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历史的拐点：决战山海关（第6/10页）

四月初一日，豪格被废为庶人后，他们已经知道吴三桂撤离宁远，多尔衮立即开始着手准备对大明的新一轮进攻。

四月初四日，在盖县温泉疗养院养病的大学士范文程星夜赶回沈阳，并先后上书多尔衮，指出大局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成就大业在此时，贻误良机痛悔莫及也在此时，简捷明快地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大清王公贝勒们指明了方向——

当时，李自成攻取北京的消息尚未传来。范文程便告诉他们：大清虽然是与大明争天下，但以当前形势判断，应该立即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未来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

在政治方略上，范文程建议他们：过去烧杀抢掠、唯金帛子女是图的做法，让人觉得胸无大志，不可能真心归附。必须改变已往的这种做法，严明纪律，秋毫无犯，官仍其职，民安其业，录用贤能，抚恤孤苦，由此，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矣。

在指导思想上，范文程郑重警告他们：自古以来，没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要是只想在东北地区称王称霸就算了，要想拿下中华大地，就非安百姓不可！（《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

当时，几乎所有大清王公大臣还都一片懵懂，没有人能够意识到范文程这些忠告的重要与及时。然而，史家评论说：“多尔衮深纳之。”就是说，他听进去，照着办，征江南之前也基本上做到了。于是，大明帝国就变成了大清朝。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范文程的这个建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而多尔衮的“明达足以听纳正论”，则是他侥天之幸，成其大功的重要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

多尔衮紧急发布军令，命国中“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四月庚辰）

四月七日，举行誓师大会，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军出征，意图取吴三桂撤离后的宁远，然后攻打山海关。

四月九日，大军开出沈阳。满、蒙、汉八旗共计十八万人。

多尔衮倾全国之众，真的是只有区区十八万兵马！

有学者统计，大清朝入主中原四年后，即顺治五年，满、蒙、汉八旗男丁总数为346931人。其中，汉军八旗男丁为262816人，蒙古八旗男丁为28785人，满洲八旗男丁为55330人。（安双城《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二期。转引自高凯军《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汉军八旗人数将近满洲八旗的五倍，是满蒙八旗合在一起的四倍。另有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估计，早在万历年间，大明朝的人口总数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历史幽深处之不可不察，真是令人惊心动魄。

四月十五日卯时，即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本来和朝鲜世子约好一起行猎的多尔衮，见到了吴三桂派来借兵的代表，并且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为了更准确地知道吴三桂借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情节：在此之后，江浙一带抗清的人们也曾经出去借兵，他们真正是去借外国兵——日本兵。不同的是，多尔衮答应出兵，也真出了，虽然是另一种出法；而日本先是答应后来没有出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借兵，和春秋战国时代申包胥七天七夜哭秦庭，借秦兵复楚国大体上应该是一样的，和大唐时代借西北部族之兵平息内乱也基本类似。

吴三桂很煽情，在写给多尔衮的信中“泣血求助”，曰：“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这种摧枯拉朽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吴三桂请求并承诺说：“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合兵以灭流寇，则我朝不仅用财物报答，还将割让土地以为酬谢。”

吴三桂错了。他以为女真人还和以前一样，用割地赔款就可以满足。他不知道，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多尔衮想的根本就是登堂入室，拿下全中国，做天下的主人。

多尔衮当即下令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进军所向，全部改用了为中原人民复君父之仇的名义。同时，以处死相威胁，严申不许扰民，并下令将行军速度提高一倍，兼程赶往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