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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厚葬，在宋代是颇为讲究的，不但仪式烦琐，而且耗资巨大。比如说葬期中超度亡魂的法事，少则七日，多则七七四十九天，更甚者还有超过百日的。而参加法事的僧道，亦少则十数人，多则百人千人不等，因之有什么“千人斋”“万人斋”之称。一场法事下来，费用可高达数千数万乃至十数万缗。再比如随葬物品，亦不厌其多、其精、其贵重。诸如金银器皿、玉鼎铜钟、漆角木瓷、绫罗绸缎等，尽列其中，以丰为荣，以奢为敬。

宗翰埋葬李师师，当然不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要说凡此种种他在军营里做不到，便是做得到也不能照此规格去做。堂堂大金元帅，为一个战败国的歌伎举行那么隆重的葬礼，成何体统，又不是要安葬宗翰之母。所以这个所谓的厚葬，不过是为了表示对李师师这位忠烈女子的尊重，将葬礼搞得严肃郑重一些，不似对死于战乱中的流民士卒那样草草地挖个坑掩埋掉而已。

宗翰命人寻得了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并亲自勘定了一块他认为风水尚可的葬址。下葬时由宗翰的亲兵抬棺护棺，这在宗翰军中，已经是战功卓著的阵亡上将的待遇。

赵佶是在棺木将要入土的前一刻被押解到墓地的，宗翰准许他最后看视一下师师的遗容。

赵佶踉踉跄跄地挪至棺前，向棺里看去。他一眼便看出了躺在里面的那个姑娘不是李师师。稍加细辨，就知那其实是蕙儿。赵佶极为惊愕地一怔，差一点将这不是李师师几个字声张出口。

宗翰原以为，赵佶见了师师的遗容会痛不欲生地抚棺大恸，不料却并未出现这种场面。他只见赵佶望着棺里陡地一愣神，便若有所思地直起身来，呆立在了棺边。宗翰当时没有在意，以为此乃赵佶悲痛至极、神志麻木的表现，遂命亲兵将棺木钉好，埋葬了下去。

当日宗翰回到帅帐后忙于军中事务，黄昏时又会同宗望举办了所谓的太平合欢宴，使得他无暇回味思索此事。直到夜半宴会结束，返回帅帐静下心来，宗翰回想起上午埋葬李师师的情形，才觉得赵佶在现场的表现似乎有点不对。进一步联想到赵佶从墓地返回囚室后，精神非但没有更加萎靡，反倒好像安定平和了许多，他感到这种反常现象里面有问题。

带着这个疑问，宗翰连夜去囚室讯问赵佶，但没能问出一个字。

原来，就在那日金军举行的大型晚宴上，赵佶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那日的晚宴，为了炫耀胜利羞辱宋人，宗翰、宗望强令赵佶、赵桓以及宋朝后宫的皇后嫔妃全部到会，其间故意让宋皇室嫔妃与一群歌伎混杂在一起，共同向金军的将士献舞侑酒。金军将士乘机对这些女人肆意调戏。有的金将在众目睽睽下，就撩开前去侑酒的嫔妃衣裙。有宫妃数人因实在不堪凌辱，躲闪着抗拒，即被拉出大帐当场斩决。

酒至酣时，宗翰竟又宣布，要将赵佶的第六女富金帝姬赏配给他的儿子设也马。赵佶连忙跪拜道，小女早已为人妇，不敢再嫁，乞大帅格外开恩，网开一面放过小女。宗翰置之不理，哈哈大笑着让设也马当堂将富金帝姬抱往别帐进行蹂躏。赵佶扯住宗翰的袍角哀告，宗翰竟喝人把赵佶拎将起来叉出了大帐。

赵佶悲愤已极，又无以发泄，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无论见了何人，均是一言不发。

宗翰在赵佶那里没问出究竟，次日便将张邦昌召至军中。宗翰开口就吓唬张邦昌道，姓张的，你有几个脑袋，敢来哄骗本帅。你送来的那个李师师，真的是李师师吗？

张邦昌不知宗翰是如何觑出了破绽，魂不附体地拜道，邦昌一向对大帅忠心耿耿，岂有那个狗胆。邦昌本与那李师师不甚熟识，却是辨不得真伪，敢是手下的人弄错了，也未可知。既然大帅怀疑有讹误，邦昌速去追查便是。

于是乎张邦昌返回城里，装模作样地做了些调查的形状，数日后再去金营，向宗翰禀报曰，邦昌已费尽周折查清楚，前者送来之人，确乎不是李师师，而是李师师的侍女蕙儿。此皆因手下捕役贪功心切，乃至张冠李戴矣。误事者已被邦昌严惩之。邦昌亦有失察之罪，甘受大帅处罚。

宗翰瞅着张邦昌那副愚蠢里透着狡黠的嘴脸，恨不能像拍苍蝇似的一巴掌把他拍死。只是考虑到目下正是用人之际，有许多事情还要靠张邦昌去出面周旋，同时也考虑自己厚葬李师师的事军营中都是知道的，若忽而又传出是弄错了人头，那可就成了个大笑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