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孙袁斗法（第3/4页）

后来，议员们弹劾陆征祥失职，陆征祥一气之下，学唐绍仪一走了之。

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共和制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一向自信的袁世凯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袁世凯毕竟是个旧式人物，共和这种新制度让他感到棘手。这期间，袁世凯比过去苍老了许多，他处于一种反思与纠结的状态中。他不知道是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还是自己没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

此时的袁世凯不再像过去那样犀利果敢，反而显得有些呆滞和笨拙。如果说以前他不断地走上坡路话，现在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就像一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骆驼。

袁世凯终于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共和根本不适合中国，至少现在不适合中国。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的情况吧，中央政府相当于国家的大脑，但这个大脑无法有效地指挥手脚。地方政府根本不把中央的政令当回事，各省不但截留税收，而且自行任命官员。此外，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纲常废掉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当时也像现在一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中的违法乱纪事情也非常多。

道德崩溃后，年轻人更加迷惘，一迷惘就无法无天。很多年轻人加入同盟会等组织，他们其实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加入社团。社会上报纸越来越多，但是农民却越来越少，土地日渐荒芜，民生处于凋敝的边缘。

知识分子以前靠科举吃饭，共和制度取消科举制后，他们一肚子牢骚，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卢梭。人人都急切地盼望社会改变，所以大家习惯于喊口号，以为只要口号喊得够响，日子就会很快好起来。

袁世凯有一个英国顾问叫莫理循，他这样描写当时中国的时局：“至于中国，事情并未好转，很少或全无成就。这里看不见有作为的政治家气魄，没有始终如一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他们却把精力用在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规章法令上，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莫理循的话是有道理的，袁世凯想通过共和制度强国，事实证明不可能。

宋教仁之死

1912年8月，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担任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等人担任理事。

在国民党中，宋教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理事时才三十一岁。宋教仁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讲天赋，组织政党内阁。在国民党内部，宋教仁对孙中山几乎形成了功高震主之势。正是在宋教仁的一手努力下，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才占据近一半的席位，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第一大党应当组阁，身为国民党的党魁，宋教仁理应出任内阁总理。

眼看着宋教仁的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很多人心里不满。当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演说，号召民众觉醒。袁世凯也很担心，他怕宋教仁想跟他抢总统宝座。

宋教仁这个人道德是非常高尚的，在他遇刺之前，有人提醒他要小心。他却说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光明正大地参加竞选，有什么好怕的。

袁世凯几次催促宋教仁进京会谈，宋教仁也答应了他。宋教仁打算在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好友于右任建议他坐船，说坐车的话很容易引人注目，有可能招致暗杀。宋教仁不以为然，果然在火车站被人开了三枪。

宋教仁临死前发了一封电报给袁世凯，从电报中看出宋教仁丝毫不认为袁世凯派人暗杀自己。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是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干的，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袁世凯把宋教仁看成是个威胁，担心他一旦成为总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

宋教仁被杀后，全国都沸腾了，大家怒不可遏，要袁世凯查出凶手。袁世凯也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出凶手。

不久，有两个学生向警方提供线索，他们住的隔壁有一个叫武士英的人，这个人昨天还向他们借钱，今天回来忽然变成大款，全身西装革履。两个学生还说，宋教仁被刺的当天，武士英一夜未归。上海是陈其美的地盘，所以这个案子也就由陈其美来审。不过说句公道话，陈其美就是嫌疑人之一，让他负责这个案子，想要得到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