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制夷“鬼奴”丁日昌（第4/6页）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5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得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此系后话，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讲。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5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接下来，丁日昌要作的事情，让福建全省都为之震惊。

他打算着手建一条从福建到台湾的电报线。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