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千古一帝（第4/5页）

所以，天下一统的大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当最终兼并所有诸侯国统一天下的一国取得完全胜利之后，它仍然面临着施行封土建国的封建制还是郡县制两种选择。封土建国最终必然导致霸主争霸、诸侯兼并，兼并成功者如果想避免周朝的悲剧，只能选择一种新的可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所以，施行郡县制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

王夫之认为废除封建而实行郡县还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减少百姓负担，二是可以实行选举。封建制下的官员是世袭制，贵以承贵，贱以承贱。

只有废除了世袭的封建制，才有可能施行科举制，才能使平民百姓有可能进入官员队伍。再者，封建制下官员是世袭的，子子孙孙都是官员的继承人。

所以，封建制下的继承人大大多于郡县制下任命的官员。官员数量多，百姓的负担自然加重。

清初学者顾炎武作有《郡县论》九篇，首篇就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顾炎武提出了两点：一是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二是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可见，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必然的是一批学者的共识。

顾炎武进一步研究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弊端，得出了“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结论。

在中国两千多年有关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讨论中，以顾炎武的思考为最深。

顾炎武之所以能够看出封建制与郡县制二者各自的弊端，是因为他生活在明清两代极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下。因此，他更能看出作为皇权专制政治基础的郡县制的缺失。

清代另一学者袁枚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劣。

不过，袁枚的立论和其他学者大不相同。袁枚认为，封建制的社会环境宽松，所以才会有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学说的诞生。如果在郡县制下，思想高度统一，就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再书封建论后》）

袁枚还认为，实行封建制，如果天子无道，天下诸侯多着呢，百姓在“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商汤就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商纣王建立周朝。袁枚认为，封建制是多元政治，郡县制是皇帝专权，行封建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县则易造成君权至上。

封建制的缺点在于封国势力强大之后，各自争霸争强，不服从中央政府。

郡县制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封建制下“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县制之下郡守县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届到任之后不久就会迁转，由于迁转的次数过于频繁，因此很难洞察各地的民情（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所到之处，卒难洞悉风土人情于旦夕）。等到这些官员熟悉了当地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之时，已经一届到任，所以，各地官员都把自己管辖的地方看做是中转的驿站，把属地的百姓看做是路人（以故视其地若邮舍，驭其民若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袁枚提出这一说法主要是希望能够施行分权，以削弱皇帝的专权，但是他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封建制下的不法诸侯王。他们不是数年一迁转，如果他们专横残暴又不能及时调迁，该诸侯四十六千古一帝国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难才能有出头之日。所以，郡县制的官员任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封建制下的终身制同样有诸多弊病。袁枚之说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良策。

因为人类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弊端，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之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