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洪决意杀宋深层原因（第2/3页）

洪述祖诡辩其所作所为仅是为了“毁宋名誉”，但如前所述，宋教仁为其造意杀害，毫无疑义。洪述祖的通电，让我们联想到2月底3月初袁世凯借与“某政客”谈话向外界公开表达的内政、外交主张。其中内政方面，袁世凯首先对“每举一事，党界攻击不留余地”不以为然，表示“吾既受同胞之托，自当尽心办事，不辞劳怨，宁牺牲名誉，不能听少数人之主张而沮吾气”，接着说：

目下内政方面，尚须以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各处内乱，多由少数人嚣张所致。中下之流以谣言为是非者多，中上人物为大局计，须以稳重态度对待之。遇有谣传是非，若先自惊惶，随声附和，即有少数土匪乘之窃发。但国法具在，不难剿定。军警严遵命令，保卫秩序，报章辨别是非，黑白自分。一俟国会召集，若选举余为正式总统，余必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督率文武百官，抱定不移宗旨，按照法律，实心办事……三十年后，何患不臻富强，安有再如今日之穷困乎？此则吾之志也。[291]

正是在袁世凯发表以上谈话后几天内，洪述祖产生了杀宋念头，而从洪述祖5月3日通电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迎合。袁强调“维持现状为第一要著”，洪即攻击国民党“扰乱大局”；袁坚持其一贯的“人才内阁”主张，要组织“有才有识之内阁”，洪即坚决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后者为“植党营私”，“党同异伐”，“一室操戈，是共争也，非共和也，是党派专制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民党人并不认为像洪述祖、应夔丞这样的人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以此来论证洪、应没有动机和理由杀宋，真正欲杀宋者是洪、应背后的主使之人，也就是受到宋教仁政党内阁主张威胁的袁、赵。因此，当赵秉钧于“勘电”中认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之演说”时，徐血儿批驳道：

宋在宁之演说，即演说责任内阁及平民政治之精神并攻击政府之失政者也，此种演说，光明磊落，为政党首领所应有。赵何以即知杀机即起于此？且此种演说，纯为政治上问题，于洪述祖、应夔丞有何关系？更何足引起洪、应暗杀宋先生之动机？以此相质，则暗杀之动机既起于是，洪、应二人决非主谋可知。[292]

“捄炎”也指出：

宋在宁演说，系发表责任内阁及平民政治主义，试问此等主义，与应何涉？与洪又何涉？其直接有私人利害关系者，非赵而谁？非袁而谁？且赵既不与洪、应同谋，何以能指定其杀机之所由起，岂非自露马脚耶？[293]

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大错特错，暴露出部分国民党人对当时中国政治现实在认知上存在严重缺陷。须知像洪述祖这样的前清官吏，实际上是袁世凯统治的重要政治基础，与袁世凯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袁世凯失势，即意味着他们也将失去所获得的一切。对于和袁世凯有着特殊关系的洪述祖来说，这种切身的利害应当感受更深。因此，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可能不对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做出反应。事实上，从宋案证据中所反映的洪、应二人收买《民强报》，鼓吹总统制宪法，收买议员，操弄宪法起草，[294]以及抛出“匿名氏”驳词与“救国团”通电攻击宋教仁及国民党等，无不反映出他们与宋教仁政治主张不同，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深度关切。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维护袁世凯统治的现状，从而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宋教仁所宣传的“政党内阁”主张感到担忧，担心其排除袁世凯的势力而“垄断政界”，担心其改变现状而“扰乱大局”。结合洪述祖在辛亥鼎革之际率先草拟清帝“退位诏稿”，为袁世凯获得统治权出谋划策，并以“革命元勋”和“共和功臣”自居这一情形，就更加可以明白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何以会触动洪述祖的神经。而这，便是洪述祖要以阴谋手段构陷“孙黄宋”，构陷不成又转而“燬宋”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洪述祖之所以要杀宋，原因甚为复杂，既有迎合袁世凯对付国民党人的心理，并借机谋取个人利益的一面，又与其担心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打破袁世凯统治现状，从而使自己失去这个强大靠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洪述祖杀宋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和维护以袁世凯为首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他又披了一件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这样就出现了民初历史上极为吊诡的一幕：一个自称“革命元勋”“手创共和”的人，杀害了另一位真正的革命元勋、共和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