲、我家里人做过生意。他来自一个失去了财富的老尼相塔什家庭，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很好地领会故事的背景。我还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讲故事、做事认真的人。
和奥尔罕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是有备而去的。没说芙颂之前，我告诉他，最近十五年里我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我攒下了它们的门票，为了引起他的好奇，我还讲了那些他喜欢的作家的博物馆。我想，当得知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惟一一件真品，是一个藏在玻璃罩里、边上写着“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帽子时，他也许会笑的。对于在同一座城市里的纳博科夫博物馆，在斯大林时期被当地一个审查机构用作办公楼，他又会作何感想？我对他说，在伊利耶—贡布雷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博物馆，我看见了一些用作家小说里的主人公为蓝本绘制的人物肖像，它们让我了解的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作家生活的那个世界。不，我不认为作家的博物馆荒唐。比如说，在荷兰莱因斯堡小镇的斯宾诺莎之家里，像在17世纪出版的那样，集中展出了作家去世后记录在案的所有书籍，我认为这很好。在泰戈尔博物馆，看着作家画的那些水彩画，想起早期阿塔图尔克博物馆里的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漫步在迷宫般的展厅里，听着加尔各答永不停息的噪音，我度过了多么幸福的一天！我还谈到了，在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市里的皮兰德娄之家，我看到的那些感觉好像是属于我们家的照片；在斯德哥尔摩的斯特林堡博物馆，我透过窗户看到的城市风景；在巴尔的摩，埃德加·爱伦·坡和姨妈以及后来和他结婚的表妹弗吉尼亚居住的四层小楼，那栋窄小、忧伤的小楼，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巴尔的摩的坡之家博物馆，这栋现今位于一个边远和贫穷街区里的四层小楼，因它的窄小、忧伤的样子，房间和形状，在我参观过的所有博物馆里，是一个最像凯斯金家的地方）。我还告诉奥尔罕先生，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作家博物馆，是在罗马朱丽娅小街上的马里奥·普拉兹博物馆。浪漫主义的伟大历史学家马里奥·普拉兹，像文学一样喜欢绘画，像我这样预约走进博物馆的人，一定要看像小说那样一个个展厅、一件件物品讲述大作家藏品故事的书籍……在卢昂，福楼拜出生的家里放满了他父亲的医学书籍，因此根本没必要去福楼拜和医学史博物馆。
随后，我盯着作家的眼睛说：“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情人路易斯·高莱给了他灵感，和他在小镇的酒店和马车上做爱，福楼拜把她的一缕头发、手帕和拖鞋藏在了一个抽屉里，不时把它们拿出来抚摸，还看着拖鞋幻想她走路的样子，就像在小说里那样。这些您一定从他的书信里知道了，奥尔罕先生。”
“不，我不知道。但我很喜欢。”
“奥尔罕先生，我也深爱过一个女人，我收藏了她的头发、手帕、发夹和所有的物件，多年来一直用它们来寻求安慰。我能用全部的真诚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吗？”
“当然。”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鸿卡尔饭店里，它的前身是福阿耶饭店，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无序地、想到什么说什么地、跳跃式地把我的整个故事告诉了他。那天我太激动了，喝了三杯双份的拉克酒，我感觉因为兴奋，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平淡无奇了。
“我认识芙颂，”奥尔罕先生说，“我也记得希尔顿的订婚仪式。对她的早逝我很伤心。她在那边的精品店里干过。在您的订婚仪式上，我还和她跳了舞。”
“真的吗？她是一个多么非凡的人，不是吗……我指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灵魂，奥尔罕先生。跳舞时你们聊了些什么？”
“如果您那里真的有芙颂的所有物件，我想去看看。”
我带他去了楚库尔主麻。对于从一栋旧房子转变而成的博物馆和里面收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有时他拿起一个物件，比如我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第一次见到她时，芙颂穿的那双黄色的鞋子，问我它的故事，我就立刻告诉他。
随后，我们开始了有序的工作。我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会每星期去一次阁楼。他问我，为什么要把我按序码放的物件和照片放在博物馆里相同的盒子或展柜里，在小说里要出现在相同的章节里，我会愉快地告诉他原因。看他不仅认真听我说每句话，还做笔记，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您快把小说写完吧，好让那些好奇的参观者拿着书来我的博物馆。当他们为了近距离感受我对芙颂的爱情，逐个看展柜参观博物馆时，我将穿着睡衣从阁楼上走下来，混入人群。”
