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搞经济改革一定要精打细算（第4/6页）

为了有效地根绝腐败，雍正还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约束。以前，地方官向户部缴纳钱粮时，每一千两银子要多交二十五两的“余平银”，雍正意识到这是产生腐败的一个温床，刚上任的时候就下令削减十分之一的“余平银”。

后来，允祥又建议雍正彻底取消“余平银”和“加色银”这些灰色收入，雍正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批准，肃清了官场歪风。

在当时也有假币，针对假币的泛滥，雍正同样以严刑峻法禁止民间私自铸钱。为了有效地打击铸钱业，雍正要求各省督抚要秘密查访，一旦发现，要给予严厉打击。知情不报者与案犯同罪，不知情的地方官也要连降三级，甚至铸造假币附近的邻居无论知情还是不知情也要枷锁一个月，杖打一百，流放一年。

在封建社会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火耗这种东西应该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官也是势利眼，他们不敢得罪当地的富绅，往往把火耗转嫁到小民身上，从而使小民的负担更重。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政府、绅衿、小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雍正认为，这个矛盾错在绅衿，决定剥夺他们的特权，让他们跟平民百姓一样，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

元年，在河南实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引起了河南的一些生监的不满，河南的一些生监在县学教官杨倬生的带领下，控告知县张可标。雍正查实情况后，将那些闹事的生监绳之以法，表彰知县身体力行推行新政策。

摊丁入亩

封建社会一向是按人丁交税的，有多少人头交多少税，看似非常公平合理。但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这样，里面有很多不确定不可控的因素。

许多人为了逃税，故意隐藏人头数目，这种事情在地主家里最为严重，地主良田多，丁役多，交的税多，隐藏丁役就能逃不少徭役。

很早就有人意识到这种徭役制度不合理，在明末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官吏进行了改革。比如，崇祯八年，汉中府城固县实行了“丁随粮行”的新法。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在康熙年间激起了下层的反抗，无奈之下，康熙颁布一项政策：以后增加人丁，永远不加赋税。

康熙的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但仍然不公平，以前丁役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随着人丁的增加，平均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赋税相对减少，如何重新计划丁银便陷入了混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按亩收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你家有多少亩的地，就交多少的粮。这个办法确实好，是由御史董之燧提出来的，但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最后，雍正决定先在几个省份试行，结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即使这样，朝廷中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山东巡抚黄炳支持雍正的改革，他认为这是缓解民困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个体察民情的封疆大吏，他感到按丁纳粮很容易造成贫民逃亡，如果摊丁入亩，有地的交税，没地的就不用交，可以减少贫富差距，这才是善政。

可惜由于朝臣反对过多，雍正并没有立即接受黄炳的建议，甚至责备黄炳轻率，让他管好自己省内的事情就行了。一个月后，直隶总督李维钧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李维钧还解释，这项改革肯定会招致那些大地主的反对，他们田地多，交的税肯定多，所以不乐意。

雍正又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再次交给户部讨论，意见纷纭。有人说按亩分摊同样不公，因为很多地方土地测量并不准，而且地有好坏之分，好的地产量高，不好的地产量低。这些也是实情，不过李维钧也有办法，他说把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地的质量来交税。雍正听了，大为赞赏，他让李维钧去办这事。

后来，李维钧对雍正说，他受到一些权势的孤立，怕事情办不好。雍正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办吧，有朕支持你就够了。”

历时半年的摊丁入亩讨论终于结成正果，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康熙年间就提出来，但一直悬而未决。由此可见，在办事和改革这块，雍正确实超越了父亲。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浙江官员在推行这项改革的时候，遭到了地主阶级的反对，他们聚众到衙门口喊冤，巡抚法海居然惊慌失措，被这些人吓住了，表示暂不实行改革，可见改革难，推行改革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