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窑中的祈祷[37]（第11/13页）
我从布道中抬起头，望着听众，他们也望着我。
“我们是悠久的受难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可以任由它孤立我们，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孤立是个谎言。想想欧文。想想那个伊拉克父亲和那个美国父亲。想想他们的孩子。不要独自受难。把你的受难献给上帝，尊重你的同胞，也许这个人间地狱会变得稍微能够忍受。”
我感到热血上涌，成功感油然而生，但我布道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陆战队员没有参加圣餐仪式。之后，当我在收拾剩下的圣餐时，我的助理转身对我说：“哇噻，神父。你动真格的了。”
我们的第十五起阵亡来自查理连。尼古拉·莱文。陆战队员们都被激怒了，不仅因为他的死，还因为军士长告诉他们那是莱文自己的错。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我来这里是要保证陆战队员好好活着。”莱文死后不过几天，军士长就在他的战友面前高谈阔论，“事实是，一个陆战队员被抬回来，中弹时没穿防弹衣。原因是天太热了，在观察哨里他不想穿。我必须站出来，说出大家都说不出口的话。”
莱文是颈部中弹，防弹衣也救不了他。但我猜军士长和大多数人一样，都需要给死亡找个原因。每一起死亡都需要一个原因。我在普通人的葬礼上也看到同样无力的神正论逻辑。如果是肺病，死者应该是个烟鬼。如果是心脏病，死者必嗜食红肉。总需要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它多么微弱——来为死亡正名。仿佛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场规则严谨的游戏。宇宙遵从理性，上帝俯瞰众生，每个人皆为他手中棋子，他的手指深深插入世界的每个侧面。
派遣结束时，我们营有超过一百人受伤，共有十六人死亡。乔治·达贾勒是第一个。接着是罗杰·弗朗西斯·福特。约翰尼·安斯沃思。韦恩·华莱士·贝利。埃德加多·拉莫斯。威廉·詹姆斯·休伊特。海沃德·图姆斯。爱德华·维克托·韦茨。弗雷迪·巴卡。塞缪尔·威利斯·斯特迪。舍曼·迪安·雷诺兹。登顿·查希亚·藤田。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让保罗·塞皮翁。尼古拉·莱文。然后是我们当时认为的最后一个，杰弗里·史蒂文·洛平托。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一遍遍默念他们的名字，这是为死者的一种祷告。我们落地、通关。我望着陆战队员们拥抱父母，亲吻妻子或女友，抱起他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告诉家人什么。不知他们能说多少，又有多少无法说出口。
我在国内最主要的任务是准备十六位亡者的追悼会。我苦苦构思令人满意的悼词。但我如何才能表达出那些死亡的涵义？我不知道。最终，我精疲力竭，只得写了一篇不会冒犯任何人的短文，满纸的陈词滥调。事实上，那倒是这种场合的完美演讲。追悼会的焦点不在我。最好是中规中矩，不引人注目。
追悼会后两个月，贾森·彼得斯伤重不治，死亡名单增加到十七人。探望过彼得斯的人都觉得那是件好事。他失去了双手和一条腿。炸弹烧掉了他的眼皮，因此他得戴着护目镜，每几秒钟眼前便会起雾。他的身体裹在一张网里，双侧的肾都已坏死。他无法自己呼吸，而且持续发着高烧。鲜有迹象表明彼得斯对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意识，那些见过他的人一提起这事都愤怒不已。他的家人撤下了全部生命维持系统，请医生给他打上点滴，让他多少带些尊严死去。
随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间，陆续有人死去。一场车祸。一名陆战队员休假时与人斗殴被捅死。
还有犯罪和涉毒的。来自阿尔法连[56]的詹姆斯·卡特与斯坦利·菲利普斯谋杀了卡特的妻子，将她肢解并试图藏尸，但他们挖的洞太小了。另一名陆战队员在吸食大量可卡因后在夜店扣响了他的AR15步枪，重伤了一个女人。可卡因让你感觉刀枪不入，我猜那些过度警觉的老兵一定喜欢这种感觉。然而，他们不会喜欢将面临的后果：被赶出陆战队，失去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的针对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健康服务。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营里五六名陆战队员身上。有此前车之鉴，其他人开始改用尿检无法轻易查出的药物。
艾登·拉索是第一起自杀案例。他是休假时动的手，用的私人手枪。拉索死后，新到任的随军教士布鲁克斯向全营作了预防自杀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声称美国的高自杀率全是罗诉韦德案[57]的结果。很显然，堕胎降低了我们的社会对于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布鲁克斯是众多信仰重生的牧师中的一员，他们来自松散独立的浸礼派教会，而非历史悠久的教会系统。助理告诉我，布鲁克斯讲完后陆战队员们开玩笑说，他们觉得我会在演讲当中给他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