“凯末尔先生，但您也还没能完成您的博物馆呢。”奥尔罕先生回答道。
我会笑着说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没看过的博物馆。”我会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告诉他，博物馆的静谧对我产生的精神影响，我也会试图去让他明白，在世上一座遥远的城市里，在任何一个星期二，避开工作人员的目光，独自徜徉在边远街区里一座被人遗忘的博物馆，为什么会让我获得幸福。一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立刻找奥尔罕先生，跟他讲自己看过的博物馆，给他看门票、宣传册、一件从自己特别喜欢的博物馆里买来的便宜小玩意、博物馆里面的路标。
依然在这样的一次旅行后，我先给他讲了我的故事，随后是我参观的那些博物馆，最后我问他小说写到什么程度了。
奥尔罕先生说：“我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书。”
“那是什么意思？”
“凯末尔先生，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奥尔罕先生，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
“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说完他沉默了。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在阁楼上喝了拉克酒。跟他讲芙颂，讲我们经历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累。他走后，我躺在曾经（四分之一世纪前）和芙颂做爱的床上，想了想在他用我的口吻叙述故事这件事上，让我感觉怪异的东西。
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他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一边给参观者们展示物件，一边由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很正常，甚至我经常在幻想博物馆马上就会开放，而我正在这么做。但是对于奥尔罕先生把他放到我的位置上，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我很恼火。
带着这种情绪，两天后我问了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晚上我们还是在博物馆的阁楼见了面，每人都早已喝下了一杯拉克酒。
“奥尔罕先生，是否可以跟我说说那天晚上您和芙颂跳舞的事情？”
他有些抵触，我认为他害羞了。但当我们又喝下一杯酒后，奥尔罕先生说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他是那么真诚，以至于我立刻信任了他，我明白，只有他才能够用我的口吻最好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参观者们听。
也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出现得太多了，让他来结束我的故事会更合适。从后面那段开始直到小说结束，讲述我的故事的人就是奥尔罕先生了。我相信，跳舞时他对芙颂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认真，也会在这最后的十几页里得到体现。再见！
您好，我是奥尔罕·帕慕克！经凯末尔先生允许，我从和芙颂跳舞开始说起：她是夜晚最美丽的女孩，很多男人都在等着和她跳舞。那时我并不是一个足以引起她注意的英俊惹眼的人，甚至——尽管我比她大五岁——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或是自信的人。何况，脑子里还有妨碍我从夜晚获得快乐的伦理学者的思想、书籍和小说。而她也在想着别的事情，这个你们是知道的。
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我跟着她走向舞池时，我看着她细长的脖子、裸露的胳膊、美妙的后背和瞬间的微笑，沉浸在了幻想里。她的手很轻，但很热。当她把另外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时，仿佛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在向我表达一种特殊的亲近，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自豪。轻轻地摇摆着，慢慢地旋转时，她的肌肤、她挺直的身体、生动的肩膀和胸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越是努力抵抗这种吸引，我试图压抑的幻想却越是不知停息地快速在我眼前闪现：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完全为了没话找话说，我说的第一句话（“走在人行道上时，有时看见您在店里。”）极为乏味，只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她甚至没搭理我。第一支舞曲还不到一半，她就明白我没戏了，她在看来宾，她在注意谁在和谁跳舞，许多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在和谁说笑，她也在注意那些漂亮、可爱的女人，她在思考跳完这支舞后去干什么。
