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14/17页）

在到华盛顿报到六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争取空权的斗争中。虽然上级曾警告他出庭作证将严重危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斯帕茨还是决定出庭。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说：“你能否告诉法庭目前提供给空军的装备现况？”

斯帕茨回答说：“空军的装备已经达到一个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能继续飞行的地步……空军的大部分装备都已经非常过时或是将被淘汰的。”

在斯帕茨的证词中，他还被问道：“在现有可用的飞机中，有多少可用在追逐战斗机的任务上？”

他回答说：“我们现有的飞机都不能——我不希望开着现有的任何一架飞机参加战斗。首先，它们的维护工作非常的困难，而且已经使用了 3 年。我想大部分都已经至少进过一次基地维修后再重新分发给单位使用。”至于飞机的短缺部分，斯帕茨评估大概缺少 355 架飞机。

接下来的询问是有关人员的部分。斯帕茨陈述他们在战术单位缺少 660 位军官：夏威夷需要 85 位军官，菲律宾 55 位和巴拿马的 54 位。

米切尔的委员会很执著且步步逼人，在质询斯帕茨的律师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向陆军说：“参谋部的军官所受的训练与经验是否有资格给军事航空提供指导原则？”刚开始斯帕茨不能回答，因为这直接挑战其上级。经过强烈的抗议与费时的讨论后，才同意让斯帕茨继续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哈蒙（M. F. Harmon）少校和布兰特（C. G. Brant）少校外，参谋部的军官都没有空中服役的训练，但还在担任空中战术单位的指挥职务。”

随着审判的进行，斯帕茨从他在空军的朋友那里获得了鼓励。弗兰克·亨特（Frank Hunter）上校在 1925 年 11 月 10 日发电报给他说：“好小子，干得好。”一位名叫皮克林（Pickering）的人说：“为你的证词和胆识喝彩，这对米切尔很有帮助。有我可以效劳的吗？”

为获得正确的了解，我在与斯帕茨将军的几次面谈中讨论过这件事。斯帕茨解释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就是反抗变革。当你已经对你的专业训练非常熟练时，你不喜欢任何可能要你重新学习的事情发生，而且在你的专业历练越久，就越拒绝变革。当旧秩序的效益降低，职务与晋升偏向新的秩序，旧的秩序终会被新的秩序取代。基本上，这是军中反抗变革的一个心理上的集体偏见，我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现实。”

斯帕茨晚年说：“我帮比利·米切尔作证，反对参谋本部的立场，而他们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能对你怎样。因为你在宣誓下回答问题时，你必须告诉他们实情。”

另一个空权发展的关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需要进行发展新战略轰炸机 B-70 的计划。这件事大卫·琼斯上将最有资格谈论，因为他的无私，他愿意挺身支持空权而暂时牺牲晋升准将的机会。琼斯回忆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是中校时，我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我清晰地了解到对战略空军的需求。后来我在李梅当空军首长时担任空军参谋，他要求我作一个对 B-70 需求的参谋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我将这个研究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作了简报，关于此项需求，我们以为已经说服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接踵而来的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来自国会对取消此计划的考虑的强烈质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他要我向该委员会提交我给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同样的简报。这份简报导致该委员会将 4. 91 亿美元列入下一年度的拨款法案，并指示要求空军必须将该笔经费投入 B-70 的研发中。

“不顾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反对，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也坚持要获得同样的简报。国防部研发次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找到我，和我一起修改简报。哈罗德·布朗和我对简报内容有许多争议，但我对他的才智与正直深表尊敬。我们最终得到一份两人都能接受的简报。当布朗将该简报送给麦克纳马拉核准时，他被一顿狠批。麦克纳马拉修改了简报，在空白处写了很多难以辨识的意见。更离谱的是他并没有修改图表，所有图表和文字有很多出入。当我拿到简报底稿，要赴国会都已经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