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第5/6页）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1月9日发出佳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迫交通总长叶恭绰于10日通电说明原委，电云：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电促全国国民筹款赎路。1月17日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使赎路风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因此梁士诒乃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梁觉得徐一点不肯支持梁阁自然颇有牢骚，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