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其顿王朝(867—1057 A.D.)（第2/9页）

虽然巴西尔一世与奥古斯都处于不同的时代，仍然可以拿来做比较。希腊的状况不可能让他在很年轻时就起兵来反抗国家，或是放逐国家最高贵的子民。他将自己具有远大抱负的才华掩盖在卑躬屈膝的奴性之下，隐藏自己的野心甚至于德性，用刺客血淋淋的手紧紧抓住帝国的权杖，然后还能像慈父那样用智慧和爱心来进行统治。普通市民会感到他的利益与他的责任发生冲突，但要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讲求幸福而不重视荣誉，或是为了个人的光荣而牺牲公众的福利，只能认为这位君主缺少智慧或是勇气。在长期统治下，巴西尔子孙自然会编辑和出版他的传记和颂词，他们的宝座非常稳定，可以归功于祖先的丰功伟业。

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对他的叙述过于理想，但这位生性软弱的君王除非有真正的典范可以参考，否则要是只依据自己的行为或概念，那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水平。不过，提到巴西尔名实相副的赞誉，就要拿他从放荡的米凯尔三世所夺取的国家，和他遗留给马其顿王朝的国家两者之间的盛衰和兴亡来进行比较。被时间和先例所认可的邪恶被他用熟练的手法加以修正。虽然他无法恢复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但至少能恢复罗马帝国的秩序和尊严。他工作时不知疲倦，能够时刻保持冷静，对当前的状况有充分的理解，做出决定时积极而果断。他在贯彻践行时，遵守非常罕见而有益的中庸之道，要在相对的恶行之间保持相等的距离，以寻求每一种美德。他在军中的服务只限于皇宫之内，也没有具备武士的精神或才能。然而在他的统治之下，罗马军队在与蛮族的征战中再度所向无敌。他用纪律和训练的力量组成一支新兴的军队，立即亲自率领他们前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压制傲慢的萨拉森人，镇压摩尼教徒的叛乱所带来的危险。有一名叫克里索契尔的叛徒长久以来避开军队的追捕，使他感到十分气愤和懊恼，他特别向上帝祈求，希望赐予恩典让其如愿以偿，有机会对叛徒的头颅射上三箭，后来果然得到克里索契尔可憎的脑袋，不过却是因为他被自己人出卖，而非部队的勇敢行为将他捕获。于是他将这头颅吊在一棵树上，皇家的弓箭手三次显露他的本领。用这种卑劣的报复行为来对付死者，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不能完全怪罪巴西尔的性格。

巴西尔的主要成绩在于政府组织的财政和法律，为了重新充实已经枯竭的财源，他计划要取回前任浪费而错误的赠予，并用审慎的做法减少一半的偿还金额，立即获得12万镑以供急需，在厉行节俭措施之前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改进税收的各种计划之中，他制定新模式，征收丁税或贡金完全依靠估值人员独断的裁量权。大臣马上将诚实和称职的税吏列出名单，但经过巴西尔亲自仔细审查以后，发现只有两个人可以被授予这样危险的权力而能够安全无事，但这两个人竟然婉拒他的信任，证明他的顾虑完全正确。

皇帝不辞辛劳地努力工作，在财产和花费以及进账和支出之间建立起很得当的平衡：拨款为国家的各种公职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拟订公开的计划以确保君王的利益和人民的财产；在改革奢侈生活后，他设立了两份世袭的产业，用来供应皇家的饮宴，能够保持应有的排场和丰盛的菜肴；臣民的税捐全部用来加强防务，要是有剩余就用来装修首都和行省。他爱好建筑物，即使花费再多，依然获得人民的赞许并且让人极力为之辩护：可以扶持相关行业，鼓励艺术的创作，达成公众可以赚取工资或获得欢乐的多重目标，同时他建造了道路、供水渠道和医院等实用的建筑。巴西尔下令修建数以百计的教堂，奉献给宗教信仰的时代。

他像法官那样一丝不苟而又公正无私，渴望拯救无辜的平民，对犯法的权贵也毫无畏惧地施加打击，鱼肉人民的官员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对妨碍他施展帝王权力的仇敌，要是给予赦免难免会威胁到他的安全，经过判罪以后就剜去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在孤独和忏悔中度过余生。由于语言和习俗的改变而有必要修正查士丁尼过时的法律体系，卷帙浩繁的《法学初步》《民法汇编》《御法集》和《御法新编》，用希腊语摘要编成40个项目。他的儿子和孙子完成《巴西利克》的编纂，必须参考他们家族的创始者非常高明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