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三农问题”（第2/3页）

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108，则是普遍现象。

土地是地主的，无地之人要想生活必须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出租的土地必须要收地租的。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109。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110，在吴江，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

清朝土地契证

租地耕种是必须要交地租的111，但是地租却不是农民负担的全部，除地租外，他们还要缴田赋（皇粮）。

田赋里的潜规则

所谓田赋，也即皇粮、公粮，是政府对土地所有人课征的土地税，被列为国家正贡，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

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多缴，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缴或少缴。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纳税并不以田地多少为原则。洋务先驱冯桂芬在他的《显志堂稿》中这样表述：“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那个买下了苏州留园的盛康在其《皇朝经世文续编》中甚至记载了这样的事：“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

由于缙绅大户，凭藉其势力，可以“短交”粮赋，所以该地税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112。清代学者柯悟迟在其《漏网喁鱼集》中这样描述：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113。

另外，清末的吏治腐败也给“田少者”造成巨大的伤害，《皇朝经世文编》114中这样记载：“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115

由于世家大族可以通过“捏报灾歉”、“飞洒”、“诡寄”116等多种手段“蠲免钱粮”，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左宗棠在其奏疏中这样写道：“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117

小户、自耕农和贫农为了避免这种田赋转嫁造成的伤害，怎么办呢？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挂靠”。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吞占。

古代田赋，一般用实物缴纳。收上来的粮食往往需要由水路转运到京师各地，谓之“漕粮”。大宗货物的转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力、船只，转运的过程中还会有损耗，那么运费从哪里出呢？转运过程中的损耗从哪里出呢？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征收赋税时都会比规定的皇粮征收得多，这其中多征的部分称为“浮收”。后来，由实物纳税改为货币纳税，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一斤粮食合多少钱呢？只能是官府定价，而官府定价往往使“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这种用压低折价的方法多收的银两称为“勒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