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8/11页）

从治史的角度看，关于“革命”话语现代性的考论，值得注意的是将“革命”一词的诠释意义和历史意义相区别，并从分辨汉语的革命、英语的revolution和日语的かくめい三者复杂的语境关系入手，仔细探讨“革命”一词的语义转化及其具体运用过程。[14]由此反观中国近代史的现有框架，不仅太平天国的“革命”是诠释分析的结果，孙中山也不得不将“革命”先行者的头衔让给梁启超。

然而，再好的观念假设也要经受历史的验证，庚子勤王的史实表明，趋新各派和日本人士，都已将孙中山视为革命党的代表。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确是他们走向革命的分水岭。而对于孙中山而言，却是以革命首领的身份参与庚子勤王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反满固然是孙中山政治主张的重要内容，仅此而已，则不能脱离旧式以改朝换代为革命的窠臼，甚至不能与怀有帝王野心的刘学询等人划清界限。孙中山有其顺应世界潮流的新追求，当时各派人士或怀疑其是否真心实意，却也知道他与一味反满者不同。就此而论，中国革命的起点显然不应定在庚子。

不过，革命与否，此时显然还没有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志，甚至“革命”一词的含义也相当不稳定。一些人依然强调革命原有的改朝换代意义，而主张实际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政。因此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较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戊戌前章太炎的区分是：“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15]戊戌后汪康年、曾广铨主持的《中外日报》刊登《革政论》，批评守旧、维新两派各持己见，各分门户，所争不过意气。施政犹如衣食住房，必须因时制宜，与岁更易，短期可以修而新之，历久则不如改易之为愈也。“物敝则易，法敝则改制，同此一理也。”[16]庚子夏曾佑主张联络外强，以兵力胁退慈禧，请光绪亲政，再行新政，认为此举有形势极便、全体振动、下合人心、少杀人等四项好处。如革命党人不愿，可设法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具体办法是宪法规定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17]夏氏将革命与革政的区别仅仅定于反满，太过表面，当时革命党人并不以“革命”自囿，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内外交迫的危机局势使各派宗旨手段的分歧有所缩小，共识明显增加，所以孙中山可以接受长江流域用勤王名义实现大合，趋新各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纷纷联合秘密会社，准备动武。

九

治学当然要与时俱进，只是不一定因时而异，陷入趋时与过时的轮回，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阅历、悟性，乃至智慧，不断地开发扩充，对于社会人生的领悟自然不同，学术品位和境界随之变化。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超越年龄限制者当然是少年老成；不然，后知后觉，悔其少作，也可以不断提升。治学无常法，就此而论，学问必然分层分等，方法越好，难度越大，善用者越少。在学术领域，真理果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学术应当自由而不能民主。不同的学术品位与境界之下，对历史的判断与鉴赏，差异极大，难以沟通。凡治学者，当有自觉，以免名不符实。

近人好分纯学术与致用之学，至今犹然，而美其名曰思想与学术之别。仔细观察，所分不在内容形式，而在难度。真正高明的学人必须对社会历史人生有着超凡的真知灼见。只是水至清则无鱼，看得过于透彻，反而不愿亲临现场。而所治学问，又为凡人难于理解企及，于是视为无用；流于泛滥者反而易于为多数人所用。其实，曲高和寡固然不为当下所认同，却往往切中时弊，指引正轨，流传久远。不幸人类尚在茫然，需要时间去领悟其中真义。凡人认识的滞后，是庸人甚至骗子成为头羊的基础。社会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如履薄冰，或面临深渊。如果思想不仅是畅所欲言，甚至信口开河，还须讲究言之成理，则此一理字，必然与学理相关，不可能无源无本，为所欲为。不少以思想家自居的人却要标明身份为学者，恐怕还是希望将自己与一般同样会思想的大众加以分别，以显示其价值的无可替代。只是如果其所本之学尚且不能胜人一筹，从学理看非常识即笑话，则赖以产生的见识居然能够高人一等，岂非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