我带着敬意和享受把右手放在了她的腰间，我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像感觉一个直至最细微跳动的脉搏那样，感受着她脊柱的动作。她挺直的身姿既奇怪又让人眩晕，很多年我一直没忘记。有些时刻，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骨骼、她身体里快速流动的血液、她的生动、瞬间她对一件新事物表现出来的关注、她内脏的跳动、她整个骨架的优雅，我艰难地克制自己不去紧紧地搂抱她。
舞池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后面的一对舞伴撞到了我们，瞬间我们的身体贴到了一起。那令人震撼的接触后，我沉默了很久。看着她的脖子和头发，我沉浸在她能够给予我的幸福里，我感觉自己将可以忘却书籍和成为作家的梦想。那年我二十三岁，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每当尼相塔什的中产阶级和朋友们得知我的这个决定，笑着对我说，这个年纪的人还无法了解人生时，我总会很生气。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我累了。”她说，“第二支舞曲后我可以坐回去吗？”我用一种从电影里学来的礼貌一直陪她走到了桌前，瞬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
我自以为是地说：“多么乏味的一帮人。我们上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好吗？”因为嘈杂声她没完全听到我说的话，但她立刻从我的脸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我必须和我母亲他们坐在一起。”说完她礼貌地走开了。
听我说到这里，凯末尔先生立刻祝贺了我。“是的，这完全是芙颂的所作所为，您对她很了解！”他说，“那些有损尊严的细节您也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因此我很感谢您。是的，奥尔罕先生，主题是骄傲。我要用我的博物馆不仅让土耳其人民，还要让世界人民学会，要以我们经历的人生为荣。我在外面看到，当西方人在骄傲地生活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则在羞愧中生活。而事实上，如果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
这是半夜，在博物馆的阁楼上，凯末尔先生喝下几杯拉克酒后，用一种说教的口吻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每个看见小说家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本能，发表一些说教性的言论，因此我没觉得太奇怪，然而在往书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的脑子（用凯末尔先生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也还是混乱的。
“奥尔罕先生，您知道是谁让我懂得博物馆真正的主题是骄傲的吗？”在另外一个夜晚，当我们依然在阁楼上见面时，凯末尔先生说道，“当然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哪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骄傲、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博物馆，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用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斯大林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人物。在葡萄牙波尔图市里的浪漫主义时代博物馆，我从一个可爱的工作人员的骄傲讲述中得知，被流放的老撒丁岛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49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而这对葡萄牙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罕先生，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也有人提问，工作人员们必须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告诉他们，凯末尔·巴斯玛基的藏品历史，我对芙颂的爱情，她的那些遗物的意义。请您把这点也写进书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保护馆藏（当然，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永远被保存！）、让人不要喧哗、警告吃口香糖和接吻的人，而是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在一个像清真寺、寺庙那样需要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为了符合藏品的氛围和芙颂的审美爱好，纯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的——领带，当然，他们绝不该去干涉那些吃口香糖或是接吻的参观者。纯真博物馆的大门，将永远为那些在伊斯坦布尔找不到一个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
