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后一战（第2/10页）

12月底，东北局撤出沈阳后，仍不肯远去。先撤到本溪，呆了一个多月，又转到抚顺。围着沈阳，恋恋不舍地打转转。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可靠的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务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该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⒆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种根据地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目前“我产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⒇。

问题到此应该结束了，下一步是怎样具体实行的问题了。干这个，共产党人轻车熟路，个个都是行家里手。可行家里手中的巨匠，早已发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的毛泽东，由于本文将陆续写到的种种原因，一度却把希望寄托于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变成了“最后一战”。

“八·一五”后的近十个月里，是一个色彩纷繁，变化多端，像个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阶段。

曾有那么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很喜欢把大千世界的各色问题，一刀齐地截成红与黑两种颜色。对于黑土地上的这段“万花筒”时期，则以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那天为界。此前违背这个指示精神的，可以忽略不计。此后再不“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为“错误路线”。

这样分，连毛泽东本人都难站到“正确路线”上了。

这是个需要并将产生领袖的时刻。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但领袖毕竟只是领袖，而不是神－－尽管“袖”字最后那一竖，再往下出点头，差不多就变成神了。

错误口号，必然导致失误和混乱。

因一部《兵临城下》，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较早罹难的白刃老人，闯到关东后担任共产党安东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久，上级还说要来个国民党的台长，让他有个思想准备。老人说，当时觉得真别扭。两个台长，怎么工作，听谁的？还不成天斗嘴吵架？

有的老人说，大家议论“最后一战”了，和平了，统一了，咱们是不是也要授衔了？一些人就算计自己能弄个什么“校”，什么“尉”。有的挺高兴，觉得弄块牌子扛扛，“土八路”就“洋”起来了。有的说：咱可不能戴那玩艺儿，那不成国民党了？

撤离城市时，有些机关和部队把家具都带着。火车、汽车，一路装上卸下，不辞辛劳。有的为多装家具，竟丢下弹药不管。“最后一战”了即便不刀枪入库，也没有沙发、沙发床和地毯什么的，来得实惠了。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一段文字：有的同志掌握不住自己，花天酒地，听戏，闹陈设，逛市场，找老婆，下馆子，没。车不走路等，好像有点习以为常的事，有的同志结婚不摆宴席，甚至想用小汽车铺张浪费，在当时战争观念是很淡薄的。(21)

1946年5月24日，黄克诚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这样写道：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厌战，希望在城市享乐腐化，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

有些机关和部队，进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好“洋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沙发和沙发床。头几天像掉进棉花堆里：这有钱人摆的什么穷阔？过几天习惯了，舒服了，就感慨万端起来：会走路就拿打狗棍，这些年今天伤一个，明天亡一个，哪曾想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呀！这帮人可真他妈的会享福呀！这回也该老子享受享受，在天堂里当当神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