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形嗜血动物：巨奸魏忠贤来了（第5/6页）

三月，杭州发生兵变；

五月，福州发生兵变；

五月底，谁也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小事，皇帝发起火来，立命魏忠贤出宫，回自己家去闭门思过；

六月初一，认为弹劾魏忠贤时机已经成熟的著名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天启皇帝，列举了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并且提醒皇帝：眼下，魏忠贤的势力已经大到了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只知道魏忠贤，而不知道有皇帝的地步。

按照国家规定，大臣的奏疏必须先由皇帝过目后才分发处理。由于皇帝识字不多，很少亲自批阅奏章，大多由宦官念给他听，于是形成了新的规矩，一切奏疏都由魏忠贤与诸太监商量完毕，再报告皇帝。据历史记载显示，不识字的魏忠贤听手下人读完奏疏后，放声大哭，极为恐惧。

最后，大家商量决定：由客氏守在皇帝身边，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亲自为皇帝朗读杨涟的奏疏。经过避重就轻、删除要害情节与词句的处理后，皇帝听完，一头雾水，基本不知所云。就在皇帝大不以为然，认为杨涟小题大做之际，满腹悲愤的魏忠贤来到皇帝面前，痛哭失声，述说自己的委屈，并请求辞职。于是，皇帝扣发杨涟的奏疏，不许魏忠贤辞职，并亲切勉励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小心当差做事就是了。同时，发布圣旨，斥责杨涟捕风捉影，捞取名声。

当时，帝国政治舞台上，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大臣之间各怀鬼胎，尔虞我诈。极其讲究道德学问，并且在此方面的确相当高超的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在政治才能与动手能力方面却表现低劣。结果，这场得到广泛同情与声援、东林党人对魏忠贤阉党最猛烈的一次进攻，居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天启四年七月份以后，在皇帝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许下，魏忠贤开始由全面防守转入全线进攻。

到这一年的年底，至少在朝堂上，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已经土崩瓦解。从皇宫内到朝堂上，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向魏忠贤发起挑战了。就连曾经做过皇帝的老师且威望相当高的孙承宗也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在此前后，据说只有一位张皇后敢于在任何场合都不买魏忠贤与客氏的账。她力图劝阻皇帝过分宠信魏忠贤的行为，并且有意在皇帝面前阅读《赵高传》。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天启皇帝似乎是一位在女色方面相当疏淡的皇帝，这使皇后的劝谏看不出任何效果。

公元1625年，即天启五年，从正月开始，魏忠贤就向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四月，杨涟等“六君子”被捕，罪名是接受熊廷弼的贿赂，贪赃枉法。天启皇帝朱由校下令严刑追赃。

九月，六人全部被拷打致死。据说死后认尸时，六人已被拷打得完全无法辨认。

杨涟是朱由校的父亲临死时的托孤之臣，在朱由校登基前后立过大功。天启皇帝何以对他下此毒手，人们一般只能归因于魏忠贤的陷害。还有一种说法，干脆认为魏忠贤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伪造圣旨了。

熊廷弼其实与东林党人是敌对的。他的被捕入狱，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自命清高、不识大体、只顾党同伐异，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典型例证。魏忠贤之所以要把他扯进来，据说是因为他刚入狱时，曾经想托人送四万两白银给魏忠贤，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送。而魏忠贤已经听说这回事，却没拿到银子，于是自然恨上了熊廷弼。这次顺手把敌对的双方硬扯到一起去杀掉了。

公元1626年，即天启六年，朱由校下令再兴大狱，将周顺昌、黄尊素等七人逮捕入狱。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冤狱。天启六年岁在丙寅，故史称“丙寅诏狱”。这次被捕的七个人，与前面的“六君子”一样，相当有人望，因此，抓捕行动在他们的家乡激出民变，前往苏州的锦衣卫官员甚至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了两人。最后，这七个人无一幸免，全被迫害致死，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谋杀。

在此期间，朱由校颁布诏书，正式将东林党人定为“奸党”，并大张旗鼓地修撰《三朝要典》，试图对万历晚期以来的各大疑案作出结论，盖棺定论。结果，这些一时间传布全国的堂皇文字，只过了不到两年，随着朱由校的死去，而被推翻，并且长久地成为了后代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