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下场（第4/5页）

张居正的改革同样是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进行的，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大规模的徭役征发，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各地起义不断；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张居正总结当时存在的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369

百日维新同样也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进行的。军事上，八旗军军纪败坏、营务废弛、兵制紊乱，几十万大清军队抵挡不住几万甚至几千西方军队的攻击；政治上，吏治败坏，上行下效，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世风日下，腐败现象不断漫延；外交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外国列强以军事侵略为前奏，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财富，使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割地、赔款，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年轻的光绪皇帝萌发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宏大志向，也正是在不得不批准《马关条约》的无奈与无助下，写下了“内外臣工坚苦一心，痛除积弊，尽力研求，详筹兴革”的话。370民族危机激发了光绪帝的爱国热情，大量的“上书”又助推了他变法的决心，“不甘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而开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改革，更是在国贫民弱的状况下开始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71，邓小平强调，“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372。

第二，任何改革都有巨大的阻力。革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的，而改革则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完成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个再分配的过程，必然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这种利益包括现实的利益，但更主要的是预期的利益。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改革的力度和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的程度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越是大力度的改革，越是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改革者必须面对的是更多的反对者和更强烈的反抗。

商鞅之法太过刻薄寡恩，太子有错，其老师公子虔受罚，后又受劓刑，导致秦孝公死后，立即告商鞅谋反；酷刑与连坐之法，使得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以至商鞅逃亡至边关时，店家因害怕“连坐”都不敢留宿；设军功爵制度，“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使贵族不能靠出身就获得爵位，享受特权，造成“宗室贵戚多怨”。商鞅变法十年，虽然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但是商鞅面临的处境正如赵良所言：“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373也就是说，商鞅的变法，惠于国家，但得罪了天下人，使得人人自危，包括他自己。

王莽在他政治生涯的前半段，天下无人不支持他，而在他政治生涯的后半段，天下无人不反对他。反对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改制把天下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人均百亩，多出让与”的条款，毫无悬念地将豪强地主驱赶到了新王朝的对立面；而翻来覆去的币制改革，让“商旅穷窘，号泣市道”；山泽税的收取更是使“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人，工匠饥死，长安皆臭。”374于是公元9年起，或由刘氏宗族率领，或下层普通百姓自发的小股起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发展到最后，天下大乱，王莽死于乱军之中。

敢作敢为的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375的大无畏态度矢志改革，虽然其一意为实现国富民强，但其变法最终被废除，其所遇阻力除了因其变法使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外，更重要的是用人不当，问题处理不当，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王安石对所用人员无原则的纵容使得变法的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导致当时许多“贤良大臣”的一致反对，如前宰相韩琦、前宰相富弼、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还有苏轼兄弟，这些人几乎都是宋史上的一代名臣，不能一概地以守旧分子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