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第5/8页）

然而，以帝国之大，人才之众，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也时常会在近乎不可能时，闪现出一些真正的灵光。

比如，梁章钜的《制艺丛话》中记载：有一个叫赵时春的孩子，时年九岁，八股文作得相当漂亮。我们知道，当时的岁数是以虚岁计算的。这位可能刚满八岁的孩子，在县里应试时，被考官怀疑其背后有枪手。于是，将其揪出，当场出题考之。题为“子曰”，令其破题。孩子应声答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句借苏轼，暗含“子曰”之意，一时举座皆惊。考官当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赵时春”为题，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为了夸饰其能，将这孩子的岁数缩小了，其破题之巧，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这个故事，也曾经被人用到了张居正的身上。因此，无从探究其真实程度，且探究起来的意义有多大，也是疑问。

张居正作八股文时，题目出自《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天看来，这根本就是废话，当时确是圣贤之言。张居正的破题是：“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于理财的人，懂得真谛，自然会富裕有余。后来，张居正的确用他的治国实践，准确证实了此破题不虚。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流传着大量关于朱元璋联诗作对子的故事，可见不是无根传言。帝国风气应是其来有自。

还有一则记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相当贴切地表明了帝国士大夫的心态——

刘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就是弘治皇帝临死时，拉着手拜托他照顾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专治程朱理学，后官居首辅，主持国家大政。其人在历史上官声还算不错。他曾经多次对李白杜甫等表达了坚定的不屑：“现在的后生晚辈实在可笑，当了进士，就去学着作诗。有什么用？就像李杜者流，不过是两个醉汉。放着许多好人不学，偏要去学醉汉。”

帝国读书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说，可以部分地证实了从明朝开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如何急遽萎缩的状况。若与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结合，也可以部分地说明，到宋元时期仍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经济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国时期开始退化的。

从这些做法上判断，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种近乎偏执狂般的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国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执作为，其最终，必定导向灾难性的后果。揆诸世界历史，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或许令当时的读书人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里，学习与考试的范围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诸四书五经。

帝国规定，考试时，严格禁止触及现实，亦严格禁止触及政治。这些规定，可不是说说而已。违反了这一禁条，不仅仅是落榜了事，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张居正中试前后，发生了两次诛杀大臣的事件，都与此有关。

一次是在张居正中试的三年前，皇帝将山东乡试的主持人叶经逮捕下狱。

原因是，皇帝阅览山东呈进的乡试试题时，发现第五条防边一问中有“北方侵略者入侵，防御应对失策，封官受赏的人太多太滥，四处征物敛财，财尽民穷”等语。皇帝大怒，认为这是在影射挖苦朝廷。加上重要的朝臣如严嵩等，也认为此为诽谤讽刺皇帝之意，于是下令将叶经杖八十。

结果，这位弹劾过严嵩、相当于今天国家监察部司局级干部的御史大夫，被当场打死在宫殿门外的广场上。

一般来说，杖三十到五十，就足可以致人于死地了。要想打死一个人，八十棍已经绰绰有余。

在这种被命名为廷杖的刑罚里，有高深的学问。据说，那些行刑的武士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训练时，他们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合格的标准是：砖头已经被打成粉末，外面的宣纸还需完好如初。以此功力，他们可以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几棍子就置受刑者于死地。同样，他们也可以在运棍如风、血肉横飞之中，使人表面体无完肤，实则只是皮肉之苦，将息几日，便痊愈如初。

如此高超的技艺，显然不会仅仅为打人而苦苦练就。其奥妙之处在于，他们与负责监刑的太监们心有灵犀，是催命棍还是留命棍，端在此默契之中。据说，这种默契表现在太监摆出的脚形上，脚尖向里的内八字和脚尖外撇的外八字，其张合的角度大小，均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其间，太监自己的好恶尚在其次，关键是包含了太监对皇帝心意的揣度，还有在此人身上是否能够得到好处，乃至好处大小的丰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