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万历皇帝猛回头：清算张居正（第4/12页）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官员，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五十四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项二百七十三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四十八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话应付差事。

对此，张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评者、大名士王世贞评论说：“张居正执政时，一道政令发布出去，万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经奉行开去，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可见其推行力度与成效之大。

这套无所不在的法网编制起来之后，张居正将其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凡财政、赋税、军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员、清理驿站制度等等涉及全帝国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让他装进这个大篮子里面去了，而且其坚持不懈的劲头，相当令人为之动容。大史学家谈迁说道：“江陵——张居正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其评价颇为积极。

不过，这套考成法还有另外的奥妙之处，它将本来有权监察百官包括监察内阁的科道部门，也一揽子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这与祖宗之制则是背道而驰的。

科道，是对帝国监察部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的习惯称呼。按照帝国制度，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监察纠劾文武百官，也有当然的权力监察、弹劾内阁成员包括首辅。六科制度则创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六年，指的是相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的六科，其官职名称为给事中，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章奏，并有权力稽查、批驳、纠劾六部的错误。六部首长尚书的品级为正二品，六科首长都给事中的品级则只有正七品，给事中的品级还要再低。以小官制约大官，以低级别的六科监察高级别的六部，这是大明帝国的一项创造，也是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因此，给事中品级虽低，权责却特重，其锋芒所向，有时甚至可以将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乃至首辅拉下马来，打翻在地。

如今，考成法一出，监察御史与给事中们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他们本来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在理论上代表了帝国官场的良心与良知，现在，突然一股脑地变成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马仔与爪牙，“一不小心，便会受到叱责，长官随即受命对其进行考成”，其郁闷可想而知。对此，王世贞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御史、给事中们虽然畏惧张居正，然心中大多忿忿不平。”

在理论上讲，科道官员一般是由那些饱读圣贤之书、品行端庄、性情耿介之士充任的。张居正的做法，理所当然会被他们视为对祖宗旧制的破坏和对帝国监察事业的凌辱。终于，对张居正的抨击开始了，炮火并渐趋猛烈。

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飞来一只白色的燕子，内阁也有碧莲花早开。百忙之中的张居正将此作为祥瑞献报皇帝。结果，受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万岁爷年纪小，不要用那些奇异之物开启他的玩乐之心。”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上书斥责张居正，曰：“地方大旱，大家都忧心忡忡，张居正却献什么祥瑞，实在不是大臣应该做的。”弄得张居正好生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