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不战而降（第4/5页）

长平之战爆发之时，在齐国执掌大权的是君王后。君王后对秦国采取的策略是“事秦谨，与诸侯信”。但是，君王后“事秦谨”是真，“与诸侯信”则假。因为君王后历经秦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代秦国国君，这正是秦国逐渐称雄天下之时，秦国不断地对六国发动兼并战争。如果君王后“事秦谨”，那么就不可能对其他诸侯“信”。“与诸侯信”必然会激怒秦，怎么再“事秦谨”？因为这二者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在这对矛盾之间，君王后选择的只能是“事秦谨”。长平之战齐国拒绝向赵国提供粮食即是明证。

齐王建毫无治国能力，齐国的整个大权都掌握在相国后胜的手中。后胜非常贪婪，秦国对此了如指掌，便对贪婪的后胜重金行贿。秦国行贿不计成本，不仅对后胜大肆行贿，而且对后胜的门客也大肆行贿。接受了秦国大量金钱的后胜和他的门客们，都劝齐王建不要与秦国开战，不要帮助其他五国（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齐王建整天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毫无建树和主见。

在投降派的极力怂恿下，齐王建甚至想去朝见秦王。这件事被一位雍门司马知道了，他问齐王建，大家拥立你当齐王，是为了国家社稷呢，还是仅仅为了立王呢？齐王建听后回答，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这位官员继续发问，既然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什么大王要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秦国呢？齐主建听了这句话，立即调转车头返回齐国（齐王将入朝，雍门司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邪，为王邪王？曰：为社稷。司马曰：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齐王还车而反）。

齐主建虽然在臣子的劝说下未去秦国朝拜秦王，但是，他的国策并没有变，仍然是明哲保身，事奉秦国。即墨大夫听说齐王建听从了雍门司马的劝告，以为国策发生了变化，非常兴奋，立即求见齐王建。他对齐王建说，齐地有数千里之广，雄兵数十万之多，韩、赵、魏虽然已经灭亡，但是，不愿亡国的三晋大夫还有数百人聚集在齐地，如果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就可以收复韩、赵、魏三国的故地。楚国虽然亡国，但是，不愿亡国的楚国大夫聚集在齐地的也有数百人，假如大王给他们十万军队，他们也可以收复楚地。如果韩、赵、魏、楚各国纷纷复国，齐国的势力立即可以强大起来，我们齐国就可以灭了秦国。

即墨大夫的话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是一位齐国官员在秦兵压境的情况下不愿亡国的义举。当然，齐王建根本不会听从即墨大夫的这番话。

从君王后开始，齐国一直奉行“事秦谨”的国策。“事秦谨”说白了就是不和秦国对抗。比如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向齐国求助，齐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么，君王后与齐王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国策呢？

首先是不愿得罪秦国。与齐国“事秦谨”国策相匹配的是秦国的“远交近攻”。范雎入秦之后，秦国开始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齐国和秦国并不搭界，自然成为秦国“远交”之国。“远交”的好处是不受秦国攻击，但是，“远交”的代价是三晋受到的“近攻”。当三晋在秦国的连年蚕食下苦苦挣扎之时，齐国倒是相安无事。但是，表面上的安宁实际上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三晋灭亡之后，这个代价立刻就显露出来。秦国的“远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让齐国不要援助三晋，让秦国放手削弱并灭亡三晋，但是，到三晋真正灭亡之日，齐国末日也就来临了。

其次是秦国的金钱战略。齐国“事秦谨”的国策能够执行数十年之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的金钱战略。秦国用重金收买权臣后胜和他的门客，这些拿了好处的蛀虫当然主张“事秦谨”。这样，秦国贿赂了齐国权臣，误导了齐王建。秦国用于贿赂的这点金钱和得到一个偌大的齐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钱却让后胜及其同党出卖了齐国。

再次是五国伐齐的误导。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赵国是参与国之一，齐国对此耿耿于怀，而且汲取了教训。五国既然可以联手灭齐，齐国凭什么还管三晋之事？齐王建不懂得，五国伐齐之后，齐国尽管复国，但是实力已大不如前。此时只有赵国以一国之力在抵抗秦国的东进，如果赵国再惨败于秦，秦国就无人可挡了。并非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有人向齐王建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齐王建为什么还不救赵呢？只能说明齐王建和执政的君王后完全不懂大局。长平之战由手赵国指挥失误，加之军粮严重不足，最终四十五万大军全军覆灭。从此，齐国再也不能安享赵国抗秦所带来的短暂安宁与和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