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案冲击下袁之攻守策略（第4/5页）

5月3日，总统府秘书厅又致函内务总长，令其对报馆言论厉行检查，禁止各处报纸借端造谣，刊登不法言论，攻击政府。函云：

径启者。本厅接阅路透电，载译上海工部局取缔报馆告示，称近来各报多用论说插画关于政府、国家各事，作不规则言论，攻击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损人名誉、捏词诬陷之处，无所不为。此种牵动，率至摇惑人心，扰乱秩序，用特示知报馆各项人等，胆敢发刊此等不法言论插画，查明之后，即行拘拿收禁，听候罚办等语。查取缔报馆为内政之一，现在京内外各地报纸藉端造谣，攻击政府，甚或鼓吹内乱，昌言无忌，其言论自由已逾法律制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惩，难免〈不〉滋生事端，贻害大局。上海工部局于租界地面已能出示禁止，内国警察权所及区域，尤应励行检查，俾守范围。特此函请贵部通令全国各民政长及各警察官厅，遇有前项情事，□□□□，倘一再故违，即行拘究，按律罚办，已□内政，而销乱萌。此致内务总长。[130]

5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呈文内务部，提出拟由警察厅函知各报馆，嗣后除“关于营业之传单暨议院纪事录，无论何项号外或传单，均应送厅检查。其事机紧迫、不及送厅者，则就近送该管区警察署检查。检查许可后，立时加盖‘检’字戳记发还，方可刊布。倘不送检查，遽尔发布者，其号外、传单一律没收，并将发行人依律办理”。[131]

很明显，严格的检查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报纸，政府方面报纸或支持政府的报纸并不需要遵守。《民权报》曾揭露当时袁世凯方面对报刊言论的操纵与压制情形道：

近日所发见之事实，为袁氏欲打消有力之言论者，其手段约有二种：其一利用袁党之报纸，使淆乱是非。如北京《国报》《国维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等，捏造新闻为某某造反、某省独立、南方某乱是。其二摧折非袁党之报纸，使不敢直笔。如取缔《国风日报》《国光新闻》《中国报》，宪兵干涉《民主报》，杨以德之控告《新春秋》，及扣留报馆访电等是。其所以行此二种手段之意，前者为抵制，期以私党之造谣，淆乱天下之耳目，而转使杀人卖国之确据，亦扯入流言中，而使人不信。后者为压抑，期以专制手段，钳制人民之言论，使不敢言，而其罪乃可为无形之消灭。此皆袁世凯之狡计也，而语其究竟，则既缄人民之口，而复以其机关报之造谣，播传于世，藉以发为乱命，肆为罗织，以期明杀民党，大杀人民，以逞凶暴之焰。此又袁世凯之毒计也。而民权民命，危机一发，哀哀众生，万劫不复矣。[132]

对于攻击袁世凯及其政府的书籍，袁世凯也设法查禁，如人物品评社所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即因攻击袁世凯而被查禁。[13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方面还自造了不少文字，在各报反复刊登，对国民党进行攻击，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如《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某军官之谈话》《解剖孙逸仙》等，都是袁世凯方面自造的。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毫不客气地指出：“近来人心险恶……乙罪发现，往往媒孽甲短，以图钳制转移。此种恶风，不得不惟我公是赖。”[134]

其中，《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借“国民党员某君”口吻，攻击国民党。开头有段引言，以报馆口吻写道：“顷见国民党员某君著有谈话一篇，历言国民党之失败与夫南方全体商民对于国民党之疾首痛心，可见国民党在南方已无立足之地。循是不变，国民党殆无生存之望。从此以后该党或至于消灭，未可知也。此在国民党固属至可悲戚，即在非国民党亦当为洒一掬同情之泪。特觅得原稿，介绍于一般留心时事者，俾从事政党者知倒行逆施之无异自杀，庶几有所取镜，而政治或有上轨道之希望焉。”文中攻击“国民党人利用宋案涉及政治问题，近且与大借款事并为一谈，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蓄意推翻民国之心，路人皆知”，各国人士“吐弃蔑视”，南方商民“切齿痛心”，“每日攒眉蹙额，痛詈国民党之破坏大局”，又骂国民党“实在可恶”，“简直不是人”，称国民党之政策为“自杀政策”。[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