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第4/5页）

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了解的人是无法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在人们大喊政治对作战产生有害影响时，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非他们所要表达的，他们真实的意思并不是说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出了问题。因为如果政治是对的，即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对于战争只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政治的这种影响与目标不相吻合，那么我们只能在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原因。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获得与其性质不一致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可能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就像一个人用非常不熟练的语言，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由于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人们便觉得，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务必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不过，在我们继续探讨之前，我们须特别注意一点：我们决不认为，在君主本人没有手握内阁大权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学富五车的军事工程师，或者骁勇善战的军人就会成为首屈一指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绝对不认为，首相一定要深谙军事。事实上，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才是首相理应具备的主要素质，至于军事常识，首相完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很好地得到弥补。以法国为例，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都是优秀的军人，但是他们在当首相时，法国的政治活动却极为糟糕。

如果要让战争和政治意图完全一致，让政治完全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说没有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统帅，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让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之一，以便内阁能够随时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它只会当内阁在战场附近且无需花费很多时间便能决定各种事情时才有可能出现。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这样做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颇有效果。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可能对局势有好处外，其他军人的影响会导致危险的出现，这种影响几乎不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军事艺术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许多优秀的军队战术成为历史，同时，人们从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过去无法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似乎将这一切错误的计算都算在了军事艺术的头上。

很明显，在过去，人们始终将军事艺术局限在概念的小圈子里。现在，超出这个圈子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手足无措。

有些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让军事艺术变成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变成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如果只将这种情况当成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也是错误的。

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引起的暂时的影响中得到解释。不过，人们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真的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到底是在政治对战争的影响中产生，还是在错误的政治中产生？我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子作进一步说明。

法国革命之所以对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于作战手段新颖和新观点引起的，倒不如说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

其他国家不能够正确地认识这点，以至于它们企图用过去常用的手段跟新的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

如果人们单纯地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如果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能仅仅依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意图根据这一切结果来推断未来，那么他的做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