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九二五－一九三一年（第11/19页）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一九二五年一万九千八百四十三马克，一九二六年一万五千九百零三马克，一九二七年一万一千四百九十四马克，一九二八年一万一千八百一十八马克，一九二九年一万五千四百四十八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账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二十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

没有疑问，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他的债务更重了。一九二六年他申报收入为一万五千九百零三马克，支出为三万一千二百零九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一九二九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一九二五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一九三○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一万二千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三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一九二九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三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一九三○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也没有办法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