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第2/4页）

护国讨袁时，蔡锷在军中备极辛劳，染患喉疾。5年6月28日蔡由永宁启程，29日抵大洲驿，7月1日抵泸州，这时蔡的喉疾非常严重，已至不能讲话的地步，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服药无效，又加上肺叶肿痛，滴水难入，体温高达39度，夜不能寐。蔡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虽然病魔困扰他，可是他觉得军队的欠薪，四川的善后都是极伤脑筋的事，非他本人处理不可。因此，他力疾从公，抱病任事，要求北京政府支付护国军的欠饷欠款200万元。

7月4日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第二天，法国医生检视结果，认为喉病延误过久，声带已狭，病况严重，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

蔡的可贵处在于：虽以身为天下先，却功成不居，自始迄终坚定这个主张。袁世凯死后，蔡功业盖世，名满天下，然而他不汲汲于名位权利，从下面两则电报，可看到蔡的抱负人格：

7月17日蔡电唐继尧：

“滇、黔此次起义，悉索敝赋以赴国难，虽达拯渊救焚之志，已陷额烂头焦之势，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在政府及一般人士，浴共和之恩波，饮水思源，对于首义之军，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以愚意计之，滇、黔善后尚不甚难，需款亦不甚巨，政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所最宜注意者，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公私两济。……”

7月19日复唐继尧电：

“洽电敬悉，奖饰溢量，感愧奚似。窃意锷前者之出，秉诸良知，今兹之退亦然……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而锷处地位，纯系带兵官，战事既了，即可奉身而退，斯亦各国所同然。务望蔩公为大局计，为友谊计，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俾锷得以克日东渡。……”

蔡锷对于“治蜀”并不是没有抱负，只因为他想以功成身退，不争权利为天下倡，所以薄川督而不为。在他给他的老友丁怀瑾函中，曾就“治蜀”一事表示如下的意见：

“蜀虽可为，但民情浇薄，绝不适于从军。若专用外军，屏绝土著，则主客之势互不相容，终成水火矣。弟尝与兄论治蜀非假以十年时光不可，其始也临以雷霆万钧之力，芟夷斩伐，不稍姑息，乱根既尽，民气渐苏，乃嘘以阳和之气，培植而长养之，殊盛业也。”

7月21日蔡率幕僚数人，轻车简从，首途赴成都，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他分别回电辞谢。8月1日蔡锷入成都，抱病就任四川督军，成都人民额手称庆。这时的成都，因为兵连祸结，人心浮动，物价飞涨，币制不稳，蔡接事后，物价立即回跌，钞票价值上涨。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愿任顾问。8月3日蔡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尹昌衡为政务厅长。蔡锷抵达成都后，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乃于8月5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电云：

“川为繁剧区域，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况锷于起义之初，曾声言于朋辈，一俟大局略定，即当幡然引退，以从事实业；今如食言，神明内疚，殊难自安。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立予任命，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

8月7日黎元洪准予辞职。8月9日由蒋方震（百里）陪同，启程离川。动身之前特为文告别四川父老。文云：

“锷履蜀士凡七阅月矣。曩者驰驱戎马，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而又深情笃挚，通悃款于交绥之后，动讴歌于受命之余，人孰无情，厚我如斯，锷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舁舆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视事浃旬，百政棼如，环顾衙斋，森肃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甚矣其惫，继此以往，不引疾则卧治耳。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弊，方将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顾隐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堕坏于冥冥，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去固负蜀，留且误蜀，与其误也宁负。倘以邦人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亦安其不可？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