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7/13页）

我停止诵读，尝试用自己的话来祷告。我祈求上帝护佑我们的营免受更多伤害。我知道他不会。我祈求他让那些恶习曝光。我知道他不会。最终，我祈求他赐予我们内心的安宁。

继续日课时，我诵读的声音空洞漠然。

那天下午，我遇到罗德里格斯排里的另一名陆战队员，一名准下士。他没有丝毫缓解我的担忧。

“这他妈毫无意义。”他对我说。

这名准下士不是天主教徒，也不需要宗教性的心理辅导。他来找我是因为战斗心理辅导拒绝了他的要求——一张离开伊拉克的机票。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但我做了尝试。

“什么毫无意义？”

“这他妈的整件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穿过一条街，触发炸弹，第二天又穿过同一条街，而他们已经埋好了新的炸弹。就像是，你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都被炸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让我想起博登上尉。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自从六周前他的两个朋友牺牲之后，他一直情绪不稳，时常暴怒。他会握拳猛击墙面，晚上辗转难眠，除非服用四倍最大建议剂量的安眠药。即使睡着了，他也会梦见朋友的死，梦见自己的死，梦见暴力场景，那几乎是创伤后压力症的全部症状——高度紧张、沮丧、气短、心跳过速，以及最强烈的、那种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极端无助感。

“我知道我不会活着离开战场。”他说，“日复一日，我别无选择。他们把我派出去送死。这他妈毫无意义。”

我试着让他谈些积极的事，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以确定他还紧握着某个活下去的理由。任何能让他保持理智的理由。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杀伊拉克人，”他说，“就这个。其他所有事都只是，只是麻木自己，直到最后能做点什么。杀人是唯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只是浪费时间。”

“叛军——你的意思是。”我说。

“他们都是叛军。”他说。他能看出我并不赞同，情绪变得十分激动。“你，”他充满怨恨地说，“想看看这个吗？”

他掏出一台相机，开始翻看照片。当他找到想要的那张时，他把相机屏幕转向我。

我准备好目睹可怕的场景，可相框里只有一个伊拉克儿童，弯腰对着一只盒子。“那孩子正在装炸弹，”他说，“被抓个正着。他一走我们就把炸弹原地引爆了，因为即使是豪珀特上士也不愿和一个孩子过不去。”

“那孩子最多五六岁，”我说，“他不可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那对我有区别么？”他说，“我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张照片是我早些时候拍的。换作现在，我早一枪崩了那小崽子。我真后悔当初没这么做。如果我今天抓住那小崽子，我他妈会把他吊在他父母房子外面的电话线上当练习靶，一根汗毛也不剩下。”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他顿了顿，“可以有很多理由判断某个人是基地分子。他车开得太慢，或者他车开得太快。我不喜欢这个混蛋的模样。”

和他见面后，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和罗德里格斯那次不同。我会尽力而为。

首先我找到他的排长，豪珀特上士。他告诉我，战斗心理诊室已经确诊那名准下士带有“战斗应激反应”。这在军中很普遍，不算是病，也不能作为把陆战队员撤下战场的理由。而且，他说，尽管那名准下士言语激烈，他仍能出色完成任务，因此我无需担心。

我去找博登和军士长谈话，得到相同的答复。我去找费尔中校，他问我是不是心理学专业的。我去战斗心理诊室，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把每一个有战斗应激反应的士兵都送回家，就没人留下来打仗了。“那是对待不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他们说，“拉马迪充斥着不正常事件。”

最后我找到团部的牧师，一位睿智的长老会教士。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不怕得罪人，不如写封电子邮件详述我的忧虑，发给所有责任方，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便有案可稽。

“如果只是个电子邮件，他们多半会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我把邮件发给了中校、博登、豪珀特，甚至还有战斗心理诊室的医生。没人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