有时，我会对凯末尔先生喝下两杯酒后表现出来的、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些自负的政治作家的专横风格感到厌烦，我会停止做笔记，也不愿意在随后的几天里立刻看见他。然而芙颂故事里的曲折情节，博物馆里物品组成的那种特殊氛围会吸引我，一段时间以后，我依然会去阁楼，听这个想起芙颂就喝酒、越喝就会越兴奋的疲惫男人的说教。
凯末尔先生会说：“奥尔罕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博物馆里的逻辑，那就是在展览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见整个收藏、其他的每一个展柜。因为从每个地方在同一时刻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物品，也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因此参观者将忘记时间的概念。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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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奥尔罕先生，在最后几页再放一个人物索引。也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想起了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那么多人见证了我们的故事。连我都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
其实，凯末尔先生并不乐意我去找那些和故事有关的人，但他赞成我的小说创作。有时他会好奇我找的那些人说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干什么，有时他会对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他们感兴趣。
比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的经销商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写信，约他来伊斯坦布尔时见面。丢下萨特沙特、转为奥斯曼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办的泰克亚伊公司经销商的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则像讲述一个导致萨特沙特倒闭的爱情和羞耻故事那样，给我讲了凯末尔先生的故事。
我找到了见证他们在佩鲁尔头几个月经历的、曾经饰演坏女人的苏罕丹·耶尔德兹（叛徒·苏罕丹），和她交谈了一下。她说，她知道凯末尔先生是一个无奈而孤独的人，尽管像所有人一样，她也知道他是多么地爱芙颂，但她并不很同情他，因为她不喜欢那些为了追求漂亮女孩而和电影人混在一起的有钱人。其实，叛徒·苏罕丹真正同情的是芙颂，“因为她为了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为了成为明星，表现出一种近乎慌乱的迫不及待”。她说，即便芙颂成了明星，但和那些色狼在一起，她的结局依然不会很好。她也根本无法理解芙颂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胖子”（费利敦）。她说，那时她坐在佩鲁尔为外孙织着三色毛衣，外孙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每当他在电视里看见外婆以前出演的电影就哈哈大笑，但他也很诧异伊斯坦布尔当时的贫穷。
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曾经也是我的理发师。他还在工作，他带着爱意和敬意更多地谈起了凯末尔的父亲穆姆塔兹先生。他说，穆姆塔兹先生是一个爱开玩笑、有趣、大方、好心的人。就像私生子·希尔米、他的老婆奈斯丽汗、梦幻·哈亚提、佩鲁尔的另外一个常客萨利赫·萨热勒以及凯南，从理发师巴斯里那里我也没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芙颂向凯末尔隐瞒的楼下邻居阿伊拉，现在和丈夫以及四个孩子住在贝西克塔什的一条后街上，她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她说，她很乐意和芙颂做朋友，非常喜欢芙颂的活力、风趣和谈话，甚至还模仿她，但可惜的是，芙颂没像她希望的那样和她交朋友。她说，她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一起去贝伊奥鲁逛街、看电影。因为街区里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当引座员，所以她们会去多尔曼剧院看彩排。然后，她们会去吃三明治，喝阿伊让，一起对付那些骚扰她们的男人。有时，她们会像真要买东西那样，走进瓦考或是别的一家高档商店，试衣服，照镜子，寻开心。正当她们兴高采烈地说笑，或是电影看到一半时，芙颂会突然想起一件事，她的心情会瞬间变坏，但她从来不会把心事告诉阿伊拉。尽管街区里的人全都认识凯末尔先生，知道他很有钱，还有点古怪，但谁也没说起过什么爱情的事情。阿伊拉和楚库尔主麻街区里的所有人一样，对芙颂和凯末尔之间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也早就离开那个街区了。
