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抵抗的方法（第4/7页）

按照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必然的——在战场上无法用其他方式进行决战。因为，就算敌军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而被迫撤退，这也是我方的武力行动限制了敌军才形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那么敌军必然能够解决粮食问题。

所以，就算敌军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就被各种困难搞得疲惫不堪，且因为兵力分散、饥饿以及疾病而让力量受到了损耗，但足以迫使敌军放弃已然获得的一切，依旧是因为他们对我方军事力量的忌惮。只不过，这样的决战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有着较大的区别。

在战区边沿地带进行的决战中，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付敌军，只能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是，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因为劳累等问题损耗了一半力量，我方的军事力量在此所发挥的作用便不同于前了。

所以，虽然我方的军事力量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但是已经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了。敌军在前进中的损失已经为胜利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方有了反攻的可能性，迫使敌人撤退，也就是说，它引发了剧变。

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军在前进中的疲劳。当然，防御方的军事力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我们要着重关注的是，究竟这两个因素中的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认为，在防御中，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即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法。它们是因为进攻方是被防御方的军事力量消灭，还是因为自身的劳累问题而崩溃这两个问题而存在的。

无需多言，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适用于采用前3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后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适用于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往本国腹地撤退时，第二种方式才会决定胜负。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通过向本国腹地撤退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会选择这种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退却。

如此一来，我们便知道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而一些战例则能够很清晰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正如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区别双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晰。

1745年，在腓特烈大帝率领大军进攻霍亨甫利得堡的奥地利军队时，奥军刚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此时，奥军的力量既不可能因为分散，也不可能因为劳累而受到明显的削弱。

跟上述事例完全相反的例子是：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的筑垒阵地上坚守，直到马塞纳[5]的军队因为饥寒交迫而不得不主动撤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方的并不是防御方的军事力量。

在别的战例中，这两种原则则相互交织在一起，当然，其中也有一种发挥了主导作用，比如1812年的战例。

尽管在这一场举世闻名的战局中发生了许多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样多的流血战斗也许就能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但它依旧证明了，进攻方是如何因为劳累而遭到灭顶之灾的。30万的法国中央军团在抵达莫斯科时仅剩下约9万人，而派出去的军队人数只有约13000人，所以，法军一共损失了197000人，其中战斗减员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制胜著称的战局中，比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展开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希望敌军因为过度劳累而崩溃。总之，劳累这一原则在很多战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而深入研究事件本身，才有可能找到这个决定胜负的真实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很充分地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讲明各种防御方式及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我们还对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中、如何与积极行动密切结合作了说明。我们也说明了，积极的行动必将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优势便不复存在。

到此为止，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探讨了防御的问题。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江河防御及侧翼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各自成为独立的研究点，也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将在后面专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