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9页）

11日涿州虽曾一度被晋军所占领，但当晚即被击退。

张学良、韩麟春于10月11日由保定发出告捷电：

“此次阎锡山毁信灭义，擅启戎端，乘我不备，潜师进袭。在我本无一战之心，宁辞三舍之避。乃阎氏一再进兵，忍无可忍，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起与周旋。而军队散居各地，集中需时。昼夜兼程，师行二百余里。因彼进攻，诱其深入，我军士气风发，需知与我对垒者为晋军第二军杨爱源，第三军徐永昌，第四军傅存怀，第六军丰玉玺。第十军李维新各全部，当经我军迎头进击，复派二十九军戢翼翘，骑兵集团张树森部，衔枚急进，业先后占领定县、石家庄、包围侧翼，断其归路。敌军前线溃退，不复成军。是役毙敌确数计旅长二员，团长六员，营长以下七十余员，士兵约近万人，生俘官兵约数千人，步枪数千支，大炮数十尊，机关枪数十架，其他辎重无数。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晋民何辜，肝脑涂地。是阎氏一手之误，因利投机，阴行诡道，天夺其魄，自取败亡。足使背弃信义反复之徒，垂为炯戒。我大元帅诚心公道，天日为昭。威德广被，故能将士用命，迅奏肤功。学良、麟春何德何能，适逢运会，根求源本，士气激昂，一鼓歼敌者功什之一，天心佑顺，百验不爽者，功什之九也。现在分饬诸军，乘胜进击，分别缴械中。详情续达，先露布以闻。张学良、韩麟春。真未。”

当时在北方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晋军战略上欠斟酌，分析当时形势甚有见地，特抄如下：

“一般人观察，晋当京汉主守，而京绥主攻，如占南口京师震动。奉军即在京汉获胜，亦当回顾后方根本。乃晋军不知如此，两路均采主攻，该军平日训练，又系守重于攻，今突取攻势，已嫌教育不够，而配置不合，亦为失着。盖京汉路晋军有六万，京绥路则只出有三支队。奉军退出张家口后两日，晋军方进，似终无急进模样。此路奉军原本最少，晋不以主力进取，诚奉方之幸事也。复次晋军有一大病，即兵力太分。奉军专守，力易团结，晋方两路同攻，此处置一旅，彼处进一团，奉军则预置防军，来则击之，凡此皆晋军战略错误，致不能收速战之利。晋更有一失算之事，即认为奉军三四方面之军，已不堪一战，故以重兵压迫京汉路，又希冀冯军可以加入。不知迂回计划成功仍出于三四方面之部队，而冯军来援者，又复不能踊跃，终致失败，可见用兵料敌之不易矣。不过奉军虽胜，但据干部人云，此次战争，奉系被动，晋主力既已损失不小，自难再战，奉方则始终认冯为敌，愿与阎友。阎此刻即罢战言和，奉不愿穷兵攻晋，诚以阎在山西，究有治绩，奉实无利其土地之意。且易一人去，亦未必便比阎好。不过阎受包围，恐已欲罢不能，奉亦只有相与周旋耳。”

自奉军在京汉路正面告捷后，奉军就控制了保定以南，可是当张学良报捷电发出后，京汉后路突起变化，距北京城百余里的涿州，于10月11日下午发现晋军三团将城占领，京保交通遂告中断，奉军卅军军长于芷山赶往指挥，12日将晋军击退，可是奉军甫撤，晋军又来，涿州二次陷落。15日张学良亲率劲旅会同于芷山等包围涿城，邹作华亦派炮兵轰击，结果又将涿州车站夺回，晋军仍据城坚守。26日张学良到松林店视察防务，随即下令于27日早发动第三次攻击，战况虽然剧烈，但奉军毫无所获，30日奉军第四次攻击，以张学良合卫队旅为中坚，万福麟亲自到前线督战，双方激烈战斗一日夜，涿州城虽然两度轰开，但卒未攻克。

晋军守涿州的是傅作义，这一战使傅作义大露头角。而涿州的攻防战也取代了京汉、京绥两线的重要性而成为奉、晋两军的主战场。观察家认为涿州若果为孤城，则守者无益，攻者亦可不必亟亟，于军事上自无重要意义，但两旬以来奉军总攻达四次之多，城失而复，高潮迭起。奉军除利用重炮作掩护而外，并预备泥沙五万袋，木杆数千条作步兵爬城之用。但涿城守军在城脚挖掘深穴，同时准备大量满盛沙土的麻袋，城垣遇炮轰开缺口时，沙袋立即堵塞，当奉军逼近城墙，守军机关枪及手榴弹同时齐发，因此进攻的奉军所受损失比起守城的晋军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