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残酷的证言（第12/14页）

事实上，在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就在日内瓦进行了最高级会谈，这是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而为了显示出苏联方面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必须有实际的表示。

无论如何，阿富汗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只是全面改革构想中的一个环节；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从整体的全面改革构想入手。实现这个构想的契机，是苏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大量新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以“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和完善。戈尔巴乔夫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单纯是一种归属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配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他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这种关系，并把这种调整与“社会经济自治”联系起来。戈尔巴乔夫还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宣称要“对现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有计划地改造”，使其更灵活。

通过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告诉世人，一个全面改革的年代要到来了，阿富汗战争露出了结束的第一缕曙光。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外交新思维”，他向外界表示——第三世界并不存在革命形势，不应采取“输出革命”的形式来人为制造那里的革命，也不应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对外政策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处理国际冲突时一定要考虑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和“普遍安全”。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企图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是极其有害和徒劳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对话，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多年之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从阿富汗撤退的决定是最困难的第一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这一步。”

戈尔巴乔夫在考虑——如果苏军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将陷入何种局面？无论何种局面，年近60岁、身患多种疾病的卡尔迈勒均无力控制。他无力消灭反政府游击队，无力对抗西方势力，甚至连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都无法全面控制。如果卡尔迈勒继续掌握权力，苏军撤走后，阿富汗必将陷入混乱。阿富汗所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经过反复讨论，苏联方面看中的人选是纳吉布拉。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生于喀布尔的富商兼官僚家庭，属于普什图人中势力强大的阿赫马德扎伊部族，他的父亲曾是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商务官员。纳吉布拉幼年随父亲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居住了12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返回喀布尔上学。1965年，他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属于“旗帜派”。1975年纳吉布拉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曾因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而两度被捕入狱。毕业后，纳吉布拉一边从事医务工作一边进行政治活动。由于精力充沛，高大强壮，声若洪钟，纳吉布拉很受“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和克格勃在阿富汗分支情报组织的信任，被称为“公牛”。1978年“四月革命”后，纳吉布拉任塔拉基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后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外放为驻伊朗大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返回国内，奉命解散原来的国家安全机构，另组国家情报服务局，自任局长。

在纳吉布拉主持情报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国家情报服务局从初建时的120人扩充至3万人，到1986年更扩充至8万人。国家情报服务局的工作人员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机关中薪资待遇最高的，因为它主管的政治灌输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工作是重中之重。纳吉布拉曾说：“他们是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书本。”国家情报服务局对阿富汗百姓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搜捕和审讯，对卡尔迈勒政权的反对者极为残酷，动用从烟头到电刑在内的所有手段，极少有人能挺得过去，很多人惨死在审讯中。不久，纳吉布拉就有了一个血腥的外号“屠夫”。纳吉布拉直接向苏联克格勃汇报，并且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苏联。1981年6月，纳吉布拉成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4月晋升为中将，1985年11月任中央书记，卸去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职务，负责全面安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