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键时刻（第6/21页）

从蒋介石最有力的支持者，逆转成为最迫切的反对者。旁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从北伐一开始，这一阴影就已经留在了当事者心中。

当初，李宗仁曾要求把桂军编成两个军，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只允许他编成一个军，也就是第七军，并且没有在财政、军需方面给予任何补助，第七军的装备、给养完全由广西自行解决。

如果说这是因为广东政府本来就如同空架子，没有很厚的底子作为支撑，尚情有可原外，下面发生的事就很容易让“李白”感到不快了——广东政府从苏联运来一批军火，包括步枪一万多支、重机关枪一百挺，李宗仁几经交涉，蒋介石也只肯分给第七军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四挺，其余的大部分为第一军所有。

北伐之初，“李白”尽管对此不满，但他们作为地方军队，需要在蒋介石的北伐革命大旗下谋求发展，所以暂时只能把怨气放在肚子里，对蒋敢怒不敢言。

其实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他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

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与此同时，蒋军在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削弱，又使其难以得到快速发展。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叫撞天屈：“我忠勇将士死亡过半，牺牲程度如此之大，而反受人讥刺，中正（蒋介石名中正）之罪尚能自赎乎？”

相比之下，其他非嫡系部队的发展倒大大超过了蒋军，其中桂军就由一个军变成了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随着羽翼渐丰，“李白”开始有了敢怒敢言更敢做的资本。

到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李白”的重用，便有了新的解读。在“李白”看来，蒋表面上信任他们，实质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指挥第七军，就连蒋让白崇禧当副总参谋长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白崇禧对李宗仁说，蒋介石私心重，偏爱第一军，容易引起其他各军的不满，由此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很难处理，这个参谋长很不好当。

白崇禧还说到，老蒋为人刻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由蒋一个人决定，他作为参谋长每走一步都必须向上请示。在这方面，蒋、白确实常有冲突和矛盾，比如有一次北伐军在江西缴了孙传芳部队的三万多支步枪，白崇禧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打算将这批枪支分发给各军，以补充他们在作战中的损失。

蒋介石没有作声，过后白崇禧却还是自作主张地将枪支分发了出去。蒋介石当然很不高兴，认为白此举是为了讨好各军，以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同一些国民党元老谈话时，曾说白崇禧“办事越出他的职权范围”。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李白”也不会甘于久居人下。毕竟桃园结义也罢，千里马、伯乐也好，与团体利益一比，分量都轻了。

新桂系反攻的架势已经摆好，蒋介石在徐州反击战后的不利处境，则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集中发难的机会。

这还不是兵变吗？

白崇禧要往老蒋眼里插棒槌，这根棒槌搁不搁得住，就看旁边的何应钦如何反应了。

何应钦时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在所谓的“黄埔系”中，俨然蒋、何并称，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从黄埔时期开始，蒋、何就有了默契合作，可以说是生死之交。尤其在第一次东征的棉湖之役中，当蒋介石的指挥部被包围时，何应钦曾亲自督队冲锋，挽救危局。那一天后来还被蒋介石定为他和何应钦同生死、共患难的纪念日。

在此之前，何应钦对蒋介石一直是言听计从，蒋介石对何应钦也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之感。如今遭到白崇禧的“逼宫”，蒋介石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何应钦身上，他希望何应钦赶紧站起来，即便不扇白崇禧一个漏风掌，起码也得让对方噎到话都说不出来。

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何应钦居然一声不吭，对老上司的求助暗示视若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