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5/7页）

好像有什么东西别在心里似的，李明强的胸中冒出一阵可怕的呜咽，仿佛快要把胸膛撕裂了。他想哭，他真想哭，真想立刻飞回家去，扑进妈妈的怀里哇哇痛哭，用泪水淹没人世间的虚情假意。

李明强真想留下。爸爸妈妈革命了几十年，落得一身疾病，至今行动不便；哥哥呆傻，生活不能自理。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人们都各自忙各自的了。他们不会种田，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一家三口人，主要靠他每月寄回的五十元钱过日子。爸爸妈妈都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一切为国家着想，不肯向政府提任何条件。而他，“身为人子，当尽其孝”。他想留下，用自己辛苦的劳动换取父母老年的欢乐，给他们寄托，给他们幸福。他们的一生太苦了，中年得子，又赶上十年动乱，他怎忍心再让“老年伤子”的特大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呢！他不想上前线，不想给二老增加精神上的痛苦。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那受过伤的神经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他一想起爸爸，一想起妈妈，一想起哥哥，他就想哭。特别是妈妈，妈妈老爱流泪，妈妈是拌着泪水生活的。他一想起妈妈的眼泪，眼里就充满了泪花。他一想起哥哥，童年聪明勇敢的哥哥，至今未婚，像个木头人一般。他就心痛，就有一种责任感——他要照顾哥哥一生。他一想起爸爸，那个瘦如干柴的老头，脾气倔犟而暴躁，言语中充满了火药味。他身上有战争年代的七处枪伤，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天阴雨雪，难以行走。高兴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生起气来吹胡子瞪眼，摔碟子摔碗。他常和妈妈呕气，有时还……。他不打哥哥，也不骂哥哥。在李明强的记忆里，爸爸从来没有打骂过哥哥。哥哥是为了保护妈妈被人打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爸爸才恨妈妈。爸爸对李明强要求很严，骂得很多，打得也很多，一次还整整罚他跪了一天，搞得他半天不能走路。李明强有点恨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打他骂他，而是因为爸爸打妈妈，在孩子的眼里，妈妈是神圣的。

想到爸爸，想到妈妈，想到哥哥，李明强真恨自己当初不应该当兵，不应该考军校，更不应该考步兵侦察。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爸爸支持、妈妈通过的。现在，刘爷爷去世了，李家的事再也没有人管了。李明强上不上前线，打不打留后报告，也没有人为他拍板了……

李明强捶了捶嗡嗡作响的脑袋，拿起笔与纸。他得备课，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指导员的指示，不，是团课教育，星期六下午是团日，李明强是团支部书记，讲课理所当然是他的事。部队刚刚取消副指导员，当团支部书记的排长真真的难啊。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这句话李明强不知听过多少遍，可他从来没有去给人们长篇大论地讲过。

是不是先讲一下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紧密相联关系？他思忖着。

国家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在国家消亡以前，人们总是要在国家这个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进行生活。国家的利益包含了个人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基础、源泉和根本保证。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同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冯玉祥将军有一首诗写得好：“鸟爱巢，不爱树，树一倒，无处住，看你糊涂不糊涂？人爱家，不爱国，国若破，家无着，看你如何去生活？”

李明强的思绪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到达了静点。他就是这样，在百爪挠心的时候，只要拿起笔与纸，思想很快就能从混乱中收拢回来。

孙中山先生生前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万贯的华侨富翁。一天，他到朋友那里聊天，当深夜返回时，发现自己离家时忘了带夜照（夜间通行证）和夜灯。按照当地法令规定，华人夜出，身边如果没有夜照和夜灯，让巡捕查获，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这位富翁只好花一块钱就近叫了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伴回家，才免遭巡捕的纠缠。孙中山先生感慨地说：“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祖国却很强盛，所以她的国际地位高，行动也就自由。这个中国人虽然很富，但他的祖国却不强盛，所以他连走路也没有自由，地位还不如日本的一个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