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安内攘外（第7/16页）

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

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

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

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

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

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

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

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

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

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

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