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平乱之后（第2/13页）

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

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

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

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

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

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

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

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

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

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

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

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

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

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

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

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

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

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