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满清官僚（第4/5页）

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即半夜一点左右）。群主将客送出登舆，然后地主逐次揖送，再著人持群主名贴，到客公馆道乏，又持粮道衔柬，至各署道乏。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除外。又记：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进省者，皆是戏筵。

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71

如此记述，举不胜举，只不知张集馨如活着的时候发表此年谱，会不会被双规、撤职法办。

两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是张集馨在临走前不能忘记一件事——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这一番下来，“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72，只是不知道这些钱是不是又是靠借贷来的。

在清朝，谁能逃出这些潜规则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也没能例外，因为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在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期间，林则徐正是当时的陕西巡抚，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73。张集馨还是讲职业道德的，只记事，不指名。

官员如此，小吏又如何呢？

清朝政府公务人员分两种，一种叫官，一种叫吏。吏又叫胥役，主要包括书吏和衙役，书吏是“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74，衙役又称差役，“奔走于公家，执杂役者也”75。清代的胥吏有多少，没有准确数据，明末清初的侯方域76说，“今天下大县以千数，县吏胥三百，是千县则三十万也”77。清初承明制，胥吏有工食银，从地方正额钱粮之存留部分中取得。但是到康熙元年（1662年），取消全国范围内胥吏的工食银。那么没有国家或地方政府财政供养的胥吏如何生存呢？只有一个办法——腐败。

吏部和兵部书吏主要在文武官员补授选调时索取贿赂；工部书吏通过在兴修工程时捞油水；礼部书吏在科举考试和婚丧等重大典礼上获得额外的收入；刑部书吏则当发生人命大案时可以敲诈勒索；地方胥吏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办案的各项规费，包括纸笔费、抄写费；等等。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正因为内外衙门的书吏可以获得名目繁多的部费、陋规，所以导致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收入甚至比官员还要高，形成了京官贵而穷，胥吏贱而富的怪现象。

而清代政府则对这种腐败更是采取了事实上的默认、纵容态度。2012年出版了一本很受争议的书，由自称是慈禧太后情人的巴恪思男爵（1873-1944年）写的《太后与我》，他的这本书里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给胥吏仆人小费的描写，不仅是朝廷大员，而且连慈禧太后也是这么做的：“太后命李（李莲英）给我五百两银子，赏赐仆役和轿夫”。78“访问大学士（荣禄）之行破费不少，但是想到为我的仆人们赢得不少面子，我甚感安慰。这是因为，大学士一定会以相当的数量赏赐他们；当然，他确实如此做了。”79“我（巴恪思）给两位小厮和前述侍者各五两银子小费，并有幸得到他们的赞赏。”80“荣禄的一队亲兵全副武装，一脸凶相和警惕，守着大门。戈什护呈上我的名片，以及最重要的‘门赏’。”81“他（李莲英）无论何时造访我——相当频繁毫无例外总要赏我的仆人五十两银子；因此他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客人。”82