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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官运亨通者，倒没有几个真正中用。如两河宣抚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陕西制置使钱盖、知淮宁府赵子崧等部，当时均屯汴京附近，却无人敢于出兵策应宗泽。历代吏治大抵如此，千年痼疾极难根除。中华不敌外夷，此为要因之一。

以宗泽的官军及欧小凤等义军在东西两线的不懈努力为基础，局势确实具有向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转化的可能。但是这种转化，仅凭他们的努力还实现不了。各自为战的民间义军，到底只能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徒有副元帅之名的宗泽，也毕竟位卑言轻。尽管他们可以取得一些局部胜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金军重创，而欲逆转全局，却远非其力可及。没有各路勤王大军的协同作战，中原军民不仅做不到在战场上反客为主，而且收复过来的城镇仍会得而复失，所得战果仍将付诸东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宗泽纵有托天大略，兵力不敷，也只能望洋兴叹。

勤王大军不是没有，但它掌握在赵构的手里。而赵构的行动路线，则是由大名而东平，由东平而济州，步步趋向东南，离汴京越来越远。只扔下宗泽一支孤军，在卫南韦城一带苦战。

因而，赵佶、赵桓那绝处逢生之想，终究是化作了南柯一梦。

世间万事，只要想那么做，理由总是有的。赵构一不部署解围汴京，二不运筹断敌后路，一味只向东南转移，自有他的说法。“避敌锋芒，窥敌缝隙，积蓄实力，伺机而发”，这些话说出来也是振振有词、比较高屋建瓴的，而且很符合以黄潜善、汪伯彦为代表的一大批畏战官兵的心愿，因而颇得众将拥顺。相形之下，宗泽舍生忘死坚持奋战于敌后的主张和行为，反倒显得非常不识时务、非常愚钝可笑了。

赵构不肯倾注兵力增援汴京营救二帝，起初的动机主要是躲避风险，顶多再加上个拥兵自重。但是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一决策的意义非止于此，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感，在他的脑际中由朦胧逐渐变得清晰。此后，对于徽钦二帝，首先便不是能不能救，而是可不可救的问题了。明朝中叶的苏州名士文徵明，在一首《满江红》词中一语道破天机：“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误，当时只怕中原复。”

势态演变至此，赵佶、赵桓所日盼夜想的骨肉之亲康王赵构，便非但不是救命菩萨，反而与金军相辅相成地共同充当了他们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