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3/4页）

反抗意志最为坚决的阁门舍人吴革，则与监察御史张所、太学生朱梦说等人密谋了武装起事。他们打算秘密联络军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汴京四壁，诛杀王时雍，进而挥兵直捣青城及刘家寺，夺回徽钦二帝。可惜由于在准备过程中风声走漏，预定计划未能实现。吴革于紧急间孤注一掷，带领仓促召集起来的三百人马去攻皇城，终因兵力过于单薄，在金水河西被伏兵于此的范琼全数斩杀。

张邦昌可要比王时雍老谋深算得多。他懂得，人心可以被收买，但很难被压服，而且是越压越不服。在那所谓“一致拥戴”的假象背后，指不定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上述种种反抗行为的发生，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所以当王时雍将第一次“公推”的结果告诉他时，他即明确表示，“邦昌不堪此任，还望另择贤能”。王时雍以为张邦昌在故作姿态，未将其言当真，还一个劲地恭维他是“名高今古，学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众美，匡济社稷，舍公其谁”。弄得张邦昌这个惯受阿谀的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第二次“公推”后，王时雍偕徐秉哲再登张府“报喜”，得到的回应仍然是“邦昌委实难孚众望”。王时雍这回看出张邦昌的推托非为虚谦了。事情在此卡壳，他感到有点意外，有点棘手，同时又有些窃喜。如果张邦昌坚辞不就，那么新朝的皇位他王时雍岂不就图之有望了吗？

因此王时雍一面仍然假惺惺地恭劝张邦昌“务以社稷为重，勿寒天下之心”，一面马上将张邦昌的不合作态度通过吴开、莫俦禀报金人，并添油加醋地渲染，张邦昌恐是稀泥糊不上墙，怂恿二位大帅“善作谋断”。岂料金将们根本不理睬王时雍的暗送秋波，只是命其速将带头闹事的秦桧解送金营，同时派萧庆带兵把张邦昌“请”到了刘家寺。

在刘家寺皇子寨，宗望亲自出马，与“老朋友”张邦昌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会谈”。

宗望以和颜悦色但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张邦昌说，我们与张太宰已有良好的合作开端，希望将这种友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请张太宰在汴京称帝，是我大金皇帝的旨意，绝对没有变更的余地。如果张太宰拒不合作，我们只有纵兵屠城，那将使整个汴京城毁于一旦，张太宰一家老小自然也难以幸免。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发生不发生，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张太宰。本帅相信，张太宰是个明白人，孰利孰害何去何从，应当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听宗望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邦昌心知，除非舍生取义，这一关他是绕不过去了。

此前曾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为维护赵氏王朝的尊严，在金营里大义凛然怒斥金将，被当场“洼勃辣骇”。张邦昌不要说没有李若水那个胆子，连唐恪那种仰药自尽的勇气也没有。而且他认为那样做来也并不值。君不见连皇上都已低三下四地书写手札，表示了“别立异姓固当如此”，作为臣属，又有什么必要去为那个十足的窝囊废捐躯尽忠呢？只是他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不忠则逆，这是很让人头疼的。

张邦昌艰难地考虑了两日，终是选择了宁为瓦全不为玉碎。并且为自己的屈服行为找到了一条开脱的理由，曰“为了保全汴京万民性命”。或许，张邦昌的顺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军的血腥杀戮，但这只能是一种说法，无法用事实去比较和验证。

秦桧在金人的软硬兼施下，敌对立场也很快便发生动摇，从此逐渐走上了与金邦暗通关节之路，这是后话。

张邦昌三月一日被金军骑兵护送回城，根据金将确定的日程，于三月七日在宣德门外举行了“登基大典”。新朝国号“大楚”，定都建康。王时雍出任权知枢密院事兼权领尚书省，吕好问权领门下省，徐秉哲权领中书省，吴开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签书枢密院事，武将范琼任殿前都指挥使。其中除吕好问外，诸职人选皆由金人敲定，算是让这帮铁杆奴才各得其所。是张邦昌见这个执政班底成员的名声太臭，实难服众，坚持加进去了一个与他私交不错而且各方面人缘尚可的前兵部尚书吕好问。

至此，金军这次南征的战略意图全面宣告完成。他们剩下的事情，就是押解徽钦二帝以及包括被俘人员在内的大量战利品凯旋塞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