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时代的内战（第11/12页）

虽然这对于掌权的统治者来说很具有安抚性，但正因为这样，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永久和平论》中将瓦特尔归为“廉价的安慰者们”，这些人鼓吹自然法则，以务实的道德准则鼓励非道德的政治行为。然而，关于外国介入，康德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这可能就来源于瓦特尔：

如果一个国家，因内在分歧而分成两派，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并且应该领导整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国力量介入，给予其中一方援助，就不能参照被介入国的宪法来指控介入行为（因为这是独裁行为）。但只要内部冲突没有达到特别严峻的程度，这种外部的介入就是对该国人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人民有权不依靠任何人来解决他们内部的冲突。因此这样就会成为一桩丑闻，并且让所有的自治国家感到不安全。 [62]

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这样的理论依然会是永久战争的通行证，而不是永久和平。在康德写了上述文章的一年之后，伯克在他的《论弑君的和平》（1796）中论述道，法国那些鼓吹大众主权的人，已经将他们的“武装教义”置于整个欧洲的对立面了。对于雅各宾派来说，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在本质上，对其对象来说……是内战，他们也是如此对待这类冲突的……一边是欧洲古老的、有道德的政治党派，另一边是狂热的、野心勃勃的无神论教派，这意味着要改变一切”。[63]伯克相信，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感到不安全。因为一开始的革命已经突变成了内战，这场内战一开始是限于法国国内，可是很快整个欧洲人民都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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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是不带有同情心的。他将革命和内战合并的观点，是有意要降低革命者的合法性，而不是要在两个范畴不清楚之处，做出什么巧妙的历史学解释。很奇怪，他确实预见了一些近代的革命史学家，他们将革命看成多层次的内战，例如在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法国西部的旺代省在1793—1795年对反革命行动的军事镇压，造成了15万人死亡。 [64] 更遗憾的是，这场社会政治大动乱会决定未来革命的走向。同时，它也充分地证明了一种关于内战的暗示——内战“是一种常见的集体暴力行为，它点燃了革命的怒火，如果它又与半宗教性的国外战争相交织的话，就更是如此了”。[65]根据一位法国革命史的权威历史学家的说法，每一次革命都不是“一场独立战争”，都可能被认为是一场内战。[66]

革命爆发在其他某些环境下，或者其他意识形态下，一直被视为叛乱、起义或者内战。确实，革命成功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事后重新包装整段历史。这可以在短时期内快速发生，比如18世纪7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英美冲突，当时很多人称之为“英国内战”和“美国内战”，甚至是“美国革命”—1776年10月，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席大法官的一次演讲中，这种叫法首次出现。但直到1779年，在大陆会议发布的《对美国革命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才正式地出现。[67]重新包装历史的行为也可能缓慢地发生。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在1826年才首次将17世纪中期英国的危机称为“英国革命”，他解释说：“如果法国革命从未发生，人们也很难理解英国革命，这两者是类比的关系。”[68]

要从这些困惑的现象中发现革命的现代脚本，我们需要警惕革命者所遵循的内战脚本，因为革命者遵循它，随后又试图否认和淡化它的影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69]仅仅20多年以后，在《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1871）中，马克思评论道，法国政府和普鲁士联手是多么保守的行为啊，普鲁士刚刚才在1871年打败法国，粉碎了巴黎公社。他说：“旧社会所能做的最具英雄气概的行为，就是发动国家间的战争。而现在，这被证明只不过是政府的欺骗行为，意在转移阶级矛盾罢了。而一旦阶级矛盾发展成为内战，就立即被抛在一边。”[70]列宁则在细致地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之后，于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至少还会有三种战争形式继续存在：民族主义的自决战争，资本主义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还有内战。[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