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2/6页）

随后有一个名叫迪奥克雷戴斯的人对破坏神像事件做了指证。他说在案发当晚，他在散步时看到约300名密谋者聚集在卫城南坡的狄俄倪索斯剧场主厅。次日早上，他确定这些人就是破坏神像的罪犯，于是去其中一个他能认得清的人家里，企图勒索钱财。这人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但没有交付，于是迪奥克雷戴斯指认了其中42人，包括2名议事会成员和好几个富裕的贵族。这些指控令雅典民众更加害怕，担心城内寡头派在酝酿一个反对民主制的阴谋。随后群众的恐慌情绪愈演愈烈，以至于议事会暂时中止了一项禁止刑讯雅典公民的法律。派桑德是提议这项措施的人。他打算对嫌疑犯严刑拷打，以便尽快让他们招供。被指控的2名议事会成员承诺接受审判，因而逃脱了刑讯，但他们后来逃到了墨伽拉或玻俄提亚。随后一支玻俄提亚军队兵临雅典边界，于是雅典人民愈发警觉，他们除了害怕发生革命（不管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寡头统治还是僭主统治）之外，现在还担心内奸出卖和外敌入侵。

当夜，雅典人枕戈达旦，彻夜无眠。为了安全起见，议事会搬到了卫城。雅典人感激迪奥克雷戴斯的告密，于是投票决定授予他英雄的花环和在圣火会堂免费用餐的权利（这种待遇一般是保留给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然而他没有得意多久。安多吉德斯是被指控的犯人之一，后来成为雅典的一位著名演说家。他也同意作证。在获得议事会授予的豁免权之后，他揭露他所在的政治宴饮倶乐部就是破坏神像的责任者。他供出了一个罪人名单，所有人都同时出现在泰乌克鲁斯供出的名单上；除了四个迅速逃跑的人之外，所有这些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流亡在外。议事会随后审讯了迪奥克雷戴斯，他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假的，但声称自己是按照亚西比德的堂弟（菲格斯之子亚西比德）和另外一人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两个指使者已经逃跑了。那些被他的伪证牵连的人得以洗脱罪名，迪奥克雷戴斯被处决了。

雅典人松了一口气，相信赫耳墨斯神像事件现在已经令人满意地澄清了，他们逃脱了“许多灾祸与危险”（Andocides，De Mysteriis 66）。罪犯显然只是一小撮人，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有重要的政治家。这不是一起严重的大阴谋。亵渎神圣秘仪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于是调查继续进行。

雅典社会最高层有人做出了新的指控，那就是阿尔克麦奥尼德斯的妻子阿佳丽斯特。这两人都与雅典最尊贵的名门望族之一有关联，雅典民主制的创始人克里斯提尼就属于这个家族，伯里克利也是。阿佳丽斯特报告称，亚西比德、他的叔叔阿克西库斯和他的朋友阿迪曼图斯在一位贵族家中亵渎了秘仪。亚西比德的政敌又一次利用这个证词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声称亵渎神圣仪式是“反对民主制的阴谋”（6.61.1）的一部分。此时敌军蠢蠢欲动，大约一百人被指控犯下了这种或那种渎神罪行，而且就在远征遥远国度的前夜，还有政治家、贵族，尤其是亚西比德本人卷入其中，这一切都只会令群众再次心惊肉跳，因阴谋、叛变和威胁而恐惧。“各个群体的人都怀疑亚西比德。”（6.61.4）正式指控他的人是伟大客蒙的儿子帖撒鲁斯，他血统高贵、家世显赫，所以他的指控特别有力。何况他的讼词特别详细具体。形势非常严峻，于是议事会派遣三列桨座战船“萨拉明尼亚”号接回亚西比德和远征军的其他几位成员。他们都受到了指控，必须回雅典受审。

在这个关头，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究竟是谁犯下了渎神罪行以及为什么。亵渎秘仪的罪行无疑是一个宴饮俱乐部做出的，这种俱乐部在雅典的富裕贵族青年当中很常见。但前415年的亵渎秘仪行为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它是私下里进行的，不可能影响这群狂欢者之外的任何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打算。

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行为更严重，不仅仅是醉汉的恶作剧。要在一夜之间破坏雅典各地的神像，需要组织、计划和相当多的人手。多方史料证明，安多吉德斯的叙述最为可信。据他说，他所在的俱乐部犯下了这个罪行，领导者是欧菲列图斯和梅列图斯。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渎神行为是推翻民主政体、企图建立寡头或僭主统治的阴谋的一部分。所有告密者，不管诚实与否，都不曾给出这样的说法。古代史料也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