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我土 ——日军记载中的山东八路、鬼子和汉奸（第5/5页）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