白色·康乃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一个娱乐专栏的记者扶摇直上，成为了一家大报社的娱乐副刊的主编。另外他还是一家聚焦国内影视明星丑闻和爱情生活的娱乐杂志的编辑。就像多数用虚假新闻让人伤心，甚至给他们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记者那样，他完全忘记了为凯末尔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我向凯末尔问好，向凯末尔的母亲、现在还不时打电话从她那里打听消息的维吉黑女士转达最深的敬意。他以为我找他是为了一本描写演员而因此会大卖的书，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表示，他愿意给我一切帮助。他还问我，是否知道曾经的著名影星帕帕特亚和制片人穆扎菲尔失败婚姻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成了德国一家大旅行社的老板？
费利敦已完全脱离电影界，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广告公司。得知他为这个新公司取名“蓝色的雨”，我知道他还未能放弃年轻时的梦想，但我压根没问那部没有拍摄的电影。费利敦在用国旗和足球，拍摄一些讲述让整个世界都惧怕的土耳其饼干、牛仔服和剃须刀的广告。他听说了凯末尔先生要建博物馆的打算，但他从我这里刚得知，我在写一本“讲述芙颂”的书。他异常坦白地告诉我，一生他只爱过一个人，但那时芙颂并不理睬他。他还小心翼翼地说，为了婚后不再经历同样的痛苦，他非常小心地不再去爱上她。因为他知道，芙颂是“迫不得已”才和自己结婚的。我喜欢他的坦诚。走出他那考究的办公室时，他用同样小心和儒雅的神情“向凯末尔先生”问了好，还皱起眉头警告我说：“奥尔罕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您写了任何诋毁芙颂的东西，我是不会放过您的。”随后，他又换上了一种非常适合他的轻松神情。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一家很大的名叫梅尔泰姆的汽水公司作广告，这次又得到了他们的新汽水宝拉的广告制作权。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广告里用我的《新人生》一书里的第一句话？
切廷用退休金买了一辆出租车，他把车租给了另外一个司机，尽管年纪大了，但有时他也自己开车上街做出租车司机。当我们在贝西克塔什的一个出租车站见面时，他告诉我说，凯末尔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变。他说，其实凯末尔是一个热爱生活、内心开放、像孩子一样乐观的人。从这方面来看，他一生苦苦地爱一个人也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我认识芙颂，我就会明白，就因为凯末尔先生热爱生活，他才会那么爱这个女人。他们，芙颂和凯末尔，其实都是非常好、非常单纯的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真主没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无权过多质问。
凯末尔先生从一次漫长的旅行回来后，我们又见了面，听他说完新近参观的博物馆后，我向他转述了切廷的那些话，还逐字重复了他对芙颂的看法。
他说：“奥尔罕先生，参观我们博物馆的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故事，感觉到芙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立刻开始喝酒，我已经很喜欢和他喝酒了。“当参观者看着一个个展柜、一个个盒子、所有这些物件时，他们会看见八年的晚饭上我是怎么去看芙颂的，我是怎么去注意她的手、胳膊、微笑、卷曲的头发、掐灭烟头的样子、皱起的眉头、她的手帕、发夹、鞋子、拿在手上的勺子的。（我说：‘但是凯末尔先生，您没注意到她的耳坠。’）看到这些，他们就会感到爱情是一种巨大的关注和怜爱……请您赶快把书写完，还要写上，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必须用来自展柜里的一束柔和的灯光照亮，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对它们的在意。参观者们看着这些物品时，会对我和芙颂的爱情肃然起敬，会用他们自己的回忆来和我们的爱情作对比。博物馆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拥挤，要让参观者感受到芙颂的每一件遗物、我们手拉手走过的伊斯坦布尔每个角落的照片、所有的藏品。我禁止在纯真博物馆里同时有超过五十个的参观者。团体和学校在参观前必须预约。奥尔罕先生，西方的那些博物馆正在变得日益拥挤。就像以前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海峡游玩那样，欧洲人星期天一起去大博物馆。就像星期天我们在海峡的酒馆里吃午饭那样，他们也在博物馆的餐厅里坐着说笑。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上写道，他阿姨去世后，家里的家具被卖到了一家妓院，每次在这家妓院看见他阿姨的沙发和桌子时，他就会觉得那些家具在哭泣。奥尔罕先生，当星期天的人群在博物馆里转悠时，那里的东西都在哭泣。在我的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将留在它们自己的家里。