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得罪知识分子（第3/4页）

第二件，毁坏学校及办学机构。伴随着对孔像孔庙的焚毁，是对学校等办学机构的毁坏，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152，镇江府学、丹徒县学、高淳学宫、金坛庙学，江阴庙学、吴江震泽县学，常熟昭文县学宫、青浦学宫、南汇县学宫等均于咸丰十年（1860年）“焚毁无存”、“仅存瓦砾”“废圯殆尽”153。苏州士绅冯桂芬在《重修吴县学记》中感慨：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

第三件，焚书。定都南京之后，经洪秀全批准，1853年出版了《诏书盖玺颁行论》，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54。秀才马寿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中记载了南京城里焚禁古书的场面：“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155

当然，否定所有的文字这种过激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领导层内的质疑。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一更时分，天父（杨秀清）再度下凡，作出最高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156

太平天国为了将书籍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设立删书衙，删改《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宣布一切儒学经书要经过删改才准许刊行诵习，但直至太平天国1864年覆亡，始终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

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的排斥又趋激烈。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嘉定县志》记载，“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战后江南的几个藏书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宁波天一阁，都被扫荡无余，藏书散失毁弃。正因如此，苏南的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57“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58“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159

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江南地区。

这样的破坏不可能不遭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抗，《盾鼻随闻录》、《江南春梦庵笔记》等伪书的出现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反感与痛恨，大量关于太平天国史料（除外国人写的以外）也大都以“贼”称太平军与洪秀全等。

反对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比洪秀全大3岁，一个成长经历跟洪秀全完全相反的人。自幼虽笨，但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1833年为秀才，23岁中举人，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33岁升任翰林院侍讲，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充文渊阁校理，那一年洪秀全第四次考秀才落榜。1850年，洪秀全正在谋划起义时，曾国藩任兵部右侍郎兼吏部左侍郎。

曾国藩像

曾国藩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洪秀全的革命不仅冲击了他的现实世界，而且冲击了他的理念世界，愤然扛起了对抗洪秀全的大旗。1853年，借着清政府寻求团练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趁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