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把“死”字顶在头上 （豫湘桂会战、衡阳保卫战）（第7/10页）

其实赵子立在长沙即将陷落时也急于逃出，所以在这种事上，批评指责的人实际占据的仅仅是他们所认为的道德高地而已。倒是七十四军历经百战，又有过常德保卫战那样的血泪经历，对方先觉及第十军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们认为，能够孤军守城达四十七天，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第十军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要追查衡阳陷落的责任，只能归咎于将帅不和，友军配合行动不能一致，以致坐失解衡阳之危的良机。

后来经过很多波折，方先觉从敌营中脱逃出来。时任第四方面军司令的王耀武不避嫌疑，亲自派一名副师长率兵前去迎接，并帮助方先觉转赴重庆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对待方先觉的态度也很可玩味。余程万当年从常德突围，差点被枪毙，但是方先觉却得到蒋介石的慰勉，并授以青天白日勋章。

原因很复杂，其中一条可能是蒋介石认为，违令逃跑和战败投降，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前面一个当斩，后面一个却可以被解释成是不得已情况下的降汉不降曹。二战结束后，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曾投降日军的美军将领温赖特，他说：“军人，战斗到弹尽粮绝，是可以暂时屈服、放下武器的。中国有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所以，应该善待放下武器的军人。”

蒋介石并不是当着老外的面才这么说，他在处理庞炳勋投敌事件上同样如此。在日本投降的第二天，庞炳勋就接到了蒋介石所发出的电令：“马上归队，参加受降行动！”

为了攻克衡阳，日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在见到第十军挑起白旗后，横山勇立即抽出一个大队前去鸡窝山救援已被打得不成人形的第二三四联队。

日俄战争中，日军将领梅泽道治指挥后备部队在本溪湖进行防守，其间他曾向总司令官大山岩请求增援，可是没有得到同意。梅泽不得已，只好拼命堵击。大山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进攻，终于迫使俄军全面撤退，梅泽因此成名，被奉为“花一样的梅泽”。

第二三四联队长户田认为自己在衡阳之战所立的功劳，已经可以和梅泽相提并论，而对原先显得极其绝情的军司令官，他也奉送一顶高帽，称横山勇在考虑是否要对他进行增援时的心情，就和当年大山对待梅泽相仿。

自常德会战起，中方的空军力量就已超过了日军，但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地面部队却都缺乏整体观念和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奉命解围的过程中，他们有的保存实力，有的随意撤退，有的见死不救，有的做做样子，由此导致防守部队孤立无援，精疲力竭，运气好的尚可靠所剩力量组织突围，运气不好的就只能等着被歼灭或战败投降。

在应该受到指责的部队名单中，应该不包括“虎部队”。尽管没能为衡阳解围，但七十四军尤其五十八师的表现和努力仍然得到认可，五十八师师长张灵甫荣膺宝鼎勋章，先前七十四军获得这一荣誉的战将分别是余程万和李天霞。

胃口不小

衡阳失守后，为防止日军沿铁路西进，中国军队在衡阳以西的洪桥一带，构建了湘桂铁路正面防御线。在这一防御线上，施中诚的第七十四军被部署于邵阳（旧称宝庆），所属第五十七师在到达邵阳后，立即择要构筑工事并积极进行整补。

日军第十一军同样对兵员和武器进行了大量补充，但缺额仍然很大，比如第四十师团原有十二门山炮，如今只剩下六门可用。尽管如此，横山勇却并没有暂停作战的打算。他主要是考虑到，中方增援衡阳的各部队仍然保持着战略进攻的态势，实际已对日军形成U形包围圈。如果不及时予以歼灭，这些军队不仅会趁机夺回衡阳，而且还将从湘江两岸切断日军的背后联络线。果真如此，势必对第十一军构成很大威胁。

横山勇决定继续发动洪桥会战，以便包围歼灭聚集在洪桥的中国军队。对他的想法，“中国派遣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理由是衡阳之战令第十一军元气大伤，各部队的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不宜连续作战，而且在后勤部队推进不理想的情况下，前线补给也难以跟上。

日军在长衡会战乃至整个“一号作战”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补给线漫长，必须时时加以巩固。中国军队也发现，日军前线部队每向前推进约一百公里，就必须停留几天，以等待后勤部队送来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