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三（第5/7页）

从5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不断在清除家里旧时代的痕迹，该送的送人了，该卖的卖了，该销毁的也早销毁了。从舒父的那枚铁路徽章，赵广陵也想起了那包埋藏在“明梅”树下的勋章，照理说这应该比一块手绢、一枚旧时代的铁路徽章更危险。但奇怪的是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保留它们的理由。谁会去挖一棵古树？那栽有“明梅”的巨大石缸，仿佛也已经在地下生根了，深陷在土里至少两尺。没有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很难将它挖出来。再说，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院子里，你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翻动出这段历史来？其实，在赵广陵的潜意识里，他现在不想去触动这段跟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这包勋章你就是挖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扔到滇池里？那不如把赵广陵也一同扔下去。就让它们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吧，就让它们和“明梅”的根须相依相偎，相互滋养吧。要是那些勋章所代表的抗日热血，能够滋润“明梅”再度绽放，它们一定也可以重见天日——自抗战胜利那年以后，“明梅”再也没有开放过，也再没有人关心它、为它吟诗作赋了。

一个人的珍藏，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大逆不道的，那么，他要么毁灭自己的尊严，要么像耶稣背起十字架那样，走向自己的光荣。

所以在黑牢里赵广陵并不为此懊悔，也不感到有多冤屈，比他冤情更大更深的多了去了。国家已经陷入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非但不讲理，还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连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都无理可讲，赵广陵这样的一个前国民党旧军官、小老百姓的道理，哪个还有耐心听？监狱农场的造反派饶队长已经被另外的派别打倒了，也进了班房，“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杨司令在砸烂了公检法后已去别的地方串联闹革命去了，那个曾经下狠手打他的钢铁厂的战斗队长，第二周就在武斗中被打死了。他们把他关到这个黑牢里，就将他忘记了。好在这些年赵广陵在这个监狱里熟人朋友多，一直坚持给他送饭的就是一个曾经的徒弟，此人也是一个留队人员。他不敢在一片混乱中为赵广陵做更多的事，每天能送两次饭，不让自己的师傅饿死，就是拿着自己的性命来押宝了。

幸好政府很快反应过来，公检法可以砸烂，但监狱不能乱。犯人没有人管，那将是一个多么危险的社会问题。况且这个时候每天都有多少人不经审判就关进了监狱。军队奉命接管了监狱，军事代表代替了靠边站的监狱长。当他巡视监狱各处，来到关押赵广陵的禁闭室，叫人打开牢门时，他看到一个全身发绿的犯人，连手臂上、额头上都是一层厚厚的青苔，呼出的气息也带有阵阵令人避之不及的陈年霉味，几处溃烂的伤口上还可见到蠕动的蛆虫。军事代表皱起眉头，问：

“这个人犯的什么罪？”

旁边的人回答道：“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旧军官。已经坐过一次牢，因为有立功表现，提前释放的留队人员。造反派两个月前把他关进去的。”

“什么原因？”军事代表又问。

“有人揭发他私藏国民党军队的奖章，他还狡辩说是打日本人挣来的。”

“叫什么名字？”

“赵广陵。”

军事代表沉默了片刻，说：“带他去清理一下伤口，再洗个澡，理个发。不要再关这里了。我要亲自审他。”

军事代表如果再晚来一周，赵广陵也许连骨头都会发霉了，能否活得下来都是个未知数。他被关进一间有二十多人的大房间，那些同改们大多数是这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当权派，深挖出历史旧账的像他这样的历史反革命，被认定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以及在派系斗争中倒霉的一方。比起他上次蹲监狱的那些高知同改，这些人不过是些普通知识分子和在工作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的人。监狱里人满为患，混乱不堪。有些人头天被打得血肉模糊地送进来，转眼又被另一拨人当英雄一般接出去，还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的。一个人就是进洞房，大约也不会有这样大喜大悲。

没有立案侦查，也没有审讯宣判。但这里就像台风漩涡的中心，反而相对安宁安全，至少监狱里没有批斗会上的殴打，没有突如其来的抄家、游街、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破鞋。劳动当然要干，而能平和地劳动和工作，在当时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