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庚子前，康有为就因毕永年于报章上播扬其阴谋而衔恨至深，“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带地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86]。企图以暗杀加诸昔日的同道。自立军失败后，风传由汪康年、龙泽厚泄密，徐勤也试图毒杀之。[87]如果刘士骥案确系徐勤等人所为，那么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就随着它在政治上的倒退，而入于下流了。此后中国政坛上各政派多以暗杀手段对付政敌，保皇会不无开此恶例之嫌。
揭示保皇会的暗杀活动所得到的启示是，以激进青年为主体的革命党固然崇尚暴力流血，开明士绅受民重君轻观念的熏陶和天下己任抱负的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采取起义暗杀等暴力手段，来谋求实现救亡振兴大业。在这方面，近代西方革命史实与下层社会暴动虽不无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绅权既有接续官权传导皇权的功能，又有代表民意制约皇权的责任。一旦朝廷官府置国家社稷的兴亡安危于不顾，士绅便会起而代行社会主导职能。如果面对高压，他们更不惜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自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其首领往往是下层士人），从草泽以抗朝廷。斗争形式与手段，不足以作为政治派属的分界标准。诚然，历史上士绅的此类越轨行为仍属例外，但这种例外现象每当内忧外患之际又总是循例发生，形成常规通则。清末只是增加了废皇权兴民权的选择。
此外，先秦以来的游侠风尚，早已化为士林性格的有机成分，荆轲、聂政更是无数少年风靡崇拜的偶像。1905年梁启超编撰《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起曹沫，讫李广，并准备续编至张汶祥，传列历代名将侠客。其用意不仅“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88]，更隐含为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寻找合理依据之意，以证明它与正统士风的契合。当然，圣王之道毕竟两歧，保皇派只好在致圣的幌子下，大行争霸之道。只是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功力，没有值得炫耀的业绩，不得不避讳遮丑罢了。
注释:
[1] 《与志贺重昂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2]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3—137页。 [3]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8页。 [4]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7页。按该书将两人姓名隐去。据《康南海自编年谱》，1898年10月15日，陈士廉与梁元理“曾冒险难走京师”，欲偷运康广仁遗体南归。此事日本政府曾通报其驻华外交机构（《与志贺重昂笔谈》，《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据查，宫崎于1898年9月29日在香港与康有为取得联系，10月19日陪康赴日。北上行刺二门生出发于康离港前数日。另据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知新》同人书：“去年以来，介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5页）。陈字介叔。则北上二人应为陈士廉、梁元理，主要目的是暗杀行刺。 [5]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1—102页。 [6] 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徐勤书称：“麦事弟向不与知，故亦不敢妄议。但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页） [7]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40页。 [8] 1909年11月26日《关炳致康有为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62页。 [9] 明治32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又有以保皇会为目标的刺客抵达日本的消息。明治32年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 [10] 明治32年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 [11] 1899年4月14日汪大燮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