我担心，我们那些没文化、不自信的有钱人，看见西方的博物馆时尚后，会模仿他们，渴望去开一些带餐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而事实上，在绘画艺术上，我们土耳其民族既没有太多的知识，也不懂得欣赏，更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应该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绘画的蹩脚模仿。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展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有钱人感觉自己是西方人的幻想。奥尔罕先生，我的博物馆，是芙颂和我的全部人生，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我跟您说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也许有些事情，对于读者和参观者来说可能不够明了，那是因为尽管我用全部的真诚给您讲述了我的故事和人生，但即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它到底有多了解。这就让未来的学者，用他们在我们博物馆的杂志《纯真》上发表的文章来诠释吧。让他们告诉我们，芙颂的发夹和梳子和金丝雀柠檬之间有什么结构关系。后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夸张，我的经历、我忍受的爱情痛苦、芙颂的磨难、我们在晚饭上对视并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能够因为在海滩和电影院手拉手而感到幸福，那么就让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但不用担心，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被后人理解的，对此我毫无疑义。我相信，五十年后，从开塞利坐大巴来的快乐大学生、拿着照相机在门口排队等候的日本游客、因为迷路走进博物馆的孤独女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情侣们，看着芙颂的衣服、盐瓶、钟表、饭店的菜单、伊斯坦布尔的老照片、儿时我们共同的玩具和其他物品时，将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爱情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愿来纯真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也能够去看看我们的那些临时展览，那时，他们将看到我在垃圾屋、协会会议上结识的伊斯坦布尔兄弟们积攒的轮船照片、汽水瓶盖、火柴盒、门闩、明信片、演员和名人照片，以及痴迷的耳坠收藏家们的收藏。也要用目录和小说来讲述这些展览和收藏的故事。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奥尔罕先生，还要再来一杯拉克酒吗？”
小说的主人公，博物馆的建造者凯末尔·巴斯玛基，在2007年4月12日，也就是芙颂诞辰五十周年的那一天，他六十二岁时，在他每次去米兰下榻的米兰大酒店面向曼佐尼大道的一个大房间里，天亮前因为心肌梗死辞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感受”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博物馆之一”（他一生中参观了5723个博物馆）的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一有机会就会去米兰。（“博物馆：1.不是为了参观，而是为了感受。2.藏品构成被感知物件的灵魂。3.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展室。”这是我记录下来的、他最后说的重要观点。）由两兄弟在19世纪，作为一个16世纪文艺复兴之家而建造的家，20世纪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凯末尔先生对这个博物馆如此着迷，是因为里面的藏品（也就是老的床、灯、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和锅碗瓢盆）全都是两兄弟在其中生活时使用过的普通日常用品。
大多数我在书后逐一列出他们姓名的人，参加了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凯末尔的母亲维吉黑女士则像往常那样待在了她看葬礼的阳台上，她带了一块头巾。我们这些在清真寺天井里的人，含着眼泪看到了她失声痛哭为儿子送行的样子……
