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6/22页）

9月6日，星期一

据说霍斯特曼夫妇出事了。前一阵子他们为了安全问题搬去乡间，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提诺·索达提昨晚本来应该参加一场正式晚宴，结果一直没出现，也没通知任何人。他是个很规矩的青年外交官，主人因此觉得事有蹊跷。

9月7日，星期二

今早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进城。其实自行车是俾斯麦家的。刚开始差点撞上来往的电车和巴士。有一次罗玛莉还从车笼头前面跳出去，精彩透了。

我们和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约了见面——罗玛莉为了某种神秘理由，我则去谈我的本行。外交部要我开始建立一个照片档案，但现在所有展现轰炸灾区的照片都必须经过监检，我希望海尔多夫能给我几张公布，他答应了。

不出所料，霍斯特曼夫妇的乡间别墅克尔岑多夫城堡，在前天晚上严重受创。我坐在格斯多夫家里和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一起聆听菲亚·亨舍尔叙述整个灾难的细节；当时她住在那里。幸好没有人死亡。可是才刚把柏林城内公寓里无价的古董搬过去安置好的弗雷迪却失去了一切。我实在无法想象提诺·索达提——一位瑞士外交官——半夜2点穿着睡衣在密集的炸弹雨中飞奔穿过草坪的样子！

戈特弗里德·冯·克拉姆男爵是网球史上最优秀的球员之一，运气却一直很差：虽然每次都进入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决赛，却一直与冠军杯无缘。一开始他便与纳粹反目，甚至被关进集中营一段时间，直到大战爆发。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国外。

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亚当·特罗特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人事室主管海夫腾进来闲聊了一阵。他是亚当的好友，一张死白的脸，莫测高深，让我想起中世纪的墓碑。

海夫腾博士（1905—1944）和亚当·冯·特罗特一样，曾赴英国留学，早期是反纳粹的军人，1933年便批评希特勒具有“强盗头子心态”。该年他亦进入外交界。蜜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公使馆顾问。但他和许多同谋者有一点不同之处，即他基于基督教道德观，从未参加过纳粹党。他很早便成为毛奇伯爵“克莱稍集团”的一员，并为该集团招募了许多出色的团员，包括亚当·冯·特罗特本人。

我们讨论目前的大势，以及最近开始的动员手段。当局似乎刻意挑选出仍在外交部任职的异议人士，想全部换上自己人，绝大多数是党卫军，像我们那位施塔勒克先生。但除非你志愿到前线作战，否则不准任何人辞职。这个做法当然使得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秘密活动更加复杂。据说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从来不离开他靠近萨尔斯堡、在弗斯尔的巢穴。最近他和副国务秘书卢瑟——另一名走狗——起内讧。当然，他们从来不会当我的面讨论这些事，但我猜得出一个大概。总而言之，现在外交部没有一个真正在做事的领导人。如果外人知道外交部其实只是一部上了很多润滑油的官僚机器，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一定会大感震惊。我们这一小群密谋者便是明证。

晚上我去汉斯·弗洛托家吃晚餐，然后四个人骑两辆没开车灯的自行车到波茨坦车站——好像在表演特技！

汉斯—格奥尔格·冯·施图德尼茨出版的日记对这一天的回忆如下：“汉斯·弗洛托举行一个小型晚宴，参加的人包括蜜丝·瓦西里奇科夫、罗玛莉·舍恩贝格、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及贝恩德·穆姆[21]等。大家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空袭；让我想起受迫害的基督徒在罗马地下墓窖里的集会！”（摘录自《柏林燃烧时：1943—1945年日记》[While Berlin Burns.Diaries 1943—5，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3]）

9月8日，星期三

再次骑自行车进柏林，我回家拿那顶罗斯·瓦卢瓦设计的帽子——很大的绿色宽边帽、黑丝带——是别人从巴黎寄给塔蒂阿娜的。下班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送我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到斯卡皮尼家。晚餐吃到一半，一位秘书冲进来报告意大利已投降，我们立刻告辞，冲回去警告戈特弗里德的哥哥奥托。他刚从罗马回来（他一直在那儿的德国大使馆担任大使顾问），正和海尔多夫及戈特弗里德在侯切尔餐厅用餐，对这条大新闻浑然不知。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用餐，罗玛莉和我冲了进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惊愕地说不出话来。斯卡皮尼也吓呆了；他来柏林担任代理法国大使，与当局协商用“志愿”劳工交换法国战俘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瞎了眼睛，现在身边总带着一位阿拉伯仆人当他的眼睛，向他描述周围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