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决“三农”问题 朱元璋的规矩有点多（第5/11页）

有一件常被人们引用的故事，说明了这皇帝当得有多烦——

有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原因是天降灾异，他诏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给他提意见。有一位文臣上的折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小时左右，还不知这位文臣想说什么。命人一数字数，已是一万六千三百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将此文臣急急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次日夜里，他又想起这个折子，便命人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之后，此人要说的五件大事才渐露端倪。据说，这五件事有四件都颇有见地，共用了五百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名言：“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据说，第二天早朝，他还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的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作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相当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的政策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是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北平布政使司——后来永乐皇帝将帝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辖地区改为北直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其所辖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系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五匹绢的费用。我们需要知道，在当时，这五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