凯末尔先生的那些之前不愿意见我的熟人，葬礼之后的几个月里，按照一种奇怪，然而又是合乎逻辑的顺序逐一要求和我见了面。这要归功于人们错误地相信，我在讲述尼相塔什人的那些小说里无情地诋毁了所有人。很遗憾，大家都在传说，被我诋毁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哥哥、叔叔和他的整个家庭，还有其他许多尼相塔什的重要人物，比如著名的杰夫代特先生、他的两个儿子和家庭、我的诗人朋友卡，甚至还有我崇拜的被害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著名商人阿拉丁、许多国家和宗教大人物以及帕夏。扎伊姆和茜贝尔，没读我的那些书就怕我了。比起年轻时代，扎伊姆变得更富有了。尽管梅尔泰姆作为汽水消失了，但却作为一个大公司挺立着。他们在贝贝克山脊上面对海峡的豪宅里款待了我。他们说，为我把凯末尔先生的人生故事（芙颂的亲朋好友则说我写了芙颂的故事）写成小说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又说，我写小说不该只听一面之词，还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但他们要先跟我说说那次大巧合，也就是4月11日下午，凯末尔先生去世前半天他们在米兰的巧遇。（我立刻感到，他们是为此请我的。）扎伊姆和茜贝尔为了带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的一个二十岁（居尔），另一个十八岁（艾布鲁）漂亮、聪明的女儿出去玩，他们在米兰待了三天。当这幸福的一家人舔着橙子、草莓和哈密瓜蛋筒冰激凌，有说有笑地走在大街上时，凯末尔首先只看到了居尔，他诧异地走近那个十分像她母亲的姑娘，说道：“茜贝尔！茜贝尔！你好，我是凯末尔。”
茜贝尔女士骄傲地笑着说：“居尔非常像二十来岁时的我，那天她正好还穿着那些年我穿过的编织披肩。而凯末尔却显得很疲惫、不修边幅，憔悴和郁郁寡欢。奥尔罕先生，看到他那样我很伤心。不仅是我，扎伊姆也很伤心。曾经和我在希尔顿订婚的那个热爱生活，任何时候都可爱、开心、爱开玩笑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尘世和生活、不苟言笑、嘴上叼着香烟的老头。如果不是他认出了居尔，我们是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不是老了，而是衰老，垮掉了。我真是太伤心了。何况这不知道是我多少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
“你们在福阿耶饭店的最后午餐之后三十一年，”我说。
一阵令人恐惧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茜贝尔痛苦地说：“他告诉了您一切！”
当沉默还在继续时，我明白他们真正想告诉我的是什么了：他们希望读者们知道，他们生活得更幸福，他们过的是一种美好而正常的生活。
但当姑娘们回了房间，我们开始喝白兰地时，我明白他们夫妻俩还有另外一件难以开口的事情。喝第二杯白兰地时，茜贝尔用一种我欣赏的坦白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1975年的夏末，凯末尔向我坦白了他的顽疾，也就是他疯狂地爱上了芙颂女士，我很同情我的未婚夫并想帮助他。奥尔罕先生，为了给他治病，我善意地和他在阿纳多卢希萨尔的别墅里生活了一个月（其实是三个月）。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乎像童贞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不对的），但我还是恳请您不要在您的书里提到那些对我来说是羞辱的日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完全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说了闲话，我和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闹翻了。孩子们知道后也不会在意，但是她们的朋友、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请您不要伤害我们……”
扎伊姆说，他一直都很喜欢凯末尔，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一直都在寻求和想念他的友情。随后，他带着半惊讶、半恐惧的神情问道：“凯末尔真的收藏了这个芙颂女士的所有东西，真的在建一座博物馆吗？”
“是的。”我说，“我也要用我的书来为这个博物馆做广告。”
我和他们谈笑到了很晚，当我离开他们时，一刹那我把自己放到了凯末尔的位置上。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和茜贝尔和扎伊姆的友情还在继续（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凯末尔也会像我那样，因为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而带着一种既幸福，又愧疚的心情离开那里。
扎伊姆在门口对我说：“奥尔罕先生，请您答应茜贝尔的请求。我们也想以梅尔泰姆公司的名义资助博物馆。”
那天夜里，我也明白了没必要再去见其他证人了。因为，我不会像别人看到的那样来写凯末尔先生的故事，而是他跟我讲述的那样。
完全因为我的这个固执，我去了米兰。在那里我得知了碰见茜贝尔和扎伊姆那天让凯末尔伤心的事情。遇见他们之前，凯末尔去了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看到了博物馆的破败，还得知为了带来一些收入，博物馆的一部分出租给了著名品牌杰尼·科隆。据博物馆负责人说，一律穿着黑色制服、全部都是女性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此流泪，而这让每隔几年必来博物馆一次的土耳其先生伤心欲绝。
即便是这个消息，也足以让我明白，为了完成小说，我没必要再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了。惟一我非常想见的人就是芙颂，我想听她的叙述。但是，在她的亲朋好友之前，完全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乐趣，我接受了其他一些一再邀请我去他们家、害怕我小说的人们的邀请。
