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第19/25页）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误再误

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