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党（第2/18页）

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发动中原大举。[4]明治33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密报，与孙中山同船赴沪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人士张浍、高绣延。据容应萸教授考证，自立军失败后，唐才质化名高打，狄平可能化名高德[5]，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这显然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任职《知新报》馆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6]

维新势力历来派系林立。戊戌政变后，除康、梁的保皇会外，其余各派维新党人也在寻求组织结合，以图群策群力，挽救内外危局，正气会和中国议会即聚合在上海的各派人士而成。他们不像康有为那样死守保皇立场，而以革新变政为宗旨，手段方式因时变通；与革命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排满一点，至于兴民政则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统称之为“革政派”（夏曾佑语）。孙中山与革政派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

长江下游方面，以汪康年为首的江浙士绅的实力远过于唐才常。由于各自与康有为的关系亲疏有别，双方联合中摩擦不断。戊戌变法前，唐才常的活动范围基本不出湖南，勤王运动以上海为根据地，不得不借重原来谭嗣同、梁启超的人脉关系。他组织正气会和中国国会，便要依靠汪康年等江浙士绅。正气会由会党首领及革新派人士组成，虽然唐才常任干事长，沈荩任事务员，实际上汪康年、叶瀚一派的影响力更大。正气会成立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分别准备另立新会。唐才常为了避免与汪康年冲突，辞去正气会干事长之职，凭借自立会，以便组织起义。

作为湖南、江浙维新党人联合以及哥老会与革新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正气会所采取的方针正是唐才常、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商定的“大合”主张，即所谓“欲集结全国之同胞，运动革新之大业，不得不宽其区域，广其界限，以期合群”[7]。其中汪康年、周善培等人，与孙中山还有过交往。

汪康年一直密切注意中国各界的动向，早在1895年3月，他就向梁启超打听过孙中山的情况，对后者有所了解，这应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连续译载海外报刊有关消息评论的重要契机。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东，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民间力量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此行目的之一，很有可能是应孙中山与国内维新人士接洽的要求，商谈有关联合革新救国之事。

东游归来，汪康年仍与兴中会有所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他会见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人，批评“今人大率识短胆小，稍闻要之便掩耳却走”[8]，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党而拒绝相见形成鲜明对照。他还与加入兴中会的毕永年交往，1899年5月27日，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聚餐。[9]正气会期间，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又不能与唐才常通力合作，汪康年等人探讨过联合革命党的可能性。参与正气会的周善培在日本考察期间，经梁启超介绍，曾走访孙中山，“商量一切事务”[10]。他建议汪康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以备不急之需。[11]夏曾佑也关注孙中山的动向，主张设法争取革命党参与新政事务。[12]

中国国会成立时，汪派的势力进一步增长。尽管其内部各派的政见、方略不一，大抵均为戊戌政变以来主张联合救国的有志之士，具有很强的革新变政甚至反对当朝执政的倾向。因提倡变革而与清政府为敌的孙中山及其革命党，自然为其成员所重视，或者说在共同的救国革新道路上，彼此或迟或早已经有所联系。

1894年孙中山想通过盛宣怀上书李鸿章，郑观应曾为其作书介绍。[13]1898年汪康年在日本见孙中山时，正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在座。戊戌政变后，遭到清廷通缉的文廷式在陈宝箴和日本人士的帮助以及刘坤一的故纵下，辗转逃到上海。[14]对康有为有所不满的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愿意予以援手，他说动刘学询为文廷式提供资助，而自己则利用租界提供政治庇护。[15]1899年5月，汪康年与毕永年、唐才常聚会，参与者还有文廷式、张通典、狄平等人。6月，文廷式与宫崎寅藏在上海结识。1900年春文廷式到日本时，与宫崎寅藏几度会饮[16]，并与孙中山会晤，谈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7]回国后，文廷式还与张尧卿一起到长沙为孙中山散票。井上雅二日记提到，8月21日，文廷式归自湖南，“似乎事情没有成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