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岳飞必须死（第12/24页）

二十五年后，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退位为太上皇，新皇帝宋孝宗准备重用张浚。赵构不以为然地对宋孝宗说：“别相信张浚的虚名，将来他肯定会误你大事。他专门喜欢拿国家的名器财物做人情。”宋孝宗谈到重用张浚是为了恢复大计，赵构使用了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实则很认真地说：“小哥，等我老人家百年以后，你再来谈论这个事情吧。”

淮西之变对宋高宗赵构的影响十分明显。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认真地反省过自己，但从此他坚定地开始了对武将的防范、猜疑与裁抑，则确实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我们或许更应该把淮西之变看成是一个意义重大而深远的转折点：

转折点之前，尽管有许多三反四复，毕竟赵构还是从临安，也就是杭州来到建康，带有御驾亲征的含义，表明了北望中原、收复失地的锐意进取。

转折点之后，几个月内，绍兴八年二月，赵构就相当决绝地离开建康，将“行在”，也就是临时首都放回到临安，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建康。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或者象征，此后发生的一切，揭示了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南宋政权已经相当稳固，赵构从此将彻底放弃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他很清醒很明白，既不糊涂也不庸懦，他宁愿偏安于东南一隅，也不愿意再冒武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拥兵自重的风险了。因此，才能解释为什么绍兴八年以后，赵构放弃金国内乱和岳飞屡屡重创金兵精锐、打到开封边上等等机会，一心一意地只做两件事：裁抑武将与屈己求和。

赵构与他的祖先赵匡胤的确很不一样：赵匡胤有大智慧，很少耍小聪明；在冲锋陷阵中形成了威望、自信与才干，对再能干的文臣武将基本能够收发如意、摆布自如；或者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大军阀，具有超人的军事才干，因此并不惧怕那些小军阀，不怕他们功高盖主。赵构则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皇家正宗子孙的血脉登上的皇位，意志与毅力都相当脆弱，远远说不上强悍；特别是由于缺少军事才干，没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厮杀的经验与阅历，没有由此建立起来的威望与自信，于是，在内心深处，对军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充满恐惧。这样一个二流角色，能够维持住南宋偏安的局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的人品、才干、意志力等等，实在都不足以谈论中兴与恢复大业。由此，我们知道，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帝王本人的素质对这个国家前途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或许有人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社会里，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力的那一根杠杆。

淮西兵变之前几年，在一次讨论中兴大计时，赵构曾经雄心勃勃地对大臣说：“大家都认为不适宜再给诸大将增兵，我看不尽然。汉高祖打天下时，诸将带兵多达十几万，高祖并没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

赵构非常清楚兵合则强、兵分则弱的道理。这应该是他准备合兵几路归岳飞指挥的原始动机。

在汉高祖刘邦与韩信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韩信对刘邦的评价是：不善将兵，却善将将，这是高祖成功的关键。遂成为千古定论。在赵构的上述表示中，他很有可能也是以汉高祖刘邦的“善将将”来定位自己的。可惜，他不是刘邦。“淮西兵变”可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否善将兵还是个未知数，大约永远不会有机会证实了；而自己并不善将将，则是已经可以肯定的了。这是他彻底改弦易辙的唯一解释。

淮西兵变后几个月，赵构心思大变。绍兴八年二月，岳飞上奏，希望能够给他的部队增加一些兵马。原因是他所负责的长江中上游地区面积实在过于广阔，一旦发生紧急状态，现有兵力很难照顾得过来。

赵构看过奏章后，对左右说：驻防面积过大，宁愿削减地方，也不可增兵。现在诸将这么难分合，已经够头痛的了。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自古所戒。现在虽然还没那么严重，但与其增加大将的实力，还不如另外增加几支部队，缓急之际，分合之间，倒更容易调度指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