于是，在一次简短的晚餐上，我从奥斯曼那里得到了不要写这个故事的忠告。他说，是的，也许萨特沙特是因为他弟弟的疏忽而破产了，但是由他父亲穆姆塔兹建立的所有公司，现在都已成为土耳其的出口明星。他们有很多敌人，这样一本会招来很多闲话、让很多人伤心的书，会导致巴斯玛基公司成为别人的笑柄，当然也会导致欧洲人对我们的嘲笑和鄙视。只是，作为那晚的一个美好回忆，贝玲女士在厨房里没让丈夫看见，塞给了我一个凯末尔儿时玩过的玻璃弹球。
凯末尔先生之前介绍我认识的内希贝姑妈，在库于鲁街上的单元房里没告诉我任何新鲜事。现在，她不仅为芙颂，还不断为凯末尔哭泣，她称“他是我惟一的女婿”。她只提到了一次博物馆。她说，她有一个旧的木梨刨子，她想做木梨果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难道是落在了博物馆？她说，您应该知道，下次来能不能把它带来？送我到门口时，她哭着说：“奥尔罕先生，您让我想起了凯末尔。”
和芙颂最亲近、知道她所有秘密、我认为也是最理解凯末尔的杰伊达，是凯末尔在去世前六个月介绍我认识的。杰伊达想认识我的原因之一是她喜欢看小说。她告诉我们说，她的两个三十出头的儿子都已结婚，都是工程师，她给我们看了她非常喜欢的两个儿媳的照片，说她们已经为她生了七个孙子。比杰伊达老很多的有钱丈夫（塞迪尔基家的儿子！），在我看来像是微微有点醉，微微有点糊涂，他对我们、我们的故事毫无兴趣，甚至对凯末尔和我喝了很多酒也熟视无睹。
杰伊达笑着告诉我们说，凯末尔第一次去楚库尔主麻时忘在厕所里的那只耳坠芙颂当晚就看见了，她立刻把这事告诉了杰伊达，为了惩罚凯末尔，她们共同决定让芙颂说“没看见什么耳坠”。就像芙颂的许多其他秘密那样，杰伊达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凯末尔先生。我听着时，他只痛苦地笑了笑并为我们又各倒了一杯拉克酒。
“杰伊达，”随后，凯末尔说，“为了得到芙颂的消息，我和您不是一直在马奇卡、塔什勒克见面吗？您给我讲芙颂的事情时，我总会从马奇卡看道尔马巴赫切的外貌。前一阵我看了一下，我的收藏里有很多这个风景的画片。”
因为谈到了照片，我认为还因为我的光临，杰伊达女士说，前天她找到了一张凯末尔先生从未见过的芙颂的照片。这让我们激动不已。照片是在1973年《国民报》举办的选美比赛的决赛上拍的。照片上，哈康·塞林康正在后台轻声告诉芙颂他将在舞台上问的文化题。据说，现在已成为一个伊斯兰党派议员的著名歌唱家，当时非常喜欢芙颂。
杰伊达说：“奥尔罕先生，很可惜我们俩都没有得到名次，但是那晚我和芙颂就像真正的高中女生那样，一直笑到眼泪流出来。芙颂的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时拍的。”杰伊达一下拿出了那张发黄的照片，把它放到了木制茶几上，一看到照片，凯末尔先生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他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因为杰伊达的丈夫对选美比赛的故事很反感，因此我们没能在那里多看芙颂的照片。但是像往常那样善解人意的杰伊达，在我们离开前把照片送给了凯末尔先生。
离开杰伊达在马奇卡的家之后，我和凯末尔先生在寂静的夜色中朝着尼相塔什方向走去。他对我说：“我把您送到帕慕克公寓楼。今晚我不去博物馆，去泰什维奇耶我母亲那里。”
但是，在离帕慕克公寓楼还有五栋楼，当我们走到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时，他停下脚步，笑着说：“奥尔罕先生，我看完了您的小说《雪》。我不喜欢政治。因此，别介意，我看得有点费劲。但我喜欢小说的结局。我也要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在小说的最后直接对读者说话。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您的书什么时候能完成？”
我说：“在您的博物馆之后。”这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玩笑。“您最后要对读者说什么？”
“我，不会像那个主人公那样，说读者无法在远处理解我们。恰恰相反，我认为，博物馆参观者和您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但我要说另外一句话。”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芙颂的照片，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昏暗的路灯下，满怀爱恋地看了看芙颂。我也走到了他的身边。
“她很漂亮，是吗？”就像三十多年前他父亲问他的那样。
两个男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看了看芙颂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她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体。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
我说：“凯末尔先生，请您把这张照片放进博物馆。”
“奥尔罕先生，请您别忘记，我在书的最后要说的是……”
“我不会忘的。”
他满怀爱恋地亲吻了一下芙颂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西服的左胸袋里。随后，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对我笑了一下。
“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2001—2002，2003—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