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第11/19页）

[135]《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大公报》1913年2月20日，第3张第5页；《铁路欢迎国会议员入京特别广告》，《大公报》1913年4月15日，第2张第8页；《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大公报》1913年2月23日，第2张第7页；《正太、汴洛两路加入欢迎国会议员广告》，《大公报》1913年4月10日，第2张第8页。

[136]《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22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137]《铁证·第十二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12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138]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第485—486页。

[139]《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6页。

[140]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夔丞函共有八项内容，其中前四项为：“一、来函已面呈总理、总统阅过。一、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缉长之公事不计），因智老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一、近日国民党有人投诚到中央，说自愿取销欢迎国会团云云（云是原发起人），大约亦是谋利（不由我辈，另是一路），于所图略加松劲，然亦无妨。一、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国会正成立之时，不宜太早太迟），为数不可过卅万，因不怕紧只怕穷也（借款不成）。”[《第三十五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3年2月22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7—28页]陈旭麓、何泽福所著《宋教仁》竟然随意删改、拼接，将以上内容改为：“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老（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指程克）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过三十万。”如此删改，不仅断章取义，大大扭曲了原意，而且出现将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误为内务部参事程克的低级错误。更令人吃惊的是，著者竟将此函写作日期由2月22日改为3月11日，并在引用该函后，接着写道：“两天之后，洪述祖再次致电应桂馨，答应他‘燬宋酬勋位’，并要他‘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十四日，应桂馨又电洪述祖：‘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第97—98页）这样“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就被曲解为“杀宋取款”，袁世凯、赵秉钧也就成了确凿无疑的幕后主使。

[141]《第三十六件 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二纸附一纸》（1913年3月6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28—29页。

[142]《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3月6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4页。

[143]《铁证·第四十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3月6日），《中华民报》1913年4月27日，第12页。

[144]《驻守大理院巡官呈报洪述祖案判决书》（1919年3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5]《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46]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谓“‘激烈之举’即人身消灭”，完全错解了该函意思。见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第567页。

[147]《京师高等审判厅刑事判决》（七年控字第二二四号，1918年12月2日），王建中：《洪宪惨史》，京兆商会联合会，1925，第83页。

[148]《在旅港广东三水商工务局欢迎茶话会上的演说》（1913年2月28日），陈奋主编《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221页。

[149]《政府统一政策之进行》，《顺天时报》1913年3月5日，第7页。

[150]《驻守高等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51]《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