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今日之域中，谁家之天下（第3/7页）

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发泄心中的愤懑；他们抨击太后专权，讥讽诸武用事，也因中宗被废而大鸣不平。他们以李唐皇室旧臣自名，认为太宗皇帝开创的帝业已经落入武则天的手里，国运危在旦夕，亟待大唐的忠臣赤子拯救匡扶。

李勣死后，李敬业袭爵英国公，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勣病情继续恶化，在他病重期间，他只服用高宗皇帝派人送过来的药，就连家里请来的医生也一律不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李勣曾在家中大摆酒宴，对自己的弟弟李弼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今天故意宴乐，是要趁此机会和子孙们交代一下。我亲眼看到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他们都被后辈连累，所以希望你们细加观察，如果有人操行不端，结交那些朝中人士，参与朝政，马上打杀，然后奏之朝廷，以免连累整个家族。”

李勣死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巩固了永徽夺宫的成果。在上官仪事件后，二圣并立成为朝堂之上一道独特的权力运行风景线。

李勣的临终安排透露着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李弼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为了保全门户，李弼可以扑杀任何不肖子弟。

门户是当时人们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房、杜等贞观年间的重臣们辛苦立门户，力图与那些正在衰亡的山东士族攀结婚姻，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一个门户既经建立以后，如果要将其毁掉，多半是因为政治原因，尤其是因涉及谋逆问题。本门户中如果有成员参与此类活动，便可招致整个门户的毁灭。

李勣的这些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是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大量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李勣的思想由来已久，玄武门之变前，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兄弟相残，但他没有介入任何一方。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的几个皇子再度陷入储君之争，朝臣内无人不结党，李勣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倾向。

如果非要说李勣曾经卷入过政治斗争，那就是永徽年间，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立武则天为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勣一人称病而不表态。在高宗多次询之下，他才算勉强给出了“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但那时的形势是，大势已经渐趋明朗化。

李勣的人生经验，也是他对未来形势的一种预判与估计。以李勣之智，他当然知道，二圣临朝的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变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武、李两大派系必定要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冲突。不管是哪一派取得最终的胜利，都与李勣家族的利益无关。李勣家族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在冲突爆发之后，他们还能否保全自己家族的门户和利益？

李勣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临终所嘱之事会一语成谶。他的孙子李敬业会起兵，殃及家族。

就在武则天着手推动长期临朝称制，建立一个名义上上应天庭仙阁而又形式上托古改制的新朝堂的时刻，李敬业和他的弟弟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走到了一起。

或是遭到朝廷贬谪的落魄之人，或是郁郁不得志者，他们中有两种失意分子，庶族失意分子与士族失意分子。骆宾王与魏思温两人是庶族失意分子，其余几人则是士族失意分子。

魏思温原是一个县尉，一个低级别官员，他的出身是庶族。而骆宾王则是初唐四杰之一。唐之奇、杜求仁及李敬业兄弟，则是几个失意的士族分子，他们的家族都列名于《姓氏录》。这些家族，在显庆年间兴盛一时，但后来的地位下降了，因此显庆先进变成了上元后进。

这些望族地位的下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对的下降，二是绝对的下降。与武氏家族及裴炎集团两大上元后进比较起来，他们处于被冷遇的地位，这是相对的下降，更是绝对的下降。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失意，可他们的失意又各有各的失意。

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司马，三品眉州刺史被贬为从五品柳州司马；

弟弟李敬猷则被解任正六品县令之职，成了平头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