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5/15页）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

但咸丰皇帝拒绝了奕等人的请求，他还批评胜保作为军事将领，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洋人作战，而不是与洋人讲和。无论是肃顺还是咸丰皇帝，都用拒绝回京城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认可奕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只要不回去，奕就要承担卖国求和的指责。

随后奕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